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莱昂内尔·特里林“‘就这样吧！我满足地死去，我的命运就此结束。’让·拉辛的俄瑞斯忒斯说道，而他的演说远比表面上疯狂、痛苦的讽刺丰富。拉辛充分意识到这种悲剧的壮观，让俄瑞斯忒斯在悲伤地发疯之前品尝英雄无上的欢乐，以此承担供仿效的角色。”不论菲茨杰拉德从中发现了哪种阴郁的欢乐，他身上都富有这种安德烈·纪德在著文评论歌德时提及的英雄意识。这是他英雄气质的封印，他以此才能在《老爷》杂志上公开、大声地阐明他的人生展望，不致贬损，反倒增添了他的尊严。菲茨杰拉德检讨自己人生危机的几篇文章都由埃德蒙·威尔逊辑录——从诸多理由来看，他是最合适的编辑人选——它们与他的笔记、信件以及一些献诗和纪念文章一起结集成册，以其中一篇文章为题，命名为《崩溃》（The Crack-Up， 1945）。这是一本忧伤的书，充满了失落和壮志未酬的感慨，以及肉体的病痛和精神的折磨。但菲茨杰拉德的英雄气质犹在，他如此恰当地承担了这一供仿效的角色，我们不禁要说，那不仅是一种虔敬，也是我们感受到的最贴切的表达：不用眼泪，不用恸哭，没有捶胸、软弱与鄙视，毁谤或指责，只有正义与公平，死得如此高贵，使我们安宁。 这或许不适合所有悲伤的场合，但跟这些词句所对应的原初场景与菲茨杰拉德的生活惊人地契合。就像弥尔顿的参孙，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滥用了天赋的神力。“我只是我才华的……平凡的保管人。”他说。他们的相似性远不止于此；在非利士人中逗留，甚至包括受伤的英雄在人群中展出，供人嘲笑取乐——这些情节都可以在 1936年9月25日《纽约晚邮报》首版的特写文章中找到：一名成功的记者告诉大家他是如何费尽心机地进入一家南方疗养院，“采访”了当时患病、精神错乱而正在那里接受照料的菲茨杰拉德，真正记录下往昔辉煌与今朝耻辱间的反差。那是无中生有的东西，但仔细回想一下，经它的映衬，在菲茨杰拉德康复的几年中，他心中镇定、坚忍的道德力量显得益发强大。正如有些时候在一些悲剧英雄身上看到的，菲茨杰拉德的英雄主义之根可以在爱的力量中找到。他写了很多关于爱的故事，关注男女之间的爱情，但他的实力并不只在明确描写爱情的时候才得以展现。他的力量在于风格，那是他作家气质的真实存在。甚至在他早期不成熟的作品或以盈利为目的的故事中，即使没有精心设计的风格，他的语句中也有一种温暖、柔和的调子，以及一种毫无软弱之气的高雅，后者如今是罕见而不受人欣赏的。在成为道德主义者，也是借此成为小说家的过程中，好胜心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作家的道德意图和他所拥有的道德意识的真相认可了这种好胜心，它仍是可怕的，有时还很残忍。菲茨杰拉德本质上是一名道德主义者，他“用某种能被接受的方式对人们进行说教”，以此作为不蹈科尔·波特、罗杰斯和哈特之覆辙的理由——在对他进行评判时，我们必须牢记他自愿抑或被迫做出了多少真实选择——他有讽刺的天赋，但我们能感觉到，以他的品性，他更愿意颂扬善的，而不是抨击恶的。我们从他身上能感受到所有道德家没有的东西，他不把自己和善捆绑在一起，因为这样的捆绑会鼓励他以恶报恶——他的原初本能就是去热爱美好的东西；我们越发了解这一点，因为我们认识到他不但用心，也用他敏锐的知觉、年轻的骄傲和渴望去热爱美好的事物。更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我们的文化特别推崇谴责，视其为道德与才智的标志，但他的确少有抱怨他人的冲动。“克制、美言”是他笔记中的一条。说到谴责，他似乎宁愿埋怨自己，而不大愿意抱怨世界。他知道“世界”哪里出了毛病。他明白这是悲剧的前提与背景。他清楚“是什么在困扰着盖茨比，怎样肮脏的浮尘在他梦醒时分飘浮”。但他从没说明，是这世界创造了他自身或他小说中人物——他将他们称作“兄弟” ——的悲剧。在谈及自己的命运时，他实际上经常把它与自己早期成名时的社会的本质相联系，但他最终没有指责那个社会；即便是在那些比他更加自命不凡的人把所有的个人困难都归咎于“社会秩序”，并以此为时髦的时候——此时他彻底地认清了命运——他也没有指责那个社会。他感到那是他的命运——像对待菲茨杰拉德的其他问题一样，我们响应他在自由意志和环境之间保持的微妙平衡：我们应和那样的道德和理性力量。