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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本书五大看点
1.教育 部“长江学者”、浙江工商大学教授李永友,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刘守刚,倾情作序推荐。
2.战争、国家与财政三者之间有着怎样紧密的关系?为什么有的国家越打越强,有的国家越打越弱?
3.为什么经济学对世界发展的解释屡屡失效?自由市场真的有利于所有技术创新吗?历史学与经济学理论支持这个论点吗?
4.日本近两百年,尤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屡屡发动侵略战争的底气来自哪里?二战结束至今,日本当年滑向战争的制度结构是否有本质的改变?
5.日本财政学会理事,挖掘日本财政部第一手资料,揭示日本军事财政国家本质的缘起与演变。
阅读本书,至少为你带来的三大收获 从历史层面理解既往英美日等国兴衰历史、洞悉未来演变趋势从现实层面洞察当今国际地缘局势及强国竞赛背后的财政逻辑
从理论层面掌握考察国家、战争、财政之间互动关系的财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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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是一部从财政学视角出发,研究和剖析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发展及其相互影响的作品。书中通过对既往数百年全球史,尤其是英国与日本历史的观察与梳理,探讨了战争、财政与国家形成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回溯全球秩序的变迁,揭示了大国财政战略演变的根本原因,以及经济学与地缘政治学相互交融并深刻影响全球秩序的内在逻辑。
书中将英国与日本作为主要案例进行深入剖析,探讨了“财政军事国家”的形成、发展和挑战。英国倡导的自由放任主义与其对印度财政的殖民掠夺彼此交织,共同构成了19世纪以来“日不落帝国”经济政策的表与里。日本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强大有效且不受束缚的经济与财政制度,成为其政治意图与国际战略的重要支撑。两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日本的和平主义、财政危机以及新自由主义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本书同时将着重对日本在两次世界大战前与后的军备扩大和其财政基础,展开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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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徐一睿,上海人,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博士,日本专修大学经济系教授,庆应义塾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财政学会、日本地方财政学会、日本经济政策学会理事。研究领域:财政学、政府间财政关系、中国经济。著有《解读高收入时代的中国经济》《亚洲经济与资本主义现状》《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土地和债务问题》等。2011年《中国财政制度调整新发展》获日本地方财政学会佐藤奖,为该奖首位华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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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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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战争与财政的探索之旅
第一章 地缘政治的衰落与复兴
理想的终结,历史的回归 ........ 013
陷阱中的霸权:“修昔底德陷阱”的现代解析 ........ 022
地缘政治与经济学的交融 ........ 031
第二章 战争、国家与财政:演进与交互
战争与国家:相生相克的历史循环 ........ 043
战争与财政:从税收国家到债务国家 ........ 055
财政军事国家的演进:财政在英国工业革命中扮演的角色 ........ 067
第三章 财政军事国家英国:自由放任主义的幕后
英国的“廉价政府”与作为其军事财政支撑的印度 ........ 077
对印度财政的依赖性:从历史角度剖析 ........ 091
虚构的自由主义:英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 100
第四章 不受约束的力量:日本二战期间的军事财政
战争财政的坐标轴:日本二战前后的国际地位 ........ 113
日本的战争财政与军事支出:不受议会监督的预算体系 ........ 121
战争时期的资金动员:国债、储蓄与财政的膨胀 ........ 135
不可抹去的战争印记:通货膨胀和债务偿还中的财政重塑 ........ 143
第五章 和平与安全:日本再军备背后的财政机制
日本的和平主义基石 ........ 149
二战后日本防卫预算与1%框架 ........ 153
再军备的财政基础 ........ 166
第六章 经济制裁、技术封锁与国家财政
比战争更可怕的经济制裁 ........ 187
技术战线:中美对立下的经济制裁与技术封锁 ........ 201
国家、军事与技术创新 ........ 213
结 语 ........ 224
参考文献 ........ 233
后 记 ........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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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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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军事与技术创新
