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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与传播：19世纪电报的编码技术及对新闻信息传播的影响》一书全面分析了19世纪电报编码技术及其对新闻和信息传播的影响，正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彬教授在审读时评价该书史料丰富、论述细致，从独特角度揭示了新闻业起源兴盛的条件和规律，对理解现代信息社会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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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编码与传播：19世纪电报的编码技术及对新闻信息传播的影响》一书研究了19世纪的机器语言——电报编码的历史，通过详细追溯其跨越欧洲大陆、英国及美国的发展历程，重点探讨了电报编码在改变新闻传播和信息交流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本书还揭示了在工业革命期间，这项被广泛忽视的软技术如何作为信息革命的加速器，推动了 19 世纪新闻行业的显著变革，并为现代新闻业的初步形成奠定基础。
本书目标读者包括传播学和技术史的研究者、爱好者和专业教师，旨在通过回顾历史，共同思考信息社会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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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沈春雷 博士，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公共管理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持和参与省部级课题三项、校级教学与科研课题三项、横向课题两项，发表科研文章二十余篇。主要研究方向为媒介技术史、新媒体传播理论、网络舆情传播。
刘世弘 1987年起就读于清华大学，先后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现任清华大学资产管理处计划与发展办公室主任、副研究员。主要负责学校空间资产规划及公共建筑安全管理与信息化建设，主管清华大学房屋土地管理数据平台（一期）建设工作；发表研究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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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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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9世纪上半叶的编码与统一 / 1
第一节 19世纪初扳臂编码及第一次空间连接 / 2
第二节 19世纪
30—40年代编码的社会应用 / 16
第三节编码统一及第二次空间连接 / 33
第二章编码信息的公共传播转向 / 49
第一节编码传递与社会信息的广泛融合 / 50
第二节新闻业务的新迹象 / 65
第三节电报与新闻的行业融合 / 73
第三章 19世纪中期编码传播的主导地位确立 / 85
第一节编码传递对新闻传播两大要素的强化 / 86
第二节电报信息在通讯社兴起中的作用 / 99
第三节新闻集散中心的出现 / 110
第四章电报新闻：19世纪末的新趋势 / 115
第一节普遍性的语言裁剪 / 116
第二节新闻形态的变化 / 136
后记 /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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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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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历史的研究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包括通信技术史、社会历史、经济历史等。此外，电报作为传播媒介，在新闻史研究中也有涉及。技术史旨在探究现代通信革命的起源，新闻史则重点探讨了电报系统在新闻传播中的作用。
一、电报媒介的“软技术”和“硬技术”
