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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以独特视角聚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青年群体：“这一代人才带着希望初出茅庐，就迷失在狡猾的老一辈为他们准备的烂摊子里”。展现“一战”前后欧洲青年人，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价值观、行为模式和人生经历。一方面，从战前的踌躇满志到战后的九死一生、彷徨失落，他们被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另一方面，他们又无异于任何时代的青年，有高涨的个体意识，更热爱民族国家；有热情与才华，也在现实中遭遇困境。青年和围绕青年的关切总在历史潮头。滚烫的青春是迷人的，也是危险的：将青年命运与历史变局紧密相连，我们能否从青年群体身上发现战争的端倪？“迷惘一代”青年的境遇与思潮又如何影响“一战”后的世界？以青年为切入点，全面展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及两次世界大战间的欧洲社会。剖析经济、政治、文化，探究当时欧洲为何悲观主义和绝望情绪蔓延、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衰落、民族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兴起？为何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仅仅20余年，欧洲又被战火席卷？跨越法国、德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五国，考察青年人如何被国别文化、民族文化塑造
“一战”前后的欧洲青年人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不同的国情与民族文化又令他们展现出不同的面貌与生命力：法国青年热衷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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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914 年那一代青年人在人们的记忆、情感和传说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在这本触动人心的书中，罗伯特·沃尔将这一代人从史书定论的遮蔽中拯救出来，令他们能够被世人理解。 他讲述了这群青年人的故事：他们是法国、德国、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中产阶级精英，代际意识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独特的民族主义经历令他们与众不同。
这些人出生于 19 世纪末，当时理性的世界正瓦解为一个非理性世界。他们注定要统治世界；然而，他们的生活被世界大战打断，这使他们不得不去寻找自身与历史、与未来的联系。通过研究大量小说、诗歌、自传、回忆录、社会学论文、哲学论文、学术讲座、政治演讲、对话录音、信件、个人日记和报纸文章，本书重现了这一寻找过程，精彩呈现了当时欧洲的集体心态与个人心态。
本书关注思想背后人的经历，探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及其如何搅动参与者的人生。展现代际意识的凝聚力与纽带作用，令读者收获了新颖的视角与背景，去理解悲观主义和绝望情绪的蔓延、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衰落、法西斯的兴起，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进步国家突然爆发的暴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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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罗伯特·沃尔（Robert Wohl，1936—2021），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系教授、系主任，美国历史学会会员，意大利研究学会会员，研究领域为欧洲文明。代表作《1914年一代》获 1982年美国国家图书奖。
译者简介
