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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浅处石头摸遍了，中国已入深水区。 ——吴敬琏
明处太喧嚣，聪明的中国选择置身于“暗处”。 ——（美）亨利﹒基辛格
十八大换届完毕，新政府班子刚刚亮相，名家跨界携手，预言一个不确定的中国梦。
澄清当下中国的改革理路,从“中国轨迹”到“危险的邻居”、从“即将到来的危机”到“未来中国的陷阱”。
明处太喧嚣，聪明的中国选择置身于“暗处”。所谓“影子里的中国”！
世界经济缺什么？金融危机留下了哪些政治后遗症？
遏制权贵为何走不出怪圈？改革者为何变成了“反改革者”？
先富的人和未富的人如何安然相处？中国知识分子的权力从哪里来？
中国离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还很远,民众的集体偏好决定了未来的中国!
著名经济学家李稻葵、战略专家杨学军担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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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谈经济离不开政治，谈中国离不开世界。
《影子里的中国——即将到来的社会危机》是一本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国际学者把脉政治时局和经济轨迹、预测未来危机的著作。本书澄清了当下中国的改革理路，从“中国轨迹”到“危险的邻居”，从“即将到来的危机”到“未来中国的陷阱”，围绕中国经济发展轨迹、发展陷阱、金融革命、社会核心价值观与新秩序展开思考，评判中国改革成败，并预言未来中国的新危机与未来世界的新格局。焦点话题均为约稿专文论述，作者在各个领域的影响力巨大，为新一届政府提供了发展的参考。
中国的继任者面临的是一个利益和意识形态日益分化的中国。
我们反对的贪污腐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利益集团垄断等沉疴，经过六十多年的养息，使得官民之间不再鱼水情深。利益主张的分化，使得二者的距离越来越大。
这直接导致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继续扩大等社会问题。因环境资源引发的群体事件成为这些问题爆发的导火索；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普及，被控制的舆论铁壁不再坚不可摧，这激发了普通民众对权利的觉悟和诉求。
利益共同体分化，促使中国社会阶层对立、意识形态丰富、价值观多元。
今天的中国，面对分化与多元，已焦虑地生出一种新的共识，那就是重新凝聚国家意志。非如此，不能凝聚共识。非有如此共识，中国不能长治久安，将面临更大的分化与动荡，对利益主体、权力诉求日益多元的中国来说，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道绕不过的坎。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提振经济信心，还权于普通民众，是未来中国的首要工作。
历史留给中国的等待时间不会太多。新十年，是一个关键期。
面对即将到来的社会危机，政府低调行事，国际上不大张扬，“暗处置身”凸显中国智慧。中国在暗处，既有人人皆知的问题，也有不为人知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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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吴敬琏，经济学家，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郑永年，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
基辛格，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前国务卿。著有《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展望》、《白宫岁月》、《纪录在案》、《动乱年代》《大外交》《论中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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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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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何为“影子里的中国”
一、 中国的轨迹
1 重新反思中国改革之得失
2 西方的自信开始下降
3 超级大国的超级梦
4 计划经济是中国历史“最坏的时期”？
5 中国的巨大成本：国富民穷
6 没有知识体系的中国，怎能强大？
7 中国离一个世界大国还很远
8 中国前进的势头能不能保持？
二、 即将到来的危机
1 遏制权贵为何走不出怪圈？
2 中国可能要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
3 廉价劳动力已成中国最大的劣势
4 消除垄断不容再失去时机
5 金融危机的政治后遗症
三、市场之险
1 中国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
2 世界经济到底缺什么？
3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有赖于技术进步
