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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揭开留美幼童成长的心路历程，展现中美交流的精彩历史。清末公派赴美留学的少年儿童，成年后分布在工商界、政界、军届，成材率极高，对中国近现代史影响甚巨，他们身处大变局之中，命运波澜起伏。本书通过他们的书信、自述等珍稀内容，呈现他们成长路上鲜为人知的侧面，如求学就业的重重困难和经过，对师友的感情，对个人生活和国家前途的感受。 ◎本书收录的文章源自台湾《传记文学》杂志，是了解清末赴美留学生的一手珍贵资料。 台湾《传记文学》杂志自1962年创刊，本着“为史家找材料，为文学开生路”的宗旨，发表民国史料字数逾亿，主要包括自传、评传、年谱、回忆录、口述史等珍贵史料，是中国近现代史最丰富的宝库，深受海内外史学界和历史爱好者青睐。 ◎译笔亲切生动，可读性极佳。作者高宗鲁先生研究留美幼童多年，缜密勤奋，对相关资料精心收集、考订和编译，以信达雅的笔触，勾勒出一幅细致的留美幼童生活史。 ◎史学大家杨天石先生倾情作序推荐！ ◎锁线精装，版式疏朗，内文用纸考究（采用80g纯质纸），阅读舒适，耐翻耐磨，值得收藏。 內容簡介： 1872年至1875年间，清政府先后派出４批共120名平均年龄12岁半的少年儿童赴美国留学。1881年，全体学生奉诏辍学返国。他们回国后，大多在工作上尽职尽责，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有值得后人铭记的成绩。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主持修筑京张铁路的詹天佑，向美国交涉退还庚子赔款的梁诚，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等等。 《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收录幼童的书信、自述，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等纪念幼童留美的演讲词，有关幼童留美史料的发现过程、留美幼童与甲午海战关系的文章，等等。展示了幼童求学就业的艰辛历程、他们所取得的职业成就、与美国师友的深厚感情，是研究留美幼童与中外文化难得的原始资料。 關於作者： 高宗鲁，山东人，台湾大学经济学学士，美国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商业管理硕士。曾任康涅狄格州州立盖特威社区技术学院（Gateway Community-Technical College）经济学教授。 目錄： 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 001 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续一） 073 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续二） 111 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续三） 132 京张铁路工程照片发现经过 182 读《美国内战中的一位中国兵》有感 185 有关清廷“幼童出洋肄业局”正名问题 209 有关容闳的史料问题 216 纪念中国铁路一百周年 235 怀念体国经野的铁路专家：淩鸿勋先生 245 清朝幼童留美的史实 267 留美幼童与甲午海战 272 內容試閱： 总 序 岳麓书社依据台湾的《传记文学》，分类编纂，陆续出版“传记文学”书系，这是两岸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大事、喜事。 1962年2月5日，时值春节，曾在北大读书的刘绍唐向当年的校长胡适拜年，谈起胡适长期提倡传记文学，而始终未见实行，他向老师透露，自己正准备创办《传记文学》月刊。胡适虽肯定其志，却以为其事甚难，办月刊，哪里去找这么多“信而有征”的文字，因此不大赞成。不料当年6月1日，绍唐先生主编的《传记文学》竟在台北出刊了。自此，直到2000年2月10日，绍唐先生因病在台北去世，历时38年，共出版453期。每期约30万字，453期就是约13590万字。