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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一部深入解读北宋熙丰变法的历史学专著，宋史学术名家王瑞来、赵冬梅一致推荐。
2.对熙丰变法各项重要改革的梳理系统且全面。本书对熙丰变法的史实做了详尽的考察，对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等改革措施的制定时间、内容、实效、演变等方面都进行了逐条细致的梳理与分析，可作为了解北宋中期政治改革的重要参考。
3.将熙丰变法放在两千多年的中国皇朝历史甚至整个世界史的坐标中去考察，视野开阔。作者通过概括中国历史上不同朝代的“中期综合征”，以及分析欧洲其他国家的重要改革，将熙丰变法与古今中外的改革进行对比，揭示熙丰变法的独特性与超前性。
4.运用当代制度经济学等方法评议熙丰变法，具有启发性。作者另辟蹊径，引入社会科学理论，运用当代制度经济学等多种跨学科方法论对熙丰改革的成本、收益等方面进行了综合分析，总结这场变革的成败得失。
5.生动还原关于变法的激战过程，并对新旧党政治人物做出中肯的评价。作者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人物围绕熙丰变法的激战过程进行了生动、翔实的描述，同时对北宋新旧党的重要人物的政治品格做了细致的梳理与评价。
6.史料丰富、翔实。作者参考和引用了几百种历史典籍与研究成果，如正史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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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一部全面研究北宋熙丰变法的史学专著。作者以宏阔的视野，将熙丰变法置于两千多年的中国皇朝历史，乃至世界史中进行考察。书中系统且全面地梳理了熙丰变法的各项重要改革，并运用当代制度经济学等多种跨学科方法论对改革的成本、收益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总结了熙丰变法的成败得失，揭示其独特性与超前性。
此外，书中对围绕变法的激战过程进行了生动、翔实的描述，同时对北宋新旧党的重要人物如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的政治品格做了细致的梳理与评价，可作为了解北宋中期政治改革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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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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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主要从事宪政与社会理论的研究工作，出版有《法槌十七声：西方名案沉思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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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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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献
自 序
第一章 帝制中国的皇朝中期综合征
一、六大皇朝中期综合征
二、皇朝中期综合征的成因
小结：泥足巨人的改革
第二章 皇权补丁：两千年间的皇朝改革
一、近三千年来中国重要改革概览
二、皇权的补丁：中国两千多年来改革的一般特征
三、世界史：两种方向的改革
第三章 国史上的宋代
一、君臣共治天下
二、独迈千古的贿买政治
三、宋代的权力制度：比较均衡的中央集权
四、宋代的法制成就
五、辉煌的文化成就
小结：皇权官僚帝国的抛物线顶端
第四章 庆历新政：皇朝中期综合征与改革困境
一、政治柔道与“三冗”问题
二、关于积贫积弱
三、庆历新政成败考
四、嘉祐新政：后庆历时代悄无声息的改革
小结：通往熙丰之路
第五章 大变法(上)：历史巨幕
一、改革倒计时
二、王安石及其经世之学
三、熙宁变法
四、元丰改制
第六章 大变法(下)：激战熙丰元绍
一、北宋台谏制度的病变与党争
