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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著名学者柯庆明先生的文学、美学讲座，一起重读、精读经典，《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汉诗、唐诗、宋诗……看看学术大家眼中的中国古典文学有多少微妙细节、复杂情愫、美学特质。
想要研究中国文学，就要彻底了解中国文学。上古神话的宏伟之美，《诗经》温柔敦厚的人情之美，《楚辞》的执着追寻、自我流露之美，《史记》的性格精神、心灵才情之美，汉赋的形式之美、挣扎、与升华之美汉、魏、唐、宋诗中逐步发展的人物之美与自然之美，传奇与志怪或绚烂欢畅、或阴郁怵惕的驰情入幻之美，史书义正词严、铿锵顿挫的“崇高”之美，戏曲兼收并蓄的“中间”文体之美，散曲、话本诙谐恣肆的“卑下”文体之美……从诗歌的流变、历代的古文运动、元明剧本中的时代意识，辨认中国文学共通的精神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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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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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柯庆明先生编集学术生涯和中国文学教学过程中的重要讲义、会议论文、专栏文章、演讲稿等而成，按照时间顺序，从神话、《诗经》、《楚辞》开始，一直讲到明代剧本《牡丹亭》，涉及从西周到明朝的不同时代、不同体裁古典文学作品，阐述中国诗歌的发展演变过程，归纳中国文学三千余年发展过程中共通的精神和价值，分析相同文类文体在各个不同时代的美感规范的演化流转，总结中国文学中山水美学这一品类的发展历程，探讨时代特征在文学作品中的映射，以回归作品本身为原则，整理分析历代才士学人的品评，旁征博引、鞭辟入里地对中国文学的美感、美学特质作了细致探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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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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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庆明（1946—2019），前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中文系名誉教授，曾任台湾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院副院长、台大出版中心主任；《现代文学》杂志主编，《文学评论》杂志编辑委员、执行编辑；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协同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访问研究员，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招聘教授，捷克查理士大学客座教授。主要论著有《萌芽的触须》《境界的探求》《文学美综论》《中国文学的美感》《静思手札》《省思札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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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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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之美的价值性
附录一《意志与命运中国古典小说世界观综论》 序
一、中国古典诗的美学性格 ——一些类型的探讨
附录二 《关雎》的内容表现
附录三 《国殇》的勇武观念
二、从 “现实反应” 到 “抒情表现” ——略论《古诗十九首》与中国诗歌的发展
三、天高地迥 月照星临——略论唐诗的开阔兴象
四、试论汉诗、 唐诗、 宋诗的美感特质
五、从 “亭” “台” “楼” “阁” 说起 ——论一种另类的游观美学与生命省察
六、从韩柳文论唐代古文运动的美学意义
附录四《传记与小说唐代文学比较论集》序
附录五《北宋的古文运动》序
七、爱情与时代的辩证 ——《牡丹亭中的忧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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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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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中国文学流传至今，我们所可以确定的最早的作品，近代的学者一般同意是《诗经》的《周颂》，并且相信其中有些作品可能创作于公元前12世纪的周武王初年。《周颂》之后，迄今三千余年的源远流长、浩瀚如海的中国文学可有其独特的“美”？此种独特的“美”的价值何在？这恐怕是一个过于庞大复杂而无法轻易回答的问题。我们目前所能初步进行的工作，或许只是略微检视一下中国文学在三千余年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点与面向，并且试图辨认它们各自所显现的“美”的性质与范畴。假如够幸运的话，或许我们可以再约略地自其中归纳出一些共通的精神与价值来。
二、神话