此外，传记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传记文学丛书”和“传记文学丛刊”，其中包括《民国人物小传》《民国大事日志》等许多民国历史方面的著作。 尽人皆知，绍唐先生没有任何背景，不接受任何政治集团、经济集团的支持，只身奋斗，孤军一人，却做出了台湾官方做不出的成绩，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因此，绍唐先生被尊为“以一人而敌一国”，戴上了“野史馆馆长”的桂冠。 我在大学学习中国文学，毕业后业余研究中国哲学，1978年4月，调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参加《中华民国史》的编写，自此，即与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在众多历史刊物中，《传记文学》最为我所关注。但是，我和绍唐先生相识则较晚，记得是在1995年9月，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当时，台湾史学界在台北召开学术讨论会，我和其他大陆学者31人组团越海参加。这是海峡两岸学者之间交流的起始阶段，有如此众多的大陆学者同时赴会，堪称前所未有的盛事。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根据毛思诚所藏《蒋介石日记类抄》未刊稿本写成。当时，蒋介石日记存世一事，还不为世人所知，绍唐先生很快通知我，《传记文学》将发表该文。9月3日，闭幕式晚宴，由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出版社招待。各方学者，各界嘉宾，济济一堂。我因事略为晚到，不料竟被引到主桌，和绍唐先生同席。那次席上，绍唐先生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好客、豪饮。次年，我应“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陈三井教授之邀访问该所，在台北有较多停留时间。其间，我曾应绍唐先生之邀，到传记文学出版社参观。上得楼来，只见层层叠叠，满室皆书，却不见编辑一人。绍唐先生与我长谈，详细介绍《传记文学》创刊的过程及个人办刊的种种艰辛。绍唐先生特别谈到，办刊者必须具备的“眼力”“耐力”“定力”等条件，可惜，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未能将绍唐先生所谈追记下来，至今引为憾事。绍唐先生交游广阔，文友众多，因此宴集也多。每有宴集，绍唐先生必招我参加，我也欣然从远在郊区的南港住所赴会。许多朋友，例如旅美华人史学家唐德刚等都是在这样的场合下认识的。在台期间，台北史学界为纪念北伐战争70周年，召开北伐及北伐史料讨论会，我根据原藏俄罗斯等处的档案，撰写《1923 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及其军事计划》一文参加，绍唐先生不仅到会，而且当场确定《传记文学》将发表拙文。我离开台北前，绍唐先生再次将我引到他的藏书室，告诉我，凡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我因为“近史所”已赠我大量出版物，又不好意思，只挑选了《陈济棠自传稿》《傅孟真先生年谱》《朱家骅年谱》和李济的《感旧录》等有限几种，回想起来，至今仍觉遗憾。 绍唐先生自述，他有感于两岸的文士因为历史原因等种种关系，“许多史实难免歪曲”，因此，创办此刊，以便“为史家找材料，为文学开生路”。我觉得，绍唐先生的这两个目的，比较成功地达到了。政治对学术，特别是对历史学的干预，古已有之，但是，学术特别是以真实为最高追求目标的历史学，又最忌政治和权力的干预。绍唐先生在台湾的白色恐怖余波犹在的年代，能够不怕“因稿贾祸”，创办刊物，发行丛书，保存大量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资料，供千秋万代的史家和史学爱好者采用，这是功德无量的盛事、盛业。刊物虽标明“文学”，但是，取文、选文却始终恪守历史学的原则，排斥任何虚构和想象，这也是值得今之史家和文家们借鉴和注重的。 