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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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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著名史学家陈三井先生多年思想的结晶，论述了孙中山、蒋介石、严复等人的思想轨迹与历史作用，以及上海近代化历程、法国殖 民与中法越三角关系等史事，为反思百年中国的变迁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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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陈三井
台湾省彰化县人，1937年6月生，台湾师范大学史地系毕业，法国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历任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组主任、副所长、所长。退休后，现任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著有《近代外交史论集》、《现代法国问题论集》、《国民革命与台湾》、《中国国民党与台湾》、《台湾近代史事与人物》、《中山先生与法国》、《中山先生与美国》等专书二十余种暨学术论文逾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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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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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风云人物与思想轨迹
从斌椿到孙中山：论晚清国人铁路观的演变
一、引言
二、初乘火车——对现代科技的绝妙赞赏
三、“开眼看世界”先驱者的铁路观
四、孙中山的铁路观
五、结语
从严复到孙中山：论国人对自由观念的诠释
一、引言
二、“自由”定义浅释
三、中国史上的自由观
四、西方史上的自由观
五、国人对西方自由观的诠释
六、孙中山论自由
我心向明月——论孙中山晚年与美国关系
一、与哈定政府的一段过节
二、关余交涉与美国态度
三、孙中山北伐与美国
北伐初期蒋介石的日本观
一、前言
二、对日本观感
三、论评日本政治家
四、中日关系的重大转折
五、结语
敌乎？友乎？蒋介石对日本的爱恨情结
一、前言
二、中国人对日本的爱恨情结溯源
三、孙中山的日本观
四、蒋介石对日本的爱恨情结
五、余论
吴稚晖与里昂中法大学之创设
一、前言
二、海外中国大学的倡议及其回响
三、招生过程与学生来源
四、创校初期的内忧与外患
五、结语
新论民初旅欧教育运动
小引
一、发起动机
二、创办者的共同特质
三、鼓吹到法国留学的理由
结语
第二辑?上海风华与苍桑
近代上海人的消费习性与经济发展
一、引言
二、晚清奢华风气鼓励了消费
三、广告花招刺激了消费
四、娱乐休闲带动了消费
五、结语
民初上海商人的现代化经营理念——以棉业巨子穆藕初为例之讨论
一、前言
二、穆藕初的生平简历
三、穆式现代化经营理念产生的时空背景
四、穆氏的企业经营理念
五、结语
抗战初期上海对变局的肆应
一、引言
二、文宣与动员
三、民间武力对抗
四、另一种形式的“敦克尔克”
五、结语
第三辑?殖民与中法越三角关系
安邺与中国
一、引言
二、家世与教育
三、堤岸的黄昏
四、探航湄公河
五、安邺与红江
六、安邺在中国
七、北圻问题的由来
八、安邺在北圻
九、安邺对中国的认识
十、结语
十九世纪法国的殖民主张
一、引言
二、法国地理学会的影响
三、经济学家的鼓吹
四、其他护卫者的声援
五、结语
茹费理的殖民思想及其对华政策（1880–1885）
一、引言
二、茹费理的家世、教育及生平略历
三、茹费理的殖民思想
四、茹费理的对华政策
五、议会舆论的反响
六、结语
从北圻到中国：19世纪一个里昂商人的殖民观
一、引言
二、毕拉的家世及其教育
三、东方经验：从上海到横滨
四、为殖民扎根：从马赛到海防
五、经营北圻，开发南中国
六、结语
阮述《往津日记》在近代史研究上的价值
一、《往津日记》的发现、注释与出版
二、阮述的生平与使华动机
三、《往津日记》所载的旅程与重要活动
四、对沿途城市的印象
五、与王韬、伍廷芳等人的交往
六、参观洋务新政心得
七、对中法交涉的悲观看法
八、结语
抗战时期的中法关系
一、假道越南运输问题
二、中法军事合作问题
三、承认汪政权问题
四、结语
第四辑?研究回顾与展望
两岸对近代中国史研究之比较与合作之展望
一、前言
二、主观条件之比较
三、史学研究本身之比较
四、客观环境之比较
中法关系研究之回顾
一、引言
二、档案与回忆录的出版
三、专书与论文的成果
四、结语
回顾与展望：近二十年来台湾的华侨华人研究
一、前言
二、重要研究机构
三、重要成果
四、回顾与展望
孙中山与列强关系——六十年来台湾学界研究之回顾
一、前言
二、研究的奠基工作——史料搜辑
