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言
这本书的构思起源于2003年。那年春天在北京有一场教育改革会议。会议邀请了亚太经合组织成员教育 部门的官员和学者共同讨论各国的教育改革。我当时注意到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西方国家比如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特别想向东方国家比如中国、韩国、日本等学习，在教育改革中强调统一考试、统一课程等，而东方国家又特别羡慕西方国家学生的创新创造能力，在教育改革中强调减负、减少考试等。
这十分有趣，很多人将这种不同理解成一种教育质量的差异，认为某些国家的教育比其他国家的好，想向对方学习，而且花费很多精力寻找对方教育的优势。但是，是否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东方国家学生的优异成绩是否是以牺牲创造力为代价的？西方国家学生的创造力是否是以牺牲考试分数为代价的呢？
就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同时也发现了许多有意思的数据。比如，TIMSS（国际数学和科学趋势研究）数据表明学生的分数与学生对学科的兴趣和信心成反比。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数据也表明学生的分数与其信心以及对学习生活的满意度成反比，与创业信心也成反比。也就是一个国家（地区）学生的考试分数越高，其信心、兴趣等情感因素就越低。这些数据说明什么呢？
“是药三分毒”是中国的一句古话，说明了一个非常普遍的道理：是药就有副作用。从某个角度来说，有用就有害。而正是对有害的副作用以及药物安全的关注促进了现代医药的发展。
那么教育是否有副作用呢？一般大家会认为教育是一件好事，所以很少想到教育的副作用。但是教育的副作用确实存在。就像四环素可以治疗感染，但也可以破坏牙齿一样，任何一项教育政策或教学方法在带来好的教学效果的同时可能也会带来不好的破坏作用。比如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直接教学法可以让学生很快记住要掌握的知识，但会降低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创造力。而探究式教学法与直接教学法相比，其在短期内让学生掌握知识的效果要弱一些，但长期来看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创造力以及理解力。
教育副作用的表现形式很多。有的政策或方法有良好的短期效果，但长期来看则有负面影响。有的政策或方法对掌握知识有效，但可能破坏个体的信心、兴趣和创新创造能力。有的政策或方法对富裕家庭的孩子有效，但对不富裕家庭的孩子有害。有的教师对成绩好的学生有益，但对成绩不好的学生有害。
教育副作用产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教育有多重目标，既要让学生掌握知识技能，又要培养学生的全面认知能力；既要有短期的学科成绩，又要照顾学生的兴趣和未来创造力；既要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又要提升学生的道德认知，等等。而这些目标往往会相互冲突，对某些方面的提高就有可能冲击到其他方面。再比如，教育政策或方法要用于广泛的环境，但不同区域和不同人群是有不同需求的，没有一个方法或政策对所有人都是有利的。
当然，教育的副作用不都是不利的。有些政策或方法的副作用也许在设计的时候并不明确，而是在使用后慢慢发现的。这些副作用也许是有价值的，也许对某些学生或者某些学习目标有帮助。
教育的作用与副作用就像物理上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一样，是一体两面、同时存在的。因此教育政策的制定、教学方法的研制都应该看到它们。从事教育研究的人员应该像医学界一样，既要汇报一个政策或方法的作用，也要报告其副作用。教师、学生、家长也应该基于对相关副作用的了解从而做出最佳选择。而教育的进步也是要着眼于不断地研发新的政策和方法来减弱副作用。
由于教育界没有像医学界一样研究教育副作用，因此大部分教育政策、教学方法的研究基本上要么只是关注作用，要么只是关注副作用。本书的目的就是通过各种案例指出教育的作用与副作用，呼吁教育界加强对副作用的研究。
本书英文版2018年在美国出版以来引起了研究者们对教育副作用研究的兴趣，2024年我又合作编辑了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的《教育研究综述》（Review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它是以教育副作用为主题的年刊。我们收到了200份投稿，最后选定了12篇发表。这表明了教育研究人员对教育副作用的兴趣，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大部分研究人员对教育副作用的理论和实践还不够了解。
近10年来，教育实证研究在中国蓬勃发展。但对于实证研究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收集什么样的证据。希望本书中文版的出版能够引起广大教育工作者对教育副作用证据的关注，从而收集、分析这些数据，促进教育的发展。
非常感谢本书的译者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对本书中文版的面世所作出的贡献。
赵 勇
2024年5月31日于美国
前 言
