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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什么样的大学才是好大学？大学真的是象牙塔吗？一个人的大学生活应该如何度过？北大、清华、燕大、交大等名校毕业生倾情撰文，回忆满怀希望、自由活泼、勤苦用功、各展所长的大学时代。苦于过度竞争的当代人，特别是学生及教育从业者，都能从中得到启发。
◎传记文学书系作品之一，此书系是我社根据台湾《传记文学》的内容，采其精华、分类汇编的一套大型丛书，内容多为一手珍藏史料，严谨可靠，价值极高！台湾《传记文学》杂志自1962年创刊，本着“为史家找材料，为文学开生路”的宗旨，发表民国史料字数逾亿，主要包括自传、评传、年谱、回忆录、口述史等珍贵史料，是中国近现代史最丰富的宝库，深受海内外史学界和历史爱好者青睐。
◎以轻松隽永的文学笔法书写严肃历史，为国家存信史，为名人留伟绩，为平民录亲历，名家撰文，可读性极佳。书中包含梁实秋、李济、周法高等多位知名学者撰写的短文随笔，格调清新，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史学大家杨天石先生倾情长文作序推荐！
◎锁线精装，版式疏朗，内文用纸考究（采用80g纯质纸），阅读舒适，耐翻耐磨，值得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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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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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的大学才是好大学？大学真的是象牙塔吗？大学生活应该如何度过？一个人上完大学应有什么改变？……这些困惑，自从近代大学在中国诞生以来，就在无数学子的头脑中萦绕了。本书搜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等学府毕业生的多篇文章。他们讲述各校的历史渊源，当年自己的考录经过，在学业上的收获，回忆亲炙之老师的学问及为人，与同学的深情厚谊，校中丰富的文体活动，等等。向读者展示了青年人在迷茫中求索，在群居中获得乐趣，相互砥砺而成长等一段段鲜活的经历。另外，书中也收录数篇当时在著名大学任职老师的文章，记录他们的研究和教学生活、同僚的趣闻轶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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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邹树文（1884—1980），江苏吴县（今苏州）人。京师大学堂毕业，后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曾任金陵大学、北京高等农业专门学校教授，东南大学教授兼江苏省昆虫局代理局长，浙江省昆虫局局长，中央大学教授兼农学院院长等。
李济（1896—1979），湖北钟祥人。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堂，1923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9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成立后，长期任该组主任，并曾亲自主持安阳殷墟的最初几次发掘，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卓有贡献。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台湾后，曾任该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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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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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最早期的回忆 邹树文 001
