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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会通中西印三大文化，“只留下背影的一代大师”
精通八种古今语言，以精神哲学重释古典
唯识学——创始于玄奘，佛教哲学之极致，中印思想交流之硕果
以批判哲学探究唯识论起源、发展及佛教衰落之主线
沙中淘金，问答解疑，剥去千年层累之糟粕而示其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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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唯识学，创始于玄奘，堪称佛教哲学之极致，亦是中印思想交流之硕果。徐梵澄先生是中国现当代著名的精神哲学家、翻译家和印度学专家，被誉为“现代玄奘”，“只留下背影的一代大师”。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加入中印文化交流计划，赴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任教；1951年入南印度室利?阿罗频多学院，任华文部主任。1960年代是徐先生对于中国传统学术菁华的宣扬期，以英文著出《唯识菁华》，意在向西方读者介绍唯识学，并于1990年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后收入《徐梵澄文集》卷三，2006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今经青年学者梁珏博士首次译成中文，以先中后英的编排形式面向国内读者推出对照单行本。在书中，徐先生以批判哲学探究了唯识论的起源、发展及佛教衰落之主线，并以问答方式解疑，力图沙中淘金，剥去千年层累之糟粕，揭示唯识学之菁华。
此外，徐先生在1960年代曾将僧肇所著《肇论》译成英文并作序言，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收入《徐梵澄文集》卷三。本书将其中文原文及徐先生的英译文及所作序言（由李文彬先生译成中文）一并附后，方便读者对照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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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徐梵澄
1909.10.26—2000.3.6
原名徐琥，字季海，又名徐诗荃，湖南长沙人。著名精神哲学家、翻译家和印度学专家，诗人、书画家、艺术鉴赏家和评论家，被誉为“现代玄奘”，“中国新兴版画第一人”。
1927年入武汉中山大学历史系，1928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西洋文学系，同年与鲁迅结下深厚的师生情谊。1929—1932年赴德修艺术史专业，分别就读于柏林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回国后寄寓上海，撰写杂文和短篇小说，并受鲁迅之嘱有规模地翻译尼采著作。1940年底入中央图书馆，并授课于中央大学。1945年抗战胜利，加入中印文化交流计划，赴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任教。1951年入南印度室利?阿罗频多学院，任华文部主任。1978年底回国，次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研究员，直至殁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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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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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前 言
1—42
附录一 百 法
附录二 肇论（僧肇 著 ，梵澄译并序）
CONTENTS
Introduction
Text
Appendix I One Hundred Dharmas
Appendix II Three Theses of Seng-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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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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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历史上，希腊、印度与中国三个国家，都各自发展出了独有的各种哲学流派。这些哲学流派塑造了整个人类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论是现代的西方还是东方文明，都无法脱出由这些哲学所构建而成的基础。上世纪（编者按：指 19 世纪）自康德（Kant）开始的欧陆哲学（continental philosophy）被认为是德意志民族对古代雅典之荣光的怀旧与向往。这一荣光已不可重返，只余下了一道壮丽的彩虹，联结那些已逝而不可追的时代。若是将这些国家的历史分开来看，那么，各自的历史中皆有其空白；尽管有过去数代学者的研究，这些空白也难以填补。很多哲学流派与他们的重要著作已经佚失，很多大师也仅仅留下了名字，并无确切的年代与事迹可考。西方是这样，东方也是如此。在印度这一情况尤为突出：因为在印度，历史从未占据过十分重要的地位。