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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军阀意识是一个多少年来从未有人触及的领域，揭开一个小小的窗口，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丑陋的世界，其中的某些垃圾也许今天还在被当成点心出售。
军阀的军队，是一种首领人治化而非制度化的军队，对于军阀来说，大费周折解决忠诚和人才需求的矛盾，使得他们陷在提高素质和当心反叛的自身悖论中无法自拔，从而永远无法迈出传统思维的门槛，实现自身的现代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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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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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东西方文化前所未有的巨大撞击，使得中国社会传统秩序走向崩溃，逐渐步入近代化。作者侧重讲述了这个特定时期中，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唐生智、刘湘、孙殿英、冯玉祥、蒋介石等几大军阀是如何维系其集团统治的，其治下的手段五花八门，有回归传统的，有绿林之风的，有家族集团的，有求神拜佛的，也有推行基督教的，更有学日本玩军国主义的，细究深思，绝不仅仅是令人发笑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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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张鸣
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长于北大荒。出生赶上鸣放，故曰：鸣。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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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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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政治大车店里的过客
第一章 从历史走向现实的畸形儿
第二章 炮灰”的追求
第三章 维系网络：血缘、地缘、业缘
第四章 施恩的手段与方式
第五章 “以儒将兵”——吴佩孚
第六章 绿林心经——张作霖
第七章 “中西杂拌”——阎锡山
第八章 宗教仪式——冯玉祥与唐生智
第九章 迷信道术——刘湘与孙殿英
第十章 蒋介石的维系政治观
第十一章 蒋介石的维系社会观
第十二章 蒋介石的维系教育观
第十三章 蒋介石的维系伦理观
第十四章 蒋介石的维系哲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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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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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走向现实的畸形儿
在近代，历史与现实作为军阀的双重父母，各自赋予它不同的禀赋。然而，先祖的基因必须通过时代的律动才能得以表达。近代军阀的产生、发展与消亡是与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三种历史进程相始终的，即：中国传统秩序走向崩溃的过程，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推行殖民化的过程，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作为军阀集团的维系意识，自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与上述三种过程有关的思想意识的制约和影响：走向没落但依然盘根错节的传统思想，由于统治秩序紊乱而“合法化”的游民意识，伴随文化冲突而涌入的西方文化思潮和要素。军阀集团维系意识在这三股意识干流的交汇撞击中泛起自己的水花。
一、 传统意识的滞留
鉴于中国传统社会宗法血缘纽带的强固，任何层面的社会群体都是以家庭或家族为基点和归宿，父家长制的模式几乎适用于任何社会控制层次，个人的奋斗大都沿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行进。这一方面使中国人的国家观、社会观带有浓重的家族伦理色彩，另一方面也使各种形式的社会群体的维系意识都成为以宗法制度为归依的儒家纲常体系的派生物。