曾小楚，广东汕头人，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目前为自由译者，翻译方向为人文社科、历史、文学。已翻译的作品有 《娜塔莎之舞》《明治天皇》《坂本龙马与明治维新》《压裂的底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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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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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寻找迷惘的一代
第一章 法国：当代青年
第二章 德国：年轻一代的使命
第三章 英国：迷惘的青年军团
第四章 西班牙：我们时代的主题
第五章 意大利：青年！青年！
第六章 两个世界之间的漫游者
注释
图片及引文出处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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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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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想
历史有许多巧妙的通道，
精心设计的走廊
和问题，它们窃窃私语的野心
欺骗了我们，
它们的狂妄自大支配着我们。
——T. S. 艾略特（T. S. Eliot），1922
1914 年一代——闭上眼睛，你的脑海会出现许多图像：学生成群结队地奔赴战场，步枪上插着鲜花，嘴里哼着爱国歌曲，他们太年轻也太天真，毫不怀疑前方有什么血腥的死亡之旅在等待他们；战壕里的士兵，他们扭曲的笑容和逃避的眼神显示出他们与死亡离得有多近；20 世纪 20 年代的享乐主义者，他们嘴角叼着香烟，直视的目光和桀骜的脸庞写满了反叛与绝望 ；人海中崭露头角的共产主义者，已经成为他们声称引导的那场运动的阶下囚 ；嘴唇紧闭、姿势僵硬，对人对己均冷酷无情的法西斯主义者；愤怒的反战分子；对战壕的壮观念念不忘的退伍军人 ；还没结婚便已成为寡妇的韶华已逝的女子；“为了一只牙齿已经掉光的老狗，为了一个满目疮痍的文明”而被架上刀俎，惨遭毁灭的迷惘的一代。
在我们对 20 世纪初的印象中，这些图像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们点缀了我们的记忆，并不知不觉地爬上我们那些最优秀的书籍。它们是我们观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时期的棱镜。电影、小说、诗歌、自传、歌曲、纪念品把这些图像永远地印在了我们的大脑最深处。谁能忘记雷马克（Remarque）笔下那些年轻士兵的哀叹：无论生死，他们的世界都永远地消失了；海明威（Hemingway）笔下的杰克·巴恩斯把自己永远不可能回去的男人回忆都沉浸在了酒精之中 ；或者是那个向一切告别，并且为了马略卡岛（Majorca）的世俗快乐而抛弃了衰落的英国的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
可是，尽管有着无法抗拒的魔力，尽管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的想象力，尽管盘踞在我们的意识深处，但这些图像的状态却是变动的。它们像死去士兵的灵魂一样，徘徊在一片介于文学和传奇之间的无人地带。有的自相矛盾，有的则与历史学家所了解的不一致。人们全都对“代”是什么感到困惑。如果有人问“1914 年一代”这个短语的意思，并坚持要你给个定义，我们中有多少人能将这些图像压缩成一幅和历史有关的完整图画，就像现在我写的这样？我们中有多少人能从一个个作家的名字，从与命运有关的模糊概念，从对伤亡名单（很长）和战争影响（很大）的笼统回忆中，得出对这些人生活的时代以及他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的令人满意的解释？说到这里，我们中又有多少人能有把握地说所谓的“1914 年一代”到底指的是什么？事实上，人们忍不住会说，如果战争一代是“迷惘的” 一代，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历史 ；他们的历史之所以找不到，那是因为被神话掩盖了。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将 1914 年一代从虚幻的神话中拯救出来，让他们回归真正的历史。这件事看起来非常值得去冒险一试。1914年一代的历史也许可以出其不意地阐明大战的起源及其对参战者的影响。它有可能帮我们理解那些关键的事态发展，例如悲观和绝望情绪的蔓延、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价值观的衰落、共产主义和法西斯运动的兴起，以及 1914 年至 1945 年间欧洲最进步的国家突然爆发的狂热行为。你甚至可能希望这本书提供一个全面看待这一时期的新视角—或者至少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当时的各种冲突和利害关系。