一个民族因为对自身过去的无知而在前进的道路上没有任何心理负担或阻碍，这诚然是快乐的，但是，这种无知总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历史的重要性在于它保存了人类在过去所能达致的最高成就的记录。过去的成败对于现在与将来的世代来说，都是宝贵的教训。已故的新儒家（New Confucianism）大师马一浮（1883—1967）认为，世界上只有两种知识体系：一是哲学，或者用他的话来说，形而上学；另一则是历史。现代社会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体系无论如何细分或是专业化，皆可归于这两大类之中。大体来说，印度以哲学闻名，而中国则以历史著称。中国有“二十五史”，各朝各代也有无数其他的专门史；印度在韦陀时代之后（post_x005fVedic）则有六派哲学及各大宗的不同学说。这在学界已广为人知。遗憾的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不总是珍贵或有用的信息，有时这些遗产甚至是有害的。哲学也是如此。在即将迈入21世纪之时，我们所见到的事物皆以前所未有的惊人速度前进着，我们也持有与过去全然不同的观点。因此，我们应当时时效仿两面神亚努斯（Janus），在向前看的同时，也要向后看：只有这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促进我们的进步。
现在，我们的文化中有一种特别的现象，这或许并非偶然。近年来，中文中“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一词包含了许多的贬义；即使在人们的日常交流中，它也总是用来指称那些诡诈的、具有欺骗性的、难以确定的，或者是轻率而不够严肃的事物。这一词语的庸俗化似乎只是近三十年来发生的。年长的人或许还能记起，这一词语首次被译为中文时保留了它的原义，并且在《易经》中找到了完美对应：“形而上者谓之道”。意思是，超出物理之“形” 的（superphysical)，就可称之为“道”或是真理。安德罗尼柯（Andronicus）首先将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哲学著作加以总结，并将它们列在物理学著作之后（译者按：meta-physics中的meta在古希腊语中是表示“在其后”的前置介词），其中并无任何贬低之意。metaphysics 一词的所指与意涵不可能是今天的意思；它也与常常不受重视的中世纪经院哲学无关。我们今天所犯的这一错误或许是出于将形而上学与另一词“诡辩术”（sophistry）混淆了起来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恢复它的原义，并与诡辩术区分开来。
一个词的误用或许并没有什么大影响。我在这里提到它，只是因为其可能造成的后果。这一误用暗示了一种非常现实主义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谴责任何过于智性、微妙、抽象而不能为平凡人所理解的东西。因为在普通人的生活中并没有太多的抽象，更不用说思考了，这种人生观在大众中非常流行。这显然是源于唯物主义的兴盛。然而唯物主义，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是高度智性的；它自身也是极为深刻的哲学思想。唯物主义并非是反对开化的；其人生观和世界观也是现实而理性的，因为它将所有事物都客观如实地对待，或者用俗话讲—实事求是。近来我们中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也正是将一切事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看待—将所有事物放在它所处的位置中观察，关注重大事件的历史与社会背景，并与经济基础、阶级关系等因素联系起来。如此看来，大众对“形而上学”这样一个旧词产生错误的理解，也是很自然的事。
在一个形而上学于文化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国家，这样的错误是极难发生的。印度是地球上唯一一个数千年以来为崇拜精神之真理而献祭并保持祭坛圣火不熄的国家。圣者们前赴后继，其中包括以其伟大精神征服了东方的佛陀乔达摩（Gautama）。佛陀的法统时有断续，但总是由另外的圣徒与智者再次承续下去；韦檀多哲学的传统也在今日的室利·阿罗频多（?ri Aurobindo）处达到了顶峰。于此不禁让人猜想，设若没有这些伟人，如此大规模的人类是否还会存在。在印度，这些人被叫作化身（Avatar），或是神在人间的化现。在无神论者看来，这可能不过是歌颂他们的一个名号；但他们的存在是必要的，他们所实现的伟大事业也不胜枚举，这就使得他们在普通人心中被神化了。
使人感到遗憾的是，印度现在的情况不容乐观；几乎所有的宗教对她来讲都是弊大于利。但是要理解一个民族的真正价值，不能只局限在当下。正如一个人要想看到一幅景观的全貌就应当站在高处一样，我们也应当将我们的目光投向遥远的过去与更加遥远的未来。不论这一民族一时在世人的眼中是多么消沉，他们过去的荣光与对人类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对于伟大过去的觉醒，也就意味着对于一个伟大将来的期许。从自身灰烬中重生的凤凰，在接受了火的洗礼之后，会比之前更加美丽；这片次大陆的前景是光明的。
如果学术研究可以真正为人类服务的话，那么为迎来伟大的未来而追溯遥远的过去就应该是学者的责任；不然的话，他们的苦心研究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本书就是对一伟大宗教的过去追本溯源。依据批判哲学的方法，它探究了佛教诸重要的学说中一派之形成、短长，以及佛教整体衰落的原因。因为某些限制，这一研究不尽完整，但是主要的线索已经得以在此呈现。笔者在某些地方只是一笔带过，后来的研究者们尚有很多继续求索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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