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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暗流涌动的小团体争斗，再现朋党间激烈的冲突！
朋党争斗是王朝权力斗争中最为复杂的一部分，但从古至今也一直未能规避，不同的人际关系网、持不同意见的集团之争由政见之争逐渐转变为权力之争。朋党间是如何斗争的呢？在平静的表面下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刀光剑影？谁能在其中更胜一筹？
◎ 君主vs朋党，跨越千年的权势较量！
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就用“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指出了朋党的危害，伸张王权、抑制朋党已经成为君主政治的一大主题，中晚唐的“牛李党政”更是一场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政治风暴。朋党这种以小团体利益为上的政治集团一直对君主及其统治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和破坏。
◎ 朋党争斗，争的是权力，辨的是人心！
在朋党争斗的过程中，不仅有刀光剑影的政变，还有复杂人性的博弈和选择。不少官僚士大夫为了迎合最高统治者专制独裁，常以指斥朋党、揭露和攻击朋党作为效忠皇权的最佳表达方式，动辄就利用“朋党”二字来攻击他人，名副其实的结党营私者固然是被当作朋党受到弹劾，但有些试图有作为的志同道合者亦常被冠以“朋党”之名也遭到打击。在权力的立场上，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人性的贪婪和自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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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齐恒公作为一代霸主，竟然饿死宫中？赵胜又为何杀死自己最喜爱的美人？儒学名士究竟是真清流还是在沽名钓誉？探究封建王朝之中的一桩桩离奇事件，都不难发现朋党的身影。自古以来，君权强大，宗族就顺服，官僚机器的运转同样比较正常，朋党就难以为乱。相反，若君主势力衰落，朋党势力就会抬头，而历史正是在两方势力的权衡中曲折向前。
朋党之争是一个朝代政治生活中产生的弊病，卷入朋党之争的任何一方在扰乱秩序、增加内耗、瓦解士气、加深成见方面都是不能逃脱罪责的。
本书将视角聚焦在汉、唐、明三朝官僚朋党之争的做法上，可以让读者发现朋党之乱是如何从分封时代大夫之家专权到最后形成独立的官僚士大夫政治集团。本书全方位分析朋党之乱，为读者记述典型事例、厘清发展脉络、讲述发展历程，让读者对君主制度下的朋党斗争有更深刻的认识，看到朋党间究竟是怎样展开斗争的，用了哪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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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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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出版者的话
001 前言
001 三桓之乱
019 齐国党祸
041 赵氏专权
059 “重人”争权
069 田文养士
093 赵胜成名
107 无忌兴废
121 黄歇乱楚
139 吕嫪同奸
163 文景之乱
211 清流钩党
245 牛李党争
277 东林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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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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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所记述的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朋党斗争，题材是严肃的，内容应该说还是饶有兴味的。有些史实可能已经家喻户晓，不过，再读一下，或许会有新的感受和发现，至于那些不为一般读者所熟悉的史实，读了更会增广见闻，以资品评。
书中的十三个历史故事是在权衡了朋党的广、狭两种含义以及本丛书的分工情况后选定的。所谓朋党，其实是个贬义词，指的是历史上统治阶级里面那些与国家最高权力者及其统治下的正常秩序相违背或相对抗的政治派别。具体言之，就是对君主（王、皇等）及其统治秩序造成威胁、削弱、破坏、瓦解的各种政治集团，尽管在阶级本质上，这些政治派别又都依赖君权而存在。根据这个理解，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内部许多利益冲突的政治派别都可作朋党观，如春秋时大夫之家和陪臣的宗族朋党，战国封君朋党，两汉时出现的士大夫朋党，此后，官僚有官僚朋党，宦官有阉党，宗藩有藩党，后妃有后党，外戚有戚党，几乎无所不形成朋党，有时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皇帝本人也成了朋党的招牌，这就是所谓帝党。以上是广义的朋党。