虽然今天所存的古代神话的资料相当不完整，散见于《诗经》以后的《楚辞》《山海经》，以及《庄子》《列子》《淮南子》等作品，但是我们似乎可以相信它们可能早已存在于口述的传统，甚至是先于《周颂》的年代。这些可以推断是出于古代的“巫”这一阶层的创作，我们今天只能看到一个情节大纲的文字记录，亦不能断定它们是否在祭仪中以戏剧或其他的方式表现。然而就以今日所见的零散资料而言，神话似乎约略可分为创世、救世、变形三大类型。在创世神话中，不论是女娲化万物或盘古开天死后化为自然中的万有，似乎都表达了一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万物同源、天人合一的宇宙本质的认识。然后在救世神话里，不论是大禹治水、后羿射日或女娲补天，宇宙的和谐显然破灭了，人类痛苦地发现，自然若非受约束于人性的律则，就会成为人类痛苦的根源，于是出现了利用种种发明促使自然就范的英雄。虽然英雄不免因干犯了天帝而自身成为悲剧人物，但人性的律则毕竟是胜利了。在变形神话中，如夸父追日、精卫填海，人的无限行动的自由受到自然的限制；作为有生之物，死亡更是一道人类无法跨越的鸿沟，于是不死药、变形似是唯一的解决手段。嫦娥化蟾以及种种变形，固然标示了人类的悲剧性的“猛志固常在”，同时也显示了“天命不可违”的永恒悲哀。这些神话虽然简朴，但洋溢着恢宏的英雄气度，述说的是人类以整个大自然作为对象与场域力求与之对抗和竞赛的行动，创造且烙印上自己存在于宇宙的意义。宇宙的整体和谐与人类充量生活意志的雄伟，是中国神话的宏伟之美的基调。
三、《诗经》
诚如庄子所谓：“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早期神话中宇宙整体和谐的意识，就发展为《易经》对于万物变化之律则的宇宙性秩序的探讨；而人类充量生活的意志，也在人际之间形成了社会的组织与礼教的秩序。这种社会组织的缔造，一方面出现在《大雅》的开国历史的叙述中，另一方面也见于“颂”诗对于此一缔造根源的追怀。而大部分的“风”诗与“雅”诗，对于这样的一种人伦秩序，或因它的谐和而赞美，或因它的逆违而怨悱。《诗经》诚如孔子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它本作为礼乐教化中的乐章而被编纂，却发展出中国文学之美的第二章：人情之美的发现。人类的情感，“真者，精诚之至也”，精诚就能动人，就是美。所以，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指的是出以真情的全心全意的精诚，因而也就理当在道德上得到认可。因此无论这些情感的性质是喜是怒、是哀是乐，皆可令人感动（可以兴），也皆值得观赏（可以观）。因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通过“声依永，律和声”的调节，“诗言志”，正是将“在心为志”的“中”，于“发言为诗”之际转化为“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和”，不但表达了个人的心声（可以怨），也沟通了群体的情愫（可以群）。所以说“温柔敦厚，诗教也”。
《诗经》包含了三百零五的篇数，展现人类各样情感的广袤幅度。因为人类的生活中，只要是鲜活真实的生命，何处没有情感的痕迹？特别是在日益复杂分化的社会里，何处不需情感的沟通？《诗经》所展示的是通过情感来体认的世界。这个世界或好或坏，但通过情感的融会和浸润，它或许不免于是非得失、祸福苦乐的种种划分，但绝不是一个疏离冷漠的世界。因而冷酷的思量计算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以致花鸟共忧乐的同情共感。赋、比、兴，直接的赞怨或草、木、虫、鱼、鸟、兽的交相引发、回环譬喻就成为它的基本思考方式，并且在重叠复沓的韵律形式中达到一唱三叹的效果。《诗经》
就此奠定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
中国文学根源于一部包含社会各阶层，大体以日常生活的各方面为主的抒情诗歌集《诗经》，而非如许多西方国家的文学根源于以少数英雄之杀伐战斗作为主题的史诗，是一具有深远意义的事实，因为它确认了温柔敦厚之仁远胜于骄傲刚强之勇。自《周颂》的“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以降，《诗经》一贯歌颂“岂弟君子”，称美“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的“明德”，称美“柔惠且直。揉此万邦”“柔嘉维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德性，都充分反映了我们拥有一个尊崇圣贤而非尊崇英雄——尤其是军事英雄——的文化。
自然，战争是生存中不可避免的，包含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诗经》当然也触及这种题材，但除了像“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之类遥远的以军容、以“鹰扬”为军事将领的比喻之抒情性描写外，真正刻意描绘的却不是少数英雄将领的勇武骄傲，反而是众多兵士在战争之中“靡室靡家”“不遑启居”的痛苦，在“慆慆不归”中“曰归曰归”和“制彼裳衣，勿士行枚”的渴望，以及家中的“妇叹于室”“首如飞蓬”“愿言思伯，甘心首疾”，因而对于战胜的喜悦，强调的竟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婚礼，以及“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这充分地显示了中国文学从《诗经》时代起就是民众的文学，并且更重要的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以日常的家庭生活为理想的文化。所以，英雄将领的战功似乎比不上一个家里的苦匏令人感动。（“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这种以百姓家庭生活为理想，以温柔抒情为主调的文学精神，事实上成为中国文学后来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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