对于“电报”的描述，1824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第6版）相应条目的表述如下：
人们曾经设想，在特定时间内通过绝缘电线传递特定数量的电火花，电力可能成为传递信息的手段……但有理由认为，尽管这些实验很巧妙，它们不太可能被实际应用。
可以清晰看出，上述内容描述了电流和电火花的现象，但未提及电报系统的编码。这一早期的观点忽略了电报编码在通信中的潜在重要性，而电报编码是后来技术发展变化的关键因素。
早期，国外学术界对电报历史研究主要关注设备的设计和制造。因此，一方面有观点将电报视为工业革命的产物，②另一方面，主流技术史著作主要强调电报在制造技术革命中的重要性。2004年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翻译出版的牛津大学版七卷本《技术史》（AHistoryofTechnology）中，“电报”条目的撰写方式是按照电报工作的基本原理，把1750—1850年间提出的各种电报方式分类为“利用静电的电报”“电化学电报”和“电磁电报”，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电报的整体技术会发生变革，但编码传递的方式始终保持连续性。扳臂电报的发明和应用，是科学研究人员在探索信号表达方式与内容有效结合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电子电报系统的实际应用功能，是在探讨编码和制造技术如何恰当相互匹配中逐渐形成的。
电报技术不仅包括物理设备的“硬技术”，也包括了用于信息传递的编码体系，即“软技术”。尽管19世纪的技术史著作多聚焦于硬件技术的变革，但编码技术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电报技术历史意义的研究在国内相对较少，至少从文献检索的数量上表现了这一特征。但电报技术带来的统一传播方式，同样使我们的社会深受其影响。以文献查阅情况来看，研究是以电报系统的设计和制造技术为主要对象，或围绕这个主题，辅之以对电报电缆和电报公司的历史考察。在其他学科领域研究这项技术时，多数以“电报”一词进行概括，这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一些历史事件的概念界限。
今天，常规意义上理解的电报系统的历史影响，相当一部分是由编码承担的，因为文字或符号是通过它来传递的。虽然19世纪时电报系统是“软”“硬”一体，无法分开，但当机械设备成为历史的见证而陈列于博物馆中时，编码作为文字和观念传递直接相连的技术，仍然基于其特殊的属性和功能而对现实继续独立地产生影响。因此，直至今日，学者们仍试图探索电报编码在表达现实语义方面的新可能性。①同时，在比较媒介传播中的语言演变时，有研究者依旧借助同期电报语言结构的对比分析方法。②还有一些研究尝试跳出单纯的工业革命和技术生产的视角，从信息革命的起点来审视电报编码的出现和应用。③一些结论清晰表明：虽然并存于19世纪，但电报其实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工业革命组成部分，④因为它不属于大规模钢铁冶炼和机械动力应用的结果。甚至有观点认为，电报传播完全可以看成当今计算机网络传播的一个早期注解。⑤这种研究方法与传统的研究路径有着显著的差异。
以上这些意味着编码作为电报系统的一部分，其影响和意义已经超越了技术本身的时间和范围。从这个角度来看，“电报编码”这一概念相对于电报系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在信息传播中，各种符号和形式不仅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也是我们认识和感知外部世界的重要工具。通过这些符号和形式，我们不仅可以构建对现实世界的知识结构，还能表达对现实世界的情感和态度。在新闻传播领域，这些符号和形式的作用尤为突出。它利用多种符号和形式来构建，为我们提供了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的信息传递渠道。
这些功能是如何实现的？信息的构建和传递具体是通过什么机制实现的？各种传播形式和技术在功能和效果上有哪些微妙的差别？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下，这些形式和技术有哪些相似之处，又有哪些显著的差异？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传播技术的不断演进对我们构建、接收和解析信息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例如，从远古时代的壁画到现代的电视、互联网，每一种媒介都有其独特的方式来对信息进行编码和解码。它们之间的关联与区别如何，又是如何影响我们对信息的接受和解读的？这正是媒介技术历史研究的焦点所在，旨在回答这些关于传播方式、工具和效果之间关系的核心问题。
