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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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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中研院学人文库丛书之一，内容包括公私观念与自由民主、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变迁、民国人物与思想三个部分。所收论文，涵及黄克武先生关于近代中国的思想、观念和人物等相关文稿，展现了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中，知识分子如何与中、西多样思潮交织互动的历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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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黄克武
1957年生于台北板桥。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任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员兼所长，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兼任教授。专长领域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翻译史与中西文化交流。著有《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金山乡志：政事篇》等专书及学术论文六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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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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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编：公私观念与自由民主
从追求正道到认同国族──明末至清末中国公私观念的重整
一、前言
二、清中叶以降经世思想对公私问题的讨论
三、以君民共主或民主来实现大公无私
四、自主之权、絜矩之道与公私
五、自由、权利、国民与公私
六、开明自营与公私
七、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派的公私观
八、结论
清末民初的民主思想：意义与渊源
一、前言
二、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特点与演变
三、清末民初中国民主思想的解析
四、近代西方民主思想与清末民初民主思想之差异及其诠释
五、清末民初民主思想的渊源：连续性与非连续性
六、结论
近代中国转型时代的民主观念?
一、前言：转型时代的词汇竞争与文化想象
二、西方两种民主传统：弥尔主义与卢梭主义
三、两种乐观主义与近代中国民主思想的特征
四、近代中国民主思想与“意识本位的历史发展论”
五、
近代中国民主观念的支流——严复、梁启超与中国式的弥尔主义
六、结论
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的发展：从严复到殷海光
一、前言
二、自由主义是什么？
三、二十世纪中国自由主义之挫败
四、“三个缺失”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复杂面貌
五、新儒家思想对自由主义的反省与批判
六、结论
乙编：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变迁
梁启超的学术思想：以墨子学为中心之分析
一、前言
二、清代墨学的复兴
三、《新民丛报》时期梁启超的墨子学
四、一九二○年代梁启超的墨子学
五、梁启超学术思想的特点与评估——代结论
梁启超与儒家传统延续与断裂：以清末王学为中心之考察
一、前言
二、任公思想的内在逻辑
三、心有所主而兼容并蓄：阳明学与任公思想的取舍问题
四、结论
魂归何处？梁启超与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再思考
一、前言：从列文森“儒教已死”的辩论谈起
二、“方死方生”抑或“更生之变”？
三、铸造“国魂”：晚清时期梁启超的“国民”思想
四、“中国不亡论”与“国性”说：梁启超的“文化民族主义”及其影响
五、余论：“游魂说”与“新启蒙”
梁启超与中国现代史学之追寻?
一、前言
二、实证史学、道德知识与形上世界
三、镕铸一炉——新康德主义与佛儒思想会通下的新史学
四、任公史学思想的评估——代结论
梁启超与康德?
一、楔子：梁启超著作中的康德
二、学者对梁启超译介康德之评估
三、从カント到康德：梁启超对康德中国图像的建构
四、梁启超对康德思想的阐释与评估
五、结论
严复与梁启超?
一、前言
二、严梁之初识：戊戌变法前夕
三、严梁“交锋”：戊戌之后
四、结论
丙编：民国人物与思想
民国初年孔教问题之争论（1912—1917）
一、前言
二、康有为之孔教思想
三、孔教运动之展开及儒家是否为宗教之辩论
四、国教问题之争论
五、帝制、复辟与孔教运动之衰微
六、结论
钱穆的学术思想与政治见解?
一、前言
二、钱穆史学中的政治与学术
三、钱穆的学术思想──经学与史学合一
四、钱穆的政治见解——理想与现实的交融
五、结论
胡适与赫胥黎?
一、前言
二、以人治对抗天行：胡适初遇赫胥黎
三、作为方法的赫胥黎：萨迪法则与清代考据学的会通
四、存疑主义、科学主义与知识的范围
五、结论
蒋介石与阳明学：以清末调适传统为背景之分析
一、前言
二、梁启超的调适思想与近代中国的阳明学
三、蒋介石与日本阳明学：继承与批判
四、结语
蒋介石与梁启超?