一般我们称军阀为封建军阀，从思想意识的角度，就是说在他们整个思想体系中，我们通常所谓的封建纲常礼教起了主干作用，因为在建国后很长时间里，我们将秦汉以来的制度，视为“封建”的；甚至可以说，这些军阀本身就是中国伦理型文化的产物。尽管传统在西学面前碰了壁，他们依然自觉不自觉地习惯于用祖宗法宝来维系军队。尽管军阀首领中不乏目不识丁的老粗，各集团成员中也没有多少人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然而，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底色，纲常伦理道德深入人心的秘密在于它已经成为整个民族文化的心理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人们对传统的接受，不仅在于正统的经学研读和学校教育这种大渠道灌输，而更为普遍的是戏曲、说唱等小渠道教育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戏台上，鼓词里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的形象，往往较刻板的伦理说教更能动人心魂。因此，肉食者热衷于忠孝节义，糠食者也习惯于节义忠孝。袁世凯祭孔，孙传芳投壶，连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钱和多少姨太太的张宗昌也会大刻《十三经》，其余大大小小的军阀无一例外地张口五常闭嘴八德。使集团成员的头脑在效忠的题目下僵化固化，是全体军阀孜孜以求的目标。
当然，像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一样，在把纲常礼教挂在嘴边的同时，并没有脱掉释道两教的影响，在军阀的维系思想库中，传统所有的法宝均有一席之地。湖南军阀赵恒惕会开“人力已竭求诸佛法”的金光明大法会①，唐生智则有一支受戒的“佛教军”。
然而，近代军阀毕竟生活在近代，时代不仅使他们对待传统伦理的态度具有更多的功利实用气味，而且在他们继承的传统思想上也烙上了自己的印记，由于清亡以后，整个统治阶级已经支离破碎，统治中心呈现出一种物理上所谓的“失重”状态，用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话来说叫做“五伦”缺了“一伦”②。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这传统人际关系的五个维度，缺了“君臣”的一维。所以军阀们的纲常礼教往往缺乏整体色彩，即只强调伦理体系中的忠孝之义而置公私之义于不顾。这一点，就近代而言，曾国藩为始作俑者。湘军的建制，因将设营，将去营裁，每级建制交由负责长官招募忠于自己的官兵。袁世凯对此进行了理论化建树，在小站练兵时即把所谓的“忠国、爱民、亲上、死上”四义混为一谈，用偷换概念的办法使他与“国”合二而一，忠于他就等于忠于国 ③。所谓“小忠者，大忠之贼也”，没有一个军阀肯为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而牺牲他个人的利益，所有人都只强调下属对他个人的效忠，而对他名义或实际上的上司对其手下的越级干预都怀有极大的敌意。对军阀来说，来自敌对营垒的威胁与来自同一阵线别一派系的威胁同样可怕。与护国军作战的袁氏嫡系武力曹锟会拥兵自重，眼看着他主公的事业瓦解。跟红军对峙的国民党地方军阀也能与红军达成默契，互不侵犯。
历史与现实的互动在军阀的传统性格上的最大影响是造成了意识结构上的内在危机，除极少数外，军阀无不希冀一温帝王梦，然而却都把自己装扮成共和制度的誓死捍卫者甚至“再造者”。明明是三纲五常的儒家说教，却偏偏要冠以时尚的口号和“主义”，这种意识上表层和内蕴的分裂，标志着军阀心中的传统意识已经无可奈何地出现了时代性扭曲。
二、游民意识的渗透
在传统社会里，游民的成分很复杂，一方面，他们是脱离土地和宗法关系的人，一方面，又是工商业发展的必然产物，必须在新的生存条件下，结成新的类宗法式的关系。地主的兼并，国家的掠夺与压迫，人口增长的压力，土地的贫瘠化，使周期性震荡的传统社会始终保持着周期性涨落的游民人口。这样一个游民阶层的存在，可以说在某些情况下是威胁王朝秩序的异己势力。游民虽然是一个不稳定的阶层，迫于官方的压力和生存的需要，也产生了某些与社会主体意识相悖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如宗教上的罗祖崇拜、无生老母崇拜；憎恶现实的“劫变”观念，甚至将所谓的“现在佛”如来斥之为“人面兽心”④；强调互助和蔑视纲纪的义气等。
明清以来，随着秘密教门的兴盛，地下帮会的发达，和一定数量的失意知识分子的参与，游民队伍的组织化程度渐趋提高，游民意识也渐趋理论化和文字化。清亡前后，随着统治秩序的瓦解，大批游民涌入军队，帮会和绿林“豪杰”被推上了政治舞台，某些著名的惯匪甚至成了执全国政局牛耳的人物，所谓南有干帅（陆荣廷）北有雨帅（张作霖）并为一时之雄。海外的“洪门”、西南的“袍哥”、长江中下游的“哥老会”、江浙一带“青帮”都对军阀有相当的渗透，不少军阀重要成员都是帮会的骨干，有的甚至在军队中公开地大散海底，讲说家法，广收门徒。流行于北方数省的不少民间宗教门徒，也随着军阀的招兵买马而流入了军队。在这种“黑社会”合法化，社会沉渣泛起的情形下，游民意识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军阀的维系意识之中。
游民意识最普遍、最常见的是：“忠义”和“侠义”观念，前者是团体（帮会堂口、绿林山头）内部的核心观念，后者是团体对外的主要原则（至少是以此相标榜），两者的中心是个“义”字，洪门忠义堂的堂联就是“非亲有义须当敬”⑤，“义”的关键在结盟，即“金兰结义”，帮会特别尊崇关羽，着眼点也在于“桃园结义”、“义气重似海”，这显然是对血缘纽带的某种超脱，是一种新条件下的类宗法关系。不义意味着背叛，对于长期处于非法状态的黑社会来说是一种致命的伤害，所以为同人所深恶痛绝。这种“义”显然与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的“义”有别，后者主要强调公私大义，义服从于忠，具有儒家伦理的理性色彩，而前者主要是私义，掺杂以“情”的成分，“是友无情切莫交”⑥，对帮会来说义与忠相联的时候意味着对同伴的忠实、不相欺，失了脚不出卖兄弟；义与侠相联则意味着行事正当（合乎江湖规矩）和抱打不平及对钱财的轻蔑，“仗义疏财”。