二、熙宁第一战：青苗法
三、熙宁第二战：免役法
四、熙宁第三战：市易法
五、王安石两次辞相及熙丰晚期政局
六、元祐更化：旧党迫害新党
七、绍圣绍述：新党的报复
第七章 熙丰变法的实效考察(上)
一、如何考察熙丰变法的实效
二、财政改革的实效考察
三、经济改革的实效考察
第八章 熙丰变法的实效考察(下)
一、军事改革的实效考察
二、政治改革的实效考察
三、文化改革的实效考察
小 结
第九章 熙丰残照：变法的现代平议
——一个交易费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一、交易费用经济学与交易费用政治学
二、理想变法的交易费用
三、熙宁公司的一般困境及其残次新品
四、熙宁公司新产品的收益与成本比较
五、政治继承与专用性政治人力资本
小 结
第十章 熙丰人物简论之新党篇
一、宋神宗赵顼·王安石
二、王安石·宋神宗
三、吕惠卿
四、曾布
五、章惇
小结：无意义的新党小人论
第十一章 熙丰人物简论之旧党篇
一、司马光
二、苏轼、苏辙兄弟
三、范纯仁
四、吕公著
小 结
结语 改革：救穷还是救急
参考文献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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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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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展示熙丰变法在中国改革史上的系统性特征
从2020年1月起念到2023年12月底杀青，写这本书花了整四年时间——虽然最早动手写作其中的章节要晚至2021年中，并且在此次出版过程中，我删掉了原稿的三分之一，其间无暇进行其他问题的研究。
这本书虽不能让我自己完全满意，但依然期待来自读者的思想碰撞——是的，我需要向读者证明，在数千篇王安石变法的论文中，在上百部同题的专著或传记中，这本书并非纯粹浪费油墨和纸张的陈词滥调。
我对熙丰变法尤其是熙宁变法(熙宁变法是指王安石执政的熙宁年间的变法，熙丰变法则包含熙宁变法和宋神宗亲自主持的元丰改制)的考察，首先将其置于2132年(前221年—1911年)的皇权时代大朝代中通常都会出现的中期改革系列，同时也赋予了熙丰变法历史独特性——它不仅有着与汉唐明清等大朝代中期财政改革相似的部分特征，更有着完全属于熙丰变法自身的全面性、系统性、超前性。
宋代尤其北宋，时常被认为是2100多年帝制时期文化成就最高的朝代，本书在赞同此说的同时，对宋代的政治文化特性进行了我自己的解说。通过对其诸多政治制度创新和成例的梳理。本书认为宋代之所以取得那么高的文化成就，源于其自身独一无二的政治智慧。
太祖黄袍加身得帝位后，对皇室宗亲、外戚、旧朝遗臣、开国武将、逃荒百姓、四面强邻可能带来的威胁，使用金钱和地位的贿买政策来解决。宗亲不涉政但待遇优厚，旧朝遗孤、遗臣终生受优待，武将以兵权换富贵，底层百姓荒年入厢军以解生存之忧，对强邻则以岁币换和平。两千年帝制时代，只有宋代是以利益交换的方式来维护内政与外交的稳定与和平，而不是一味地依靠暴力颟顸统治。
本书因此将宋代的政治性格定义为“贿买政治”。这种具有极大包容性和宽容性的政治智慧与政治性格，是日后规模空前之大变法无可争议的政治底盘，也是王安石这样空前绝后之雍容大儒得以产生的政治文化基础。
所有重要的历史活动与历史行动，在根本上都是人的行动，而人的行动根本上是人的观念和思想在现实中的投射。因此，研究这场规模空前的大变法——熙丰变法，尤其是前期的熙宁变法——对于改革总设计师王安石的思想的了解与理解就变得至关重要。荆公新学在近年的宋史研究中已是成果辈出，本书原先对王安石思想的展述在出版过程中做了必要的压缩，仅仅对王安石思想中与改革密切相关的部分做了简要的概述。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早在20世纪初就有萧公权等学人注意到他的“功利主义”思想，本书则将其具体化为“朝廷与人民分利思想”——王安石并非如许多人所认为的褒赞或贬斥意义上的国家主义者(我自己以前就曾批评他为国家主义者)，以及王安石向往三代之治所构想的“准民族国家”改革思路。本部分内容与当前荆公新学研究现状不同，这是本书的工作本身决定的。
正是基于北宋政治文化的独特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王安石思想的独特性，本书对熙丰变法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考察。虽然已有成果中，对有关熙丰变法的研究，已有较为全面的展示，比如梁启超、邓广铭、漆侠、刘子健、叶坦等重要学人不可绕过的重要作品。但这些研究主要依然集中于若干传统领域，比如财政改革、经济改革、军事改革，并且对这些传统领域的研究，也常常未能注意到一些属于系统性改革的部分，而轻轻略过。
