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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一般人每持“盖棺论定”之说，殊为非是。为求历史真相，必须以事论事，不能以人论人。
——张玉法
本书收录的十五篇论文，秉承“以事论事”的研究态度，摒除成见，在严格忠于史实的基础上，探索了十二位历史人物某个侧面：袁世凯在仕宦阶梯上起落攀爬；知识青年对孙中山革命运动是拥是反；以章炳麟为中心观察晚清的民族主义沿革；1919年的胡适如何身体力行实验主义；蒋介石对日本两次出兵山东之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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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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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研究历任院长张玉法先生，为现代著名史学家，尤在研究清末民初社会政团、政党的著名学者。本书收录的十五篇论文，均为张玉法先生精挑细选之精华篇目，主要探索十二位历史人物：曾国藩、袁世凯、孙中山、黄兴、章炳麟、苏曼殊、杨度、梁启超、谭延闿、蒋介石、胡适、傅斯年。或探索其一生成就，或探索其在某些方面的表现。在历史的洪流中，都能看到他们的浪花，虽然这些浪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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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张玉法，出生于山东，因国共战争而成为流亡学生，辗转自山东南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台湾中研院院士，历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等职，为海内外著名之中国现代史研究权威学者，著有《清季的立宪团体》、《清季的革命团体》、《民国初年的政党》等专书十余册，其《中国现代史》是台湾各大学历史课程的常用教科书。是台湾著名历史学家，
1982年在美国亚洲学会于芝加哥召开的年会上，他与大陆学者章开沅教授公开辩论辛亥革命的性质，成为史坛之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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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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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录
曾国藩的历史地位
一、前言
二、敦品：从修身到齐家
三、治学：游刃于义理与经世之间
四、定乱：从忠君到保教爱民
五、洋务：开中体西用的宏规
六、结论
袁世凯的仕宦阶梯（1881～1911）
一、前言
二、家世与气志
三、从庆军前敌营务处到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
四、从督练新军到出任山东巡抚
五、从直隶总督到外务部尚书兼军机大臣
六、从仕宦高梯上跌落：归隐林园，伺机再起
七、结论
晚清的民族主义（1895～1911）：以章炳麟为中心的观察
一、前言
二、晚清民族主义的流派
三、章炳麟的种族之辨及光复理念
四、章炳麟的反帝国主义思想
五、结论
民国初年章炳麟的人际关系（1912～1916）
一、前言
二、官界
三、政界
四、学界
五、益友
六、结论
章炳麟与中国东北边疆（1903～1913）
一、引言
二、晚清视东北为满洲人唯一之领土
三、推翻满清使满人和满人的东北故土属于中国
四、民初出任东三省筹边使谋为中国开发东北
五、结论
苏曼殊的生平及其译著
一、前言
二、生平
三、译著
四、余论
知识青年对孙中山革命运动的反应
一、前言
二、革命的社会基础
三、孙中山的领导风格
四、争取知识青年之道
五、知识青年对革命的反应
六、余论
黄兴与孙中山之关系
一、前言
二、孙黄出身
三、英雄并起（一八九五～一九○五年）
四、革命伙伴（一九○五～一九○八年）
五、分途奔走（一九○八～一九一一年）
六、合力建国（一九一一～一九一三年）
七、殊途同归（一九一三～一九一六年）
八、余论 177
杨度的政治行为及其转折
一、家庭、师友与早年志气
二、留日时期的救国主张及活动
三、在君宪运动中别树一帜
四、仕途与理想的困境
五、民国成立前后的政治抉择
六、再张君宪的旗鼓
七、韬光养晦与思想转向
八、由台前走入台后的一生
梁启超在政治运动中对国民态度的转变
一、前言
二、改造国民是改造国家的基础
