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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近代中国的变局(史学宗师郭廷以的代表作,论述改革、革命、共和、民主、救亡等的思想、实践、关系,及利弊得失)

書城自編碼: 1919157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政治/軍事政治
作者: 郭廷以
國際書號(ISBN): 9787510814426
出版社: 九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2-05-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348/333000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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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创建人及首任所长、一代史学宗师郭廷以对中国近代化研究的扛鼎之作。
中国的近代化为什么被延误?为什么说太平天国是极权统治而不是民族革命?李鸿章的联俄制日外交策略为什么不奏效?一部清朝晚年的历史几乎均是丧权辱国的记载,为什么左宗棠的西北经略是例外?……
內容簡介:
近代化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要了解近百余年来中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并瞻望未来的发展方向,必须对近代中国的变局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厘清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个问题正是郭廷以学术生涯中最为关切的问题,也是《近代中国的变局》一书的中心主题。
關於作者:
郭廷以(1904——1975),字量宇,河南省舞阳人。历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台湾大学教授,师范大学文学院长,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1949年赴台,1959年起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合作,首创口述历史工作,以口述笔记方式,为民国史搜集资料。毕生从事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与开拓,主要著述有《近代中国史纲》、《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中国近代史概要》、《中华民族发展简史》、《中国通史》、《帝俄侵略中国简史》、《中华民族发展简史》、《台湾史事概说》等。
目錄
联经版序
中国的近代化
中国近代化的延误
--兼论早期中英关系的性质
近代西洋文化之输入及其认识
近代科学与民主思想的输入
--晚清译书与西学
中国近代世变的由来
从中外接触上论中国近代化问题
太平天国史
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
太平天国战史
中外关系史
中英鸦片问题与林则徐的措置
六十年前中日的战与和
中日交涉中的历史教训
俄国早期侵韩阴谋的被阻
中国与第一次美韩条约
中越一体的历史关系
台湾史与边疆史
台湾的对外关系
--一个历史的说明
甲午战前的台湾经营
--沈葆桢丁日昌与刘铭传
台湾早期的经营
--二三○年-一六八三年
台湾的开发和现代化
--一六八三年-一八九一年
从张骞到左宗棠
--西北二千年的经营
东北的开拓
--明清的东北经营
附 录
《道光咸丰两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序
《郭嵩焘先生年谱》序
评《捻乱》
郭廷以先生著作目录初稿
內容試閱
中国近代化的延误
——兼论早期中英关系的性质


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均可以说是一部生存竞争的历史。竞争过程的顺逆和结果的成败,决定这个国家民族的祸福命运。顺逆成败,则又决之于国家民族对于时代环境的适应能力,亦就是决之于近代化的程度。要能适应环境或近代化,首须对于环境与时代具有正确的认识,否则就无从说起。无疑义的,近代中国在民族大竞赛中,纵不能谓为完全失败,最少也当承认是暂时落伍。

中国的历史并不孤立,历史上很少孤立的国家民族。有史以来我们曾受过不少强大部族的凭陵,如塞外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以及西南的吐蕃南诏,但是他们仅恃一的优越武力,经不起长期的磨炼;我们也曾受过异域宗教思想的熏染,特别是佛教,然而印度只有其消极性的文化,谈不上别种企图。近代我们所接触的“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的西洋诸国,则大异于是,不仅有其强大的武力,而且有其积极性的高度文化。于是我们遇到了新的对手,向所未有的劲敌。诚如同光年间留心时务、目光犀利的郭嵩焘所云,西洋人之入中国是天地的一大变。李鸿章、严复也均说这是三千年来中国的大变局,是秦以来所未有过的世变。大家都知道时代是“变”了,外在的环境变了,而我们内在的生活方式未能切实有效的来赶上这个“变”,来适应这个“变”,因而诸事感到不“通”,一切受到威胁。这是由于我们知己知彼的工夫不够,尤其是知彼工夫的欠缺,所谓认识不明,蹉跎遗误,措施乖方,步骤紊乱,劳而少获,甚至无获。百年以来民族的悲运危机之所以致成,均须于此求之。


历史是整个的,在时间上如此,在空间上亦是一样。在古代或中世表示的容或不十分显著,在近代则几乎随处都可证明,各国的历史均成了世界史的一部分,中国自不能例外。十五、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地理发现,固然使欧洲历史起了变化,亦使全部世界受到影响,人类开始走入了“四海一家”的时代,逐渐成为“一个世界”,正是薛福成所谓“华夷隔绝之天下,成为中外会通之天下”。在此之前,中国与欧洲虽早有接触,但是那种关系是若隐若现,绝续无常的。蒙古西征虽一度使之呈现明朗,而当时的西方文化并不高过东方,甚或居于中国之下,同时蒙古人既不能了解西方文化,亦无资格代表东方文化。十五世纪末年,自西欧直达远东的航路发现,东西海道大通,一五一四年(明武宗正德九年)葡萄牙人到了广东,从此以后,中西的关系未再间断,愈趋愈密。