可是这种历史该怎么写？书中的主角是谁？在对代际理论做了一番研究之后，我发现，现有的代际模型中，没有一个可以涵盖“1914年一代”这个名词及其同义词在 20 世纪初的欧洲话语中令人费解的各种用法。理论家们当然力求前后一致 ；但是关于 1914 年一代最突出的一点，似乎是这个词所指的那个社会群体的不确定性。为了公正地对待这些复杂材料，我花了一段时间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法。我选择的方法是放弃理论和词汇前后一致的标准，努力找出 20 世纪初欧洲人所说的“1914 年一代”的含义。毕竟，1914 年一代是个概念。干脆就这么处理，设法找出人们使用这个概念时的方式和语境，它所指代的人或群体，它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变化，人们（以及哪些人）离不开这个概念的原因，以及它背后隐藏的利益—和政治思想。
当我意识到最重要的代际理论本身就是 1910 年至 1933 年这段时间的产物时，这一方法显得更加合适。我们可以很公正地假设这些理论受到了1914年一代的影响—如果不是启发的话。同样非常可能的是，这些理论身上带有某些来源于它们诞生环境的扭曲成分。我们可以把这些扭曲的地方曝光，然后尽可能地用社会现实去验证理论，这样就可以把理论中包含的对 1914 年一代的洞见解救出来。一旦有理论和历史事实不符的地方（我觉得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将寻找产生分歧的原因。这些扭曲的因素一定有助于我们理解 1914 年一代的历史——或者说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所设想的这种研究，无法局限于一个欧洲国家，因为1914年一代这个概念暗含着超越国界的经历、感情和命运的统一；因为不同国家的经历揭示了代际现象的不同方面 ；也因为代际理论诞生于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民族视角。另外，出于同样的原因，1914年一代的故事只能从国家这个角度来讲述，否则各个国家的不同经历将会埋藏在虚假的普遍性之中。因此，我决定在讲完一系列国家之后，再对 1914 年一代进行归纳。所以，这本书以国家为结构，讲述的范围是欧洲，使用的方式是比较。从头至尾我都努力和奥尔特加一样牢记，研究欧洲历史的奥秘在于“Eadem sed aliter：东西一样，只是方式不同”。
我的素材来自当代人对 1914 年一代的看法和观念，但是看法的范围被尽可能扩大。我仔细地阅读了小说、诗歌、回忆录、自传、哲学小品、社会学论文、大学讲义、私人信件、个人笔记、报纸文章、政治演讲、谈话录音—事实上，包括任何可能有助于理解代际现象的资料。如有可能，我会采访书中出现的人物—或者和他们这段时间的密友交谈。我发现不同国家的人表达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在处理代际问题时，德国人更有可能写出成熟的社会理论，而英国人则写诗、写小说、写回忆录和信，对他们这代人的命运进行评论。法国人倾向于给属于同一时代的一群作家画肖像，意大利人则擅长分析 1914 年一代的政治思想。在西班牙，奥尔特加最重要的代际理论是在公共讨论和大学演讲时提出的，它们的目标是听众而不是读者。不同的章节反映了这些差别。但重点仍是一样。我在每个例子中寻找认知方面的成就，只为了认识和理解一个社会现象，而这个社会现象是当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因此，本书的论点都是按国别和局势，某种程度上还是按时间顺序展开的。法国排在最前面，因为就在大战爆发的前几年，1914年一代首次在法国高调亮相，这件事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因为弗朗索瓦·芒特雷（Fran?ois Mentré，1877）关于 20 世纪代际理论的第一次重要声明即是对此事的直接回应；还因为后来的代际理论家都非常重视法国发生的事。紧接着是德国，因为那里是代际理论下一次大爆发的发生地，当时大战已经结束了 15 年，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接着把重点转向了英国，我将努力重现当时的历史，同时解释有关“迷惘的一代”的传奇故事为什么会经久不衰。接下来一章的背景是西班牙，主题是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的一系列尝试，他努力想在自己有关人类生存的哲学框架内，也在各国乃至整个欧洲政治文化危机的背景下，建立一套全面的代际理论。接下来是意大利，我描绘了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对代际现象的重要看法形成的背景，并试着展示如何用他的观点对奥尔特加的方法进行必要的纠正。最后一章是对以上种种论点的汇总，同时将讨论的背景扩大到整个欧洲，并给出我自己对 1914 年一代的看法。