三、动员国民达到国家改造的目的
四、结论
民国建立前后的谭延闿（1909～1913）
一、前言
二、谭延闿的出身背景
三、从学堂督办到咨议局局长：徘徊于改革与革命之间
四、卷入革命的洪流：从咨议局议长到都督
五、稳定湖南政局：做一个稳健的省级首长
六、参与国家事务：地方官关怀国事的局限性
七、结论
胡适的学术生涯
一、前言
二、精研中国哲学
三、提倡治学方法
四、推动科学发展
五、结论
1919年的胡适：实验主义的宣扬与力行
一、前言
二、宣扬实验主义
三、论辩“问题与主义”
四、提倡“社会不朽论”
五、鼓吹女子解放
六、余论
蒋介石对日本两次出兵山东之反应（1927～1928）
一、前言
二、一厢情愿：日本第一次出兵山东前后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
三、力避冲突：一九二八年对日本出兵山东的初步反应
四、坚此百忍：五三惨案发生后就地交涉期间蒋的忍让与措置
五、转变方向：五月十二日以后蒋介石力图摆脱就地交涉并突破困局
六、结论
傅斯年的政治理念
一、前言
二、关怀政治的缘起
三、忠爱国家民族
四、落实政治改革
五、向往民主自由
六、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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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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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是一个儒者，非常重视修身、齐家。他修身的标准，见于他在一八四四年（道光二十四年）所撰的《五箴并序》。五箴第一为立志，以先哲为典范，荷道以躬；第二为居敬，做到对人不怠慢、治事要勤快；第三为主静，能够专心一志、处变不惊；第四为有恒，在进德修业时，不为物牵，不喜新厌旧；第五为养身，要不藏怒、不宿怨、泰而不骄、威而不猛、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容止有定、心安理顺。
上述五箴为修身的一般原则，立于一八四四年，是年曾国藩充翰林院庶吉士，又转补翰林院侍讲学士。就写于一八四一年（道光二十一年）至一八六七年（同治六年）的部分家书及写于一八四○年（道光二十年）到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的部分日记分析，
曾国藩的修身，可以分为养身、养心、养性三部分。关于养身，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的日记有云：
接家信，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节欲、节劳、节饮食。
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致四弟函有云：
养身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忿，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
其他养身之法尚多，如一八六○年（咸丰十年）致四弟、九弟函中谓：“家中后辈子弟，体弱学射，最足保养，起早尤千金妙方、长寿金丹。”又如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致九弟、季弟函，谓无病可偶服补药，有病则以不药为宜。
关于养心，从曾的日记看，多不成功，亦可见曾对自己督责很严：（1）一八四三年记：“克去一念，旋生一念，饭后静坐，即已成寐”；又记：“余今闷损至此，盖身被私欲缠扰矣！尚何以自拔哉！”（2）一八五三年记：“今年忽忽已过两月，自新之志，日以不振。”（3）一八六○年记：“寸衷微有郁结，总由中无所得。”（4）一八六二年记：“近来事有不如意者，方寸郁塞殊甚，亦足见气量之不闳、养气之不深也。”
关于养性，据前述家书中所言，约有数方面：（1）一八四四年家书：戒骄傲，不自满。（2）一八六一年家书：不发牢骚，不怨天尤人。（3）一八六四年家书：万事看空，毋恼毋怒。（4）一八六七年家书：不褊急，息心忍耐。
养身、养心、养性皆为修身。修身，在曾国藩看来，像齐家、治国一样，可从格物、诚意做起。格物即致知，诚意即力行。他说：“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一八四二年家书）其他修身的方法，最重要的是痛改从前过失，曾国藩在日记中，经常自我检讨，冀图改过。一八六四年记云：“近日省察自己短处，每日怠玩时多，治事时少；看书作字、治私事时多，察人看稿、治公事时少。职分所在，虽日读古书，其旷官废弛，与废于酒色游戏者一也。”一八六九年记云：“余日衰老，而学无一成，应作之文甚多，总未能发奋为之。忝窃虚名，毫无实际，愧悔之至。”一八七○年记云：“到江宁任又已两月余，应办之事，全未料理，悠悠忽忽，忝居高位，每日饱食酣眠，惭愧至矣！”