绍唐先生去世后，《传记文学》由中国新闻界的前辈成舍我先生的后裔续办，至今仍是华人世界中的著名历史刊物，衷心希望绍唐先生的事业和精神能长期传承，永放光彩，衷心希望“传记文学”书系的出版，能得到读者的喜欢，助益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杨天石 2015年5月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 黄开甲［注一］给巴特拉夫人［注二］的信 一八八二年（光绪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于中国上海 亲爱的巴特拉夫人： 我自觉现在情形较好，也比较复原了，故可以写信给你，虽然乏善可陈。 我感染了“上海热”，躺在床上五个月，时时都想写信给你，可是手连被褥都拿不起来，故实无法提笔。我不知道，你是否愿听听我们回到宽大祖国的不幸遭遇。 你一定惊愕，我们备受祖国政府苛刻待遇的事。可能你已风闻此事，但我愿重述经过，立此存照。 当我们乘的“日本”号溯江而上，我们第一次看见上海，但我们只能停在吴淞，因为退潮时，船无法通过浅滩。 曾幻想有热烈地欢迎等着我们，也有熟悉的人潮，和祖国伸出温暖的手臂来拥抱我们。可是天呀！全成泡影。水草越来越清楚，想像中的欢迎仪式，使我们越发激动。船头划开扬子江平静黄色的水波，当靠码头时，那船舷碰岸的巨响，才惊醒我们“乌托邦式”的幻梦。 人潮围绕，但却不见一个亲友。没有微笑来迎接我们这失望的一群。码头上，有手推车人力车的苦力，为争生意，指手划脚，吵闹喧嚣。 只有一个人上船来接我们?——?是管理我们信件的陆（Luk）先生，一个不如平庸中国人的头等笨伯。他不雇用马车或船将我们载往目的地?——?中国海关道台衙门，却雇用独轮车来装载我们。行程迟缓，使我们再度暴露在惊异、嘲笑的人群中。他们跟随着我们，取笑我们不合时尚的衣服。我们穿旧金山中国裁缝的杰作，很难被时髦的上海人看上眼的。 有些独轮车没有“法租界”的通行证，我们必需下车自扛行李而过。在中国士大夫眼中，这都是丢人显眼有失尊严的事。 通过法租界，进入中国地段。如果你想找到乐园，又有似地狱般的区域，你该来此看看。那污秽加上多种臭气薰天，那种泥泞不平的石头路，使人难行。 我们蹒跚而行，咀咒这些恶运，冷淡的接待，愚蠢的承办人。还有我们穿的中国式布鞋在打脚，使足趾都拧在一起。总算到达海关道台衙门，是一座面对黄浦江的大楼，比较清洁而通风良好。 点过名后，我们享用了一份简单的晚餐。为防我们脱逃，一队中国水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如用西方人的想像，是不能形容这被称为学校的地方。你可能读过土耳其人的监狱，或者“安得生维尔的梦魇”（Andersonville Horrors）［注三］。但与此地相比，他们是太幸运了。 让我用我的秃笔，来形容荣归故国后现住的“监狱”。如果力不从心，你也可以想像此地有多糟。 “求知书院”已关闭十年了，迷信人们相信此处常有幽魂出现，惊恐的中国同胞言之凿凿。大门十年未开启，墙壁剥落，地板肮脏，石阶满布青苔，门窗均已潮湿腐烂。 当你跨进门槛，立刻霉气熏鼻。这些阴暗似乎象征我们的命运。入夜，我们可以清楚看见那潮气由地上砖缝中冉冉升起，使我们衣衫尽湿，一种昏沉袭罩着我们，这种侮辱刺痛着每个人的心。而令人最可怖的是那些在留学监督头脑中荒诞不经的思想，使我们学未成而强迫返华。 如同狗之吠月，我们无能为力。望着满布蛛网的墙壁，使人昏昏欲睡。而手臂接触到的潮湿，正是我们的被褥。我们的床就是两条板凳上摆一块木板，这种简陋的安排，美其名是对我们的招待。 只有睡觉，似让死亡结束一切痛苦和折磨。但现实之残酷，在梦境中又却与过去欢笑揉合起来。 对于正想合上眼皮的人，我想他们一定再度回味到太平洋彼岸愉快的时光。曾在亲切的监护和指导下，引导他们走向正义之路，明白做人之道。有可爱的声音教他们念“主祷文”，有和霭的微笑经常迎接着他们，他们一定再度幻想重游我们的母校［注四］，耳中再度响起“朋友”及“离别”之歌的音符。 晨曦凉风，使我们回到冷酷的现实。一天过去，我们仍被禁闭此地。时值中秋佳节，许多父母亲友已备佳肴美酒，期待与他们万里归乡的子弟团聚，可是那种温情被剥削了。不许我们外出，等着去向上海道台磕头请安。 经过四天的抱怨和不满，我们终于见到上海之最高官吏。三个人一列，由兵勇围绕着，我们又步行经过那些看热闹和奚落我们的人群。 穿过堆积如山的垃圾走进道台衙门，面前是一个古老虫蛀的大楼。生锈的刀剑，及老式的前膛炮，那些吸食鸦片的士兵和仆役的奇模怪样。对我们而言，我们习惯东方野蛮人的型像，实无法接受这种窳劣散漫，不能原谅的松弛现状。 真荒唐！道台赚一万到一万五千两银子，合美金两万或两万五千元的正式薪俸，加上各方的奉献，却不能使他的官署装修整齐。 