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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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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法律与清代政治》收录了林乾三十多年来有关清史研究，特别是清代法制史研究的具有影响力的二十多篇论文。作者在大量档案的基础之上，聚焦中国古代权力与法律的关系、清代立法与司法、清代政治与权力运行、清代社会与结构转型等四个主题，进行详细分析和讨论。本书诸文对清代立法及法律适用问题、清代强化皇权政治的方法、清代群体性事件和官民冲突等方面，有着深刻独到的审视和见解；丰富的档案史料基础，也使得解读颇具故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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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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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乾，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中国法律史学会理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志组专家，主持过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bu重大项目、北京市规划重点项目等。出版有《中国古代权力与法律》《传统中国的权与法》《治官与治民：清代律例法研究》《康熙惩抑朋党与清代极权政治》等专著，在《中国史研究》《民族研究》《清史研究》《政法论坛》等期刊发表清史研究论文近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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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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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1
一 总论
论中国古代廷议制度对君权的制约? 2
从“法与天下共”论传统中国法权与君权的关系? 15
中国古代权、法关系的演变? 37
论传统中国法律信仰缺失的成因? 62
二 清代立法与法律适用
清朝法律的重构与国家治理效能的强化? 72
清会典、则例的性质及其与律例的关系? 97
清代吏治腐败的法律诱因
——以“完赃减等”例为中心的考察? 111
《户部则例》与清代民事法律探源? 126
关于《户部则例》法律适用的再探讨? 144
清代旗、民法律关系的调整
——以“犯罪免发遣”律为核心? 172
聚众定例 ：清代法律重刑化的转折? 195
清代乾隆时期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控制及其效果考察? 211
讼师对法秩序的冲击与清朝严治讼师立法? 222
清朝以法治边的经验得失? 245
从陈布统案论清代前期的“部院之争”? 267
三 清代政治与权力运行
满族形成时期的二元文化特质与清的统一? 288