比如刘子健先生十分重视的吏士合一政策(仓法，即后世所谓重禄法)，并不是梁启超、邓广铭、漆侠、叶坦等学人重视的；梁启超先生十分重视的熙宁变法中设立分科学校的创新政策，也并非漆侠等其他大部分学人重视的；再如，“一道德，同风俗”这一试图确立国家—社会伦理共识的努力，在不同学人笔下，解读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赵冬梅教授就将“一道德，同风俗”解为王安石消除异议的思想专制主义做法；又比如，关于熙丰变法时期台谏制度以及党争问题，许多学人都意识到其严重性，但对于台谏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是好作用还是坏作用，以及党争到底是怎样加剧乃至成为压垮北宋最后一根稻草，则异论纷纭；还比如，王安石在工商领域的改革，既有市易法等后人几乎一致反对的错误政策，也有未能引起人们多少注意的反对榷禁、推广招标扑买制度、解除铜禁等而理应获得更多关注的优秀政策；再如，元丰改制中的相权改革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余英时先生巨著《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中虽然讨论了南宋权相问题却未能触及元丰改制的制度暗锁而错误归因的重大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非常多，不能尽列，可以说，这些都是为本书所重视的，因为本书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要展示熙丰变法尤其是熙宁变法在中国改革史上空前的系统性特征——割裂了的看似并没有那么重要的政策，在整个系统改革中可能却是十分关键和不可或缺的。这种系统性的考察，使得熙宁变法的几乎每一项政策在本书中都获得了它自身单独价值之外的溢出价值。
熙丰变法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向来也是众说纷纭，但以失败论为其主流。本书对熙丰变法既进行了全面的实效考察，也进行了单项的实效考察，还对其后来的流变进行了简要梳理，与主流的成见(成见未必就是偏见)经常是不一致的。本书并且认为，考察熙丰变法的成败需要两个维度，一是其现实的政策效果，二是其最终的政治成败。前者是复杂的，一语不能尽言；而后者是简单的。宋神宗驾崩后变法政策就基本上被废除，政治上当然就是失败了。本书专辟一章以当代经济学中的制度经济学方法对熙丰变法进行了其成本、收益的考察，目的是更为明晰地了解这场变法的综合成败。
由于本书对熙丰变法的叙述和展论与传统主流方法。以及与20世纪初、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方法均有不小差异，因此对熙丰变法中两派政治人物的看法，也与主流有相当的不同。尤其因为涉及对政治人物政治品格的讨论。既不能完全以现代政治伦理苛责古人。也不能完全以陈腐的皇权氏族伦理为古人糟糕的政治行动背书。同时还涉及具体的制度性激励与阻碍因素。因此对新旧两党政治人物都进行了应有的复杂性考察。
需要提及的是，如许多前人早已注意的，北宋神宗哲宗两朝因受党争荼毒，官修史书常常很不可靠，有“神哲无信史”之说，因此在史料选择时雷区极多，这也是对两朝政治人物评价与主流观点差异大的原因之一，本书尽可能使用多方互证的史料，少量地方会进行必要的考辨。新旧党政治人物考察这部分内容在涉及吕惠卿、章惇、曾布、司马光、苏轼、苏辙、范纯仁、吕公著等人时，都与古代和当代主流史评颇为不同。
上述就本书相异于同题作品的概述，并不能替代本书三十万字的具体论述与论证过程，但书已经呈现于此，剩下的就交给读者了。
是为序。
2023年12月10日
如果将北宋熙宁政府比做一家现代公司，从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角度观察“熙宁公司”在研发新产品，以及产品的落地，会出现哪些困境？“董事长”宋神宗和“总经理”王安石又面临哪些阻力？作者从跨学科的视野观察和分析王安石变法，得出了不同于一般的结论。
——编者按
熙宁公司的一般困境及其残次新品
从科斯创始交易费用学说以来，在交易费用经济学里，企业就被视为一个降低交易费用的生产组织，以此区别于一般市场。交易费用经济学的重要奠基人威廉姆森则进一步将现代企业视为一个巨型的契约束，以此更为微观地清晰展示了现代经济生活无处不在的交易费用，以及企业是如何通过其生产组织的运作降低交易费用的。