五年大学生活 杨亮功 010
北京大学预科 陶希圣 019
北大法律系的学生 陶希圣 030
北大六年琐忆 田炯锦 040
七年北大 李书华 057
北大教书与办《猛进》杂志 李宗侗 096
记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 周法高 103
北大舌耕回忆录 邓嗣禹 141
北京大学五十周年 胡 适 153
六十年前清华大学的回忆 李 济 157
五十年前毕业清华学校的回忆 刘 崇 162
忆清华辛酉级十位级友 浦薛凤 168
清华八年 李先闻 188
清华七十 梁实秋 203
四年的清华园 杨步伟 221
清华五年 萧公权 236
清华与我 孙观汉 247
燕京大学四年的回忆 李抱忱 263
燕京大学成都复校始末记 梅贻宝 280
南开东北燕京五年半 萧公权 316
再谈同济大学 王奂若 329
交通大学十年忆旧 淩鸿勋 347
郑王府邸弦歌辍 张朴民 372
由南高到东大 罗时实 381
仓圣明智大学的回忆 蒋君章 393
九一八前的东北大学琐忆 何秀阁 411
光华大学杂忆 沈云龙 430
回首暨大当年 杨裕芬 442
河南大学的前前后后 李先闻 451
垦荒时代的武汉大学 李先闻 466
武大旧人旧事 吴鲁芹 485
台湾大学廿六年 苏芗雨 497
西北工学院与西北大学 赖景瑚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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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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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岳麓书社依据台湾的《传记文学》，分类编纂，陆续出版“传记文学”书系，这是两岸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大事、喜事。
1962年2月5日，时值春节，曾在北大读书的刘绍唐向当年的校长胡适拜年，谈起胡适长期提倡传记文学，而始终未见实行，他向老师透露，自己正准备创办《传记文学》月刊。胡适虽肯定其志，却以为其事甚难，办月刊，哪里去找这么多“信而有征”的文字，因此不大赞成。不料当年6月1日，绍唐先生主编的《传记文学》竟在台北出刊了。自此，直到2000年2月10日，绍唐先生因病在台北去世，历时38年，共出版453期。每期约30万字，453期就是约13590万字。此外，传记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传记文学丛书”和“传记文学丛刊”，其中包括《民国人物小传》《民国大事日志》等许多民国历史方面的著作。
尽人皆知，绍唐先生没有任何背景，不接受任何政治集团、经济集团的支持，只身奋斗，孤军一人，却做出了台湾官方做不出的成绩，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因此，绍唐先生被尊为“以一人而敌一国”，戴上了“野史馆馆长”的桂冠。
我在大学学习中国文学，毕业后业余研究中国哲学，1978年4月，调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参加《中华民国史》的编写，自此，即与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在众多历史刊物中，《传记文学》最为我所关注。但是，我和绍唐先生相识则较晚，记得是在1995年9月，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当时，台湾史学界在台北召开学术讨论会，我和其他大陆学者31人组团越海参加。这是海峡两岸学者之间交流的起始阶段，有如此众多的大陆学者同时赴会，堪称前所未有的盛事。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根据毛思诚所藏《蒋介石日记类抄》未刊稿本写成。当时，蒋介石日记存世一事，还不为世人所知，绍唐先生很快通知我，《传记文学》将发表该文。9月3日，闭幕式晚宴，由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出版社招待。各方学者，各界嘉宾，济济一堂。我因事略为晚到，不料竟被引到主桌，和绍唐先生同席。