“对一流才智的检测，”他说，“是看思想兼容两种不同观点的能力，同时，还要保持应变能力。”另外，菲茨杰拉德的爱的力量与他个人的责任感密不可分，或许，是爱造就了责任感。但悲剧英雄通常会构想和获取一份超越审慎、超越个人掌控和自我保护的爱，结果正是给予他精神高度的东西毁掉了他。从普鲁斯特那里我们学到了一种能被腐蚀的毁灭性的爱，但在菲茨杰拉德的两部成熟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夜色温柔》中，我们学到的爱——也许是特别美国式的一种——是被它的温柔毁掉的。它在罗曼史、感伤，甚至是“魔法”中开始——我想，没有人去关注爵士时代菲茨杰拉德的爱情描写里纯粹的“性”多么纯洁，感伤的情绪多么充沛——它大胆地肩负起了现实、永恒和责任，卸下了一种近乎受虐狂般谨慎的荣誉。需要大量审慎思维和支配力量维系的责任在明快的梦想中萌芽；菲茨杰拉德却并不是个谨慎的人，他告诉我们，在他大学时代的某个时候，“曾一直抱有的对个人主宰的渴望破灭并消失了”。他把对主宰的渴望的消失和写作能力连在一起，在笔记中写下了“要写作就要胆大”（“to record one must be unwary”）的信念。我们可以说，菲茨杰拉德仿佛以为爱情和艺术都需要个人放弃自我防御。“责任”源自“梦想”，叶芝的话提醒我们，必须谨防用简单的话语打击未脱的稚气、拒绝接受菲茨杰拉德对青春的灿烂魔力的关注。比他更富有智慧、艺术上成就斐然的叶芝在垂暮之年仍保持了青春的虚荣。作家的光阴和他对生活的感知是相辅相成的，大学肄业的菲茨杰拉德在为人和当作家两方面都堪称楷模。每个回想起菲茨杰拉德的人总忘不了他在非利士人中逗留的经历，他自己也时常想起这一点。大家都知道菲茨杰拉德和欧内斯特·海明威之间那场著名的对话——海明威把它写进了《乞力马扎罗的雪》，而菲茨杰拉德把它写进了笔记——在交谈中，面对菲茨杰拉德“富人与我们不同”的言论，海明威答道：“是的，他们更有钱。”人们通常认为，海明威在对话中占了上风，他也差不多提供了答案。但我们不该如此肯定。对描写社会生活的一类作家来说，即使扫除阶级差别或许能营造出道德社会声明的一时假象，也不能忽略阶级差别的事实。既然现实主义小说在18世纪阶级结构剧烈变化的过程中崛起并形成了其特质，小说家们就该紧靠阶级差别的意识来创作，像菲茨杰拉德一样专注其中，也像菲茨杰拉德一样藐视它。毫无疑问，菲茨杰拉德对“富人”的态度有些矛盾；毫无疑问，他们不仅是他进行社会观察的对象，也似乎是美国社会所提供的最接近贵族的东西。我们不能简单地认同一位批评家最近提到的，艺术家常显示的“贵族品位，他对上层阶级的需求——通常是公开的，他以此作为其目标的一部分，已经司空见惯——无论如何都足以解释他的与众不同”。每个现代读者从概念上说都已经摆脱了卑贱出身的社会因素，不管他自身的社会地位如何，有什么样的社会欲求，他都明白不能将文学中对社会地位的爱好当真。不过，并不是所有作家都如此天真纯良—我们怎么解释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笔下那些高贵的绅士，或者伏尔泰、巴尔扎克书中那些姓名里有着“德”那样可怕字眼的人物？但他们的势利——我们权且这样说——是大体、广义上的，把他们的特殊思想动力与对上流社会或贵族阶级的欲求相联系也不完全算错。作家们有个人生活现实的预期，追求各种琐碎的自由与富足以及艺术形式的和谐是一种普遍的习惯。这里要重提叶芝。谈及“世代秉承的富人的荣耀”就等于人生的富足，他认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他说，这只是个梦想；但他继续说，它是必需的幻想——……但荷马如不曾发现梦之外有真实——丰沛闪亮的喷泉来自生命的自娱，他就不会歌唱……而处在事业起步阶段的亨利·詹姆斯在短篇小说《班伏里奥》（“Benvolio”，1875）中用寓言的手法写下了一种交互影响，它对处于创造性的禁欲主义与明快、自由、欢愉的世俗生活之间的作家来说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经历；他同时也特别提出了摧毁禁欲主义的世俗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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