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仅仅是常常很主观、很偶然的日期和事件：它至少同样包含许多过程，这些过程的开始和结束并不会有那么明确的节点或历法精确度。但日期的确很重要，因为重要的事件都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发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许多人以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作为19世纪英国历史的开始，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作为结束的原因。埃利·阿莱维(Elie Halévy)在其未完成的先驱之作《19世纪英国人的历史》（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中，大卫·汤普森（David Thompson）在战后《塘鹅英国史》（Pelican History of England）丛书他撰写的那卷赏心悦目的简短著作中，由卢埃林·伍德沃德勋爵（Lord Llewellyn Woodward）和罗伯特·恩索尔勋爵（Lord Robert Ensor）为“牛津英国史”（Oxford History of England）丛书撰写的两卷，以及诺曼·加什和福伊希特万格（E.J.Feuchtwanger）为爱德华·阿诺德（Edward Arnold）后来出版的系列丛书所撰写的著作等，都采用了这两个时间节点。甚至时至今日，根据最近举办的纪念滑铁卢战役二百周年以及索姆河战役（Battle of the Somme）一百周年的活动来看，把英国的19世纪定义为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结束（从此开启了英国成为世界强国的世纪），到原来被称为“伟大战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那段不太稳定的时期［根据塞勒（Sellar）和伊特曼（Yeatman）在其所著的《1066年及所有这一切》（1066 and All That）中所说，此后的英国不再是“最强大的国家”］的观点，还是很有市场。这种观点认为，在欧洲大陆这两次巨大的冲突之间，联合王国在很大程度上（但不完全）避开了欧洲的军事纠葛，因此这是英国的一段重要时期。国内是一片和平与繁荣的美好景象，在国外则通过战争夺取霸权。因此，建立了所谓的“泛英时代”（Pax Britannica），当时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上帝是说英语的，而不可否认的现实情况是世界上说英语的人越来越多，说英语的地方也越来越多，这就使这种说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说服力。
但是，如此多著名的历史学家都选择了这些日期作为英国19世纪的起始和结束，这本身就给了我们尝试选择不同的时间节点来描绘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另外一些学者将这段历史定为从1783年小威廉·皮特的崛起掌权开始，持续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间的延长自然有助于更全面地梳理英国19世纪这段“漫长”的历史。而除此之外，正如于尔根·奥斯特哈梅尔(Jürgen Osterhammel)最近所指出的，基于选定的话题和主题，探讨的对象，以及对世界各地区的重点研究等，还有很多其他的时间分野，但是要体现和界定更深层次的变化过程就不可能有精确的时间节点。本书力求新的突破，以新的视角将英国19世纪界定为以1800年《联合法案》（Act of Union）的通过为开始，以1906年大选为结束。《联合法案》使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得以建立，而见证了自由党压倒性胜利的那次大选，则是19世纪政治进步的最后一次伟大胜利，也使20世纪第一个伟大的改革政府开始上台执政。在1800年和1906年都一样会有人希望能够亲身经历革命的年代，亲眼看见革命大事件的发生，也会有人对此感到非常恐惧。但当时的人们可能都不会有异议的是：这两个时间点和两大事件的重要性始终难以超越。然而，据我所知，尽管有充分的理由尝试以这两个时间点去界定19世纪英国的历史，却不曾有人这么做。明确这种尝试是否值得一做是“本书必须做到”（选自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开篇第一句话）或希望做到的。
19世纪期间，联合王国议会对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赞同和默许的程度有差别）的管辖一直保持不变的同时，在拿破仑战争以后，威斯敏斯特在英国以外声称有控制权和主权的地区也急剧扩大。1858年，议会终于在废除了东印度公司以后，宣布对英属的印度帝国拥有全部权力。9年后，它将英属北美地区的那些零散疆域整合后变成了加拿大联邦这片老牌的帝国领土。1900年，它将同样分散的澳大利亚各殖民地整合成另一片联邦统治下的领土；又过了9年后，伦敦政府进一步通过立法将开普殖民地（Cape Colony）、纳塔尔（Natal）殖民地、德兰士瓦（Transvaal）殖民地及奥兰治河(Orange River)殖民地合并， 建立了南非联邦（Union of South Africa），这是大英帝国殖民地内部最后（也是有问题的）一个建国性质的法案。19世纪，议会还对其他许多地区，尤其是亚洲和非洲的领土，宣布承担最终责任，这些领土最初是从欧洲的殖民地对手那里收购得来的，后来是先发制人地吞并而来。所以，1905年12月自由党政府上台执政时，设立了三个对议会负责的内阁成员，即外交及联邦事务大臣（Secretaries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分别承担大英帝国对印度和各殖民地不同的管辖责任［还有一个爱尔兰首席大臣（Chief Secretary for Ireland），实际上负责对半殖民地性质的爱尔兰岛（Hibernia）进行监管］；1914年，伦敦代表整个帝国宣布对德国宣战，而在这个问题上其所属国家没有任何发言权。无论是好是坏，实际上有好也有坏，19世纪的英国历史所涉及的全球地区范围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
这等于变相地认为英国的19世纪在囊括了许多地理区域的同时，其许多历史进程常常相互矛盾。从一方面看，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国家繁荣和全球称霸的时代；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是一个史无前例的遭受国内苦难，城市肮脏和环境退化的时代，这些相互矛盾的发展进程无疑会对当时的政府和政治产生影响。从一个角度看，这是一个成功的世纪：取得了特拉法尔加（Trafalgar）和滑铁卢战役的胜利，废除了奴隶贸易，举办了世界博览会和钻石庆典（Diamond Jubilee）；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又是备受诟病和贬低的一个世纪：发生了彼得卢大屠杀（Peterloo Massacre）、40年代的饥荒（Hungry Forties）、爱尔兰大饥荒（the Great Famine in Ireland）、印度的大起义（Great Rebellion in India）、“非洲争夺战”（Scramble for Africa）和布尔战争（Boer War）。表面看来，这是文化极大丰富、科学创新层出不穷的100年，折射出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思想和政治，代表人物为：布莱克（Blake）和康斯太勃尔（Constable），透纳（Turner）和莫里斯（Morris），皮金（Pugin）和沃特豪斯（Waterhouse），拉斯金（Ruskin）和惠斯勒（Whistler）；奥斯汀和狄更斯，卡莱尔（Carlyle）和艾略特，华兹华斯和特罗洛普（Trollope），王尔德和丁尼生（Tennyson）、吉卜林（Kipling）和韦尔斯（Wells）；布鲁奈尔家族(the Brunels)和斯蒂芬森家族（the Stephensons），纽曼（Newman）和曼宁（Manning）、班克斯（Banks）和戴维（Davy），达尔文和开尔文（Kelvin）。但同样是这个100年，当时大多数人实际上面临的是困苦、险恶和野蛮的生存环境且寿命很短，饥饿和失业司空见惯，许多普通人根本享受不到有品质的生活，除了抗议，民众似乎没有其他的选择。然而，也是在这个时期诞生了许多我们今天一直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其中包括邮票、照片、自行车、足球、电话、裁缝师、护士、警察、侦探、百货公司、火柴、博物馆和美术馆、新式大学、餐馆、侦探小说、培根煎蛋、高尔夫、网球、国民信托组织和校友会。从某些方面来说，英国的19世纪甚至到今天还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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