媒介技术历史研究专注于探索传播方式、工具与效果之间的关系，分析各种媒介如何以其独特方式传递信息，以及这些方式如何影响我们的信息理解。这些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信息传播的过程，以及各种传播形式和技术的差异。
二、非技术决定论：社会与编码的相互影响
电报编码在信息传递中对新闻传播产生了显著影响。19世纪中期以后，新闻内容获取依托电报编码传递信息，这种业务上的对接导致新闻和信息的传递形态发生了变化。
电报编码一方面助推了新闻和信息的传播，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闻表达特征的形成。电力的瞬间时空跨越特性助推了新闻和信息的传播，扩大了传播范围，但商业和其他规则却对编码的表达方式形成了约束。结合已有的学术成果，本书从电报技术中的编码角度，以及新闻和报纸在历史特定时期的表现情况，研究了电报编码与其特定表现之间的因果关系，澄清了一些历史事件的表述及关系。
基于这个目标，本书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一）从编码技术普及视角分析当时典型报纸特征
商业报纸是新闻产业化过程中的产物。19世纪20年代以前，党派报纸、商业报纸都还未利用到电报技术的最新实用成果。处于成长中的商业报纸在语言风格、内容倾向、排版设计上，都参照有更长历史传统的党报和其他报纸的做法，为何其后来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它的前辈？
电报编码对新闻和信息的表达、传播的影响，源于19世纪报纸、通讯社对电报技术的争先使用。电报大规模与报纸的结合始于19世纪30年代以后。尽管当时各种报纸普遍采用了电报技术来进行信息传递，但本研究旨在强调编码信息与商业报纸融合的紧密度和全面性，以及前者对后者影响的直接性。
编码跨时空传播的优势无疑是显著的，但编码的传递方式及高昂的服务价格对新闻语体的格式、字数容量构成了硬性约束。在当时的条件下，新闻和信息必须通过电报环节才能到达报纸，这就不可避免地要经过编码传递这一环节的筛选和修整。新闻和信息的采集者为了更多地让劳动成果实现市场价值，也会改变写作方式和报道风格，以适应电报系统的广泛使用。
（二）考察电报传递如何成为报纸通讯社获取新闻和信息的优先手段
电报编码本身并不单独对社会产生影响，而是通过传递的信息来发挥作用。在19世纪，电报信息、商业报纸与通讯社三者联合起来发挥作用。它们不仅兴起的时间基本一致，而且到了后期三者的联合模式中已经存在着巨大的新闻和信息流，这就说明三种媒介对社会的影响是同步的，而且均是通过新闻和信息的传播而对社会文化产生影响。因此，研究电报编码的社会影响，离不开报纸和通讯社两者所发挥的作用。自19世纪50年代以后，电报信息是新闻和信息的主要构成部分，当报纸带来的最新热点话题成为市民日常交流的一项内容时，这些新闻通常都是来自电报新闻稿。这种关系形成了明显的新闻和信息传播特征。
（三）从社会与信息交互影响的角度解释电报编码演变
电报编码的历史演变并非仅是技术的自然进步过程。当我们深入探索这一历程，就会发现其背后隐藏着社会与信息传播的深层次联系。虽然技术史的研究常常倾向于将技术的进步看作单纯的、线性的发展过程，但电报编码的历史变迁却揭示出更加丰富和复杂的背景。
19世纪是电报编码大规模调整和重塑的时期。每次变革都带来了编码效率的明显提升，使信息的传输容量得以增加，同时传输方式也变得更加简捷高效。这也意味着更多的人开始接受和使用电报。有趣的是，尽管像希林码（SchillingCode）和高斯–韦伯码（Gauss-WeberCode）这样的早期编码系统已经成功地利用了二进制的优势并在实际中得到了应用，但它们并未得到普及。
这引发一个探讨：技术的内在优势是否真的能够决定它在社会中的未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技术并不仅仅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工具或是系统，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社会文化演变而形成的产物。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依赖和互相塑造的。这种关系表明，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受到社会结构、文化价值观以及人类行为模式的影响，同时，技术的创新和普及也会反过来影响社会的组织和文化。
因此，要真正探讨技术的发展轨迹，我们不仅要关注技术本身，还需理解社会文化等其他因素对其产生的影响。电报编码、社会和信息传播之间的交互关系既复杂又独特，不能简单地用线性关系来描述。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电报编码的演变，我们需要研究这些因素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是如何相互作用和影响的。