三、研究之回顾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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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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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日本的爱恨情结溯源
近代中日关系极其复杂、曲折多变，其间至少引发两场比较大的战争，干戈刀兵，腥风血雨，绵延七十余年，
一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老大的中国败给明治维新后崛起的日本蕞尔小国，并割地赔款；一是1937年日本在卢沟桥事变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于1945年兵败投降。
在甲午战争之前，至少在1874日本派兵侵犯台湾之前，中日两国尚维持了一段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东亚风云尚未变色，虽然日本在这之前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明治维新，并且已有人高唱“征韩论”。
中日两国人民过去在长期的交往中，形成了一种亲切感。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曾经是东亚经济、文化的中心。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中日两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日本民众中产生了对中国文化的倾慕心理，对中国人士极为敬重，中国士人对日本产生了亲切感。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近代的中国和日本。维新志士王韬、黄遵宪、驻日使臣黎庶昌等和日本人士的交往尤为突出。
王韬（1828–1897），江苏长洲甫里人。1879年应日本重野成斋、中村正直等的邀请，东游日本。日本人士慕王氏“博学宏才，通当世之务，足迹遍海外，能知宇宙大局”。其所著《普法战纪》，尤为日本士人所推服，有人将其同魏源相比，或谓“魏源不足比先生也”。他在日本时，“都下名士，争与先生交，文酒谈宴，殆无虚日；山游水嬉，追从如云，极一时之盛”。他广泛结交朋友，其中有政府官员、将军、巨儒。并与日本学术界人士结成了所谓“苔岑之契，金石之交”。所著《扶桑游记》曾比较了漫游西欧与日本的感受说：“日本山水之胜，过于泰西。兼以同文之国，文诗词赋，迭唱屡赓。文字之缘，友朋之乐，特于海外见之。”“余将返国，同人饯余于中村酒楼，不期而会者六十余人。余位列星使上，衣冠宴集之盛，向所未有，诸名流之宠异余也如此。临别依依，呜咽怆恻，赋别离声，濡毫泼墨，亲炙笃厚之情，难以言喻。”
1877年，黄遵宪以驻日公使馆参赞的身份，随首任公使何如璋出使日本。他一踏上日本国土，就感受到明治维新不久已给日本带来的变化，立志撰写一部《日本国志》，帮助中国朝野上下全面了解日本的过去和现在。为此，他在繁忙的外交公务之余，克服语言文字障碍和资料缺乏的困难，结交大批日本朋友，采用笔谈方式，采风问俗，网罗旧闻，参考新政，深入调查日本历史和现状，大量收集有关明治维新后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资料，尤其是日本政府各机关和地方发布的各种公报、法令、统计表等第一手材料，五年之后写成了《日本国志》初稿。
黄遵宪是一位诗人，他的诗“能熔新理想以入旧风格”，颇合一般人的口味，故黄遵宪到了日本以后，通过诗文与日本各界人士交游，与日本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时的情况是：“日本人士耳其名，仰之如泰山北斗，执贽求见者户外履满，而君为之提倡风雅，于所呈诗文悉心指其疵谬所在。第一篇出，群奉为金科玉律，此日本开国以来所未有也。”
黄遵宪《日本国志》的编撰和《日本杂事诗》的刊印，不仅推动了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帮助了中国有识之士了解明治日本，对外实行开放，对内革故鼎新，由弱变强的情况，为中国的维新运动提供了舆论准备。《日本国志》同时也提醒人们，中国不仅没有摆脱西方列强侵略的危险，而且预见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存在着对中国威胁的可能性。后来梁启超曾追述在二十年前，多数中国人“未知日本之可畏”的时候，《日本国志》“则已言日本维新之效成则且霸，而首先受其冲者为吾中国”。
黎庶昌继首任公使何如璋之后，曾两度奉命出使日本，前后在日本共滞留了大约六年，时间从1882年到1891年，其主要外交任务是解决中日之间的琉球归属及朝鲜独立问题。黎庶昌在日本曾应榎本扬武会长之邀，参加兴亚会（后改名亚细亚协会，由中日朝三国人所组成，以保全亚洲国家独立与安全为宗旨），黎的人品和才学，也为当时日本的朝野人士所敬重。1890年12月4日，亚细亚协会为饯别黎庶昌公使任期届满返国，特在东京的红叶馆举行盛宴，黎为表达谢意，吟七言绝句谓：“高馆离筵一再张，感君敦睦谊偏长，亚洲大局关中日，兹会同心耐雪霜。”师承曾国藩的卫道精神，站在当时所宣称的同文同种、唇齿之邦的立场上，强调中日两国携手和好，排除西洋霸道思想以维护东洋的王道文化及其传统的黎庶昌，对于该会虽标举着亚洲诸国团结一致，而日本却以亚洲的先进者自居，隐然有想做亚洲诸国“盟主”的意图，似乎并未意识到。