在久等及延宕以后，我们终于被领进跪伏在道台大人堂前。他向我们答礼，要我们按赴美先后分批站立。在询问我们学业成绩后，他下令每天上午十时到下午四时，我们可以由“看守所”自由外出。两天以后，我搭上英国轮船“露茜塔”号，随容维忠（译音）先生去了香港。 沿着中国多礁岩的海岸，我们看见极美的风景。秋天的白云飘在褐色的山峦，水色碧绿，峭壁下渔舟点点，野鹰成群飞翔。 突然，暴风骤起，我们有两天受到台风袭击，同行者晕船均一直在昏睡中，不能进食，只吃一点水果。香港是英国殖民地，依山而建，街道之间有石阶相通。街道整齐，有英军防守，面对海湾各国兵舰云集。 在香港逗留三周，我启程去汕头。该地距香港一百七十八英里，乘小轮约二十四小时可达，头等票价二十五元。 周日清晨我抵汕头，我家人均在那，但我父母不知我已抵埠?——?中国邮政不佳，我周前寄的信与我同船抵达。我能找到我家之住处，是件不容易之事，因为当地人说一种方言。家父在汕头海关任通译，是政府商务上的重要职位。 汕头地方很有趣，他们将我的姓黄（Wong），发音成Kong。经由一位英商甘波（Campbell）先生之协助，才使海关人员知道我找谁，要外国人当中国人的翻译饶有趣味。海关仆役与甘波先生谈了几分钟后，派一个人带我去家父之住处。 当我与甘波先生分手前，他告诉我海关仆役问他我是找海关姓黄的小厮，还是找通译大人黄先生。把我与小厮连在一起真令人惊异，或则我的衣着使然。最后我被带到一座深宅大院前，里面住着我分别九年的父母。轻叩门环无人理会，最后用力捶门，倦眼惺忪的仆人才开门，时已十点半了。 仆人态度不佳，他认为我是来求情的可怜人，而且不许我进去。我听得懂他说我父九时起床，十时才接见宾客。我急于见到近在咫尺的双亲及家人，但那仆人坚持我必需等待。我用尽一切语句，甚至指手划脚的哑语向他求情，他仍无动于衷。 当我一切失败后，我突然忆起世界上无论野蛮人、文明人，无论老幼，叫双亲“爸”“妈”，因此我开始大叫起来。这仆人大感惊异，仔细观察我。我知道我与家姐长得很酷似，这仆人态度突变，变得那样恭顺。他提了我的行李，引我上楼。 许多仆人闻声而起，家母匆匆着装出迎，她以为我表哥来访，直到她看见我，她的眼泪立刻流下来，因为她盼望我已有漫长的十年了。家父立刻出来，高兴之极，满脸微笑。 天呀！世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见到十年天涯游子归来。子女因安乐可能忘却父母，但父母却不然，他们对子女时常引颈相望。 家姐盛装出来，见到她如同见到我的影子。家父居处宽敞，卧室十五间，三个客厅两个书房，有三道围墙。但在中国政府工作是乐少苦多五日京兆的。 在一天半之内，我已享尽一个游子归乡的乐趣。然后又搭船回到香港，行前告诉我双亲，以后我决请假回家长住一两个月。 回到上海最大的失望是发现大多数朋友已去了天津。其中有（蔡）绍基［注五］及（吴）仰曾、（梁）敦彦［注六］与其他四人将留在上海工作。唉！长年聚首的朋友，连告别的机会都没有，就天南地北的分开了，不知何年何月重能相见。一切恍如梦幻，但我希望早日清醒。 （吴）仰曾休假现在广东与家人团聚。（梁）敦彦在天津电报学堂教基本英文，蔡绍基在天津道台衙门任助理翻译。梁薪俸每月十二两，蔡收入十两，吴仰曾将去开平煤矿，故薪俸未定。其他各人被分派各地去“完成”（？）各自的教育。但完全不按个人志趣及在美所学，全由中国官员来决定。而他们的笨拙无知，使他们对这种事根本无法下判断。 一些原来决心学法律的同学，被送入海军学校。他们将来在中国海军中也许会升为舰长及元帅吧！如让纳尔逊（Nelson）［注七］统率中国海军，也将无法击败斐济岛民的独木舟群。 不久前中国曾动员一个全省的陆军，加上海军，都无法荡平两百余人的海盗。一位炮舰舰长被判死刑，几名军官被砍头，还烧毁了几个村庄，也无济于事。 可怜的康仁［注八］被派往天津水师学堂，名字很堂皇，其实是很像“地牢”。十六位同学被派往福州，进入船政学堂。还有几位在天津大沽鱼雷学堂。四位留在上海江南兵工厂，继续学习。 我们在期待容闳先生的到达，他是解救我们由政府虐待下的希望。我们对他的信心一直不变，他的迟迟不归，使人们怀疑他对总督的影响力已减。我们是易于摧毁的，我们没有天赋的忍耐，我们似新生的树苗，由肥沃的土壤、温和的气候移植到无知迷信的荒漠，我们不会成长，只会渐渐枯萎。许多有识的外国人对我们很同情，但他们除却写文章呼吁外，其他也是无能为力的。 我曾经拜访白朗（Brown）夫妇过，他们对我极好。对于有人关心我们的教育和前途，该是件愉快的事。他们的小女儿路易莎（Louisa）极为聪慧，她对中国烹饪很有兴趣。 