那次席上，绍唐先生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好客、豪饮。次年，我应“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陈三井教授之邀访问该所，在台北有较多停留时间。其间，我曾应绍唐先生之邀，到传记文学出版社参观。上得楼来，只见层层叠叠，满室皆书，却不见编辑一人。绍唐先生与我长谈，详细介绍《传记文学》创刊的过程及个人办刊的种种艰辛。绍唐先生特别谈到，办刊者必须具备的“眼力”“耐力”“定力”等条件，可惜，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未能将绍唐先生所谈追记下来，至今引为憾事。绍唐先生交游广阔，文友众多，因此宴集也多。每有宴集，绍唐先生必招我参加，我也欣然从远在郊区的南港住所赴会。许多朋友，例如旅美华人史学家唐德刚等都是在这样的场合下认识的。在台期间，台北史学界为纪念北伐战争70周年，召开北伐及北伐史料讨论会，我根据原藏俄罗斯等处的档案，撰写《1923 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及其军事计划》一文参加，绍唐先生不仅到会，而且当场确定《传记文学》将发表拙文。我离开台北前，绍唐先生再次将我引到他的藏书室，告诉我，凡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我因为“近史所”已赠我大量出版物，又不好意思，只挑选了《陈济棠自传稿》《傅孟真先生年谱》《朱家骅年谱》和李济的《感旧录》等有限几种，回想起来，至今仍觉遗憾。
绍唐先生自述，他有感于两岸的文士因为历史原因等种种关系，“许多史实难免歪曲”，因此，创办此刊，以便“为史家找材料，为文学开生路”。我觉得，绍唐先生的这两个目的，比较成功地达到了。政治对学术，特别是对历史学的干预，古已有之，但是，学术特别是以真实为最高追求目标的历史学，又最忌政治和权力的干预。绍唐先生在台湾的白色恐怖余波犹在的年代，能够不怕“因稿贾祸”，创办刊物，发行丛书，保存大量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资料，供千秋万代的史家和史学爱好者采用，这是功德无量的盛事、盛业。刊物虽标明“文学”，但是，取文、选文却始终恪守历史学的原则，排斥任何虚构和想象，这也是值得今之史家和文家们借鉴和注重的。
绍唐先生去世后，《传记文学》由中国新闻界的前辈成舍我先生的后裔续办，至今仍是华人世界中的著名历史刊物，衷心希望绍唐先生的事业和精神能长期传承，永放光彩，衷心希望“传记文学”书系的出版，能得到读者的喜欢，助益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杨天石
2015年5月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
清华八年
李先闻
清华学校校址，在海甸西面。圆明园故址，离校不远。报到那天，吴老先生领着我们全体四川学生，坐火车到清华园站，然后步行到校。我当时紧张骇怕，进到校里，有进大观园的感觉。
有位张同学，在北上的途中，因擅自出去嬉游，被吴视察报告“行为不检”，当即开除。我和夏彦儒捏了一把汗，因为吸烟的事幸未被发现，才得住进清华园，一住就是八年。
我们入学时，周诒春（寄梅）先生当校长。陈筱田先生当斋务长（同学背后都叫他陈胖子），管我们生活德育，剃头、洗澡他都要过问。学生的钱，用存折支领，折子放在银行里，所以他能明了各个学生的用度。规定两星期写一封家信，大家一律穿蓝布大褂和布底鞋，不许出校门，见到校长时，要垂手立正。学生犯过，或英文课两门不及格的，就下黄条子开除。我功课平平，最怕见黄条子。有一次，是我到北京后，第一个冬天和同学们玩雪球，我将雪塞进杨道源同学后领子内，雪水将他的内衣浸湿，他向斋务长报告，我被陈先生叫去训了一顿。在校八年，只吃过这一次“大菜”。
有一位贾同学，因为常常违反校规。一天，有一个穿着整整齐齐的校工，很有礼貌的向他说：“斋务长请您去！”他就知道不妙了，气忿的说：“大爷就来！”后来果遭开除，当时清华校规之严，可见一斑。
各省考进清华，我们同级的同学有一百卅多人，分为六班，甲、乙、丙、丁、戊、己。我是落后地区的考取生，分在己班。初时因老师们乡音重，我听不大懂，教授方法不怎么好，又不严，自己又不知用功，四年中等科，平平而过。那时教授法，没有启发性，原来程度好的，进步快，根底不好的，似乎很少进步。
课程方面，注重英文课，上午上英文课，下午上国文课。评定成绩用“常态制”，把学生学业等级分为五等，超、上、中、下和不及格。各等的比例是：五、廿、五十、廿、五。每一学分，上课一小时或实验二小时，成绩中等得一点，上等得一点一，超等得一点二，下等得点九，不及格是零。如果补考及格，可得点七，补考不及格仍是零。这个制度，是个竞争制度，同学们对于这个制度的实施，很是头痛。连同英文课有两门不及格，就要开除，一门不及格则留级。
