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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文学的最高意义和最低意义，都是人想了解自己。——木心
◆1次名家经典的空前汇集——
各取所长，带你纵览群星闪耀的治学思想。
◆1部系统完备的文学通识——
脉络清晰，为你构建恢弘立体的文学格局。
◆读透中国文学的深厚内涵——
兼具通俗性与知识性。通观概览，彰往察来；旁征博引，严谨考究。阐明传统文学的发展脉络；讲透中国文学的深厚内涵。◆参透文学对人的重大意义——
罗庸：“一部文学史就是一部民族内心发展史。”
由此，我们阅读文学史，也是在探寻民族内心深处最隐秘的动荡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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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何谓“通识”？
迄今为止，中国文学史已有很多版本，亦有不同写法。
本书的目标是追求通俗性与知识性共存，这正是书名中“通识”二字的由来。
本书集结了5位大师的通识性经典著作，旨在以有限的篇幅，让大众读者能够直观、便利地吸收到诸位名家的治学思想，并能清晰、完整地了解中国文学发展的主要脉络和基本特征。
本书是大众读者的上佳之选，相信每位读者都定能从中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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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郑振铎、罗庸、钱基博、李长之、朱自清 著
郑振铎（1898—1958）
中国现代杰出的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开始发表作品。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燕京大学教授、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文化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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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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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导论——罗庸
D一章 文学史方法论
第二章 中国文学史发凡
第三章 中国文学史发凡（续）
第四章 中国文学史上的几个新问题与新见地
●先秦文学——钱基博
第五章 先秦
第六章 秦
●秦汉文学——朱自清
第七章 辞赋
第八章 《说文解字》
第九章 《史记》 《汉书》
第十章 古诗十九首释
●魏晋南北朝文学——李长之
第十一章 这一时期的基本历史事实和文学发展大势
第十二章 辉煌的民歌
第十三章 从蔡琰到嵇康
第十四章 大诗人陶渊明的前后
第十五章 文学批评的发展
第十六章 简短的结论
●隋唐文学——郑振铎
第十七章 隋及唐初文学
第十八章 律诗的起来
第十九章 开元天宝时代
第二十章 杜甫
第二十一章 韩愈与白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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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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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导论
罗庸
D一章 文学史方法论
一、宗趣论
所谓“宗趣”，就是态度和目标的问题。我一向对于现代西洋的新史学，他们那种科学的精神，极表敬佩；但就我个人的兴趣言，我治史的度态，宁愿取法于中国的古人。新史学只是史料学，仅能用之于史料的整理；而中国传统的史学，却是要人通观概览，彰往察来。有意于著史，还得用这老办法，非考史著所能竟其功。