如果按照这个意义去编排，那么十三个题目二十万字是远远不够的，而且那样做也与本丛书的其他一些题目重复，比如，帝党的某些内容就可以在《血溅龙袍》中去写，戚党、奸党则可在《宠位厮杀》中展开，而与丞相有关的内容在《相位抢夺》中也会有适当的论述，宗藩之党在《群雄逐鹿》里面占有重要地位，而《变法悲歌》《文字血泪》两书也会从广义的朋党斗争的题材中瓜分去一些内容。如此看来，留给本书所写的内容就比较有限了，因此作者就想到了狭义的朋党概念。
所谓狭义的朋党，我以为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官僚制度的产物，是特定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士大夫官僚之间的政治派别。这样的政治派别，萌生于春秋战国士人活跃、百家争鸣的历史转折时期，汉代的黄老与儒家之争和经今古文学争论又促使其逐渐成长、壮大。到东汉末期士人学生公开与宦官斗争、与外戚抗衡时，可以说士大夫官僚朋党已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魏晋南北朝士人之间的门第之见、方舆之见，唐中叶以后的牛李党争，两宋的新旧之争，明末东林党议，清初党社运动，清末帝党后党之争，北洋军阀时代的冗员朋党，国民党的派系斗争，等等，都属于这种狭义的官僚朋党及其残余和变种。
由于作者学术专业侧重在前半段，再加上本书写作的时间比较紧迫，所以便斟酌以上情况，采取了调和广、狭两种含义，突出历史发展趋势和规律，最后落脚在汉、唐、明三朝官僚朋党之争的做法。窃以为这样做至少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明确与其他作者的分工，避免重复；二是可以集中力量说明官僚朋党之乱的历史发展过程。通过本书选择的这十三个题目，读者会发现朋党之乱是如何从分封时代的大夫之家专权，过渡到战国时代的封君士人朋党，最后形成独立的官僚士大夫政治集团的历史脉络，从而在动态中把握历史。如此看来，本书的选材就不是毫无原则、漫无目标的折中了。
其次，这十三个题目可大致作三组看待。前三章算作一组，再现春秋时代大夫之家如何把国君的礼乐征伐大权据为己有，甚至废储立君、犯上作乱、谋弑君亲以及由此造成的一系列严重影响和历史变局。《左传》曾引《商书》的话，宣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这句话在今本《尚书·洪范》中。看来，在三代时，伸张王权，抑制朋党就已经成为君主政治的主题了。孔子不止一次地说过“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为政、子路》），结党营私，危害君权在春秋时代也是受到批评的。这说明，朋党在春秋以前是客观存在的。有趣的是，当时不论是“朋”还是“党”，都与宗法亲族有关，所谓朋友，也就是兄弟，乡党也就是宗族，这与当时大夫之家发展宗族朋党的实际情况相符。除了晋国特殊外，其他诸侯国的大夫之家几乎都是国君公室的兄弟子侄，三桓、崔庆之流又都是与同姓宗族相勾结而成朋党的。当时的一切政治活动都离不开宗族制度这个历史条件，朋党当然也不例外。
第二组有六个题目，记述的是战国时代封君士人朋党发生、发展的典型事例。战国时代是宗族制度瓦解、集权制确立、官僚制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朋党从宗族兄弟子侄结党转向官僚士大夫结党的重要过渡时期。当时的封君不同于春秋时代的大夫之家，有的虽系宗法贵族，如田文、赵胜、魏无忌，或是公子，或是同宗，但他们的封邑比春秋时代的大夫之家要小得多，权力也远不及从前的卿大夫执掌国政者。而有的，像黄歇、吕不韦这类人，根本就不是贵族出身，只是平民阶级的士人，属两姓旁人。另外，这些封君的朋党也早已不再是清一色的宗族乡党了，而是行遍天下、自由择主的各类士人。韩非子说：“党与之具，臣之宝也。”（《韩非子·孤愤》）又说：“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东是也。”（《韩非子·饰邪》）这里的“臣”“群臣”，当然已经不再是春秋时代的大夫、士等贵族了，而是专制君主的僚佐们。这说明，官僚朋党在当时已开始形成，山东六国比较严重。同时也说明，当时的官僚朋党与旧的宗族制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是封君和士人相结合的形式居主导地位的原因。相对于春秋时代，这是新式的大夫和新式的士结成的朋党，而相对于新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来说，封君势力仍是旧势力的代表，对新制度起着阻碍和瓦解的作用。山东六国旧势力的残余比较严重，此类朋党猖獗，所以纷纷灭亡，秦国只在一个偶然的条件下，才出现了吕、嫪之党，但却没能维持多久，便被秦王嬴政粉碎了。秦国没有经过改换公室的政治革命，却因此而主权强大，朋党难以立足，所以能够日益强盛，最终消灭山东六国，统一天下。