我们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同时进去的一百三十多人，到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毕业时，只剩下三十多人。虽然同届毕业的八十一人，为各届人数之冠，但四十多人是插班或者留级下来的。
每天下午四点钟一过，教室宿舍都关起来，要我们全体同学去运动，大家都去操场上，各玩各的。不运动的人，在校内散步，后来有健身房，花样更多。我这个好动的小野马，到运动场、健身房就精神百倍。打篮球，踢足球，玩手球，翻杠子，游泳。我身材矮，虽只有五英尺二英寸高，体重只有一百一十磅左右，可是运动起来，却不让人，学会这样，又学那样，玩过这样，又玩那样，与在教室里只想睡觉的我，判若两人。
晚上自修，查房的先生们在玻璃门外查看。我大半的时间是以手撑着头，假装看书，其实是打瞌睡，“梦周公”去了。自修完毕，说来奇怪，又是精神百倍，听差替我们去买各人喜欢吃的零食，如炒板栗、烤红薯、芝麻杆、福建饼、花生、花生米、糖球等等。每人一大堆，各归各吃，有时也请请客，果壳破纸，乱丢一抛。十时熄灯，斋务处派人来查房，或陈胖子亲自来，大家才安静下来。两间宿舍，共设一个火炉，冬天烧煤取暖，半夜煤烧完，火灭了，那真冷得难受！
我们中等科前三排是教室，后三排是宿舍，宿舍是“王”字形，我和顾毓琇及另外三位同学住最后一排，左边第二间房，地方大，厕所远，我夜里怕狼（听说西园有狼），不敢起床出去小便，常会在梦中便不知不觉的尿在床上了。湿得不好过，尤其是冬天，炉火熄了更冷，只得向旁边缩着睡，因此垫褥上尽是“地图”。斋务长后来知道，年幼的学生胆小不方便，在通道里晚上准备不少便桶，确是德政。
每到暑假，校舍整修，不回家的学生，都寄宿在西山八大处、卧佛寺去消夏。记得第一个暑假，我们住卧佛寺；第二个暑假住大觉寺；第三个暑假又回住卧佛寺。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当我读中等科四年级时，因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北京大学学生们发动请愿，反对我国代表在和会签字，并要求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这就是有名的“五四运动”。
北京各学校学生们不断地贴标语，演讲，发传单，宣传抵制日货，罢课游行，以响应出席巴黎和会代表王正廷、顾维钧等不签字行动。
清华学校在城外，消息不大灵通，直到稍后，才集合操练，要救国，打敌人。军事教官刘先生当团长，有军事知识的赵连芳同学（比我大八岁、高二级，不久前在台逝世）当副团长，他是辛亥革命由家中逃出步行到汉口参加革命的，也曾被捕过，在黄兴军队里当过文书，进陆军学校后，当军官，升到连长。第二次革命，在江西湖口打败，自己把指挥刀折断，而弃武就文的。
我那时在校中是童子军，远看同学操练，觉得他们好威风。赵连芳个子矮，看上去不比他的指挥刀长多少，但有力量的口令声，使我羡慕。当时，年青人都进入疯狂状态。我们清华同学，由高个的同学在前面举着大旗，吹号，打鼓，由西直门进城，参加游行，沿路喊口号，要彻底抵制日货，销毁日货，好像这样才是爱国，书本子功课全丢在脑后去了。
六月三日，我们一小队奉学生大会命令，到东安市场去贴标语、演讲、宣传。我是维持秩序的童子军。下午一时左右正当饥肠辘辘之时，忽有一队军警，把我们包围起来，我们表示勇敢不怕，被他们拿绳子将我们一个一个的手套起来，押到北京大学红楼法学院关起来。先被逮捕进去的已有千余人，很多人在围墙上欢迎我们。那天，一批一批被捕进来的人不少，到三四点钟时，有些人一路走，一路大呼救国，涕泪俱下。我是只凭感情，茫茫然参加的。听人说，或许都要被枪毙，不觉得有些骇怕。晚上在蚊子嗡嗡声中，各据一张上课桌，或一条有靠背的长课椅睡觉。我把童军帽叠一叠当枕头，但嫌太低，仰睡侧睡，都不舒服。看他们穿军装有军帽可当枕头，未免羡慕。在校园里，因我名字“先闻”，同学给我起绰号叫“小蚊子”，这时睡在旁边被蚊子咬的同学向我说：“你为什么又来咬我？”这真是叫着苦中作乐，其实，大家谁都不知道如何被发落。
第二天早上，给我们吃的东西是两个黑窝窝头、小米粥和咸菜。午后，吃窝窝头、白菜汤等。如此每天两餐，大家饥不择食，都抢着吃，也觉得怪好吃的。没有面盆及手巾洗脸，就在水龙头旁，用手向脸上抹，再用手指当牙刷刷牙。一连十几天不洗澡，不换衣服，身上都发出臭味来。
