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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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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2月9日的讲话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狠抓落实的要求，切实解决好政府工作中存在的执行不力问题，不但是我们建设高效政府的关键，对于推动“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实现，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国家长治久安，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中国政府必须正确定位，适应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采取优化的赶超战略，跳跃式地前进，尽快建立既能适应国内经济体制又能应对国际市场竞争需要的高效政府。《高效政府与干部执行力提升》以简洁易懂的语言，辅以详实的资料和生动的案例，介绍了高效政府的具体内容，分析了当前我国建设高效政府所遇到的困境，并对建设高效政府中的核心环节——执行力建设问题进行了详细讲解，有助于读者了解我国高效政府建设现状，加强自身执行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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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执行力是廉洁高效政府的生命，也是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成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和问题的迫切要求，成为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化其他领域改革的重要前提，也是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政府的效能与干部的执行力，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事关千百万群众的利益，事关政府和干部的形象。
《高效政府与干部执行力提升》紧密围绕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新要求，以简洁易懂的语言，辅以翔实的资料和生动的案例，分析了当前建设高效政府存在的主要问题，系统介绍了建设高效政府的具体内容，详细讲解了建设高效政府的核心——提升干部执行力，是各级政府机关和领导干部建设高效政府和提升执行力的学习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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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傅思明，中央党校政法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生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后。宪法专家，国家公务员考试测评组专家，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特邀专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MPA（公共管理硕士）特聘教授。主要社会兼职：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专家咨询组成员，北京市政府立法工作法律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行政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员，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宪法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立法研究会副会长。出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通论》、《中国司法审查制度》、《中国依法行政的理论与实践》等专著，发表论文100余篇。
李文鹏，中央党校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社会学，主要参与编写的著作有：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的《突发事件应对法与政府危机管理》，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依法行政百问百答》等五本图书。主要发表的学术著作有：在《天津行政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关于我国公用征收立法的思考》，在《学习论坛》上发表的《弱势群体权益保障的立法思考》，在《环境保护》上发表的《“河长制”需要公众监督》，在《改革开放30年与我国公法学的发展研讨会论文集》上发表的《论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保障——三十年的回顾与展望》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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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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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理解高效政府奠定理论基础
一、什么是高效政府
（一）高效率
（二）高效益
（三）重视公平
（四）结构科学合理
（五）具备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
二、高效政府的特征
（一）突出公共性的价值取向
（二）迅速回应公众诉求
（三）廉洁奉公
（四）依法行政
（五）对人民高度负责
第二章 了解低效现状正视自身问题
一、中国政府低效的现实表现
（一）政府职能部门庞大，运转成本高
（二）缺乏综合科学决策系统
（三）存在权力寻租现象
二、造成中国政府低效的原因
（一）行政体制改革还面临很多困难