三、历史阶段的划分
在研究电报对新闻传播领域的影响时，从媒介技术的角度来看，存在两种明显倾向：一种是将电报系统的多重技术构成统一称为“电报技术”；另一种是将关注焦点集中在莫尔斯电报这个单一现象上。电报发明者与“莫尔斯”之间暗画等号的表述已经成为常态，甚至在研究型的著述中也是这样。但事实上，电报是经历几十年时间、由若干不同科学家艰辛实践共同努力的结果，一些常见的编码名词，如莫尔斯码（MorseCode）、博多码（BaudotCode）等，其产生同样并非一蹴而就，也是经过很多次实践摸索。莫尔斯码的专利文献中就记载了四种类型的实验编码。对于这些情况，大部分著述都倾向于直接描述它们的最终实际结果，对于如何定型的过程则鲜有论及。另外，过去的研究多数倾向于将编码作为一种设计技术方案的补充，只做各自需要的资料整理，缺乏对编码的系统梳理。
虽然编码的历史事件看似独立无关，但为了提高信息传递的效率，编码形态逐渐向二进制规则演变，这一特征直至19世纪末才变得明显。所以，准确描述编码的发展脉络和理解其形成过程，对本书主旨阐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这是解释19世纪中后期电报信息高速传输背后的原因。从这个角度出发，19世纪的电报编码技术发展的形态和应用表现，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是编码传递的早期探索阶段
19世纪初至中期，编码传递信息的方式经历了创新，发展为一种持续性的技术途径，并通过其在社会中的广泛应用而得到巩固。这不仅是由技术自身的原因所决定的。推动和影响社会变迁的要素在技术形成中会发挥各自的作用，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各项技术的最终表现。在编码技术的传播功能形成中，最初是依靠非技术性手段（不涉及电流、无线电波、光纤等）进行人工操作和传递信息，这一过程主要受到国家意志的影响和塑造。随后，随着电磁学的发展，电子电报的编码技术得以推进，该技术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受到了公共商业需求的影响和塑造。
俄国希林电报（SchillingTelegraph）的编码带有显著二进制特征。1837年保罗?希林男爵（BaronPavelShilling，1786—1837）去世后，他的编码思想被库克–惠特斯通电报（Cooke-WheatstoneTelegraph）的编码直接继承。①从形态上看，高斯–韦伯电报（Gauss-WeberTelegraph）、库克–惠特斯通电报以及希林电报这三种电报系统的编码均存在高度相似之处。尽管社会主导要素与技术结合可形成不同的技术发展轨迹，但不同社会要素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国家意志具有基础性作用，②而公共商业意志则起到增强性作用。这两种要素主要目的是确保编码的媒介功能持续有效。这种持续性过程通常不会自主中断，只有当另一种变量介入并且足以导致功能向新的方向转变时才会被打断。通过比较19世纪初至中期编码传递信息的前后变化就能为这种作用机制提供具体解释。
（二）19世纪50年代至70年是编码发展的中期阶段
在这个时期，社会各行业中使用了多达11种电报机器，但莫尔斯码在电报系统的商业领域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并被修改成为标准编码语言。在此之前研究者的文献多用“telegraphlanguage”（电报语言）一词。1852年，亚历山大?琼斯（AlexanderJones，1802—1863）有意识地区分了在电报传递过程中使用的“signal”与“letter”两个词，清晰界定了它们的不同含义。这种角度的切分有助于纠正最初一些研究者在信号和信息两者意图表达上的混淆，帮助设计者进一步明确：提升电报实用程度主要依靠两个途径，即解决电力传送的距离问题，解决信息表达的效率问题。1852年出现的这种区别对待是有意义的。在后来的研究中，以“telegraphsignal”（电报信号）来描述电报系统的信息传递，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方式。
到了1867年，有学者在电报研究文献中开始提到“code”（编码）一词，然而他们仍然将其视为“signal”的同义词，并将其视为电报技术中的次要环节。不过也有文献在表述电报机的信息表达方式上正式关注“编码”（code），在内容上也专辟一章来着重讲解电报如何编码，并指出新的编码方式已经突破原有编码的信息表达范围，可以用来传送某些原有编码方式所无法传送的特殊信息。①这反映了该时期社会对此技术的不同理解，与早期理论研究有所差异。