我曾经说过两句话，一是：“为明了一民族内心之发展，故治文学史。”民族是什么？就是生活在同一文化环境里，使用同一种文字的一群人。我们把它看作一整体，从而彰显其言行，就成为一个民族的传记。为个人作传，除了叙述其一生行实外，还要叙述其内心的发展。为民族作传，亦不外乎是。民族的“行”，就是该民族的历史；民族的“言”，就是该民族的文学。由此而论，一部文学史就是一部民族内心发展史，要把它的内心发展写得不失真，才能达成文学史的任务，这部文学史也才会有价值。二是：“为测定一民族文学之前途，故治文学史。”这就是彰往察来的工作，中国传统史家所努力的。于此，就要牵涉史观的问题。我的史观，姑名之曰“缘生史观”。缘生是佛家的术语，佛家认为因缘合和而生万法，这比西洋仅言的“因果律”，要圆密得多。因为一因生一果，未免说得太简单了。宇宙间绝无突然发生的事物，必有其原因，而这原因绝非一，其成果，当是众缘合和之所生。能够放大眼光，穷索既往，自然可以知来。所以要测定一个民族的文学前途，必须站在文化史的立场，通观该民族的文学发展史，始有所得。反之，一个文学史家，假如不能准确地语人以今后文学发展途辙，那么，他的任务还是没有达到，他的著作依然没有传世行远的价值。这就是我所悬拟的目标，也就是治文学史的宗趣。
二、史料论
欲治文学史，必先有研究的对象，这对象就是各种各样的史料。关于史料的应用与处理，常有基础的知识，故为史料论。
（一）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
最直接的史料，就是作者的手稿。一经转写，就多少会失真；再经传刻，而未经作者的校订，或者更由他书所转引，即就是间接的史料了。比如陆机的《文赋》，欲考究之，若取材于严可均的《全晋文》，那就是间接的史料；若取材于胡刻《文选》，就稍进一步；若取材于唐写本（有正书局影印唐陆柬之写本，及日本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古抄本），自为近真。再如诸葛武侯的《隆中对》，若取材于殿本《三国志》，不如依据王献之的帖，时代早，不一定就对，但以其近古，总要可靠些。所以我们应当尽可能引用近似的直接史料。
（二）正史料与副史料
正史料就是一个作者的文集或诗集，副史料则是他人的征引或转述，此等副史料，大有助于校勘，为研究文学史者所不可忽。
（三）史料之认识与鉴别
1. 史料之认识
（1）口传与笔著。直到今天，还有许多民间故事和歌谣，传之于口耳，而未著之于竹帛。古代像这样的事，一定还很多。其著于竹帛的，如古人的嘉言懿行，有《尚书》；古人的歌谣乐诗，有《诗经》。我们治文学史，对于这些资料何时开始流传，还可以暂且不问；何时开始写定，就应当追究了。因为口传的史料，时间和地点，往往不正确，不应矫枉以求之。听者的兴趣，只在故事的本身；其笔之于书，从可觇知宗趣之所向。且如孟子告诉万章关于舜的故事，这当中就包含有他个人的理想，今人硬要说这是绝对的信史，或说是孟子在造谣，这就是对于史料的认识还不够。再如《战国策》中大鸟的故事（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有人说是楚庄王的，有人说是齐威王的。假如专在这上面来讨论是非，那就是对于史料的认识还不够正确。还有口耳相传的故事，常常是踵事增华，时代愈晚愈详尽。据之为信史，那就是受骗了。如像宋玉，最早见于《史记》的《屈贾列传》，仅录其名，但在后人的短书小记中，却备详籍里生平，说得活灵活现，如像宋玉故宅等，真是凿凿可指。在文学史中，若不加别择，随便征引，那就贻笑大方了。
（2）简策与篇卷。《汉书·艺文志》录有刘向校书的注，说某书脱了一简，漏去二十五字或二十四字，后人遂据以为定制，认为汉简字数一定是这么多。在读《古诗十九首》1 的时候，一定会认为“上有加餐饭，下有长相忆”两语是“尺素”的撮录。其实，汉代的简札有别，汉人短札，其长不过五六寸，能够容纳的字数实在太有限，“加餐饭”“长相忆”六字可能就是全文。这由最近所发现的流沙坠简可以推知。所以，治学贵乎多识，至成书后，一行大体不超过二十字。这种书写的方法，对于后来诗的形式和音节，恐怕都有很大的影响。
（3）书写的方式。古人书写的方式，也不可不知。如像《墨子》中《经上》《经下》，末后有一小注说：“读此书旁行正无非。”别人不理会，所以读不通。直到孙诒让的《墨子间诂》出来，才算把读法弄清楚。又如《韩非子》的“内外储说”，也有上下左右的标注，我想这恐怕是写成几块简，所以才标注这些字样来识别，混在一起读，一定失原意，再如《左传》里面有经文、传文，还夹杂上一些“君子曰”，我想象这是一本学生的笔记，先生讲授经文时，旁征博引，夹叙夹议，被他通同记下来，所以有这几部分，其实应当细加整理和辨析，不要再混在一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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