巡按制度罢废与清代地方监督的弱化? 303
康熙统一台湾的战略决策? 314
论康熙时期的朋党及其对清初政治的影响? 324
康熙第六次南巡前后的皇、储矛盾? 335
雍正时期对西藏管理的制度化过程? 356
论雍正帝相度“万年吉地”的几个问题? 379
清代前期的抑绅政策及其社会意义? 391
咸丰后督抚职权的膨胀与晚清政治? 401
四 清代社会与结构转型
法律视域下的清代疫灾奏报与防治? 414
论清代太医院的防疫职能? 435
从叶墉包讼案看讼师的活动方式及特点? 453
一个讼师家庭的两代上诉史? 477
刑部郎中成“讼棍”
——嘉道严惩“讼师”的扩张解释 506
清代聚众行为的法律控制
——以讼师庄午可聚众抗法案为核心 539
包世臣游幕经世初论? 556
新喻漕案与包世臣罢官
——探究文献背后的真相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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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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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雍正帝相度“万年吉地”的几个问题（节选）
一、雍正帝相度“万年吉地”的时间
关于雍正帝何时开始相度其“万年吉地”，学界多认为：雍正四年以前，因处理年羹尧、隆科多等大案，无暇顾及“万年吉地”事宜，故最早为雍正四年（1726）。但这与档案不符。
档案文献表明：最迟雍正三年（1725）初，雍正帝亲自下旨，安排陵寝选址事宜，并初步选定遵化九凤朝阳山为“万年吉地”。此事由怡亲王允祥牵头，参加者主要是钦天监官员及精通堪舆之人。
雍正三年二月二十六日，钦天监监正明图面奉谕旨，同兵部侍郎傅鼐、总兵官许国桂带领相关人员前往遵化州等处相度吉地。明图随即升任内阁侍读学士，仍兼钦天监监正。一个多月后，明图等一行从遵化州回京，由怡亲王带领，共同向雍正帝覆奏相度吉地之事。
这是目前档案所见雍正帝相度万年吉地的最早记载，也是正式对陵址的实地勘察，并向雍正帝进行了奏报。
这次相度的陵址就是遵化州的“九凤朝阳”山，距遵化州城北侧二十里之间，“龙身长远，地势雄伟，能增万年寿数，能衍广运无穷”。其后，礼部尚书赖都等向雍正奏请：由钦天监勘测地形，分订禁令，择卜吉日，设立红桩；诸项工程事项，交付工部，查例具奏。奉旨：依议。九月二十日，礼部等开列应遣大臣等职名，奏请钦点，包括领侍卫内大臣公马尔赛、领侍卫内大臣马武，大学士马齐、嵩祝，以及八旗各都统，吏部、礼部、兵部、刑部、理藩院等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等。雍正帝朱批：著派嵩祝、李永绍、傅鼐等前去。
嵩祝本在开列的大学士职名中，李永绍是工部尚书，原不在开列职名中。傅鼐为兵部满侍郎，也不在开列职名中。钦点李永绍是涉及工程等事项，而钦点傅鼐因为他前期参加相度事宜，熟悉情况。
这份满文朱批奏折说明，由钦天监主导的选址工作已基本确定，并划定保护范围，颁布禁入法令，因此礼部开列职名涉及数十衙署的主官，而雍正帝钦点工部尚书，说明已进入“择吉”开工阶段。以上档案也说明，雍正帝最初相度吉地，确实在遵化州，与顺治帝孝陵、康熙帝景陵相距颇近。
帝王陵寝有“三年选址，十年定穴”之说。按礼部所奏，接下去应该进行工程方面的各项准备，而“定穴”无疑是重中之重。问题恰好出现在“定穴”阶段，官员有较多意见分歧。
雍正四年正月初七日，怡亲王允祥传雍正谕旨：着许国桂、李楠等往遵化州看九凤朝阳吉地。许国桂时任正红旗汉军副都统，李楠原任总督河道中军副将，两人接旨后即会同钦天监监正明图等人一同来到九凤朝阳山上，他们用罗盘“逐节对星”，因为没有携带“简平仪”，“癸宫、庚子分金坐在何处，一时不得其的，容查明补奏”。