如果将北宋熙宁政府比喻为一家现代公司，简称“熙宁公司”，宋神宗是董事长，王安石是副总经理，后来是总经理。从熙宁二年到熙宁九年推行的新政是熙宁公司的产品，熙宁公司欲将这些产品卖给全社会，市场遍及整个大宋，但熙宁公司与社会的这一交易是垄断性的，没有别的公司。那么对于本章上一部分论述的八项主要交易费用，公司用什么来支付，以及如果这些费用太高，公司又将如何降低费用？
交易费用的发生来源，既有熙宁公司内部的，也有公司外部的。
熙宁公司在新董事长宋神宗上任之初，根据公司章程，总经理不掌财权，一般而言，总经理无权过问公司的财务状况，公司的财务状况由财务部管理。但由于公司管理层机构臃肿和人员冗余，保安部尤其开销惊人，整个公司的财务状况非常糟糕，前任董事长英宗虽然裁撤了保安部部分人员，但他们的开销依然十分庞大，占每年公司收入的百分之七八十是常有的。为此，新任董事长急需理财的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公司需要进行的改革也将从此处入手。
在熙宁公司内部，除了董事长、总经理，为了新产品的推出和顺利销售，1069年(熙宁二年)2月26日，根据副总经理王安石的提议，董事长下令成立了新的机构，即制置三司条例司。这是熙宁公司的新产品研发部，由陈升之和王安石共同领导，研发部任用了一批新锐，包括日后反新法主力之一的程颢与苏辙。董事长和副总经理成立这一机构的重要使命，就是绕过财务部和现任总经理室，能够通过推出新产品，为公司理财，以掌控公司的财务。但这一目的昭然若揭，立刻遭到公司监察部以及其他高管的反对，监察部官员刘琦、钱、刘述(御史)，还有其他高管如吕公著、韩琦、范镇、苏轼，他们反对的理由是，研发部的成立是侵夺总经理和财务部的权力，侵扰地方分公司的财务和司法自主权，同时也在人事任用方面严重越权。
这些反对意见不能说都是错的，甚至是对的，但是董事长上任后不久，就曾咨询过公司诸元老，他们对于改革积弊既没有意愿，更没有方法，让中书去推进改革，显然是让行动障碍者去赛跑，完全没有可能。研发部(制置三司条例司)就是这一背景下成立的，为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
研发部成立后，迅速派遣王广廉等八名骨干到各地做市场调研，巡查当地农田、水利、赋役情况，复命后继续研发新产品。苏辙因反对新产品，在任职五个月后求退，转去市场部；不久后，程颢也因反对新产品求去，转去市场部。1069年5月15日，董事长召集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文秘部和保安部、监察部(两制、两府、御史台、三司、三馆)共议贡举法。
1069年6月9日，监察部部长吕诲在公司高层公开发表《论王安石奸诈十事状》，认为王安石是奸诈小人，上欺董事长，下压公司同僚，德不配位，没有资格担当副总经理这么重要的职位。6月12日，王安石提交辞呈，被宋神宗拒绝。第二天，吕诲发表《论王安石奸诈十事状第二状》，按照公司惯例，王安石称病不出，董事长竭力安抚，直到6月20日，王安石才复出工作。7月13日，吕诲被董事长免职，安排到邓州分公司当经理(知邓州)，吕公著继任总公司监察部长。
1069年8月6日，研发部推出第一个新产品：均输法。监察部诸员工群起而上，批评均输法是与民争利的聚敛之恶法，主管均输事务的发运使薛向是小人、酷吏。谏官刘琦、侍御史里行钱、知谏院范纯仁、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知谏院陈襄、权开封府推官苏轼，都参与了这场围攻。
1069年9月21日，公司推出第二个新产品：青苗法。这次引发的争议比均输法还严重，因为各地分公司涉嫌强买强卖(抑配，即摊派)，强行贷款，并且高于法定利率违法发放贷款。依法规定，借贷者以货币或实物贷款都行，还款也听其自便，但地方分公司为了自己工作方便，常常强行贷款而且要求货币还贷。之后，熙宁公司继续推出其余的十四项新产品。
大部分新产品在其推出和实施期间，都遭遇了旧党力度大小不等的反对。青苗法因其存在的诸多问题，在公司和市场上都遭到了极大阻力，并且在公司内部形成了反新法浪潮的第一个洪峰。1071年1月12日(熙宁三年底)的保甲法、1071年(熙宁四年)10月26日的免役法、1072年(熙宁五年)4月17日的市易法也都各自形成了反对声浪的新洪峰。免役法让之前享受免徭役特权的公司内部高管官户也要出钱免役，深切地触犯了所有高管的利益，因此所遭反对尤烈，而同时，免役法在征收过程中，也存在违法高利现象，且十分普遍。如前所述，毕仲衍《中书备对》显示熙宁九年的免役宽剩钱，23路/军地方政府在征收过程中，只有湖北路和两浙路没有征收高利的宽剩免役钱。因此，旧党对青苗法和免役法的反对，并非仅仅出于党争，也并不完全是因为自身利益受损。为新产品而发生的内部纷争，不但无助于新产品的销售，还因旧党出于拆台的动机而严重地妨碍了新产品质量的提高，继而妨碍了销售。
