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柯普洁（Joan Copjec），布朗大学现代文化与媒体专业教授，重要的精神分析杂志《Umbr(a)》的创办人。她也是多部著作的作者和编者，包括《想象并无女人：伦理与升华》（Imagine There’s No Woman: Ethics and Sublimation）、《假定主体》（Supposing the Subject）等。她的研究方向为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电影与中世纪伊斯兰哲学。
偶然性与无意识 （致我的中国读者们）
听闻我的本专著即将与中国读者见面， 我感到愉快且荣幸。 但我不得不承认， 这个喜讯令我感到几分惊讶，正如不久之前， 一则网上的新闻故事带给我的。 这则消息有关一群杰出的知识分子， 他们每周在 Zoom 上聚会， 讨论 18 世纪塞缪尔·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那本整整1 500页的小说《克拉丽莎：又名一个年轻小姐的故事》（Clarissa: or The History of a Young Lady）， 以此来纾解当下因新冠肺炎疫情的隔离而带来的苦闷。“真够神奇的”，看到这则消息时我暗自思忖。 这本小说的完整版本极少被人阅读， 取代它的则是一个常见于大学文学课程的、 大幅缩写的版本。 我无意于将本书与理查逊这本极为重要的小说相提并论， 我只是讶异于支配着种种事物出现、 消失又重现的神秘节奏。 从未有人会预料到这部小说将与这群知识分子产生一种特殊的关联， 后者正苦于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种种社交退避（social withdrawals） 的症状。 似乎突然之间这部小说又变得重要了， 这佐证了偶然性的本体事实（ontological fact of contingency）。
按照宽泛的学术发表标准， 这本书在 1994 年的首次出版是成功的。 它即刻就被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重印了，随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接着被 Verso 出版社纳入“激进思想家”（Radical -inkers） 系列中再版。 然而， 尽管本书的反响颇有热度， 我亦觉察到一股寒意——甚至在它出版之前。 本书第1章作为论文首次提交于1988年在巴黎召开的会议“法国拉康派电影理论的美国接受”（Th-e U.S. Reception of French Lacanian Film -Theory）。 我论文的评议人雷蒙·贝洛（Raymond Bellour） 对我的论点提出了充满敌意的回应，在当时甚至引发了一场小型丑闻。此后，当会议论文被结集成书时，贝洛决定不再提交他的回应用于公开发表， 相反， 他写信给会议组织方来说明他拒绝提交的种种理由。 他写到， 没有必要给我的论文一个回应，因为它与会议所宣称的主题以及他的期待并不“切合”（stay within the lines）。 会议的组织方《框外》（Hors Cadre）杂志并没有忽视贝洛对我“不符合游戏规则” 的指责中存在的反讽意味， 他们将这封信公开在会议文集中。显然，在框架外进行思考是不被允许的。 美国电影理论家托德·麦高恩（Todd McGowan）也没有忽视这其中的反讽， 他在《电影理论与“游戏规则”》一书中提到了这个我称之为“小型丑闻”的插曲，通过将其重塑为电影理论中的一个“创伤”，他强调了它所暗含的（学术） 重要性。
本书后一章也经历了一种相似的遭遇。这篇文章作为一次对精神分析性别差异学说的严肃重访而受到欢迎，然而一种沉默却扼杀了我论点的后续影响。 这篇文章的拥趸之一，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i?ek）个指出了这种沉默：“这篇有关拉康派性别差异理念的哲学基础与后果的论文，在众多对拉康的攻击中被悄悄回避了。”齐泽克始终拥护我的论点，同时他也采用“创伤性的” 一词来指涉女性主义者们的缄默。我们本来期待着与她们展开一场激烈的论战。
如果没有激起一种防御的话， 我在本书中的许多论点至少也该触发一场学术上的争论， 不过没有必要继续纠结于学界对本书的这种古怪而严重的“忽视”。毕竟，我的观点也没有完全被无视，不少才思敏捷的学者极其认真地对待它们， 并增添了新的思考维度及变化（twists）——这些都是我未曾设想并十分钦佩的。同时我也理解，虽然我严厉地在本书中批评了历史主义（historicism）这一在我写作之时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方法，但仅凭这些并不可能击倒这位强大的对手。在大多数人眼中，历史主义是对思想的救赎；而在我看来，它所及之地一片荒芜。人们不应当天真地踏入这些战场。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提到某些间歇性的“忽视”， 正因为它们带给我“创伤”这一外号。当我们用创伤来指涉某个事物——或某人，如在此语境中——时，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精神分析理论在创伤的问题上付诸了大量的笔墨。我所获得的标签给了我一种新的动力来回顾这个已被充分研究但依旧紧迫的概念。简单来说，我们可以认为创伤命名了一种无能（inability）：无能去转化或消解某些事件，无能将某个事物纳入意识的系统当中。从这个简要的定义出发，许多问题涌现而出， 尽管在此我们只能提到其中的一些。 如果引发创伤之物存在于意识的外部，那么它何以困扰——或者， 更确切地说： 创伤化——意识呢？ 为何意识不简单地将其忽略或无视，也就是“不被创伤化” （untraumatized）呢？ 这必然是由于这无法被消解的事物并不单纯处在意识之外， 而是紧密地与后者相联系。创伤既被认为是历史性的， 同时也是结构性的， 这个事实也产生了其他的一些问题。从时间上，我们所谓的创伤性时刻就是指有些事情， 它们颠倒了所有在它们发生之前的事。革命就是创伤性的事件， 因为它们在空间上破坏了正在运行的结构： 结构突然间无法再像往常那样延续了。 然而，创伤并不仅仅是破坏性的。在这一点上，弗洛伊德有着明晰的立场： 主体本身正是被一个创伤所构成的，或者说，主体本身是像创伤那样被构成起来的。性存有（sexuality）并不是主体性的次级现象，而是决定主体与其自身关系的、起源性的非共时性（originary asynchronicity）。