当你去买“艾德维尔”（一种布洛芬品牌）的时候，会发现包装上会标明这种提示：“布洛芬可能会引起强烈的过敏反应”，“此药可能会导致胃出血”。所有的药品必须在包装上标明其药效和已知的副作用。以布洛芬这种常见止痛药为例，它是为了暂时缓解“轻微的疼痛”，已知副作用包括过敏反应和胃出血。因此，布洛芬类药品必须注明这些可能的不良反应。
然而，我们却很少收到有关教育产品副作用的提示。
比如说，教师或学校领导不会收到类似的信息提示：“这个项目可以提高学生的阅读分数，但可能会让他们永久地痛恨阅读。”
家长不会被告知学校里的教学有哪些效果和副作用。比如说：“这个做法可以让你的孩子成为更好的学生，但可能会让她的创造力降低。”
公众从未接收过关于大规模教育政策副作用的信息：“择校可以提升部分学生的成绩，但是却可能导致美国公共教育系统的崩塌。”
教育领域发表的研究报告中也很少谈及教育干预措施的潜在不利影响。教育研究通常专注于收集证据来证明或反驳研究成果、项目、政策和实践的有效性或预期效果。最近有关循证教育实践与政策的运动只是为了收集和验证相关成效的证据，而并不关心所谓的副作用。
这是否意味着教育能对不利的副作用免疫？是否意味着所有教育都不会对学生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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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2002）颁布后，我首先联想到的是一个中国成语——饮鸩止渴。这一法案得到了美国两党的一致认可，并且被广泛认为是解决美国教育顽疾的良方，即解决美国学生在阅读和数学方面成绩较低且教育成就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当时唯一引起强烈争议的是，该政策并未得到美国联邦政府的资金支持。换句话说，如果有更多的资金来支持该法案实施，那么其中提出的解决方案或许才能真正促成美国教育的变革。
本书第一章将介绍《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方案的主要构成：考试与问责、聚焦阅读和数学、科学证明有效的教学材料和教学策略。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旨在满足人们对优质教育的强烈需求，但它提出的解决方案却是错误的。这个方案就像中文成语“饮鸩止渴”里所指的毒酒——看似能短暂止渴，但长远来看却是致命的。因此我写了一本书来揭示《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长期危害，即《迎头赶上，还是领跑全球：全球化时代的美国教育》（Catching Up or Leading the Way： American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这本书在2009年已经出版了。
我并没有天真到认为我的书可以阻止美国教育的“自我毁灭”趋势，但我很高兴的是，至少我拉响了警报。事实证明，《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对美国教育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它并没有如预期一般解决问题，反而永久地改变了美国教育的面貌和价值观。更重要的是，我为这本书所作的研究和思考引导我自己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这些探索已被证明对思考教育问题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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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俗语叫“是药三分毒”，它同样适用于描述《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该法案声称要将教育发展成一个循证的实践领域。“基于科学证据的研究”一词在该法案中被提及100多次。法案资助那些经科学证据证明有效的教育活动与实践，借助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将教育领域的循证运动推向了新的高度。教育研究被鼓励向医学领域学习，可医学领域内的变革则又是教育领域所艳羡而不可及的。教育领域从医学领域学到的首要经验就是随机对照试验法（RCT）。但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却忽视了另一个推动医学转化为现代医学的宝贵经验——“是药三分毒”。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支持者和循证实践的倡导者只关心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即干预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产生预想的结果。他们没有考虑干预措施的副作用，即继发性不良反应。基于对各国教育的观察，教育和药一样，既有成效，也会伴有副作用。一方面，某些教育体系能够成功地培养出具有服从品质以及高度一致性的公民和劳动者，但它（似乎）难以培养出具有创造力和多样性的思想者。另一方面，美国的教育体系看似能够培养出更多有创造力的企业家，但却未能向更多儿童普及基础知识。这是否意味着，某些教育实践在有效实现特定教育目标的同时，也会妨碍其他同等重要的教育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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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题引导我探索教育中的副作用。教育中副作用的出现基于很多常识性的原因。首先，时间是一个常量。当你把时间花在一项任务上时，就不能同时把这些时间再花在另一项任务上。如果一个孩子在阅读上投入了额外的时间，那么他用于艺术或音乐学习的时间就会相应减少。同样，如果一所学校只专注于两三个核心科目，其学生探索其他科目的时间就会受到限制。而当学校系统仅侧重于阅读和数学等少数科目时，学生就没有时间做其他可能更重要的事情。