自始至终，我的目的都是深入探索诗歌和政治意象以及社会理论方面的命题，从而发现激发作者创作灵感的生活经历。这使本书具有传记合集的特点。但我一点也不想展示这群生于 19 世纪末的欧洲人的阶层多样性。我讲述的，是那些自认为或者被别人认为属于 1914 年一代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时代典范的人的故事。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这些人往往是出身于社会中层的男性，而且他们的主要活动便是写作。本书的许多篇幅都在描写他们的直觉、感触和思想。本书研究了他们个人和集体的心理状态，以及为了使之成为改造国家生活的基础，有些人所做的种种努力。我将很乐意看到本书能表现 20 世纪初欧洲知识分子的政治观。书中讨论的一些人现在备受推崇，另外一些人则受到鄙视。因此我必须明确地表明自己的观点，那就是本书既没有英雄也没有恶棍。只有承认和过去的距离，我们才有可能重新认识它。理解 1914 年一代的关键，是承认他们的世界和我们的很不一样。早期现代思想的探索者，精明的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曾经说过，历史学家不是知者，而是探求者。本书讲述的正是关于这类探索，关于寻找隐藏在迷惘一代的神话背后的真相的故事。
有个传说和20世纪的英国历史有关。它和所有的传说一样，有许多不同的版本，这些都是由不同的人创造的。虽然没有人把它完整地写下来，但它零星地散落在许多书籍中间，并留存在英国人的记忆和口头传说中。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从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国有一群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他们坚强、勇敢、英俊，既有运动健儿一般的强壮体魄，又有着深厚的学养。他们本质上都是诗人，他们因为自己的原因而喜欢一切与智慧有关的东西，并对共同奋斗持鄙视和超然的态度。虽然他们来自英国的不同地方，但他们最常出现在牛津和剑桥，至于年纪小一些的，则主要出现在那些优秀的公立学校里。战争爆发后，他们自愿参加战斗部队，并尽一切努力加快训练，以求尽快调往前线。他们最担心的是还没等他们到达前线，战争就结束了。他们从小便被教育要崇敬英国，同时尽到自己的责任，他们拥护祖国的事业，并愉快地接受了可能早死的命运。他们中大部分死在了加利波利（Gallipoli）、伊普尔（Ypres）、卢斯（Loos）、索姆河、帕斯尚
尔和康布雷的战场上。那些没有牺牲的，精神和身体也都受到严重创伤。1919年，他们一瘸一拐地回到英国，却发现他们的牺牲全都白费了。那些心狠手辣的老人又回来重掌大权。年轻人被年龄打败了。文明遭到致命的打击。人数不多、极度疲倦且患有炮弹休克症的他们对国内的一切感到失望，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他们只是无助地坐着，看着那些无能的老政客把他们取得的胜利一点一点地挥霍掉。和平已经没有希望 ；英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已经丧失 ；大英帝国已经不复存在 ；而随着英国对外国模式俯首称臣，就连传统的英国价值观也一并失去了。最后由第二场战争给第一场战争的灾难画上句号，而英国也胆怯地滑入了二等国家的行列。如果那些出色的年轻人没有命丧佛兰德（Flanders）疆场和加利波利海滩，一切可能会不一样。
第五章 意大利：青年！青年！（节选）
贝尼托·墨索里尼正是在这个时候走进我们的故事。人们习惯把墨索里尼描绘成一个渴望权力的机会主义者，心狠手辣的群众操纵者，没有任何信仰的愤世嫉俗者。这些都说得没错，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末他掌握了独裁权力之后 ；然而这些特征没有一项能把他和当时欧洲无数的其他政客区分开来，也无法解释同时代人对他的迷恋之情。青年墨索里尼对群众的情绪和20世纪政治的革命性有着非凡的判断力，这些都建立在他对现实的认知上，他认为现实不是一种由可知定律决定的稳定结构，而是一种可以由强人意志操纵的灵活、多变且不断变化的结构。“伟大事业没有一个固定的程式，只能通过猜测未来的走向去实现。”这是墨索里尼从马志尼的著作中摘抄的一句话，他钦佩地把它写进了自己的战时日记。“权