在堪舆学中，唐宋以来主要有两派，即形派和理派。而清代最重形派。“其为说主于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位象，专指龙、穴、砂（沙）、水之相配，而他拘泥在所不论，今大江以南无不遵之者。”因形派以江西人为主，活动也主要在江西，故又称江西派。
由于理派“纯取八卦五星以定生克之理”，颇为玄奥，故清代帝王陵寝选址中，形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主导性作用。光绪《大清会典》载“择地之术”称，“以地势之起伏，视其气之行，以地势之回绕，视其气之止”，“其精微之旨，尤致详于龙、穴、沙、水”。叙述的也主要是形派的观点。龙、穴、沙、水加之定向，俗称地理五诀。龙者，地之生气，龙止则为穴，龙脉即山的走势；穴的本义是土室，即金井（棺椁）所在的位置，龙脉的来向和穴位间的关系，也就是将来陵寝建筑布局的中轴线，要通过罗盘上八干四维十二支的二十四山向，定为“某山某向”；沙，也做砂，是指砂山，形成对穴区的环抱、拱卫之势。
相度官员在实际勘察中，发现龙脉不错，从大势上看是吉壤。“龙身金星弘伟”，“案内明堂舒畅开阳，案外大堂规模弘阔，八面罗城环绕周密，堂局极大，诚为大势”。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的问题是，“气势似觉平缓”，不但“龙沙低伏”，且“案山树亦宜去，令其明净。大龙上之边墙，亦宜拆去，以全五行自然之体。以上种种不甚惬意之处，亦书中所云山川小节之疵也”。这就是说，此处吉地有不少缺陷，故“伏乞皇上广选贤能，再将此地细加考正，庶几尽善尽美”。此奏由许国桂、李楠联衔上奏，并强调明图等皆未署名。〔4〕这说明相度官员对“吉地”看法存在明显分歧。
果然，此时已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仍兼钦天监监正的明图，于同年二月初五日单衔上奏，密奏许国桂、李楠与相度官讨论情形，特别是对许、李提出的疑虑，堪舆官如何一一释疑、解答，也让我们了解到有更多人参与到“定穴”工作中：“本年怡亲王传旨：着臣同副都统许国桂、李楠、崔辅鼎、任泽善、马元锡、吴立、艾芳等于正月十八日起身，前往遵化州相度九凤朝阳吉地。至二十二日，公同详审，仔细斟酌。”尽管精通堪舆的相度官一一回答了许国桂、李楠等官员的疑虑和质疑，但在最关键的尝试“定穴”时出了大问题：“据许国桂欲立癸山丁向，兼子午三分，相度官即照彼所议下盘，立桩牵线，其向大偏东南，在青龙山脚之内，正水道出口之处，堂局全无。”
清代陵寝的方向也是“南向为尊”“南为正向”，但正向往往与龙脉不相吻合，因此通常采用南偏东或南偏西，从而与龙脉浑然一体，许国桂欲立“癸山丁向”，就是为了弥补这种不足，但随之出现更严重的问题，即相度官据此定穴，正冲水口，所有建造物无法建造，即“堂局全无”。
帝王陵寝不但要讲“风水”，还要满足建筑物所承载的礼制要求，这在明清陵寝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堂局全无”就意味着无法进行起码的建筑布局。这是陵寝建筑最根本的缺陷。
精通堪舆的吴立、艾芳等人的解释是，“据书定局立向，再四审详，果系大龙大局，体势尊严，规模宏大，实万世无疆之吉兆也”。但这并不能消除许、李等人的疑虑。明图上奏称：“该臣看得雍正三年二月臣奉命率领相度官等前往遵化州地方看得九凤朝阳吉地，咸以为龙飞凤舞，孕结天然，率土欢腾，官民共庆。但山川之变化无穷，地理之精微至奥，相度官不过据书立论，今许国桂、李楠等所论微有不同，不可不详求至当。伏乞皇上敕下九卿大小衙门，有精通地理者，遣往印证。务使斟酌万全，百不失一，永定万年之吉兆，祥开不朽之弘基。”