第三组有四个题目，具体讲述官僚朋党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秦汉以后，官僚制度在全国逐步确立，单纯的官僚士大夫朋党也在发展。著名的“文景之治”在朋党政治发展的历程中可以说是“文景之乱”，黄生与辕固生的争论，不只是意识形态之争，更是两派官僚士人的朋党之争。袁盎、晁错之争，也同样是官僚朋党之争。这种斗争又不同于战国时代的封君朋党之乱，其中没有贵族，而完全是士人官僚之间的争斗。不过，在他们之外，像梁孝王那样的宗族朋党和魏其侯、武安侯那样的外戚朋党也同时存在。尽管梁孝王之党中包含了许多士人官僚，外戚朋党也和官僚朋党合二而一，但这种宗族势力的存在毕竟说明了朋党的历史发展和许多其他历史现象一样，不是简单的一个代替另一个的直线前进，而是在旧的基础上生出新的东西，新对旧不是简单的抛弃和消灭，而是有保留的扬弃和共存，历史正是在这种不断扬弃和积累中发展的。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不是在一个代替另一个的简单更迭中做直线运动，而是在吸收历史遗产和不断积累前人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增长、扩大起来的；它不可能变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纯洁，恰恰相反，而是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样化。因此，当您读到牛李党争、东林党议时，千万不要忘了，当时的朋党斗争绝不只是官僚士大夫之争，还包括宗族势力之争、后宫之争，等等。本书的目的旨在告诉读者，官僚士大夫朋党随着集权专制主义和官僚制度的不断发展而更为重要，如此而已。
在这本书中，作者还力图说明这样一种观点，即朋党之争是当时政治制度和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朋党之乱无疑是一个朝代政治生活中产生的弊病，卷入朋党之争的任何一方在扰乱秩序、增加内耗、瓦解士气、加深成见方面都是不能逃脱罪责的。司马迁盛赞游侠，李德裕自比松柏，欧阳修颂扬君子之朋，实际上是标榜自己的小集团是正义的，而对立派别或是藤萝，或是小人之党，应予排斥。这种做法本身就是朋党作风，毫无正义可言。但是，朋党的这种性质并不意味着凡是介入朋党中的人士全都一无是处、应予彻底否定。朋党中有小人，像易牙、竖刁、李园、嫪毐之流，他们的奸党固然因为这些人的品格卑劣而更显得邪恶、凶残，但却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这些朋党的性质取决于这些小人的品格。朋党之中也有正人君子、政治家、改革家之类，像赵盾，就是一个比较有修养的政治家；吕不韦深谋远虑，为秦国的统一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晁错、袁盎虽水火不容，却又都是忠直之臣；霍光为政谨慎，为汉朝统治的正常运行耗尽心血；东汉清流中的杨震、李固、陈蕃、李膺等人在人品气节上都是值得赞扬的；李德裕的政治才干，牛僧孺的廉洁，东林人士的骨气也都是可歌可泣的。可这些又都无法改变或减轻朋党之乱干犯朝政、搅扰纲纪的本质。在这种意义上，欧阳修等人说得对，坏人为朋党，好人也为朋党，物以类聚。然而，我们认为，无论“好人”，还是“坏人”，都无法改变朋党的性质。所谓“好人”，往往信念更坚定、目标更明确、献身精神更为强烈，闹起朋党来，更加顽强，有时手段一点也不比“坏人”逊色。袁盎杀晁错，霍光诛上官杰，李德裕排挤李宗闵，东林制裁阉党，其恐怖、其惨烈，同样是骇人听闻的。而由“好人”的顽强斗争而招致“坏人”的残酷报复，则更使朋党之乱的危害性大大增强。因此，论者不必强辩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而应认真地剖析一下朋党之乱的本质和危害，找出它的病根，彻底医治这个政治疾患。
在中国古代，“党”这个词除了邻里乡党、族党之外，在政治上是个贬义词。上古时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子（王）的一统天下就已经是人们普遍的理想。可是不论是天子（王），还是诸侯国君，都不可能一个人把天下国家事无巨细全部管理得井井有条，他（们）必须借助于一些帮手来完成或实现自己对天下国家的统治。战国之前，这些帮手就是他们的兄弟子侄和姻亲等宗族贵族。战国以后，又渐渐以官僚代替宗族贵族，实施个人集权统治。在君主看来，自己是天下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天下国家应该是自己一个人的私产，帮手们不过是帮忙料理，得些报酬，如春秋以前的贵族分封制，战国以后的官僚俸禄制。可是宗族贵族和官僚们却不满足于既定的报酬，除了替主子保境安民、搜刮民脂民膏以外，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认为自己同样是管辖范围内土地和人民的主人，有权更贪婪更疯狂地往自己的私囊中捞取利益，甚至越过职权，扩大势力，如果可能还会结成势力集团，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竟至于垄断朝政，废储立君，进行篡逆。因此，君主和作为帮凶的宗族贵族以及官僚们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互相依靠、互相利用之外，又必然地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战国时期，这种矛盾和斗争随着官僚制度的确立而更趋激化，以至于学者们发出“上下一日百战”（《管子》《韩非子》）的惊呼，而申不害、韩非之流又吸收道家阴谋策略思想，发展起一套君主驾驭臣下的形名之术。