4 先富的人与未富的人如何看待财富？
5 特权盛行仍是市场经济的“拦路虎”
四、我们的价值观在何在
1 核心价值观对于未来中国有何意义？
2 我们不能被“乌合之众”所引导
3 个人价值如何整合成社会价值？
4 黑白分明的价值观不适合世俗社会
5 社会价值观的“破”和“立”
6 价值观的重建需要破除幻觉
7 中国价值，母体文化应保持优先
8 目前中国尚缺少重建核心价值观的的契机
五、邻居难防
1 日本将有大动作
2 如何让“危险的邻居”望而却步？
3 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印度
4 经济让步可换取小国政治支持
5 美俄之间的关系捉摸不定
6 中国要向朝鲜提供更多元的支持者
六、未来中国的最大陷阱
1 中国改革要防止“碎片化”倾向
2 要成超级大国：能否达成共识是道坎
3 粮食、石油与金融：中国经济未来十年所面临的最大风险
4 政体西化——未来三十年中国的最大陷阱
5 为何中国不得不长期停留于“转轨时期”？
6 陷阱重重的改革路线
7 忧患意识太浓的精英阶层会毁了中国
七、新秩序与新革命
1 国内外压力增大使中国政改前景更模糊
2 西方世界在普遍变懒
3 公平分配仍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
4 政府要逐步适应有矛盾、有冲突的社会
5 民主就是调动起每个人的积极性
6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权力来自哪里？
7 穷国、富国与中国 —— 金融危机催生新三个世界格局
8 下一步改革可以是“自下而上”吗？
9 民众的集体偏好决定了未来10年的中国
后记：中国梦没有一个标准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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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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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的政治后遗症
人们往往在危机之后过早的乐观。
2009年，人们已经在谈论经济增长的“嫩芽”，然而，“嫩芽”很快就被严霜摧折。2010年，人们又开始谈论“复苏的夏天”，可惜，我们又从夏天一步迈入了冬天。
这场金融危机持续的时间、影响的程度，大大超过了我们最初的预料。
我们目前为止，至少已经发现了全球政治中的三个断层线：不同年龄的人口之间的冲突、超级富豪和社会大众之间的冲突，以及不同的种族、宗教之间的冲突。在这三种冲突的作用力下，社会板块之间的摩擦和碰撞会更加激烈。
英国《金融时报》称为“全球愤怒之年”。其实，全球愤怒的野火才刚刚点燃。在未来数年，全球愤怒将呈燎原之势。
导致全球愤怒蔓延的还有其他一些因素，这些因素本身不会引起社会动荡，但它们将如催化剂一样，使得社会变动来得更加猛烈。
第一个因素是遇到债务压力的各个国家将采取更加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从长远来看，财政紧缩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有利的，但是，在短期之内，过分严厉的财政紧缩反而会加剧经济衰退，并引发社会动荡。财政紧缩会导致社会福利支出的减少，并使得受到危机影响的社会成员处境更加艰难。比如，在经济衰退期间，领取失业救济的人数将会增加，但政府如果要紧缩财政，必然实行裁员，这将使得失业问题更加严重，与此同时，政府又可能减少失业救济支出，这对失业者来说乃是雪上加霜。Ponticelli和Voth曾根据欧洲的历史，对财政紧缩和社会动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根据他们的研究，当政府削减财政支出的规模占GDP的比重超过2%时，包括游行、骚乱、罢工、政变等社会动乱发生的概率将明显提高。按照欧洲各国目前的财政紧缩方案，希腊削减财政支出的规模将超过GDP的5%，西班牙和葡萄牙将超过3%，英国和许多欧元区国家将超过2%。
第二个因素是城市化的发展。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未来40年，全球几乎所有的人口增长都将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之中。现在全世界的人口已经有一半以上居住在城市，到2045年，三分之二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城市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创新活动的源泉，但是，城市同样可以是社会动荡和骚乱的中心。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人口数量激增，城市化的进程将他们召唤到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他们怀抱着美好的梦想到了城市，却发现自己的容身之所是肮脏破败的贫民窟。到2010年，发展中世界的城市人口中，有三分之一左右是居住在贫民窟。潜在的社会动荡不仅可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也可能发生在发达国家的城市。发生在伦敦和巴黎街头的骚乱，已经警示着我们，在城市繁荣的表层下面，不满和愤怒的地火正在燃烧。