二、不确定性与企业家国家
技术创新是在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时所进行的资源动员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尽管结果难以预测,但必须做出投资和开发决策,这是技术创新面临的主要挑战。以新药开发为例,开发周期长,投入大,成功率却极低。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越大,所需动员的资源就越多,经济活动的失败风险也相应提高。在无法准确预见未来的情况下,技术发展的多个潜在方向并存,无法事先判断哪个技术路线最终会成功。负责技术开发的人员在这种不确定性中仍需找到目标并动员所需资源。
主流经济学的框架难以适应这种不确定性,因为它无法处理不确定性问题。相反,制度经济学以不确定性为分析基石,提供了理解技术创新为面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集体行动的视角。学者如内森·罗森伯格、理查德·尼尔森和西德尼·温特分析了多种技术创新过程,表明社会或制度因素可以作为技术发展的“瞄准器”或“导向器”,帮助确定技术发展目标。在目标确定后,工程师和组织可以形成预期,推动开发进程,并通过共享目标促进合作与集体行动。国家技术政策是强有力的制度因素,能够指导技术创新的方向,NASA的太空政策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技术开发目标确定之后,就需要动员包括资金、人才和知识在内的各种资源。企业、供应商、大学、研究机构、政府以及消费者等,都需要围绕技术创新形成一个互动的网络,通过集体努力来吸收和传播知识,推动技术开发向前发展。这些网络可能形成于不同层面,包括企业、地区甚至国家层面,而其中以“技术创新的国家系统”最为关键,它为技术发展提供了框架和支撑。
玛丽安娜·玛祖卡托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研究表明,与主流经济学将创新动力归功于私人市场相反,国家在推动突破性技术创新方面扮演的角色更接近于企业家。主流经济学通常认为国家是一个效率低下的经济体,仅限于扮演纠正“市场失败”和支持基础科学研究这样的边缘角色。
然而,玛祖卡托认为,技术创新所面临的不是可计算的风险,而是凯恩斯所说的根本无法用概率来衡量的“不确定性”。在这种不确定性中,国家更有可能比私人主体更能克服这些挑战。她提出了“企业家国家”的概念,强调国家在承担技术创新风险、设定创新目标、指引发展方向以及动员资源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作用。
深入追溯技术发展史,我们会发现,从铁路、核能发电、航空器到互联网、纳米技术、新药开发、生物技术,以及手机内置的GPS和触屏技术等,很多被视作资本主义创新动力的“极端不确定性中的创新性投资”,并非仅仅源于风险资本家或个人发明家,而是来自于国家的有意识策略和投资,特别是在安全保障的背景下。这些革新性的投资往往是由国家的“可见之手”所引导和提供的,这一点在技术史上有着充分的体现。正如前文在“技术创新与军事需求”部分所提到的,互联网的前身ARPANET是由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发展的一个军事通信网络。这个例子不仅展示了军事需求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也清晰地揭示了技术、政府投资与国家财政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个案例,以更全面地理解国家在推动重大技术创新中的核心作用。
ARPANET项目于1969年启动,其最初目标是建立一个分散式的通信网络,以在核战争情况下保持通信能力,充分体现了“国家安全”的战略考量。这与我们之前讨论的其他军事驱动的技术创新,如航空工业、核能等,有着相似的背景。
ARPANET的开发得到了美国政府大量的资金支持。1966—1990年,美国政府通过DARPA向这个项目投入了超过10亿美元。这种大规模、长期的投资远远超出了私营部门的能力和意愿,特别是考虑到这一项目的高风险性和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在这里,国家财政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承担了私营部门难以承担的风险,展现了玛祖卡托所描述的“企业家国家”的特征。
随着时间的推移,ARPANET逐渐演变为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互联网。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继续发挥着关键作用。例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在1980年代创建了NSFNET,这成为互联网的主干网络。NSF还资助了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接入这个网络,为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这种做法与前文提到的“被治理的相互依存”模式高度吻合,展示了国家、学术界和产业界之间存在的紧密合作。
政府的投资不仅限于基础设施的营建,还包括关键技术的开发。TCP/IP 协议,即现代互联网的基础,就是在 DARPA 的资助下开发的。这与我们之前讨论的其他军事相关技术,如 GPS系统的发展,有着相似的模式。同样,早期的网络浏览器Mosaic也是在美国国家超级计算应用中心 (NCSA) 的支持下开发的,该中心由NSF资助。这些例子进一步印证了国家在推动核心技术创新方面的重要性。
互联网的发展史告诉我们,许多被视为“市场驱动”的技术创新,实际上深深根植于国家战略和公共投资之中。这种模式不仅适用于互联网,也适用于我们之前讨论的许多其他关键技术领域,如航空航天、核能、计算机等。它凸显了在推动重大技术创新方面,国家的“可见之手”往往比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更为重要和有效。