牛津大学版《技术史》第4卷第5编第22章和第5卷第3编第10章第3～7节介绍了电报技术的发展。书中在对以往的学术成果进行准确、精练概括的同时，也实现了研究视角的突破。从编撰体例来看，第4卷第5编内容探讨工业革命的交通技术变革，第5卷第3编内容探讨电力工业的兴起。这表明《技术史》将电报视为工业革命末期的成果和工业力量新陈代谢的体现。这种态度已经不再把电报的出现当成孤立的技术现象，而是将其置于特定的技术领域和工业背景下进行考察，从而扩大了电报技术研究的视野，超越了以往著作的范围。这套书出版后，电报史研究不再局限于制造业视角的探讨。
2001年，彼彻姆（K.G.Beauchamp）出版了《电报史：技术和应用》（AHistoryofTelegraphy:ItsTechnologyandApplication）。该书从有线电报和无线电报两个技术环节研究了电报历史，可以看作是对电报技术历史研究的总结。书中在介绍19世纪50年代以前的发明和设计时，提到了约10种电报系统的编码方法，重点介绍了其中3种：希林六针电报编码（Schilling6Needlescode）、斯坦海尔双针电报编码（Steinheil2Needlescode）、库克–惠特斯通双针电报编码（Cooke-Wheatstone2Needlescode）②。虽然只有两页，相较其他部分内容也显得较为简略，但在第2章以单独篇幅梳理电报编码的起源及形态演变过程时，勾勒出了电报编码形成的关键节点，并以概念的形式澄清了电报编码（code）与密码（cipher）之间的区别。①这种对电报编码进行定性描述的做法，非常有助于其他研究者将编码从电报技术中分离出来。
同时彼彻姆在该书的二级目录中明确将“商用”从电报实际应用中分离出来，以其为大类对大型电报公司运营、分析解释国际电报标准制定、新闻及其他信息传递方面的民用服务供应进行研究，指出19世纪末莫尔斯码使用范围出现萎缩是由于整体信息规模的快速增加。同时，博多码由于能够匹配更高级别的流动速度和体量，其技术优势得以完成快速替换，并肯定了社会因素在技术迭代中的驱动作用。
电报一度在军事、政治等重要领域中扮演了独特的通信角色，尽管它当时的技术复杂性较高，但能够传递公共信息的潜质使得这一技术最终被社会广泛使用。编码是莫尔斯电报系统最终成功应用于商业的关键性因素之一，②也恰恰是编码技术，才使得电报设备随时间推移进入博物馆陈列室的时候，“电报”这个词语中所包含的编码功能被沿用，并在通信技术革新中得以保留。
从编码的角度研究电报历史，突破了过去把这项技术视为单一对象的研究范围，将电报分解为架构、传输和编码三个维度，以深入探讨其在历史上的作用，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信息传播社会意义的理解。这一研究视角不仅拓宽了我们对电报技术的概念认识，也拓展了其研究的历史跨度。
（三）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末是电报编码传递的晚期阶段
电报编码的第三次重要变革源于1874年博多码的出现。它与1834年的高斯–韦伯码在形态上有相似之处，都属于二进制编码，不同之处在于博多码采用均码（即等长码）的形式，③而在此之前的编码都属于非均编码。法国工程师埃米尔?博多（EmileBaudot，1845—1903）是19世纪对电报编码作出重大改进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他发明的博多码，是电流信号向数字式信号转向的关键性环节。该编码系统采用多路复用技术并配合时分复用方式，能够同时发送多条消息。因此，在1882年被定为《国际电报1号字母表》（InternationalTelegraphAlphabetNo.1），从而在全球推广使用，是继莫尔斯码之后影响最为广泛的一种编码。博多码在理论上使信息传递效率成倍提升。在博多码进入全球电报统一应用体系之后，信息的传递数量和速度同时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伯恩斯（RussellW.Burns，1988）通过分析通信能力（信息的吞吐能力）与经济、政治及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了电报技术现象。他认为，信息传递的距离远近导致的价格差异形成了商业利润驱动，从而出现了电缆的抢占现象。作者通过占有电报线缆的长度和服务价格等数据，有针对性地分析了各种力量组合成影响力巨大的电报垄断企业在当时社会促成的一些显著现象，指出当时年轻人如果能够掌握编码和解码，掌握发报、收报技术，并进入电报公司当上电报发报员，是相当受人羡慕的。②这一现象反映了电报技术对当时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
四、一种假设
研究者使用历史材料时会根据研究需求作出选择，而不恰当的选择可能会妨碍背景信息的完整展现。以下文为例：
（从欧洲乘船回到美国）经过几个星期的试验后，他（莫尔斯）制作了一个原始的电报机，在接通电池与电磁铁时，电磁铁便吸附一块铁片，铁片上附着一支铅笔，在铅笔的下面有移动的纸条，铅笔也就在纸上记下点或线。