中国人对日本的爱恨情结溯源
近代中日关系极其复杂、曲折多变，其间至少引发两场比较大的战争，干戈刀兵，腥风血雨，绵延七十余年，
一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老大的中国败给明治维新后崛起的日本蕞尔小国，并割地赔款；一是1937年日本在卢沟桥事变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于1945年兵败投降。
在甲午战争之前，至少在1874日本派兵侵犯台湾之前，中日两国尚维持了一段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东亚风云尚未变色，虽然日本在这之前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明治维新，并且已有人高唱“征韩论”。
中日两国人民过去在长期的交往中，形成了一种亲切感。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曾经是东亚经济、文化的中心。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中日两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日本民众中产生了对中国文化的倾慕心理，对中国人士极为敬重，中国士人对日本产生了亲切感。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近代的中国和日本。维新志士王韬、黄遵宪、驻日使臣黎庶昌等和日本人士的交往尤为突出。
王韬（1828–1897），江苏长洲甫里人。1879年应日本重野成斋、中村正直等的邀请，东游日本。日本人士慕王氏“博学宏才，通当世之务，足迹遍海外，能知宇宙大局”。其所著《普法战纪》，尤为日本士人所推服，有人将其同魏源相比，或谓“魏源不足比先生也”。他在日本时，“都下名士，争与先生交，文酒谈宴，殆无虚日；山游水嬉，追从如云，极一时之盛”。他广泛结交朋友，其中有政府官员、将军、巨儒。并与日本学术界人士结成了所谓“苔岑之契，金石之交”。所著《扶桑游记》曾比较了漫游西欧与日本的感受说：“日本山水之胜，过于泰西。兼以同文之国，文诗词赋，迭唱屡赓。文字之缘，友朋之乐，特于海外见之。”“余将返国，同人饯余于中村酒楼，不期而会者六十余人。余位列星使上，衣冠宴集之盛，向所未有，诸名流之宠异余也如此。临别依依，呜咽怆恻，赋别离声，濡毫泼墨，亲炙笃厚之情，难以言喻。”
1877年，黄遵宪以驻日公使馆参赞的身份，随首任公使何如璋出使日本。他一踏上日本国土，就感受到明治维新不久已给日本带来的变化，立志撰写一部《日本国志》，帮助中国朝野上下全面了解日本的过去和现在。为此，他在繁忙的外交公务之余，克服语言文字障碍和资料缺乏的困难，结交大批日本朋友，采用笔谈方式，采风问俗，网罗旧闻，参考新政，深入调查日本历史和现状，大量收集有关明治维新后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资料，尤其是日本政府各机关和地方发布的各种公报、法令、统计表等第一手材料，五年之后写成了《日本国志》初稿。
黄遵宪是一位诗人，他的诗“能熔新理想以入旧风格”，颇合一般人的口味，故黄遵宪到了日本以后，通过诗文与日本各界人士交游，与日本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时的情况是：“日本人士耳其名，仰之如泰山北斗，执贽求见者户外履满，而君为之提倡风雅，于所呈诗文悉心指其疵谬所在。第一篇出，群奉为金科玉律，此日本开国以来所未有也。”
黄遵宪《日本国志》的编撰和《日本杂事诗》的刊印，不仅推动了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帮助了中国有识之士了解明治日本，对外实行开放，对内革故鼎新，由弱变强的情况，为中国的维新运动提供了舆论准备。《日本国志》同时也提醒人们，中国不仅没有摆脱西方列强侵略的危险，而且预见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存在着对中国威胁的可能性。后来梁启超曾追述在二十年前，多数中国人“未知日本之可畏”的时候，《日本国志》“则已言日本维新之效成则且霸，而首先受其冲者为吾中国”。
黎庶昌继首任公使何如璋之后，曾两度奉命出使日本，前后在日本共滞留了大约六年，时间从1882年到1891年，其主要外交任务是解决中日之间的琉球归属及朝鲜独立问题。黎庶昌在日本曾应榎本扬武会长之邀，参加兴亚会（后改名亚细亚协会，由中日朝三国人所组成，以保全亚洲国家独立与安全为宗旨），黎的人品和才学，也为当时日本的朝野人士所敬重。1890年12月4日，亚细亚协会为饯别黎庶昌公使任期届满返国，特在东京的红叶馆举行盛宴，黎为表达谢意，吟七言绝句谓：“高馆离筵一再张，感君敦睦谊偏长，亚洲大局关中日，兹会同心耐雪霜。”师承曾国藩的卫道精神，站在当时所宣称的同文同种、唇齿之邦的立场上，强调中日两国携手和好，排除西洋霸道思想以维护东洋的王道文化及其传统的黎庶昌，对于该会虽标举着亚洲诸国团结一致，而日本却以亚洲的先进者自居，隐然有想做亚洲诸国“盟主”的意图，似乎并未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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