一、前?言
二、蒋介石的读书生涯、文人认同与思想倾向
三、蒋介石与梁启超
四、结论
蒋介石与贺麟?
一、前言
二、贺蒋交往：一般文献中的贺蒋关系
三、蒋贺交往：蒋档中的蒋贺关系
四、贺麟的《当代中国哲学》与蒋介石
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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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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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梁启超之间并无私人之间的交往，且分属不同的政治势力：梁启超是清末改革派、民初研究系的首脑与进步党的党魁；蒋介石则一直是革命派与国民党的忠贞党员。不过，两人在思想倾向上则十分类似，尤其在肯定儒学、反对共产主义、唯物主义，与主张文武合一等方面有共识。这也使得梁启超成为蒋介石极为欣赏并少有批评的一位近代人物。本文拟以两个主题为主轴：一、以现藏国史馆的“学记初稿”卷1—32，探讨1943年12月之前蒋介石的读书生涯与“文人”角色的自我认同；二、以蒋氏读书生涯为背景，描述蒋介石对梁启超思想认识的过程，并分析其对蒋介石思想发展与治国构想的影响。
二、蒋介石的读书生涯、文人认同与思想倾向
蒋介石的专业是军事，他在日本读书时所学的内容与毕生所成就的事业都与军事有密切的关系。不过，他绝非一介武夫，而是对于读书有非常浓厚的兴趣，甚至可说是具有“文武合一”的人生理想。从他的传记资料可见，蒋介石一辈子都醉心于读书，他自幼即在顾清廉的教导下阅读“经子史传、许氏说文及宋儒理学”。成年之后，他一直有阅读的习惯，不但在家中读书，也喜欢在旅行时读书。例如：他曾在车上、军舰上读《史记》与《明儒学案》，在车上看《新土耳其史》；1942年访问印度时，读《宋元学案》（1942.2.9）；1943年去埃及参加开罗会议时读的则是梁启超的作品（1943.11.28）。最有趣的是1927年11月，他到日本有马（温泉名胜）旅行，竟然连续几日皆醉心于日本史的阅读。回国之后，“十一月十日，自日本回到上海，连日布置与宋美龄女士结婚事。二十六日，亲至商务印书馆，购买书籍，以供度蜜月期间共读。”由此可见，对他来说，情人之间在最浪漫的时间所做的最浪漫的事竟然是“共读”。
蒋介石多次提及“开卷有益”（1932.2.19），担忧“不看书，不勤勉，祸将及身”（1928.6.8）；“今日未看书，何以革命也”（1928.9.3）；“无暇读书最可畏”（1929.9.10）。北伐期间发生济南惨案，因军事紧急而无暇读书，对此他深感悔恨，而发誓之后每天至少都要读十页书：
五月九日，公自督师北伐，军事紧急，及济南惨案发生，尤益忙逼，无暇看书，至是思研究学问，实为雪耻要道，乃自誓曰：以后每日必看书十页；如或间断，是忘仇无耻之人矣！（1928.5.9）
而因病不能读书，则是他深感怨恨的。1935年6月3日，他说：“近日以目疾，不能看书，恨甚！”
蒋介石那么迫切地想要读书是出于一种对读书价值的特殊看法。对他来说，读书可以促进“智德进步”（1933.5.14），可以养心、收放心、雪耻、革命，与了解人情物理等。对他而言，学问是事业的根本，甚至可以说是影响“生死成败”的关键因素。这一种以读书来追求道德的提升与知识的开拓，是一种植根于传统的看法，即是传统思想中所讨论的“尊德行”与“道问学”。在这方面，梁启超也有完全相同的观点。就此而言，蒋介石具有一种源于传统文人或读书人的自我认同。不过由于他同时也是一个军人，因此也非常鼓励军人应多读书。1926年1月14日，他告诫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各位毕业以后，要知学问无穷，除随时研究典范令教程等书外，又须注重政治学、经济学，不精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虽好，终究为他人机械！现时代之人，要知现时代道理，否则，就是过死之人，与死人何异？”在检阅军队时，他说：“军人第一宜多读书，始能了解三民主义，为党国服务；否则，一无所知，与从前腐化之军队何异？”（1928.9.3）