曾国藩的修身，是一生的过程。在刻苦自励的过程中，曾国藩于一八三八年（道光十八年）二十七岁时中进士、点翰林，其后迄于一八五二年离京返湘前，先后任过四川乡试正考官、礼部右侍郎、兼署兵部右侍郎、兼署刑部左侍郎等职，使其默默无闻的家庭，声望陡升，特别在练湘军、平定太平天国、任两江总督之后。曾国藩既注重齐家，在曾家成为仕宦家族（国藩弟国荃，因从征太平军有功，一八六三年被任命为浙江巡抚）之后，曾国藩对齐家特别注意。
曾国藩中举人（一八三四）、进士（一八三八），使曾家由下层士绅的地位（一八三三年曾国藩与父曾毓济同中秀才）进入上层士绅。其后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戡平太平天国，造中兴之业，二人同获封爵（国藩封一等侯，国荃封一等伯），更使曾家成为仕宦之家。
一个家族兴起，正如一个国家建立，主其事者必须兢兢业业，以保持家国于不坠。从各种文献看来，曾国藩对曾家的经营，确是非常用心的。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世以耕读传家，父亲出身秀才。曾国藩兄弟五人，己居长，次为国潢、国华、国荃、国葆。国潢在乡主持家务，其余三个弟弟随他读书、作战在外，其间国华战死，国葆在战场病死，独国荃立有战功，官拜巡抚。国藩的子女，有曾纪泽、曾纪鸿、曾纪芬等。曾国藩对自己的家族，有三方面的期望：一是家中出现名学者，为世所仰望；二是家风廉谨敬慎，彬彬有礼；三是以稼穑为本，不废农圃。
曾国藩治家的八字诀是：早、扫、考、宝、书、蔬、鱼、猪。早者起早，扫者扫屋，考者祭祖，宝者对亲族乡里贺喜吊丧、问病济急，书者读书，蔬者种菜，鱼者养鱼，猪者养猪。除八字诀外，另亦要求不信地师、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一八六○年致四弟、一八六一年致四弟）。
曾国藩教子弟又有八本、二诗、四课之说，八本是“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身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一八六一年致四弟）。
二诗指不忮、不求，所谓不忮是消除嫉妒，礼让外人，与人为善；所谓不求是能知足、戒贪得。四课指慎独（为善去恶）、主敬（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求仁（仁民爱物）、习劳（不好逸恶劳）（一八六七年谕纪泽、纪鸿）。
又为诸弟立课程表，列举十二项：（1）主敬，（2）静坐，（3）早起，（4）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5）读史，（6）写日记，（7）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8）谨言，（9）养气，（10）保身，（11）作字，（12）夜不出门（一八四二年致诸弟）。
更以八德教诸子：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并以“浑”、“勤”二德分别教二子，谓“泽儿天质聪颖，但嫌过于玲珑剔透，直从‘浑’字上用工夫；鸿儿则从‘勤’字上用工夫”（一八六六年谕纪泽、纪鸿）。
除前述较为有系统的齐家原则外，曾国藩在一八四一年至一八六七年的家书中，经常使家人引以为戒的，主要有以下两项：（1）骄、傲（一八四四、一八五四、一八五八、一八六○）；（2）懒、惰、佚（一八五四、一八五五、一八六○、一八六一、一八六二）。经常对家人要求的，约有以下九项：（1）谦恭、谦敬、谦谨（一八四九、一八六一、一八六四）；（2）勤、勤敬、勤苦（一八五四、一八五六、一八六○、一八六二、一八六四）；（3）俭（一八五六、一八六○、一八六一、一八六三、一八六四、一八六五、一八六六）；（4）劳苦（一八五六、一八六一、一八六七）；（5）孝悌、孝友（一八四三、一八四九）；（6）逆来顺受（一八六七）；（7）持盈保泰（一八六三）；（8）重农事（一八五八、一八六六）；（9）救济亲戚、族人（一八四一、一八四四）。
曾国藩的家风，可以曾死后何璟的奏中略见一二：“安庆克复，则推功于胡林翼之筹谋、多隆阿之苦战；金陵克复，又推功诸将，无一语及其弟国荃。谈及僧亲王及李鸿章、左宗棠诸人，皆自谓十不及一。清俭如寒素，廉俸尽充官中用，未尝置屋一尘、田一区；食不过四簋，男女婚嫁，不过二百金，垂为家训。”
曾国藩由于剿太平天国有功，一八六○年七月授两江总督，一八六一年十一月更受命节度江、皖、赣、浙四省军务。曾国藩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自认“兵权过重，利权过大”，
因此个人小心翼翼。到一八六四年曾国荃克南京后，由于军纪不良，大肆抢掠，颇为舆情所不容，曾国藩乃将曾国荃所部的湘军五万余人裁撤万余人，另并陈请曾国荃因病开缺，回藉调养。一八六五年八月，清廷授国荃为山西巡抚，曾国荃托病辞谢。直到一八六六年三月调其任湖北巡抚，始赴任。
曾国藩深悟“持盈保泰”的道理，故为曾家建立了谦逊自处的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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