以上两份密折显示，尽管钦天监趋向于相度官的意见，但显然不能消除许国桂、李楠等人的疑虑。而无论是许、李两人的联衔密奏，还是明图的独自上奏，都明确奏请广选贤能，再加考证。说明雍正三年二月选址九凤朝阳山取得的共识，乃至“官民共庆”，是当时人尽皆知的“好消息”。但在四年二月具体定穴时，却出现较为严重的意见分歧。这正是高其倬、管志宁两位精通堪舆者其后多次前往相度的背景。
二、放弃“九凤朝阳”吉地的原因
从档案可见，高其倬最晚于雍正五年（1727）进京，由怡亲王带领相度九凤朝阳山（也写作五凤朝阳山），其相度情形除当面向雍正帝奏陈外，也曾具折上奏，但高其倬随即回任福建总督。在此前后，在江浙一带看风水的江西人管志宁被召到京，也被派往九凤朝阳山相度，清廷不久特授他为户部主事，这既为工作上的便利，也说明要长期借重其堪舆学的实践经验。雍正五年冬，管志宁告假回籍，六年（1728）二月再度来京，此次相度不限于遵化的九凤朝阳山，而是扩展到直隶一带，包括易州贤德庄等地。这说明没有受“子随父葬”观念的拘束。
最初，高其倬和管志宁是分别前往相度的。就二人而言，在堪舆学上各有千秋。由于高其倬的总督身份，雍正帝当然更相信他，但对民间的堪舆家也不排斥，说明雍正帝对“万年吉地”的高度重视，并采取开放态度。
转眼到了雍正六年，“万年吉地”不能再拖下去。六月二十四日，雍正命管志宁于立秋后驰驿前赴福建。一个月后，即七月二十七日，高其倬接奉怡亲王谕：“前者五凤朝阳山万年吉地，经总督看过，嗣有江西管志宁看后，有旨意问过总督，总督亦曾奏过，虽然奏过，尚有未明白处。”
由于高、管两人不是同场相度，怡亲王按照雍正帝的旨意，令管志宁到福建与高其倬当面讲论，特别传旨谕：“总督还是明理之人，若人之言不是，绝不附和以为是，若人所言有理，亦绝不胶执己见而以为不是，彼此讲究明白，方于事有益。况此事甚大，令本府带信与总督”，“事完之后，总督即明白具奏，令管志宁驰驿回京”。雍正此次下旨就是让二人当面辨正，以便他最后定夺。
管志宁于是年九月初七日到达福建，高其倬不但与之“考论十余次”，为“验证”管志宁的堪舆理论，高其倬还令其指证十余处。两人还一同到福建一家出了五名尚书的坟地进行现场查验。
十一月初五日，高其倬连上两道密折，一折是他考校“管志宁学问、眼力所到”；另一折是两人反复推敲“五凤朝阳山”的基本结论。
关于管志宁的学问、眼力，高其倬奏报说，管志宁所学“遥宗唐杨益之书，而专遵宋吴仲祥《望龙经》及其女之《解议》二书，又参以宋廖禹之《四象》，其近派之专师明之雪庵和尚，于审龙消息捉穴形象，另有师授，加以阅历”。“臣又与管志宁登山数处以试其眼力”，结论是管志宁不仅学养深厚，“且看地年久，阅历颇多，乃系历练之人”。因管志宁到直隶后，所到之处不多，高其倬又将“直隶山水来去之大势，回环之情形，皆详细说知”，最后，并将他向来所见认为可以寻看之处，详细说知，以备管志宁酌采。由于高其倬职任福建总督，属于海疆要地，不能长川在京，故清廷让管志宁在更广范围相度。这就是最终选定易州的由来。
杨益乃唐代著名形派大师，寓居江西，所撰《疑龙经》《撼龙经》等书，很有影响。高其倬奏称：“臣向来专宗杨益之《疑龙》《撼龙》二书，而于认星定穴之要，未得精微，是臣不能自信之处，在管志宁以为其于胎伏中讨消息之法，即是臣所疑之处。”廖禹乃宋代著名堪舆学大师，师承杨益。雪庵和尚是明代峦头派的代表人物。尽管高其倬与管志宁所学不尽相同，但都以杨益为宗，都属于形派则无疑。
关于九凤朝阳山的讨论结果这一密折，雍正帝最为关注。高其倬坚持他此前在京已向雍正帝上奏的看法，认为“此地臣向来疑其结作不确者共有五处”：一、自少祖以下所起星辰不圆秀，处处带石，气不融和；二、远朝秀而近砂粗，且有纽头转项之态，回向之情不专；三、大案外山脚，条条飞出二十余里，势不归随；四、元辰之水流破地皮，仍带刚性；五、土质有类砂石刚硬，且近所开穴土以水和之，竟丸不成圆丸，乃系砂砾，未见如此穴土。