（二）职能不清
（三）职责不明
（四）地方保护
（五）部门利益
（六）形式主义
第三章 打造高效政府加强执行力建设
一、中国建立高效政府的重要意义
（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三）建设节约型社会，践行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二、打造高效政府必须进行执行力建设
（一）执行力是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
（二）执行力是落实政策的关键
（三）执行力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的关键
第四章 提高自身认识正视执行问题
一、什么是执行力
（一）执行力的内涵
（二）执行力的构成
二、执行不力的表现
（一）机械执行
（二）粗暴执行
（三）选择执行
（四）象征执行
（五）附加执行
（六）替代执行
（七）随意执行
第五章 分析执行原因挖掘不力忧患
一、传统负面行政文化的影响
（一）官本位文化
（二）官僚主义
（三）形式主义
（四）人情关系
（五）安于现状
二、干部自身素质的影响
（一）政治觉悟不高
（二）片面政绩观
（三）科学文化素养较差
三、政府绩效管理存在缺陷
（一）绩效管理呈现“自上而下”的特征
（二）绩效评估缺乏公众参与
（三）绩效评估随意性较大
（四）绩效评估体系不科学
（五）评估重结果，轻过程
四、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缺陷
（一）问责主体有限
（二）问责对象难确定、不全面
（三）问责情形不统一
（四）问责方式不科学
（五）问责程序不规范
第六章 提升执行文化培育执行氛围
一、继承和弘扬我国传统行政文化
（一）“天人合一”
（二）以身作则、大公无私
（三）民本思想
二、加强法治文化建设
（一）制度层面上应是良法善治
（二）政府结构具备权力制约模式
（三）社会治理遵循理性规则
（四）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五）社会主体具有自觉的规则意识
（六）具备法治思维
（七）法治需要本土化
（八）法治的理念需要与时俱进
三、培育责任文化
（一）深化责任理念宣传，构建核心价值观
（二）完善责任体系，强化管理规范行为
（三）坚持以人为本思想，营造和谐工作氛围
第七章 提高干部素质奠定执行基础
一、深化人事制度改革
二、优化干部培养选拔机制
三、培养宗旨意识
四、加强日常学习
（一）转变思想，充分认识学习的重要性
（二）要培养兴趣，不断增强学习的主动性
（三）要讲究方法，切实提高学习的实效性
五、创造干部培养的外部环境
第八章 完善绩效管理提升执行品质
一、加强法制化建设
（一）完善绩效管理立法
（二）明确政府绩效监督职责
（三）坚持实体与程序并重
二、发展电子政务
三、完善信息公开
四、扩大公众参与
第九章 完善行政问责促进执行实效
一、完善问责主体
（一）共产党是多元问责主体的领导核心
（二）完善行政问责制要发挥人大问责的枢纽作用
（三）司法审查是多元问责主体的法律屏障
（四）积极探索民主党派问责的有效机制
（五）社会团体和新闻媒体是多元问责主体的社会力量
（六）保障和维护公民参与问责的机制
二、确立行政问责的对象
（一）由选任产生的行政领导成员
（二）由委任产生的行政领导成员
三、规定行政问责的范围
四、规范问责程序和完善问责形式
五、规范行政问责的救济制度
（一）健全行政救济制度
（二）完善被问责干部的后续安排
六、做好行政问责的配套工作
（一）完善行政问责制的配套制度建设
（二）推行政务公开
（三）加强行政问责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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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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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理解高效政府奠定理论基础
高效政府就是高绩效的政府，它是政府在公共行政活动中所取得的工作成绩和社会影响等的综合反映，它要求政府在履行行政职责的过程中，以相同或更少的资源获得公共产出的最大化，同时要注重社会公平，能够积极回应公众要求，使公众满意。
一、什么是高效政府
高效政府的绩效是一个包含效率、效益，以及社会公平等因素的综合性范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高效率
行政效率是指公共组织和行政工作人员从事公共行政管理工作所投入的各种资源与所取得的成果和效益之间的比例关系。效率作为公共行政中的核心命题，行政学的创始人威尔逊指出：“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工作”。行政效率是检查和衡量公共组织和公共行政管理活动有效性的一个重要标准，它是行政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行政管理活动追求的最终目标，它贯穿在行政管理的各个环节、各个层次中，是行政管理体系中多种因素的综合反映。行政效率直接影响着各行各业管理活动的进行，制约着社会管理系统的整体效率，也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各项行政改革如组织机构、人事制度、奖罚制度、领导体制、财政体制等改革，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提高行政效率是加快国家建设步伐，迅速实现国家富裕强盛的重要条件，是公共行政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它关系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是国家和社会全面的发展必要保证，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
案例：据《湖北日报》2012年02月17报道，2012年，因春节后上班首日“不在状态”，武汉市一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及其领导被治庸问责。19名直接责任人被予以通报批评、书面检查或扣发当月绩效奖金等处理，13名相关领导也被追责。之前的2011年4月，武汉市在全市开展治庸风暴，着力解决干部队伍中的能力平庸、思想懒惰、纪律作风松散等问题。并对失职渎职行为建立明确的“买单制”，领导干部也要为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的下属“买单”。到当年8月，这场始于武汉的风暴，刮向全省。省委常委会决定在省直机关全面开展治庸问责活动，根治精神之庸、能力之庸、责任之庸的“三庸”现象，和不负责、不尽责、不担当的“三不”问题。省直机关围绕“治庸提能、治懒提效、治散提神、治软提劲”这一主题，深入开展了此项活动。各市州也“闻风而动”，相继启动了治庸行动。