第三个因素是全球化的推动。全球化并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全球化。随着交通、通讯工具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跨国界交流也日益密切，这使得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可以更容易的学习、交流和模仿，也使得社会运动更容易在不同的国家之间传染。发生在突尼斯的抗议和示威运动，很快席卷了几乎所有的北非中东国家，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之内，便导致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权更迭，并进而引发了利比亚内战。发生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最早是在纽约市海狸街16号的一间房子里酝酿出来的。参加海狸街16号会议的人员，既有土生土长的纽约人，也有来自埃及、西班牙、日本和希腊的人员。这些社会活跃分子中，有的参加过阿拉伯之春，有的组织过欧洲的抗议活动。占领华尔街的创意，其实就是模仿了5月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出现的占领太阳门（Puerta
del Sol）的示威运动。
第四个因素是互联网和社交网络软件的出现。互联网、聊天室、社交网站等的出现，使得人们能够瞬时交流信息，大大降低了人们形成集体行动的成本。手机和互联网联系起来之后，变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快。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关系，有些类似电报和电话之间的关系，尽管从技术上来说相似，但电话和手机使用的便利性远远超过电报和电脑。互联网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往往会被高估，比如，很多人认为，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网站在“阿拉伯之春”中发挥了决定性的鼓动和号召作用。事实上，互联网上的信息只能强化人们对固有理念的认同，尚难以起到启蒙和讨论的功能，而且，互联网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政治力量，它更适合激发持有同一理念的人们自发的形成较大规模的集合。但是，仅仅是这一点，就足以使人们对其刮目相看。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之后，一位网上的政治积极分子Zack
Exley建立一个匿名网站，号召大家起来抗议佛罗里达州的选举结果，结果在选举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六，就爆发了100多次抗议活动，参加人数多达数千。2001年，菲律宾的民众通过手机信息互相通气，一起到黎刹靖国神社（EDSA
Shrine）抗议Joseph Estrada总统的腐败，最终导致总统下台。
在上述三条断裂线和四种催化剂的作用下，未来的国际政治环境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全球化时期以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多元主义的主流思潮对公众已失去吸引力。各国政府在今后既需要关注经济增长的问题，又需要关注收入分配的问题。尽管从逻辑上讲，唯有把经济蛋糕做大，才有更多的条件考虑如何分蛋糕，但由于全球经济将处于长久的低迷，当全球经济的蛋糕难以扩大之后，各国政策会转为争抢面包屑。处于停滞的经济引起收入分配的剧烈变化，收入分配的变化制造出赢家和输家。这两群利益迥异的人会形成不同的团体，既得利益者要求保持原有的格局，失败者要求更多的政策保护，绝望者要求革命，这势必形成不同的政治压力。在多种政治压力的合力之下，政策导向随之改变。
如果各国的政策决定需要更多的考虑国内的政治压力，那么，我们将会看到，未来的国际经济中会出现更多的贸易战、货币战和就业战。
贸易战和货币战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赢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对政治更重要。事实上，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服务业在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方面贡献会更大。随着制造业逐渐升级换代，机器将越来越多的替代劳动。制造业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也将逐渐萎缩。但是，和服务业的就业者相比，制造业工人的组织程度更高，工会的力量不容忽视。由于制造业大多是可贸易部门，因此当制造业就业受到影响的时候，政客们倾向于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然而，事实证明，贸易保护主义难以有效的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相反，可能会处罚连锁性的“贸易战”。1929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尽管很多经济学家反对，但美国国会还是在1930年6月实行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该法案通过之后，许多国家对美国采取了报复性的关税措施，使得美国的进口额和出口额骤降50%以上。全球贸易一片混乱，从1929年到1934年，世界贸易规模萎缩了大约66%。《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刚刚通过的时候，美国的失业率为7.8%。但到1931年就骤然升到16.3%，到1933年已经达到25.1%。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尽管各国采取了较为克制的态度，但贸易保护主义仍然逐渐抬头。WTO的多哈回合谈判基本停滞，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诉讼案件显著增加。巴西总统DilmaRousseff宣称：“面对目前这场国际危机，我们的主要武器就是扩张和捍卫我们的国内市场。”