围墙外面，每天有一队一队的学生们，摇旗呐喊，要援救我们。但是大门外围墙四周，军警戒备森严，无法冲进。最后几天，情形稍稍缓和下来，没有被捕的同学们，托军警转送进来大批面包、水果、饼干、罐头等，慰问我们。大家有好的吃，那些照例给我们吃的小米粥、窝窝头，也没有人领教了。临走那天，慰问品吃不了，堆积如山，但大家因恢复自由要紧，都弃之不顾了。
听说全国大专学生、中学生、师范生等，都一致罢课声援被捕的学生。最后学生们终于获得胜利，被捕的全被释放。我们又举着大旗，擂着鼓，吹着号，耀武扬威各回本校。清华学校被捕的学生有二三百人，由红楼到西直门，沿途又大呼口号，在校同学把大门打开，热烈的欢迎我们回校。
事后，各校被捕的四川同学一百多人，还到了公园聚餐一次，摄影留念。好像那时法国某画刊上，还刊登过我的童军照，是军警押解我们那一小队，到红楼路上前的一刹那。
领导活动的主席先是陈长桐（一九一九级的同学，现在纽约世界银行做事），后来是罗隆基、何浩若等。罗是江西人，一片老表音，口若悬河，能言善道的，瘦长条个子。他们越闹越疯，罢课罢考仍不肯停。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夏，罗、何等要毕业那年，校长已换为金邦正了，出布告说：“如果罢考的话，就给以留级处分！”他们那级有六十三人，廿一人未去考，后来果然留级一年，编为大一班。所以他们在清华，读了九年，罗隆基曾有“九年清华，三赶校长”的豪语。
罗、何等罢考的廿一位同学，都是他们班上的优秀份子，允文允武，文的如萨本栋、赵连芳、何浩若、罗隆基等，武的（指在运动方面）同时功课也非常好的如时昭涵、时昭泽、陈崇武等，都是当时代表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的人物，他们重诺言、够义气。这批同学后来到美国，差不多都得到了Ph. D.学位。那些不遵守大会决议，自毁诺言的四十二人，虽去考试，比他们早一年毕业，但从此被其他同学们看不起，觉得他们没骨气，其中的一人就是吴国桢。
我们班上也有两位同学偷偷去考的，一位姓郭，一位姓应。后来同学们知道以后，就不齿他们，不和他二人玩，同时也不理睬他们。他们好生没趣，后来也没有什么大成就。
留学时，我们班上弃文习武的有孙立人，其余的都各学各的，大都是理工科，学文史科的就不太多了。
中等科四年级时，英文课是位外国小姐Miss Bacler教的，六个学分，很重要。课本用Treasure Island，我买译本《金银岛》看故事，根本不买原文本来读。上课堂，老师问我：Tom作什么？我瞠目不知所对，因为我只晓得汤姆，不晓得Tom就是汤姆。青春发育期，昏头昏脑，不知道功课要紧。所以英文不及格，暑假后补考才勉强Pass。
陈崇武是我们运动场上的龙头。他本人是代表远东的选手，是中国去菲律宾参加撑竿跳的，同时也是学校中篮球、足球等健将，足球是“守门”的，球艺相当高。记得有次大考考化学，我陪他熬了一夜，温习功课，眼睛睁不开时，用冷水洗脸，我们之间情感很不错。可是后来当我英文不及格时，有天我照常和他们去玩手球，将到运动场，他却说：“你功课都不及格，不配同我们玩。”他这两句话，使我听后，觉得比老师给我不及格还难过。从此就用功读书，一改以前得过且过的态度。第二年进高等科一年，成绩都在中等。只凭小聪明，根底不好，还是没有什么大进展。
升到高等科时，就对农学有兴趣。赵连芳同学为首，领导农科同学们，组织新农社，打算由美留学回国后，都去蒙古开垦。赵连芳立志学农艺，有的学畜牧，有的学兽医，我则糊里糊涂，不知道要学什么。
我比赵连芳低两班，有兴趣学农，跟他们在西园土山上开土窑洞，利用下午运动时间，做开垦工作，掘一个大土洞，把土一挑一挑取出来，作一个平台，于是有洞以后，就养山羊、兔子、鸽子、鸡、鸭子、蜜蜂等等。
副校长赵国材送我们一箱意大利蜜蜂。养得正起劲时，一天，山羊从高土丘上跳下来，把蜂箱打翻，箱子跌坏，群蜂乱飞。大家束手无策，不敢上前，怕被蜂螫，养蜂就此完结。
兔子在我们替它预备的木箱下，挖了长长的土隧道。交配后，小兔子生长在隧道尽头。它们很聪明，也很谨慎，常把木箱下地道进口的地方堵起来，不让兔子气味出来，以防其他动物伤害它们的小兔子。我们好奇，找寻到它们藏小兔子的地方，挖开一看，有九只白白肥肥的可爱小兔，连忙盖好土，以为仍保安全，谁知兔味散出，那晚就被黄鼠狼将小兔通通咬死。我们的好奇心，反而害了这群小动物。还有我一只心爱的卷毛鸡，也让黄鼠狼拖去了。
这段在校畜牧试验及栽培的工作，虽多失败，但得了不少常识、经验，更为后来学农增加不少信心。
在功课中，生物、化学比较学得不错，其他英文数理都没有读好，国文甚至比进清华时还退步。