随着活动的开展，一批庸、懒、散、软的干部被问责。武汉市开展治庸问责活动以来，共问责760人，涉及局级干部13人、处级干部113人。省直机关从2011年8月15日到12月15日，集中排查出“庸懒散软”突出问题2200多条，并逐条整改；受理群众投诉举报1578件，办结率达95%以上；给予组织处理、行政问责和纪律处分的314人（次）。治庸问责活动的开展，使全省“精神面貌大改观，作风纪律大转变、服务效能大提升、发展环境大改善”。省直37个有行政审批职能的部门就推进“四减五制三集中”改革，进一步清理省级行政审批事项向社会公开承诺：将原有的482个行政审批事项减至373个，减幅达23%；审批时限平均提速50%以上；许多审批事项实现“零收费”。此举使该省跻身全国行政审批事项最少、发展环境最优的省份之一。
高效率，并不是要求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和行政服务的速度就一定是越快越好，而是指时间使用的合理性。虽然，从被服务对象的角度来说，肯定是越快越好，但是我们国家的行政资源是有限的，不能仅仅为了某一个，或者是某一部分服务对象所要求的“快”，就无限制的使用行政资源。这样一方面造成行政资源的极大浪费，另一方面又使其他需要行政资源的服务对象因行政资源的匮乏而得到行政服务的速度变慢。因此，我们需要在行政服务对象希望的“快”和可以接受的“慢”之间找个合理的标准，使政府机关不需要为满足服务对象的不十分必要的速度而支付不合理的成本，同时也不会对服务对象造成任何意义的延误或者额外的成本。
资料链接：在我国官方文件中，首次使用“行政成本”概念并提出“降低行政成本”要求，是中共十六大工作报告。报告把“降低行政成本”作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指出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则进一步把“降低行政成本”作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的重要举措，指出，要“围绕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整合行政资源、加强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研究，继续推行行政体制改革。之后，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要“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问题。统筹党委、政府和人大、政协机构设置，减少领导职数，严格控制编制。加快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十八大报告继续强调，要“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
高效率除了要满足行政管理和行政服务的速度要合理之外，还必须有效降低政府行政运行成本。政府行政成本是政府向社会提供一定的公共服务所需要的行政投入或耗费的资源，是政府行使其职能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政府行使职能的必要支出，包括政府在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生产公共产品的过程中所投入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行政成本随国家职能的扩展而不断增长。具体来说，政治方面，国家活动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政府职能的内在质量也在逐步提高，这要求有更多的行政成本来予以支持和保证；经济方面，市场机制的先天不足，要求政府出面矫正经济运行的偏差，弥补市场的缺陷，即政府有必要提供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以满足社会的共同需要。因此，作为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生产公共物品所付出的费用总和的行政成本，必然因政府职能的扩展而增加。由此可见，对行政成本的有效控制，并不意味着行政管理支出数额越少越好，而应将其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所谓合理，即行政管理支出是否为实现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所必需，是否存在经费过剩或浪费的情况；如果行政管理支出需要随着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扩大而有所增加，增加的数额是否根据行政管理职能的扩大程度而定，是否存在超额增长的情况。讲求行政成本，是提高行政效率、建设廉洁政府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要正视行政成本在政府财政收入中的比例不断攀升、财政负担日益沉重、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现实，拓展思路，多方面寻求减少和降低行政成本的途径。
资料链接：随着中国地震局2012年7月19日零时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2011年决算书，备受关注的新一轮中央部门“三公经费”公开正式拉开大幕。这是继2012年之后，中央部门第二次向社会公开“三公经费”等信息。截至19日下午19时，已有92家部委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开了部门决算及“三公经费”等情况。
数据显示，2011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决算支出93.64亿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19.77亿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59.15亿元、公务接待费14.72亿元。2011年中央行政单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维持机关运行开支的行政经费，合计899.7亿元，比上年增长1.42%。2012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79.84亿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21.45亿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43.48亿元、公务接待费14.9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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