如果以现代产权观念看待青苗法免役法中的各种问题，“抑配”意味着在政府和人民之间缺乏基本的产权边界，人民并不拥有稳定和完全受保护的财产，在官府甚或朝廷对其财产发生兴趣之前，人民似乎拥有其财产的产权，一旦官府(有时也包括其支持的其他人)以及朝廷看中平民的某项财产，这项财产即会被强行夺走。不管以何种名义，这种现象我称之为财产的“二级处分权”现象，中国历史上的产权一直都属于可以进行二级处分的残次产权。更为糟糕的是，当产权的二次处分发生之后，并没有相应的有效制度可以救济遭受产权剥夺的人，中国历代行政与司法并不分离，换句话说，遭到行政侵害的人们，是通过向侵害者告诉寻求救济，这显然是不可能得到有效救济的。因此，一旦遭到官府及其支持者或朝廷的直接剥夺，人民无从得以补偿和赔偿，这便是所谓罗马法上“无救济则无权利”的经典案例。
至于市易法，虽然理想地施行，它似乎应该能起到“抑兼并、利商贾”的效果，但那只是一种想象，一种如交易费用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只有在无摩擦的真空社会里才能实现的想象。摧抑垄断性豪商过程中形成更大的唯一兼并者、垄断者官商，市场将变得更不公平。一方面，公司内部部分高管就是被市易法摧制的豪商，市易法让他们丧失了市场地位和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市易法也使得市场不正常。市易司通过垄断市场获得垄断性政府收益的同时，因其权力扩张和肆无忌惮的本性，使其碾压的对象其实无法区分商贾的大小，因此必然严重伤害立法本意要保护的中小商人。可以说，市易法作为熙宁公司推出的一个新产品，对社会除了解决科买之弊，其他方面几乎毫无增益，而对市场的破坏，导致其所解的科买之弊被严重抵消。无怪乎即便是最推崇王安石的梁启超也没法为市易法辩护，梁启超说：“荆公诸法之不可行者，莫此若也。”应该说，其他诸新法，哪怕存在各种问题，甚至像青苗法免役法这种问题比较大的新法，也都有其合理的于社会和人民增益的成分，唯独市易法除了权商豪佑丧失原先的垄断利润(如果这也算一种社会增益的话)，解决了之前的科买之弊，政府采购过程中通过可以节省开支，其他成分都是于社会和人民不利的。这是熙宁公司推出的所有十六项新产品中最糟糕的一项。
面对汹涌的公司内部反对大潮，宋神宗董事长要推广新产品，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借助至高的垄断性权力，将反对派调离重要职位，强行推广新产品。以如此方式推广新产品，尤其是青苗免役市易，高昂的交易费用中包含了公司的部分商誉和董事长的权威。虽然青苗免役市易不是新政的全部，却是引起反对声浪最大的新政，对整个新政的伤害都是严重的，因此，也是交易费用高昂的。
除了这三项新产品，熙宁公司的其他十三项新产品，在其推行过程中虽然绝大部分也遭到公司内部旧党保守派的反对和杯葛，但其交易费用并没有达到青苗免役市易的地步，因此总体上还算是顺利的。
一般法令的推行，也就是北宋公司历来的产品销售模式，在交易费用上有个常数。受限于通讯、交通等现有的科技能力，公司所采集的信息，通常既不完整也不可能及时，尤其很难收集广袤领土上各地区同类事项具有差异性的全面信息。在解读信息时，也存在着高管们能力的欠缺，比如，苏轼就曾写诗撰文说，士人不必学律学，读懂经学就可以处理实际事务，而事实上，大量的政务需要专门人才才能解读专业信息，从而采取合理的对策，可见，无能的高管并不能有效地处理公司事务。在推行法令过程中，儒家高管通常推崇论心不论迹的做法，以致各地分公司推行政令缺乏统一的程序性规范，比如新法推行过程中，各地高管出于党派之私或一己对政令的好恶，而随意改变法令内容，有些反对新产品的地方分公司高管干脆彻底拒绝新法，对敢推行新法的下属甚至进行责罚。在监督新法实施效果时，缺乏独立中立有效的司法系统，地方分公司高管也是按照自己的好恶决策。比如，为了自己升迁的需要，地方分公司高管强行提高青苗免役的利率，遭受损害的人民并没有途径获得救济。这是当时一般法令推行过程中的常态。
在推行熙宁十六项以及更多的新产品过程中，由于地方分公司高管的个人政见、好恶以及政绩考核的需要，使得至少在推行青苗免役市易时，出现大量严重违法案例(《中书备对》统计的熙宁十年各路免役宽剩钱数额以及利率比足够说明问题)，因此，违法推行少数几项新品很大程度上已成常态，但其他新政实施过程中则好多了，这表明，新产品推广的平均交易费用并不那么高——熙宁公司总体上都做到了，除了少数几项争议最大的新品。
——节选自萧瀚《熙丰残照：北宋中期的改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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