开始与中国接触的“佛郎机”—这均是当时对葡萄牙或西班牙人的称呼,有不少是向东方觅取黄金的冒险家,但是跟踪而至的确有许多为了传布福音,具有宗教热诚的饱学之士与抱道君子,所谓“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利禄”(《明史·意大利亚传》)。他以学术为传教手段,借此以与社会领导人物的士大夫接近,争取他们的同情与合作。哥伦布、哥白尼(Copernicus)发现新世界、新宇宙以来的新知识,文艺复兴以后的新艺术,均经此辈耶稣会士(Jesuits)先后输入中土,包括天文、历法、算学、物理、舆地、美术、以及火器制造等实用科学。凡此均为明清之际,亦即自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华至康熙末年一百四十年间(一五八二—一七二一)的成就。

中国方面的反应与态度,有正有反。好之者是因为他们所讲的学问,“多华人所未道”,动机为“好异”,也可说是崇尚真理。恶之者是因为他们所奉的宗教为“不合于圣人之道”的异端,将沦中国于“无父无君”,动机为“辟邪”,也可说是卫护道统。在此期间,他们曾遭受种种的挫折磨难,但确已赢得睿智而有卓识的知识分子和杨廷筠、徐光启、李之藻辈的信服,及开明宏通的政府当局如康熙大帝的优待。康熙本人极为爱好西学,善遇西人,使他们“各献其长,出入禁庭,曲赐优容”(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谕西洋人)。时常由西洋教士进讲天算、历法、炮术,即是出京巡幸,亦不中辍,且将《几何原本》译为满文。第一部实地测量的中国科学的地图《皇舆全览图》即在他的手中完成。法王路易十四对于东西文化的沟通,尤抱有莫大宏愿,他有过书信给康熙皇帝,他派了许多有学问的教士前来,十七世纪西学的东传,法国人的贡献独多。他真是不愧为一位“大帝”。而康熙皇帝亦有其雅量与求知欲,自己对于历算的研究“妙契精微”。以皇帝之尊,躬亲倡导,自然会使“一时承学之士,蒸蒸向化,肩背相望”(《清史稿·畴人传序》)。如果这种风气继续下去,试想当起如何的作用?近代的西方文化当在中国发生何种影响?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我们承认明清之际所谓西学颇属有限,耶稣会士既比较保守,未能尽量介绍新的学理,而中国的一部分士子学人又自视颇高,华夷之见既深,名教观念尤浓,亦不是接受新的思想。这均是中国对欧洲文化认识的障碍。而最大的阻力与不幸,则为雍正皇帝的禁教令。西方教士在华的活动本有许多客观的困难,而其自身的派别争执更增加不少纠纷。利玛窦时代为了顺从中国的礼俗,对于教徒的祀祖祭孔敬天均不禁止,并以天或天主来称上帝。但是方济各(Franciscans)、多明尼(Dominicans)等派则斥为不当,教王(教化王)亦认为不可,派遣教使,发布禁条,实行干涉。于是康熙皇帝大起反感,说是“教王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戾”,曾于一七二○年(康熙五十九年)一度表示除了“会技艺之人留用”,其余传教之人,俱令教王使臣带回,“以后不必西洋在中国行教,禁之可也,免得多事”。但最后的严厉遭禁,则是由于他们参加当时宫廷的政治斗争。康熙晚年,他的皇子为了争夺大位的继承,各树党羽,耶稣会士则站在皇九子允禟十四子允禵方面而与皇四子允禛(即后来的雍正皇帝)对抗,如为允禟向川陕总督年羹尧游说的穆敬远(Joannes
Mouroo)为葡萄牙人,从中搆煽的宗室苏努父子又均为天主教徒。加之教士散布内地各省,早就有人说他们“邀结天下人心,逆形已成”(杨光先《不得已书》),而雍正皇帝又是治尚严明的,所以即位之后,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正式颁布禁教明诏,所有的洋人,除了在京效力的人员外,一律送往澳门,各地天主堂均改为公廨,祠庙,或义学。乾隆时代(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取缔尤严,一再查禁内地的西洋人与私习天主教者,甚至有被处死刑的外国教士。嘉庆道光两朝(一七九六—一八五○),供奉内廷的西洋人愈少,最后连钦天监内也没有他们的位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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