尽管这一对创伤的双重定义广泛为人所接受，却未曾有一种持续的思考来尝试把握这两种形式之间的关系。不过，近来我意识到另一个弗洛伊德的概念，“无意识情感”（unconscious affect）， 或许能阐明这一点——尽管这个我寻求启迪的概念有可能使我们的问题变得更加棘手， 因为很少能想到一个比它更自我反噬的概念。 一种不能感受其自身的感觉？ 这有可能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知道弗洛伊德参加过弗朗兹·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有关亚里士多德的著名研讨班， 而弗洛伊德的读者如果读过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On the Soul）的话，便不会看不到精神分析之父与这位古希腊哲人之间令人震惊的共通性。在此背景下，无意识情感所提出的问题（“怎么可能会有一种不能被感受到的感觉呢？ ”）， 在亚里士多德提过的一个问题中产生了回响： 为什么会有没有感官效应的感觉呢？（why is there no sensation of the senses?）而亚里士多德的作答同时也对应着弗洛伊德的问题：“可燃的事物……从来不会自燃， 而是需要一个有着点燃……力量的中介物，否则它就会自己燃烧起来，而不再需要一簇将它点燃的实际的火。”
我认为我们好将无意识情感理解为主体对她自身他者性——也就是性存有之创 口——的一种感受性（receptivity）、一种创伤性质的开放性。不过，在这里我们有可能换一种表述：无意识情感就是被他者性所影响的能力（the capacity to be affected）。然而， 若不是遇到了某些其他引起它的事物或人， 无意识情感究其本身而言是某种麻痹或者说麻木状态（anesthesia）。正如弗洛伊德的说法所暗示的， 无意识情感并不只是一种不能被感受到的感觉（not felt feeling）， 而是一种对无的感受（feeling nothing）。 或者， 正如我在上文中所提出的， 它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一无所知（innocence） 或缺乏感受， 而就是一种感觉， 一种我们或可称为空白的感觉。为何做出这个区分如此重要呢？ 它让我们思考了我们没有它便不能思考的东西吗？承认一种空白的感觉，就等于承认了对无的感受，或者说对非-存有（non-being）的感受，也就是对潜在性（potentiality）之非-存有的感受。
我希望可以在未来对这一点展开更多的探讨。不过，我先在这篇序言里，写下这些原初的想法以展望这个尚在萌芽中的写作计划。然而，这些原初的想法也意味着反思我在前面所提到的一些要点。无意识情感对理解主体的创伤性结构至关重要，尽管每个主体都存在于历史之中。因此，创伤的双重定义在时间中得以实现：被（他者性）影响的能力遇到了造成精神和社会巨变的一些事件。我同时想指出，这种双重定义也解释了书写性文本与艺术作品的兴衰变迁。面对一个文本时无法解释的沉默， 或许证明的并不是一种拒斥，而是一种开放性或一种准备状态（preparedness），它等待着某种历史性的情景，来开启对自身的新的使用或解读。
后，本书就如过去我曾写过的每一本书一样，是带着对我的丈夫，迈克尔·索尔金（Michael Sorkin）深切的爱写就的——他是一位曾投入大量时间在中国设计了不少非凡作品的建筑师。我将这个译本献给对他的记忆。
精彩论述选摘 《导论：结构不上街》
我所要批判的观点并非贯穿福柯的全部著作，而仅局限于他的《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以及 1970 年代中晚期的论文和访谈，在这段时期， 他对语言学和精神分析理论发生了立场上的转变。像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那样，他在一开始根据结构主义所定义的符号结构和精神分析所定义的精神结构来剖析社会事实，但在我们所关注的这一时期，他不仅抛弃了这两个学科，甚至还激烈地与之相对立。
在这里读者可能已经认出了我们此前所说的无能的大他者， 理想父亲就是一个毫无办法的人（a man without means）。成为欲望主人——也就是理想父亲被假定该有的样子——的途径，要不是变得无能，要不就是死去。这位父亲所建构的兄弟社会（fraternity）同样也是无能的，避免兄弟间的纷争所需的禁令让它瘫痪了。詹姆斯·乔伊斯的《柏林都人》（Dubliners）是文学上的例证。语言、国家与宗教。三位理想父亲，一个禁令的泥淖。这样一个社会无法永远持续。 终，理想父亲的律法被废止，暴虐的原父归来。一个极权主义的政权着手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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