这一认识与前文讨论的“国家安全”和“企业家国家”的概念高度一致,强调了国家在面对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时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对该案例的分析进一步强化了我们之前的论点:国家,特别是通过其军事和安全需求,在推动重大技术创新中扮演着核心角色。通过国家财政的支持,政府能够承担私营部门难以承担的长期、高风险投资,为革命性技术的诞生和发展创造条件。同时,这种投资也体现了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之间的紧密联系。
在这个视角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在加大对关键技术领域的投资和支持。这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国家安全和战略竞争的必然选择。同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面对经济制裁和技术封锁时,一些国家能够表现出超出预期的适应能力和创新潜力。正如互联网和其他军事驱动的技术创新例子所示,国家主导的技术创新往往能够克服市场力量难以应对
的长期性和不确定性挑战,从而在关键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战争对于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作为一个强大的动力源,还在于它所体现的决策过程和应对不确定性时直觉的作用。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指出,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行动,都必须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作出决策。这种情况下的成功往往依赖于直觉,即那种在当时可能不被理解,但事后证明正确的预见能力。它能够洞悉事物的本质,忽略掉非本质因素。
通过将经济行动与军事行动相比较,熊彼特强调了决策时面对不确定性的相似性。他认为,不论军事上还是经济上,行动的本质都不是基于严格的合理计算,而是基于一种对未来的直觉性判断。
熊彼特还提到,驱动企业家进行技术创新的并非纯粹的物质欲望,而是更深层次的动机,例如建立自己的“王国”,骑士精神的追求,征服的欲望,或是创造过程中的满足感。这表明,经济行为的动机与军事行为有着本质的相通之处。在技术创新的领域,这些行为主体并不仅仅是主流经济学所假设的那种由物质欲望驱动并进行理性利益计算的“经济人”,他们更像是充满野心和创造欲望的“战士”。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其著作《战争论》中,对战争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他将战争视为一种处理生命力和道德力的艺术,认为它无法获得绝对或确定性。克劳塞维茨强调,无论规模大小,战争总是必须为不确定性留有余地,而面对不确定性时,勇气和自信是调节的关键,强大的勇气和自信允许更大的偶然性。
克劳塞维茨认为勇气和自信是战争中不可或缺的,原因在于军事行动必须处理不确定性。与之相近的是,这种勇气和自信不仅在战斗中是必需的,在投资中也是必需的,因为投资是面向不确定未来的行动。这一点是由经济学家凯恩斯指出的。凯恩斯提到,我们做出决定去做某些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产生结果的积极的事情,通常是基于本能——一种自发的动力,希望活跃而不是消极——而非通过计算概率和利益的加权平均得出。凯恩斯认为,人类的决策,无论是个人的、政治的还是经济的,都不能依赖于严格的数学预期,因为我们没有基础进行这样的计算,而是依赖于我们与生俱来的活动冲动。即使我们的理性自我尝试进行计算,最终的选择也常常依赖于任性、情感和偶然性来做出。
在克劳塞维茨的分析中,战争、经济和政治被理解为面向不确
定性时的资源动员和集体行动。这种理解与地缘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相符,它揭示了在“国家安全”背景下,“企业家国家”的角色是合理的。通过这个视角,我们可以理解为何在面对极端不确定性时,国家能够以企业家的身份采取行动,动员资源以推动集体行动和技术创新。
在当前的地缘政治背景下,美国对中国发起的经济制裁和技术封锁展现了国家行动超出传统经济合作预期的现实。理论上,通过数学模型可以预测中美之间的经济合作会给全球带来最大利益,但实际的政治行为往往由更复杂的动机和考量决定,这些动机可能包括安全保障、战略竞争、政治利益,甚至是政治领导人的个人决策风格。特别是在特朗普执政期间,这些政策更多地被看作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
主流经济学以对市场机制和理性选择的强调,往往难以完全解释许多政治行为。它通常假设市场参与者基于完全信息和理性预期作出决策,但在实际的国际关系和政治决策中,国家行为常常受到安全、权力、影响力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很难用简单的经济学模型来衡量或预测。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经济制裁和技术封锁是国家力量在国际舞台上进行战略争夺和利益保护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财政作为实现政策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国家财政可以用来支持受制裁影响的国内行业,投资于关键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多元化,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同时,通过财政支持教育和人才发展,国家能够确保长期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竞争力。国家财政是技术创新的推动者,是经济稳定和增长的守护者,也是人才培养和国际竞争力构建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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