对于以上不确者“五处”，管志宁一一进行了解答，前二项疑虑，高其倬认可管志宁的意见，二人又一同到福州林姓一名地上，看其地出五尚书，也得到证验。“则臣所疑星辰不圆秀，处处带石之处，所见不到。管志宁所见者是”。第二项疑虑，“管志宁之说亦是，臣所见者未免过于求全”。
但以下三项“不确者”，两人有的意见相同，有的意见不同。管志宁说案外之山脚远飞，乃是曜气，高其倬认为是朝山之余气。“臣近检古人之书有云：余气不去数十里，此间不是王侯地。王侯之地且然，况垣局之地乎？则臣所疑案外余气远飞之处，管志宁与臣皆以为可不必疑。”关于元辰之水流破地皮，管志宁提出可以在小水出口处以人力培补，而高其倬认为“此元辰之水乃最近穴晕，细察结作性情之处，培补之说止可改易其形象，不能改易其性情。且已博辅星性已和平，仍不脱刚意，则其气太刚。此件臣之见不同，不敢谓然”。最后，土质太硬，管志宁“说穴中之土必应胎中之土，胎中如此，穴中必如此。土色既与胎伏相应，又有圆晕可据，其色明亮而体重，乃最好之土，所见者甚多，无可疑处”。高其倬对此不认同，认为“地有中和之气，必有中和之土，况所见一二家稍好之地土皆软嫩可爱。此种粗土臣所知所见未见有如此者。况郭璞之书为地学鼻祖，历代地师杨、曾、廖、赖俱宗之不敢或异，其言穴土以砂砾为戒，此件管志宁与臣所见各异”。
高其倬最后奏称：“总之，臣以为地学千言万句，总不过令人察水土之性，审刚柔之和而已。且千里来龙到头止融八尺之穴。此等大地乃千里精粹之气钟于一穴之间，今穴水、穴土如此，臣以为刚气未脱，虽多谓之上地，臣愚昧，惟知直陈所见，以为未为大地。管志宁之地学可谓历练胜过诸人，臣不胜犬马之愿，愿令再加寻觅二三处佳地”，“至易州贤德庄之地，看所画之图，管志宁所定之穴，诸处俱好，惟生定之朝山太近太高，此处是一不足之处。谨一并奏明”。
尽管九凤朝阳山“多谓之上地”，但高其倬认为“未为大地”，连王侯之地都不能选在此，何况是皇帝的“万年吉地”！他明确提出“再加寻觅二三处佳地”，事实上否决了将九凤朝阳山作为万年吉地的选择。这对雍正帝最终放弃九凤朝阳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雍正帝当即在朱批中透露，他要再召高其倬进京，并要高做好准备：“今岁秋冬间，朕看刘世明若妥协，地方无事，意欲著你来，同管志宁商酌吉地风水之事，再面加训谕汝。但尚未定，临期候旨行。”〔1〕说明雍正帝没有就高其倬的“放弃说”立即表态，而是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命二人进京同时相度，以定取舍。
刘世明时任福建巡抚，雍正帝初步考虑让他署理福建总督事务，以便让高其倬进京。但适逢在福建会同督抚甄别知府以下官吏事宜的钦差吏部侍郎史贻直，事毕返京，已到杭州，雍正帝立即下旨史贻直不必回京，返回福州；所有应奏事件，著具折具本陈奏。并叮嘱史贻直：福建总督高其倬着于闰七月初十内外起身来京陛见。高其倬未起身之先，可将地方事务一一与史贻直详悉说明，暂令协同办理；高其倬起身之后，着史贻直署理福建总督事务，俟高其倬回任，史贻直来京。史贻直接到谕旨后折返福建。于六月十八日抵达福州府城。
高其倬此番进京，停留时间长达九个月，而最核心的任务仍是相度万年吉地。其间，他最重要的意见是，放弃“九凤朝阳”山，最终选定易县泰宁山太平峪作为万年吉地。
七年（1729）十二月二十四日，史贻直以到闽后水土不服、心悸日增奏请回京，雍正帝朱批称闻知其情，并以喜悦的心情告诉史贻直：高其倬吉地亦选得上上之风水矣。因盛京三陵，命往观看，便道随路寻觅关外风水，或有上地，所以迟回数时，大概四月中五月初可回至闽任也。（汝）可支撑此两月可也。次年三月，高其倬回任。
（摘自《清代法律与清代政治》，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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