可以说，这种江湖上的“义”意识，已经很强烈地影响到了军阀的行为准则，军阀集团内部重要成员与首领之间除效忠关系而外，往往还有结盟（结拜）关系，不拜把子，不结团体，彼此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所谓的信义与情感。一个比较特别的事实是，北洋军阀之间的战争，胜者往往不对负方作穷寇之追。战场上尽可以打得你死我活，但于对方的家眷和财产却很少触动，战败后片甲不存的军阀，也会得到对方的优礼。可以说，这种貌似绅士风度的做派来自于游民意识的侠义观念，因为毕竟彼此过去同属一个“北洋团体”，彼此的“优容”可以解释为既是做给外部也是做给内部看的一种把戏，以显其仗义和宽厚。如此说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直皖战前小徐（徐树铮，皖系谋主）诱杀了北洋旧将陆建章，会引起北洋军阀的普遍不满，以致成为皖系战败的一个筹码，因为这种行为的本身无论是目的还是手段，都显得那么不够“侠义”。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军阀意识中掺杂有不少游民意识的成分，但游民意识在传统社会毕竟是一种非主流意识，对多数军阀而言，游民意识仅仅是一种程度不等的影响因素，少数军阀的游民意识的色调虽然重些，但随着角色身份的变化，也会逐渐淡化而最终向正统观念靠拢。
三、欧化意识的波及
西方文化对军阀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鸦片战争以来的西学东渐，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经各种渠道输入中国，其中某些与中国人的民族自省心理契合，成为一时的流行思潮，自然或多或少地会对军阀发生影响。二是作为西方文化的一个层次，基督教随着殖民化的深入在中国传播（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及新教各派），特别是义和团运动后，基督教由于自身“孔子加耶稣”的“本色化”变形，有了长足的发展，甚至在许多边远地区出现传教士的踪迹，据统计，到1918年，仅天主教徒就达190万之多⑦。由于基督教本身具有的凝聚人群的功能和浅层文化天然的普适性特点，因此，西方宗教，尤其基督教从形式到内容都对军阀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西方近代思潮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军国主义、国家主义的涌入，对军阀陈腐发霉的思想体系产生了冲击性的影响，而大批学军事的留学生（主要是留日学生）加上更大数量的国内新式军事学校（堂）的学生，则给这些思潮提供了接收载体，军阀部队的干部构成，这些人员占了很大比重。说也奇怪，某些军阀冥顽不灵的头脑，对西方优秀的文化成果，一向方枘圆凿格格不入，而于某些偏执的极端主义货色，却有灵犀一点，一拍即合，无论是军国主义、国家主义还是后来的法西斯主义，都是一些军阀热衷引进的对象。
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在西方不怎么高明的学说，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在唤起国人自强自救意识方面曾起过很积极的作用，但是它对军阀政治的影响却存在另一面，即对强力的崇拜，对武力的迷信，对弱肉强食正中下怀的称道，由醒狮派宣传的国家主义，也在特定时期成了某些军阀维系军心，对抗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工具。孙传芳曾利用国家主义组织“三爱党”（爱国家、爱人民、爱敌人）。⑧唐继尧也在云南组织国家主义色彩的“民治党”，开办三月一期的“民治学院”，组织编写《国家主义十讲》，出版宣传国家主义的《滇事旬刊》。⑨一度流行于德日的军国主义思潮及德日奉行的军国主义政策，则为山西王阎锡山奉为至宝，竭力效法日本的村政与警察制度，把山西搞成了一个大兵营。
鉴于基督教的影响和团体凝聚力，一直在北洋营垒中处于特殊地位的冯玉祥，直接撷取基督教教义的某些利于他的成分，并利用宗教本身联络、聚合人群的形式，让耶稣基督为他维系军心，博得了“基督将军”的美名。蒋介石则更加乖巧，奉信基督教成了他取悦西方国家和联络国内欧化阶层的手段与招牌。
有时，西方思潮对军阀政治的影响还会表现在这样一些场景，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西学的输入与爱国浪潮的高涨交织在一起，某些较为敏感的军阀总能喊出一些时髦的口号以争取军心和民心。如阎锡山就一贯认为“新能存在，旧必灭亡”⑩，因此总是随时代风云的变幻，相应地打出一些“主义”和“旗帜”，以示“进步”和趋时。吴佩孚尽管满脑子“仁义道德”，但也曾起劲地高喊“德谟克里特”以至“劳工神圣”，从而在与皖系的斗争中争得若干人心的筹码。
应该指出的是，军阀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是极为有限和相当浅层次的，比起他们的旧文化根基来，西方文化的影响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纵使是“西化”较深、满嘴新词的阎锡山，也最多达到中体西用的水平，并没有超出前辈张之洞的窠臼，近代军阀说到底还是封建军阀。
注释：
1925年12月21日《长沙大公报》。
《吴佩孚先生集?传记》，第315页。
袁世凯辑《新建陆军兵略录存》。
黄育楩：《破邪详辨》卷二。
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岳麓书社版，第96页。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9页。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八），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57~58页。
谢本书：《唐继尧评传》，第167页。
《阎百川先生救国言论集》第二辑，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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