一般说来，君主往往代表着秩序和安定，而宗族、官僚朋党则成为混乱、贪污、苛政的象征。对人民来说，两害相权，君主或国家的统一所造成的负担要轻一些。人们为了安宁和秩序，已经甘愿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给了国家或君主，他们不希望在君主或国家的正常秩序下又生出更多的敲诈者，他们宁可拥护一个君主，而不愿意遭受无数个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剥削和压榨。可是，在君主制度与宗族分封或官僚体制相结合的政治生活中，朋党现象却是必然的，又是非常的。说它必然，是说它一定要产生，说它非常，是说在人们的理想中没有它的位置，因为它是非正义的，应该消除。历史正是在朋党的不断出现和抑制中缓慢进步的。朋党是无时不在的，君主或统一、集权力量与朋党的斗争也从未间歇过。两种势力彼此消长，君权强大，宗族就顺服，官僚机器的运转就比较正常，朋党就难以为乱。相反，若君主势力衰落，朋党势力就会抬头。最高权力的争夺斗争又往往会促使朋党乱政走向极端，没有最高权力的争夺，一般也不会有朋党斗争的白热化和派性的大泛滥，历史已经不止一次地向我们展现了这个规律。
由此可见，朋党斗争是君主制度必然的副产品，是统治阶级内部利益和权力再分配过程中发生的争夺战。它不仅与君主个人意志的统一不一致，更与剥削阶级国家镇压人民的初衷相违背。因此，朋党之间的矛盾并不是古代奴隶制或封建社会中最本质的矛盾，一旦人民起来反抗，整个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一般又会暂时放慢朋党斗争的节奏，联合起来共同镇压人民。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爆发后，由宦官控制的朝廷立刻下令解除党锢，起用士人镇压人民起义，这是比较典型的例证。当然，明末的情形又是另一番景象。在关内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关外清军兵临城下的时候，北京明朝内部却仍为朋党争吵所笼罩，这并不能说明朋党之争比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更根本，只能说明明朝统治阶级已经腐朽到了头脑发昏的地步，官僚制度也已经走进了死胡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虽然使明朝政权气息奄奄、日薄西山，但若没有农民革命的重重一击和清军入关后的持续打击，它仍会在朋党争吵中延续下去。朋党只想争权夺势，他们压根儿不想让自己的国家灭亡掉，只不过明末党派之间党见太深，革命形势的发展又异常迅猛，他们还来不及协调彼此，就被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洪流所吞没。
朋党不同于近代政党的最根本之处正在于它是君主制的必然产物，是君主制下互相争夺剥削权力的统治阶级的不同的利益集团。而近代政党却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利益的政治代表，它的前提条件不是君主制度，而至少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公民在法律的保护下享受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尽管这些民主权利是形式上的。在近代，政党有时也不免带有朋党习气，如地方主义、山头主义，文官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还存在过执政党的官职分赃制，但是它的总的趋势是在不断消除这些旧时代的朋党习气，朝着法律和秩序的方向迈进。形式不会总是没有内容的，对形式的重视也不会总是毫无意义的。朋党则不然，它是君主制特别是官僚机器的一种不治之症，只要这架机器运转起来，这个顽症就会越来越严重，一遇合适的时机还会狠狠地发作一番，搅得政治一片黑暗，加速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总危机的爆发。由此可见，专制主义的官僚政治体制不消灭，民主制度不建立，朋党就永远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以上是我在写作本书过程中的几点心得，不敢说都对，但毕竟是学习和思考中的一点收获。能有这个机会重温古代政治史的一些原始资料，并触发了一系列联想，获得了极大的快慰，这要感谢本丛书主编魏鉴勋先生。通过这套丛书的选题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现象了解之深。他把这本书的写作任务交给我是对我的信任，更是一种鼓励。由于作者学识浅陋，再加上时间仓促，书中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和疏漏，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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