其次，资源是有限的。一旦资源被投入某项活动时，其就无法同时被用于其他活动。当学校的资源被投入到共同核心课程时，其他科目就会被边缘化。当学校被迫只关注提高考试成绩时，便不会开展那些能促进学生长期发展的活动。
然后，一些教育结果可能具有内在的矛盾性。一个教育系统既想要培养高度服从的劳动者，同时又想要培养具有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的多样性人才，这是很难实现的。研究也表明，一味地追求考试成绩和知识的获取可能会以牺牲好奇心和信心为代价。
最后，同样的产品对于不同的个体、环境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比如，有些人对青霉素过敏，有些药物与酒精同时服用会引起不良反应。同样，有些教育实践，如直接教学法，可能对知识的传授很有效，但却不适合用于激励学生进行长期探索。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s）可能会偏爱那些有选择权（并且可以做出选择）的人，而牺牲那些没有能力利用选择权的人。
这本书呈现了我十多年来的发现。简而言之，我发现，由于上述显而易见的常识性原因，任何教育干预措施都可能给教育带来危害。我还发现，忽视教育的副作用是引起教育领域持续性论战（Perpetual Wars）和钟摆效应（Pendulum Swings）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我认为忽视教育的副作用会在某些情况下导致一些干预措施失效，而其实际上原本可能是有效的。总之，忽视教育的副作用会阻碍教育的进步。
本书各章的重点如下：第一章探讨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负面影响。第二章以阅读优先计划（Reading First Program）的副作用为例，讨论了为何简单借鉴医学里的随机对照试验不能实现教育的变革。第三章呈现了关于直接教学法有效性的长期争论，揭示了一般的直接教学法
这里指小写的直接教学法（direct instruction）——译者注。和具体的直接教学法
这里指大写的直接教学法（Direct Instruction）——译者注。的消极副作用关于小写的直接教学法和大写的直接教学法的区别，详见本书第三章——编辑注。。第四章讨论了东亚教育系统的效果和副作用，表明国际测试中的高分数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学生的幸福感和创造力为代价的。第五章以可见的学习（Visible Learning）为例，阐释了教育副作用的一个主要来源，即多种多样且有时相互竞争的教育结果。第六章以教师资格和教育券（School Voucher）为例，介绍了教育副作用的另一个主要来源：个体差异。第七章以阅读和数学之战以及教育理念的钟摆效应为例，讨论了不重视教育副作用的后果。最后一章主要是呼吁教育政策制定者、教育研究者和教育需求方重视教育的副作用并采取行动，其中阐明了关注教育的副作用如何能够帮助教育超越百年论战，例如以儿童为中心与以课程为中心的范式之争，本章的最后也为政策制定者、教育研究者、产品开发者和教育需求方（即家长、教师和学校领导者）提出了具体建议。
本书有以下几个写作目的。首先，这是对教育政策制定者和教育领导者的呼吁，希望他们在制定和采用教育政策与教育项目时能够开始重视潜在的不利影响，他们不应该只看到有效性的证据，而应该同时寻求潜在副作用的证据，以便做出明智的决定。其次，本书也是对教育研究者和教育干预措施开发者的挑战，他们应该同时研究教育的效果和副作用，并将其告知教育需求方，研究副作用也能激励他们不断完善相关的教育干预措施。最后，我希望这本书可以发展成为一份教育需求方指南，为教师、家长和学生提供有关教育副作用的信息。虽然我在本书中提供了一些教育干预措施副作用的证据，但还有许多其他值得关注的教育干预措施的证据未纳入其中。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高需求方对教育副作用的认识，包括教育研究项目、教育政策、教学策略、课程、教育技术产品等，这样他们在做出选择和接受选择时就可以参考这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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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美国教育面临着许多不确定性。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随着《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在美国各州的实施以及（当时的）新一届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我们将看到一系列新的教育政策提案。此外，大量的教育产品、项目和服务已经在疯狂争夺家长、学校和教育系统的注意力（与资金）。在做出有关教育政策和产品的决策时，除了关注其积极效果的证据之外，我们还应该同时关注其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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