货币战尽管是在国际层面打响的，但也起源于国内的政治压力。所谓货币战，是指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利率、印钱和直接干预外汇市场可以干预汇率。历史上曾经爆发过两次货币战。一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竞相采取“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策略。先是1921年德国马克贬值，这导致德国出现了现代经济史上第一次恶性通货膨胀。1925年法国在恢复金本位制之前贬值，以获得扩大出口的利益。这给英国带来了压力，英镑本来就高估，后来又遇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到1931年，英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被迫退出金本位制，数月之内英镑对美元贬值30%。1933年，罗斯福总统刚刚上台，就宣布没收黄金，并在市场上大量买入黄金，以此促使美元贬值。这段时间的货币战加深了各国的衰退程度，并使国际金融市场始终处于动荡之中。另一次货币战爆发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主要是美国强迫其他国家货币升值，以缓解自己遇到的国际收支问题。1967年英镑危机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已经岌岌可危，其他国家不信任美元，纷纷要求把美元兑换成黄金，这导致美国的黄金大量外流。1971年，尼克松突然宣布美元不再兑换黄金，且单方面征收10%的特别进口税。之后，各国达成史密森协议，美元对黄金贬值9%，其他货币对美元升值3-8%，日元升值幅度高达17%。美元贬值之后，美国经济并未焕发活力，而是在1973-1981年间经历了三次衰退。20世纪80年代，美国再次担心贸易逆差，又要求其他国际货币升值。1985年十国集团达成广场协议，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法郎贬值40%，对日元贬值50%，对德国马克贬值20%。美国本来希望贬值能刺激制造业的就业，但到了1986年，美国的失业率仍然高达7%。从历次货币战的结果来看，靠货币贬值的办法，既无法刺激经济增长，也无法有效的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但政客们一心寻找快速治疗方案，总是对货币战情有独钟。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轮新的货币战硝烟又起。2010年9月巴西财政部长Guido
Mantega说，我们正处在一场货币战争之中。人民币成为了这场货币战中的最大受害者。
在这一背景下，国际经济协调的方案更难以实现。由于各国政府纷纷向内转向，双边协调和谈判的难度越来越大，国际经济协调更多的依靠多边体制。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G20应运而生，成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最主要的平台。G20的成员更具有代表性，其中包括了最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主要的债权国和债务国，最主要的能源出口国和进口国。G20建立了领导人出席的峰会机制，并配合以部长、副部长级的工作会议，能够较为有效的执行会议的有关决议。但是，从G20的发展来看，未来前景不容乐观。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之后，发达国家忙于救市，发展中国家只是在旁观望。2009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此时，国际经济协调自然较为轻松。然而，从2010年起，各国的经济形势出现了较大的分化。有些发达国家还在担心通货紧缩，但不少发展中国家已经遇到通货膨胀的压力。各国政策的外溢效应日益显现。美国的数量宽松政策，为全球金融市场提供了充裕的流动性，这些流动性进入能源和初级产品市场，就推高了能源价格和初级商品价格，进入新兴市场就带来了这些经济体资产价格上涨、货币升值的压力。G20在协调各国政策方面，开始显得捉襟见肘。G20提出的强劲、可持续、平衡的增长，已经化为泡影。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倡议，在G20的谈判桌上已基本上偃旗息鼓。发展议题难以提出实质性的新内容，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谈判中仍然处于被动的局面。对于G20而言，目前能够期待的最好结局，就是不要发生最糟糕的结局。
黑格尔曾经说过，人们从历史中学到的最大的教训就是，人们从来不会从历史中学到教训。历史或许不会完全复制自己，但以史为鉴，足以使我们警惕未来的潜在风险。
毕竟，下山的路和上山的路已经不是同一条路。
国内外压力增大使中国政改前景更模糊
探讨中国的未来可能性大概是当今世界最为混乱、也最为困难的事情之一，至少在海内外政治学界是如此。在这一复杂场景中，不同学者的意识形态、立场显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适当的限制是必要的。
在我看来，“十年后的中国”这一表达至少包含了两个重要的维度：一是对新一代政治领导人的某种期待，二是依据既有的信息，研判和预测中国的发展状态。这两者之间虽然存在着相当的联系，但在学术分析时则应加以一定的区分。因此下面的讨论与其说是基于某种价值的期待，不如说是基于某种情势的判断。我想简要说以下三点。