力的秘密在于意志。”这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区别在于，墨索里尼信奉的是统治这一行为，而不是某个具体的目标。人类只是尼采式雕刻家手中的黏土，思想则是这位超人使用的工具。事实上，最要紧的是行动，使原本单调乏味的生活变得有价值的也是行动。年轻的墨索里尼写道，“运动”这两个字是20世纪最明显的特征。“我们想行动、生产和支配物质，我们想体验那种挫败幻想的胜利滋味，那种使生命的能量倍增，同时朝着另外的终点、另外的天际和另外的理想挺进的胜利滋味。”即使今天，你仍然想不出另外一句话，比这句话更能体现墨索里尼的生命轨迹，或是他政治信仰的精髓。
1917年，作为社会党内部反叛一代的领袖，墨索里尼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1912—1914 年，他还是要求对资产阶级政府实施更强有力的正面进攻的青年干部首领。1914年秋，墨索里尼由于支持意大利参战而被驱逐出党，不久他便成为参战运动最活跃和最有魄力的领导人之一。他的《意大利人民报》（Il Popolo d’Italia）混合了马志尼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对那些把社会变革寄希望于一场民主革命战争的左翼主战派有着很强的号召力。墨索里尼在贝尔萨格里步兵营（Bersaglieri）的志愿兵团服役过，伤重退役后，他于1917年领导了解散议会的斗争，并仿照法国的克里孟梭政府，成立了独裁内阁。意大利战争进入最后一年时，墨索里尼发现自己成了孤家寡人，没有人看他的报纸，也没有人忠诚地追随他的政治事业。
工人阶级的政党有着强烈的国际主义色彩，且受到布尔什维克全球革命模式的吸引，他们无法原谅他的主战立场和他对阶级合作的呼吁。自由派讨厌他的激进行为和革命言论，天主教徒讨厌他的反宗教立场，君主制的拥护者讨厌他的共和思想，民族主义者讨厌他过去的反军国主义立场和他对社会改革的承诺。随着世界局势左倾、他在工人阶级中信用耗尽，墨索里尼旺盛的精力和强大的抱负似乎找不到一个出口。
墨索里尼性格粗暴，非常容易心血来潮和情绪激动，他曾说他想离开意大利到美国去。但他从未真正这么做，而且这个话题也很快过去。因为他很有信心—对自己，对对手的无能，对战争将彻底扭转政治方向。他认为那些旧的思想标签——“民主主义”“激进主义”“共和主义”“自由主义”，甚至“社会主义”——战后将会出现新的含义，否则将完全失去意义。新的统治集团和新的价值观将会出现。明天的音乐将会是一种新的节奏。而那些死抓住“旧的思想路线”（old mental schemes）不放和那些留在“旧式政党” 中的“老人”将会被推到一边。他们将错过这趟列车，只能站在月台上，眼睁睁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他们脸上的表情是扭曲的，那是一种介于“愚蠢和怨恨之间”的表情。
战争彻底改变了墨索里尼。他变得更加坚决，更加强硬，更愿意使用暴力，对民众的无限顺从更有体会（他曾在前线与他们共同生活过），同时也更愿意接受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想。他亲身体会到，和阶级这个动人的神话相比，国家的作用更大。因此，作为一名公众人物和群众领袖，墨索里尼在寻找新的追随者时，转向了一个他认为和自己有密切联系，同时又维持着良好关系的群体：前线的军人。1918年8月1日，他把报纸的副标题从“社会主义日报” 改成了“军人和生产者日报”，同时小心地指出 ：“并非所有的士兵都是军人，并非所有的军人都是士兵。”到了那年年底，墨索里尼明确表示，所有的军人中他最想代表的，是那些年轻的预备役军官——墨索里尼把他们命名为“堑壕一族”（the trenchocracy）。他说，这些预备役军官是真正的“胜利书写者”。“士兵则是群众，愚蠢的群众，他们强大而迟钝，缺乏一股推动力来为他们指明方向并确立奋斗目标。军官就是这股推动力……他们是新的贵族阶层，意大利堑壕一族的精英。”
墨索里尼投靠的这个社会群体虽然不太稳定，却有着潜在的重要影响力。它本身不是一个阶层，而是几个有着共同思想的阶层的组合。这种名为“战斗精神”（combattentismo）的思想兼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主题，因为它对政治环境的净化和民族道德观的更新提出了全面而且通常是天真的要求。这种改革的呼声和“平民意大利背叛了战斗意大利”的指控密切相关。正如卡波雷托战役结束后不久一名主战派所说的，过去的意大利和未来的意大利之间存在着裂痕，也就是说“那个心怀成见、官僚主义横行、胆小、软弱、无知的意大利”和“新意大利”之间存在着矛盾。其中议会制度受到的谴责尤甚，它“被认为是每一种社会弊病的中心，每一次针对国家的阴谋诡计的发源地，失败者和无能者的收容所”。“打倒旧政党！让我们拥有新人才！让我们拥有新力量！”这些不满的退伍军人喊道，“我们只承认祖国的政党，只承认尽责的政党，只承认流过血的政党，除此之外，我们一概不予承认。”