蒋介石本身即以身作则，广泛地阅读各类书籍。他发现读书常会“随看随忘”，这时只有持之以恒（1942.10.31）方能对治。为了加强阅读的效果，蒋介石读书时有做笔记的习惯，他会将书中精华的句子摘录下来。在这方面他深受曾国藩（1811—1872）影响，1924年5月，他告诫蒋纬国（1916—1997），“写字宜清楚，不可潦草糊涂，用墨不可有过涝、过淡之病！抄写文章，须先读过了解，然后着手抄写，才有益处！曾文正所谓办事、读书、写字，皆要眼到、心到、口到、手到、耳到，五者齐来，方能做好。”因此，日记对蒋介石来说，其中的一个功能就是誊录、整理读书笔记，而且他会将以往的日记取出阅读，用以温故知新、加强记忆。1933年4月15日，他说“近来连日看往年日记，颇觉有益”。
他所阅读的内容相当广泛，包括语文以及中西学术。在语文方面，他学过日文、德文、俄文与英文。其中，尤其强调英文的重要性，曾鼓励其子蒋经国（1910—1988）与蒋纬国在英文方面应勤习精通、随时熟习、多记名词，以为作文秘诀（1922—23）。
在西学方面，蒋介石非常热心地吸收新知。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他便立刻阅读了《新潮》、《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等启蒙报刊。此外，这一年他所阅读的书还包括：“《政治学大纲》、《军事常识》、《日本军事学》、《俄国革命记》、孟舍路著《经济学原论》、津村秀松著《国民经济学原论》、《新村记》、《易卜生记》、《鄂尔斯泰人生观》、《欧洲地图》、《大演习战况地图》”。如果将以上书目仔细地加以分类的话，蒋介石所读的西学方面的书籍包括：军事科学（如情报学、碉堡学）、社会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马克思学说）、哲学与宗教（如黑格尔哲学、《圣经》）、西方史地、以及文学作品（如福尔摩斯侦探案）。其中，有关宗教与哲学的书刊，对认识蒋介石思想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例如1941年1月12日，他曾记载：“反省去年对于真我之根源，与太极之内容，自觉略有领会。而人生对于宗教信仰之关系，使我内心渐能升华，惜尚未深入于自得之域耳。此于富司迪氏所著之《信仰的意义》、鲁一士所著之《黑格尔学述》二书，实助我宗教与哲学之研究，其功其大也。”上述两本书、一为富司迪（Harry
Emerson Fosdick, 1878—1969）所撰《信仰的意义》（Meaning of Faith），一为鲁一士（Josiah
Royce, 1855—1916）著、贺麟所译的一本有关黑格尔思想的论文集。
从上述对于西学的广泛涉猎，可见蒋介石绝对可以算是一个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新青年”。不过蒋介石与许多“新青年”有不同之处有二，一方面他有浓厚的宗教信仰，另一方面则是他对传统典籍与儒家价值有着很深的挚爱。换言之，他并不接受在五四青年之间颇为流行的科学主义（scientism）和反传统思想。同时，他对马克思学说的兴趣也不那么浓厚。1923年他开始接触到马克思学说时，即感觉到“看其上半部，颇厌倦欲中辍”。他也不喜欢列宁（Vladimir
Ilyich Lenin,
1870—1924），而比较欣赏印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蒋用的译名是太戈儿）。1925年11月11日，看《列宁丛书》，12日，看《太戈儿传》，蒋介石感到：“太戈儿以无限与不朽为人生观之基点，又以爱与快乐为宇宙活动之意义；而列宁则以权力与斗争为世界革命之手段，一唯心，一唯物，以哲学言，则吾重精神也。”蒋介石后来在民主、科学之外提出伦理，强调精神面、反唯物论，又坚持反共，从他早期读书的内容中即可看出其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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