你的家庭曾给我许多爱和启示，使我永念不忘。下次有机会赴美，我将首先来看你们，是你的家庭才造就了今日的我。 我现在与锺文耀、罗国瑞同在上海“外务局”工作，我们月薪十两，食宿自理。在兵工厂的幼童学生每月五两，伙食自理。我们政府“慷慨大方”，但“精于算计”，这种待遇使我们仅免于冻饿。我们的饥寒与否，政府是漠不关心的，至少我们感到如此。对于我们家人是否冻饿，政府更不予理会了。 这就是东西双方影响下，中国政府的“进步政策”吗？中国不值得被同情。她该受一个惨痛的打击，彻底清除再改革的政府才适合治理她万千的子民。 在我们留美返华的幼童中，已有少数被旧习腐化的倾向，有人已散漫不堪生活颓废，但大多数对恶势力对官僚习气抗拒仍坚定不移。 但这一切全赖容闳先生，希望他为我们及为中国的前途，都能尽一番贡献。 上海《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日前评论说，中国尚未适合接纳我们，建议最好再送我们出洋留学。 我焦急地等待你的回信。文耀、（蔡）绍基问候你们，带上我的祝福。［注九］ 你的可爱的孩子　黄开甲（签名） ——————— ［注一］黄开甲，广东镇平县人，为同治十一年（一八 七二）第一批赴美幼童，时年十三岁。归国后任职交通界，光绪三十年（一九○四）随贝子溥伦访美，参加“圣路易国际博览会”。日俄战后，黄是中国代表之一出席“波特美和平会议”，于返国途中，病故于日本。 ［注二］巴特拉夫人（Fannic Bartlett）是大卫·巴特拉之寡妻，玛丽·L.巴特拉小姐之母，黄开甲在康州哈德福城时，曾与吴仰曾、唐荣浩、蔡绍基、梁敦彦寄住在巴府。 ［注三］Andersonville为美国乔治亚州之小镇，美国内战时，南方“同盟军”监禁北方“联邦军”战俘于此，因该地生活条件极差，一年不到，有一万三千名北方战俘死亡。 ［注四］黄开甲所言之母校即康州哈德福公立中学（Hartford Public High School），中国幼童在该校肄业者先后有二十七人之多，其中包括唐绍仪、张康仁、锺文耀、吴仰曾、梁如浩等。 ［注五］蔡绍基，广东香山人，十四岁时随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一八七二年抵美由初中而升入耶鲁大学，一八八一年辍学返国，先任上海海关翻译，后赴韩国入袁世凯幕府，后任天津北洋大学校长。 ［注六］梁敦彦（1857—1924），广东顺德人，十五岁时于一八七二年随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由哈德福中学升入耶鲁大学，一八八一年三年级时奉召返国，分发福州船政学堂。宣统三年（一九一一）以“外务部尚书”“钦差大臣”之尊赴美访问，耶鲁大学曾颁予名誉博士学位。 ［注七］纳尔逊（Horatio Nelson，1758—1805），曾任英国海军元帅。 ［注八］张康仁，广东香山人，十三岁时于一八七二年随首批幼童赴美留学。先入哈德福中学，一八八一年奉召返国时，他正在耶鲁大学一年级学法律，他返国后又立即赴美，一八八三年完成法律课程。张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拟执业律师，在纽约州受到排华人士之反对，控其非美国公民不得开业，经张君据理力争，纽约州州议会特于一八八七年（光绪十三年）通过特别法案，特准张君参加美国律师公会执业。故张君实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华裔美人公民权的先驱者。 ［注九］黄开甲给巴特拉夫人另有一信，其中写道： 唉！多年聚首的朋友，连说再见的机会都没有，就天南地北的分开了，更不知何年何月能再相见。这一切恍如梦幻，但我希望早日清醒。 （吴）仰曾请假返广东省亲，梁敦彦在天津“电报学堂”教基本英文，蔡绍基在“天津道”任助理翻译。梁薪俸每月十二两，蔡收入十两。吴仰曾将去开平煤矿。 其他各人被分派各地去完成各自的教育，但完全不按个人志趣及在美所学，全由中国官员来决定。而他们的无知和笨拙，使他们对这种事，根本无法下判断。 以上片断信笺，也无年月日，与上述十月二十八日的信均见Thomas E. La Fargue，China’s First Hundred， State College of Washington，1942. pp. 5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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