第一，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已经逐渐形成一条自我演化的路径。这条演化路径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在维持政治体制基本框架的前提下，优化具体的制度、机制和运作过程；在应对问题与挑战的过程中，提升体制的人员素质和学习能力。这一自我演化趋势体现在诸多的方面，“十年一代”便是在解决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现象，它反映了领导交班（代际更替）的制度化趋势。它不是设计出来的——精心栽培的接班人未必能顺利接班，而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演化而来的。在我看来，薄熙来事件与其说是打断了这一趋势，不如说为这一趋势注入了不可逆的动力。
第二，基于全球化和市场化这两个重要过程，我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这一演化趋势持一种相对乐观的态度。全球化意味着中国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我们现在比孙中山那个时代更能体会到世界潮流的影响，而互联网等高科技又极大地强化了信息开放的过程。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只能选择前进而不能后退，也无法后退。而市场化过程则带来了复杂的社会结构、分化的利益、多元的观念以及不同的行动主体，它们一起实质性地改变了中国政治的过程——不但重新界定了政治的内涵，而且也悄然改变着政府与民众关系的性质。
在体制演化的背景下来考察“十年一代”，便可发现两个相辅相成的现象：一是代际领导之间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延续性，例如发展始终是鲜明的时代主题，所谓“一百年不动摇”；与此同时，不同的代际领导集体之间又呈现明显的递进性。例如，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这些执政理念的提出都是根据遇到的具体问题而做出的思路和政策的调整，以保持发展的可持续性，所谓“与时俱进”。由此可以判断：只要这个体制还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它就不得不去回应和适应；而外部和内部环境又制约了这种回应的选择空间和方向。这两个因素叠加起来意味着这一体制演化过程不但具有充足的动力（当然也存在诸多的阻力），而且演化的方向是正向的。
第三，新一代领导集体将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既包括来自外部世界的经济危机以及区域性的紧张关系，也包括国内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对社会公正的呼吁、对腐败的不满、民众参与压力的增大、既得利益的阻扰、深层问题的不断涌现，等等。此外，与政治革命不同，改革的行动逻辑是先解决容易的问题或体制浅层的问题。这一策略具有双重意味：一方面通过成功的改革可以获得新的资源，它有利于进一步的改革；另一方面，新的改革将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局面，因为它不但涉及既有利益格局的问题，而且还要面对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新的利益格局。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下面的判断是成立的，即当下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杰出的政治人物。一个国家的发展有时需要一点运气，这种运气既有外部环境的成分，也包括国内是否有把握这种机遇（及回应挑战）的能力。
尽管如此，就整体层面而言，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依然是问题导向的、渐进的。领导人的决策和施政将在基本框架内进行，这一点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因此，期待自由主义式的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不现实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政治作为不是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基于社会的现实矛盾和民众的期待。就政治领域而言，我觉得有三个重点：一是通过公共政策的手段来协调不同的社会利益，在社会公正问题上给民众一个说得过去的交代；二是加大反腐的力度，在官员财产公开的问题上有所进步；三是规范公权力的行使，提高行政过程的透明度（包括预算公开和监督），在小政府不复可能的情况下，通过使权力在阳光下运作来制约权力。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会不会出现新的政治符号以及什么样的政治符号，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
简言之，对未来十年的预期不能与过去割裂开来，体制演化的观念一方面使我们看到了连续性的因素，另一方面它也可以不断地容纳新的变量。就体制演化的长程而言，十年的时间似乎短了一点，还不足以构成一个“时代”，但它无疑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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