在那些从战争结束到1919年夏天回家的退伍军人中，这种想法非常普遍 ；然而最狂热地支持这种思想的，却是那些出身于专业和官僚阶层的年轻预备役军官，这些人既没有政治经验，又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往往不现实地把这场战争看成是一场推翻现有秩序的“革命”。他们中大部分人没有什么政治理念，却又充满了愤怒的情绪，他们很快便把自己的战争经历——他们大部分人唯一的知识资本——变成了政治神话。这些退伍军人并非个个都是保守分子；其中许多有民主倾向 ；有些人还赞同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和公正和平原则，至少一开始是这样。但是，另外一些一贫如洗、更有政治野心、更喜欢放荡不羁生活的人则聚集在大城市，和共和派、工团主义、未来主义等激进团体的党羽结成联盟—这些联盟的目的虽不太明确，但都令人无法抗拒地指向政治和文化革新。在这些城市退伍军人中，最突出的是“敢死队”（Arditi），一个和德国突击队性质类似的组织，他们的领导人住在米兰，并且受马里内蒂的影响很深。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后来又怂恿邓南遮攻占阜姆城（Fiume），邓南遮刚一夺取城市，他们便涌过去加入他的军队。
这些一无所有而又放荡不羁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敢死队，正是战争最后几个月和 1919 年的前几个月墨索里尼极力拉拢的那批人。墨索里尼找到他们的领导，让自己的周围堆满他们的标志和武器让自己的报纸刊登他们的宣言和书信，把自己变成他们世界观的真实写照，使用一些能引起他们愤怒和自豪的形象，并以捍卫他们反抗“另一个意大利”的权利为己任。例如，1918年12月，他在对的里雅斯特贝尔萨格里步兵营的士兵讲话时承诺，没有人可以偷走属于他们的权利。“我庄重地向你们承诺，我将用我的笔和其他一切方法，保护属于你们的东西。首先是你们，然后才是其他人。”1919年3月成立“法西斯战斗团”（Fasci di combattimento）的决定，是墨索里尼人生旅途中的又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他从无产阶级变成了一名优秀的管理者和军人。“法西斯战斗团”的界限有些模糊，且对不同政治派别的人都开放，墨索里尼试图以此来吸引那些具有反议会倾向的退伍军人，同时证明主战派这个少数派群体和大部分人的战斗精神之间存在着（微弱的）历史联系。“牢牢立足于主战派的土壤之上，”他在自己的第一次法西斯演讲中宣布，“……我们要求并正式宣布我们拥有改造意大利生活的权利和义务，如有必要，甚至不惜采取革命手段。”
第六章 两个世界之间的漫游者（节选）
欧洲的男女老少全都有这种幻灭感，然而这种背叛和挫败感在那些生于19世纪90年代的退伍军人中尤其强烈。巨大的落差令他们感到痛苦，而且年纪越小，就越是感到迷茫。1930 年，查尔斯·卡灵顿努力想找回这些感情的本质，当时它们正开始被埋藏在神话之下。“束缚了我们这么长时间的符咒已被打破；魔力消失了；一场幻觉哗啦一声在我们耳边破碎，我们被留在了一个陌生世界——我们可爱的黄金已经化为灰烬。”卡灵顿说，退伍士兵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平民的时间意识。战争期间的士兵只是活在当下。“很久以来，未来都只意味着边境线上的一系列行军，这些行军间或被天堂般的短期休整打断，休整期间，他们会和同伴一起喝酒说笑，这些同伴，有的不出一个月就会死去，其余的可能在一年之内丢掉性命，而活着挺过下一次堑壕战，再享受一次休整时间，或许再得到一次回英国休假的机会，便是他们人生的全部追求和希望，遥远的地平线上，‘来年春天的进攻’已初见端倪。”未来，在士兵的心目中，就像天堂“一样渺茫和遥不可及”。后来战争结束了，士兵们简直不知如何是好。“朋友离别。生活显得宏大而空洞。你得设法谋生。你得重新开始，为未来的日子考虑，然而这么做并不容易，因为你原本并没有想到能活到明天。”一些虚假的预言家开始出现，他们想吸引你的注意力。“有人告诉你，你拯救了自己的国家，为了你的利益，这个国家应该立刻改造成一个乌托邦。还有人说你是个无赖，在为国王服役期间沾染了游手好闲和酗酒的毛病。所有这些都使这名年轻的士兵感到十分困惑，他刚在一所奇特的学校接受了教育，他刚刚承担了这些预言家碰也不会碰的沉重责任，他的道德品质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早已疲惫不堪。幻灭伴随着和平而不是战争而来，和平从一开始就是徒劳的。”
1917—1920年的事态变化使人们感到失望和沮丧，这些又导致了怨恨和怀疑情绪的产生，但是在年轻的退伍军人中，文化和政治革新的梦想并没有消失。19世纪最后20年出生的知识分子在文化危机山雨欲来的气氛中长大，他们年纪轻轻便经历了战争的严酷考验，战后几年又目睹了一波让古老帝国纷纷瓦解、每个欧洲政府都摇摇欲坠的革命浪潮，他们无法摆脱一种想法，那就是善恶大决战不过是推迟了，战后出现的任何复辟政权都只是暂时的。俄国革命政权的继续存在，欧洲各地成立的共产党，意大利法西斯运动的胜利，西班牙议会政府的垮台，英国和法国为重振战前雄风而遇到的困难，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的来临，凡此种种，无不使这些知识分子更加相信，他们儿时的那个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一个新的战后世界正徐徐开启。