高等科一年级时，有一位郭老师，用他浓重的乡音，福州英语讲几何学，他讲得好，我很明白，但我不完全听得懂。高二时，一位外国老师Professor Heiny教数学，他教的尽是商业用的数学，一上课，就写一串的公式，我也听不懂。高等代数只准学工科的同学学，我们连物理也未学到。直到美国后，读研究院三年级时，自己才去补习高等代数。这些基本科学，底子一点都没有打好，自己不用功，固然是重要的原因，但是老师也得负相当的责任，尤其是直接指导教诲我们的老师。
高等科管理比在中等科时松得多。已有同学在抽烟，星期假日也到城里去听听戏。平时可以到校外去，不必请假。但进城去住夜的话，仍要请假的。
读到高等科三年级，分科以后，我学农科。这时兴趣也变浓厚了，功课突飞猛进，和邓叔华（后来的院士之一）互争前一二名。
无可讳言的，清华在当时是个好学校，也是个特殊学校?——?中国留美的预备学校。“德”“智”“体”并重，校风朴实，环境优美，绝大多数学生都用功勤学，所以达官贵人的子弟，都希望进清华，视能在清华读书为荣。记得有一个时期，九部总长，到有八家子弟是清华学生，声誉可见。至于我没有进步，那是自己糊涂造成的。可是清华对我的培养，是使我后来走向学术研究的转捩点。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暑假，和夏彦儒同学一块儿乘蜀亨轮（民生公司的船）回四川老家。上水船要走四天到巫峡，风景之美，比出川时更佳。
到家后，我们常常在江边河坝里练习打棒球。对江有磞磞的声音，我们并不去管它，过路的人，看见我们满不在乎的样子，还在继续地玩球，就说：“你们还在打球，不怕中流弹，被拉夫吗？”我们听了以后骇怕的不得了，赶快回到城里家中去，再也不敢出去玩了。对岸打仗的枪声和呐喊声，如今犹在记忆中。后来一打听，原来是军阀们，你打来，我打去的，打个不停，那次正是刘湘打杨森。
家里在叔父从铜元局交卸后，在江津城内的小官山买了犹龙居住宅，父亲还添盖了一座土洋房。但当我回去时，犹龙居洋房，已被陈国栋封去了。他在前次内战时失势后离开江津，我们还战战兢兢，不敢搬进去，怕陈国栋卷土重来时要报复。
江津的“绅粮”，饱受军阀们争地盘的害。打败的半夜三更退却走，要“绅粮”们捐十万开拔费；打胜的进城时，要“绅粮”们捐五十万欢迎费。倘若不捐，他们头儿就扬言放假三天，意思就是叫他的手下去奸淫掳掠。“绅粮”们怕受抢的蹂躏，只得忍痛捐钱应付。夏老师的门生某旅长打胜进城，也不例外的，照样要五十万元欢迎费。
夏大哥在夏家祠堂，宴请胜利的旅长这一班人，也请我们这些远到京沪去读书的学生们做陪客。
主人安排一桌是旅长坐首席，一桌是某团长坐首席。我没有见过世面，也没有陪过贵宾，不管三七二十一，检个空位子坐下了。旅长来了后，就只得坐在我左边。席间他请教在座的客人时，由他左边请教起，最后才问到我。夏同学及夏大哥，坐在我们的对面，大家也不便答话。散席后，夏同学对我说：“你知道你今天坐的是什么位子？”我说：“不知道呀！”他说：“你坐了首席还不知道！”回到家后，我一五一十的报告给二伯父。二伯父跳起来责备我一番，同时又说：“你出外留学多年，这点礼还不懂？”我说：“关在清华多年，从未被人请过客，不懂有什么办法！”于是二伯父就把当时坐席的礼节，详细的教导我。
那年毕业，俞振镛老师教我们土壤学，陈隽人老师教植物学。临别赠言时，俞老师说：“育种学是现代最时髦的科学。”启发了我后来攻读育种学。另一方面，我曾想过，如果每亩田，每年因为品种好，每年可多收一斗的话，那全国要增加多少稻米呀！这不过是当时一个幼稚的幻想而已。
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夏天，毕业后，到青岛四叔那里去避暑，每天在海滩浮水，悠哉！悠哉！
有一天，四叔问我：“看过海边的灯塔没有？”我说：“没有。”第二天早上，我们叔侄二人，各吃了一碗蛋炒饭，坐上约卅尺长、十尺宽的汽油艇，去看港口的灯塔。刚上船时。风平浪静，自由自在，看着远景，觉得心中开阔。谁知，愈出海愈不舒服，波浪汹涌，船身颠簸得很厉害。我吃不消了，四叔叫我躺在船长的小床上休息。因为舱内不通风，更是不舒服，摇晃更厉害，以至吐个不停，大概吐了二三十次，连苦胆水都吐出来了。我在学校里，是走浪桥的高手，可是这时却用不上。后来，我看见或闻到蛋炒饭就怕，现在还清清楚楚，记得那天蛋炒饭的味儿。
这次晕船，使我怕坐船，听说，到美国要坐二十几天船，我怕吐，真不想去。幸而，四叔左劝右劝，劝我坐三千吨的船到上海。订了二等票，两天两夜，躺在甲板的椅子上，虽没有吐，远望着水平线的起伏，还是不舒服。不敢进食，不敢喝水。两天两夜后，身子犹如病后那样软弱。
船一进黄埔滩，无风无浪，我肚子就觉得饿了，于是，到舱里去吃饭，同时又大量地喝水。
据说，载我们去美国的大轮船，有两万两千吨位，又让我们坐头等舱，使我勇气大增，后来决计去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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