其中最后一句关于电报编码的描述是应当引起注意的。按照行文的表述，点线的信号表达方式，在莫尔斯下船之后的几个星期之内就诞生了，而且似乎是唯一的表达方式。但实际情况与此有显著差异。第一，铅笔最初画出的符号是锯齿状的，以锯齿数目来表达信息。虽然点和划（通常称作点线）的信号表达方式是最广为人知的，但它并非莫尔斯码的首创或唯一编码方式，而是最后确定使用的方式。第二，点划的表达方式并非一开始就被直接设计出来，而是经过了反复实验和修改。在这套系统的专利申请中，有4种编码方式，点划式是排在最后的一种。现在这套编码的真正发明归属问题已经成为技术史上著名的争议，可见至少应是多人长时间辛勤参与的结果。
《19世纪电报编码及其对新闻和信息传播的影响》这一题目是基于假设提出。假设的目的是建构两种或两种以上事物之间存在关联性，然后证明这种关联性的合理性。本研究假设新闻和信息的限定性传播是由电报系统的编码语言和以编码为主导的传播方式所形成。通过分析、比较编码语言的多种形态、使用范围与新闻史中的新生语言现象在图0–1时间坐标上的吻合度，以证明假设的合理性。
电报编码历史的研究主要涉及18世纪末至19世纪早期以扳臂方式用于传递军事指令的信号装置、19世纪基于电磁原理设计的现代电报设备以及围绕电报技术发展而形成的相关领域，如电缆、电报编码、电报公司、电报操作员等。通信技术史主要研究在电磁原理应用下的信息传递介质，如电话、电视和广播等，信息能够在电缆中自由流动并实现交换互通，是因为不同语言和内容遵守了相同的编码规则和通信协议，使得信息能够在电缆当中自由流动，实现彼此交换和互通。媒介史的研究主要是指，与传统的书籍、报纸相比，编码作为一种新型信息载体，具有截然不同的传播效果，并产生了与书籍和报纸明显不同的文化和社会影响。新闻史的研究主要关注编码传递方式对于新闻的传统表达和传播方式的影响。这三个领域虽针对同一技术形态，却有着各自独特的研究目标。通过建立假设来探讨电报技术与新闻行业之间的联系，这种方法可以提供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途径。
为了验证假设的合理性，我们必须明确界定电报技术在新闻历史事件中的本质作用及其影响范围。这要求我们揭示技术发展与文化变迁之间的相互联系，并准确地解释这些事件所蕴含的客观意义。此外，还需阐明这些事件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所产生的具体影响，以明确电报编码与新闻传播之间的因果关联。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证明，是电报技术而非其他新兴印刷或造纸技术对新闻形式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是电报编码本身，而非电缆或制造技术，促进了新闻体裁的演变；是电报新闻的供应情况，而不是单纯的阅读需求，推动了报纸形态的演变。
针对19世纪电报技术在传递新闻方面的历史背景，已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新闻史的深度探讨中。这一特定的历史领域采纳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和文献，包括文件、详细的新闻报道和相关的学术研究文献，对于当时新闻业的发展趋势、演变过程进行了详尽而深入的学术分析与批判性评估。特别是当时新闻和信息与报纸之间的直接和间接关系，无论是内容上的还是形式上的。报纸作为当时新闻传播领域的主要载体，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而详细的关于科技、社会及文化背景的信息资源。
如果从媒介技术与社会影响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这个时期的新闻和信息传递模式，我们会发现，这不仅是新闻内容的呈现，更是当时社会、技术与信息之间相互作用和影响的一个缩影（图0–2）。对新闻和信息在各个环节中的呈现进行细致的内外特征分析，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当时的新闻传递模式，还能够为我们提供新的视角去重新解读新闻和媒介历史事件的内在含义和社会影响。
1997年，詹姆斯?凯里（JamesW.Carey）曾提出：“……在这个著名的历史阶段，电报究竟具有何种意义，仍然是一个极少被探究的问题，当然，也是一个极少得到研究的传播技术问题。电报对现代生活的影响、电报作为传播技术手段对未来发展模式的作用，都需要进一步探讨。”①
20多年过去了，一系列具有各自侧重点和代表性的电报技术史研究理论作品陆续面世。这些作品在不同程度上继承并扩展了凯里当初提出的问题，但总体来看，相关著作数量并不多，且主要关注点仍旧聚焦在“技术及其应用”上。本书则从传播学与媒介技术历史的视角出发，试图从电报编码的维度，探讨其在新闻和信息传播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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