这种认为自己正处于一个过渡期的想法虽然许多人都有，但是新的世界观并没有因此产生。整整一代人用以表达理想和愿望的新思想流派也没有建立。然而这段时期确实出现了一种思想并一直保持着活跃的态势，这种集体心态在20世纪20年代的语言和文学上留下了印记。战争一代的知识分子痴迷于旅行者的形象。他们把自己看成是没有旅行计划的漂泊者和流浪汉，因为日程表靠不住，而“旅行指南给出的信息都是错的”。他们“永远在不知疲倦地分析着‘离开’这个词”，他们就和亨利·德·蒙泰朗一样，“始终在流浪，始终在追求什么，始终在逃避什么……已经沦为一切诱惑的牺牲品”。他们就像尼科斯·卡赞扎基斯（Nikos Kazantzakis）一样，“渴望逃走”。他们时刻准备着“抛弃一切”，“由高速公路离开”。他们内心“永远都渴望着一场伟大的旅程”。逃避的恶习使他们痛并快乐着，他们“渴望逃离任何地方，却又不知道要去哪里”。他们喜欢查理（Charlot）那样的流浪生活和奇异经历，“流浪汉”“无家可归者”“难民”“金矿勘探者”，这些人的使命就是抛弃一切自己珍爱的东西，他们的青春就是“发现世界”。他们还为尤利西斯（Ulysses）的故事着迷，他们（如 T. E. 劳伦斯）翻译《奥德赛》 （Odyssey），或者对这些故事进行改写，使之更符合现代背景（如詹姆斯·乔伊斯和尼科斯·卡赞扎基斯）。他们和尤利西斯一样四处漂泊，从未真正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到他们出发的那片海岸。这种对旅行的热衷，很大程度上可以用交通工具变得更新更快来解释。1880 年之后出生的男男女女继承了一套非常完善的运输系统，这是一套振奋人心的新系统，同时它的效率也很高，可以把人们送往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他们可以骑自行车探索欧洲的乡村，就像战前T. E.劳伦斯为有关十字军城堡的论文收集资料时所做的那样。他们也可以坐上漂亮并且很可能准时的高速火车，飞快地穿梭于欧洲各大城市。轮船和新运河使得人们和 50 年前相比，只需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去到那些奇异的国度。孟买、新加坡、西贡、里约和旧金山，这些轮船停靠的神秘港口已经是稍微有点冒险精神的欧洲人可以抵达的地方——然而这些散发着浓郁异国情调的地方，依然会使旅行者感到不虚此行。1914年8月，当士兵们走上战场时，欧洲已经有超过200万辆汽车行驶在路上；1914年一代是第一批和汽车一起成长起来的人，他们理所当然地把它看成是从一地到另一地再正常不过的交通工具。20 世纪 20 年代初，汽车依然昂贵，只有那些相对有钱的人才买得起；但是速度更快和更刺激的摩托车，却连贫穷的退伍军人和没有私人财产的年轻人也负担得起。20世纪20年代，到处都在建飞机场，飞机进入了一般的民用运输领域，林德伯格（Lindbergh）成功驾驶飞机飞越了大西洋。越洋电话、海底电缆和无线电广播已经不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早已司空见惯。而快节奏的电影则已经超越了慢吞吞的戏剧和歌剧，成为人们娱乐的首选——对知识分子来说是这样，对工人们来说也是这样——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新的变化节奏和一种更加断裂和跳跃的新的时空感。
战争一代的知识分子为这些机遇感到鼓舞，他们孜孜不倦地追求速度和变化。他们喜欢驾驶汽车时那种掌控一切的感觉。他们惊奇地发现，飞机夺走了他们所有的时空观念，只留下一种悬浮感。他们认为生活的脚步正在加快。有人抱怨说他们已经没有了距离感。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发现新世界的兴奋，远比在明确划定的狭小范围内生活所带来的安全感来得重要。20世纪20年代，开阔的公路成了自由和摆脱城市的拥挤束缚的象征（对于那些有能力这么做的人而言）。“走吧。”一名狂热的速度党大声宣布，“沿着公路离开。让汽车在高速公路上狂飙……以每小时160［公里］的速度，直直地往前开，从一个路标到另一个路标，把世界撕成两半，就像你‘沿虚线’撕开一张计划书一样。”
这个时期最受欢迎的一些文学作品是以旅游报道的形式写成的，许多战争一代的作家利用这种对外国背景的兴趣，开始了他们的文学写作事业。海明威描写了巴黎的咖啡馆、西班牙的斗牛场和河里的鳟鱼，以及非洲的绿色群山。保罗·莫朗（Paul Morand）狂热地描写纽约和上海。T. E.劳伦斯讲述了自己在阿拉伯的冒险经历。圣—埃克苏佩里（Saint-Exupery）把他在巴塔哥尼亚（Patagonia）上空飞行的险状描绘得栩栩如生。塞利纳（Céline）让《茫茫黑夜漫游》（Voyage au bout de la nuit）的主角从“一战”的战场来到非洲，再到底特律，最后才让他回到巴黎郊区，继续过他那沉闷的中下层生活。蒙泰朗把西班牙和北非作为自己 20 世纪 20 年代的小说和散文背景。云格尔描写了达尔马提亚海岸（Dalmatian coast）、西西里、罗德岛（Rhodes）和希腊群岛。
然而把逃避写得最为出色的小说家是布莱斯·桑德拉尔（Blaise Cendrars）。桑德拉尔（1887）经常写他自己，而且真实中往往夹杂着大量的幻想，他总是在去往某个异域国度的路上，或者正从那里回来。他的座右铭是“为了获得新知而驶向地底深处，驶向未知的万丈深渊”。行动是他唯一的人生信条，“那种听命于无数动机的行动，短暂的行动，那种受到一切可能和想象得到的偶然事件制约的行动，敌对的行动，生活”。对桑德拉尔来说，生活不是书本，
不是理论，也不是惬意和领悟。它是“罪恶、盗窃、嫉妒、饥饿、谎言、诈骗、愚蠢、火山爆发、地震和成堆的尸体”。只有行动能使你获得解脱。行动解决了一切问题，而任何它无法解决的问题都不值得桑德拉尔考虑。“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参与人们的讨论并支持一方的原因，虽然我已不再相信任何事情。”“我是那些社会和文化精英（Brahman）的反面，我喜欢在运动和变化中思考。”战争结束后，最吸引桑德拉尔的运动和变化便是周游世界，因为他自称懂所有语言，而且对每一个民族都非常了解。
为什么这些人会这么迷恋旅行？首先，旅行为一种自身已无法维持、时刻处于崩溃边缘的精神生活提供了滋养。它为那些被自我和时代的无望弄得不知所措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解脱的机会。如果你一直在旅行，那么你就可以永远处于变化之中。你无须使自己安定下来或是做任何承诺——无论是对女人、朋友、职业，还是事业。对于那些自身业已失去平衡，且认为自己的时代出了问题的人，一个解决方法便是让他们处于一种全面的不安定状态。“当你旅行时，你经过的是一块移动的背景幕布，你从来不需要在一个地方逗留太久。”离开意味着“直面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梦想”。也就是那“永远也无法满足的求知欲”。也就是“明天，永远的明天”。这是一种逃避决定、逃避自我的方式。这种旅行最重要的不是目的地，而是离开这件事。“‘你要去哪儿’，人们有时会这么问那些正准备出发的人。去哪里真的这么重要吗？……对我来说，旅行不是到达 ：而是离开。”
然而，当时作家提供的这些解释都只停留在问题的表面。正如泰亚尔·德·夏尔丹在解释自己对前线的怀念时所说的，对异国风情的描写只不过是在比喻某种更深层、更普遍的东西：渴望革新。把旅行和精神重生等同起来，是西方文化的一个古老主题。正是这种对重生和挣脱文明束缚的渴望把埃内斯特·普西夏里带到了非洲，把鲁珀特·布鲁克带到了大溪地，把 T. E. 劳伦斯带到了中东；战前几年的恩斯特·云格尔也是在这种愿望的驱使下，跑去马赛参加了外籍兵团。然而20世纪20年代更为新奇的一件事是，由于这些人的广泛宣传，人们普遍相信整个世界或文化即将焕然一新。战争一代的知识分子发现自己无法抗拒旅行意象的吸引，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两个世界之间的游荡者”。他们和奥地利共产主义者恩斯特·费舍尔（1897）一样，认为自己正生活在“两个时代之间的无底深渊”。这也是他们如此热衷 T. S. 艾略特（1887）那首晦涩无比的《荒原》（“The Waste Land”），并选择这首诗作为他们时代的隐喻的原因之一。
“一个已死，另一个无力出生”，这种命中注定将在两个世界之间游荡的坚定信念，产生了一系列贯穿于20世纪20年代的书籍和诗歌的设想：新的价值体系总有一天会形成；代表这些新价值观的“新人”将会出现；应该加速旧世界的灭亡；毁灭是创造的手段；积极行动永远好于消极被动；战争一代可能永远也无法活着看到那块“未知的应许之地”，他们的“头上阴云密布，四周浓雾笼罩，他们正在这混沌初开般的恶劣环境下”，朝那个地方艰难地走去；在这样一个硝烟弥漫的年代，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也许也是唯一可能的品质），就是思考和尝试，并且有勇气接受和肯定自己的命运，不管它多么可怕。因为一个人唯一拥有的，也是他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他的时代；明天，新的一代将会出现，他们对他的了解，不会
超过他对上一代人的了解；而“思想和生命最高贵和唯一高贵的地方”，就在于和尤利西斯一样四海为家，“没有目标地四处游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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