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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森·休斯（Jason Hughes），英国莱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Leicester）社会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理论、药物与健康，以及情感、工作与身份等。英国社会科学院（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院士，欧洲科学院（Academia Europaea）成员。著有《吞云吐雾：西方烟草使用史》（Learning to Smoke: Tobacco Use in the West），该书获得2005年度诺贝特·埃利亚斯图书奖（Norbert Elias Book Prize）；《性别、阶级与职业：工人阶级男性做脏活》（Gender， Class and Occupation: Working Class Men Doing Dirty Work，与他人合著）；《埃利亚斯与现代社会学：知识、相互依赖、权力及过程》（Norbert Elias and Modern Sociology: Knowledge， Interdependence， Power， Process，与他人合著）。 目錄： 前?言 / 001 致?谢 / 007 引?言?人们为何吸烟：给社会学家的问题？ / 001 第1章?美洲原住民的烟草使用 / 027 第2章?烟草使用和体液学说：烟草初入英国及其他欧洲地区 / 060 第3章?烟草使用与临床意义上的身体：20世纪西方的烟草使用 / 166 第4章?成为吸烟者 / 253 结?论 / 315 参考文献 / 337 內容試閱： 前?言 若问我为何对烟草使用感兴趣，这背后有个故事。21岁的我是莱斯特大学社会学专业的学生，正在给自己的本科毕业论文选主题。我坐在学生咖啡厅，喝着咖啡，抽着烟——这是我课间常做之事。“我只知道，”我一边吐着烟圈，一边想着，“我想研究点跟艺术家及其作品有关的东西……比如，他们的作品如何反映他们的背景，如何通过阅读他们的作品推断他们的阶级、性别、种族等。”我记得，我在思考时，总会时不时停下来抽几口烟，喝几口咖啡。没一会儿，我又改了主意。“不，这个主题可能有人研究过了……不，这个主题太大了，要研究这类问题可能必须研究整个艺术史。”想着想着，我注意到了自己当下正在做的事。我举起香烟，心想：“这个怎么样？社会学家能研究吸烟问题吗？有社会学家研究过吸烟问题吗？”为了找到答案，我打开计算机，在莱斯特大学图书馆的馆藏文献中进行了检索，检索关键词是“吸烟社会学”。屏幕上显示的检索结果非常少：少数文献研究了吸烟水平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一些诊断性研究探究了不同地理地区儿童吸烟的发生率；另有一些文献探讨了与之相关的政治/法律问题；诸如此类。我换掉关键词又检索了一次，这次只检索了两个字——吸烟。这次的检索结果当然很多，数以千计，但大部分都集中在临床心理学和医学领域。对此，我并不意外，但当我开始从社会学角度思考吸烟这一主题时，它显得更加新奇有趣了。确实有海量资料探究了非常具体的问题：“香烟的焦油含量越低，吸烟者摄入的香烟成分是否就越少？”；“所罗门群岛五个族群的吸烟与肺功能研究”；“戒烟初评量表的编制与心理测量评估”；等等。我想知道自己如何才能为这一已然十分庞大的文献库做出贡献。 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我通过社会学理论讲师埃里克·邓宁（Eric Dunning）初次了解了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研究。“延长相互依赖链”是埃利亚斯提出的关键概念之一，为了阐明这一概念，埃里克描述了他那天的早餐：哥伦比亚的咖啡，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橙汁以及新西兰的黄油。他想说明的是，即便是早餐这样的日常之事，也离不开一张延伸到远方的相互依赖网络：他要吃到这顿早餐，离不开运输商、种植者、杂货商、上架员等各种角色，这些人对他也有着不同程度的依赖，需要他购买并吃掉他们的产品。我由此产生了一种想法：还有什么比香烟更能体现这种相互依赖链呢？与埃里克的早餐一样，围绕吸烟活动也存在一条牵连广泛的相互依赖链，这根链条串联着烟草生产商、香烟生产商和运输商，以及这些行业和烟草消费的监管机构。我的万宝路香烟含有特定量的尼古丁和焦油，且明确标注在包装上，包装上还写着“吸烟有害健康”，这一切都并非偶然。根据我对烟草使用史的初步了解，我面前的这些香烟，其包装、设计和形式显然（至少部分）源自于政府、烟草生产商、烟草消费者和医疗行业之间权力关系的长期转变。 这些发现让我产生了一个疑问，我对吸烟的“需求”从何而来，尤其是在思考或沉思时——这只是一种生理冲动吗？是否有更多社会学或心理学方面的理由可以解释我的行为？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我立刻对自己一直认同的学科区分产生了怀疑。在我看来，埃利亚斯社会学令人振奋之处在于，它试图跨越这些区分，不再把生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看作彼此独立的学科。因此，就在此刻，我不仅找到了自己想要研究的问题：人们为何吸烟；也找到了通向答案的方法：不仅要着眼于生理层面，还要着眼于社会、心理等层面，从跨学科角度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Elias 2000）。 人们为何吸烟？这确实是个分量很重的问题，但我很快意识到这个问题不好研究，尤其是对一万字的本科毕业论文来说，我需要将其细化。我把自己的论文计划告诉了一个朋友，我知道她会给我有用的反馈。她质疑道：“你为什么想研究吸烟？这个主题有点无趣，它一点争议都没有。”这个主题，我已经思考、理解了一段时间，攒了足够多的材料为自己辩护。我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出吸烟是欧洲可预防疾病的主要病因，是商品拜物教的终极代表，是一种“错误的需求”；她有点被我说服了。当我将自己要探究的问题告诉她时，她说：“这不是社会学家该研究的。”我知道她言之有理，我确实需要换一种说法，让它与我的目的相符（至于如何改述，见本书引言）。然而，通过与她的进一步探讨，我发现她的反对根源于这样一种假设：我无法通过社会学调查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毫无疑问属于临床医学范畴。但我的感觉是，社会学或许真能对此有所贡献，尤其是试图同时从生物药理和社会心理学层面来研究烟草使用的社会学。我的目的不是利用临床医学了解人们为何吸烟，而是探索跨学科、发展性的研究方法可以为这一领域做出何种贡献。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是我探究这一兴趣领域的开端，也为我后来撰写博士论文（完成于1997年）奠定了基础，我的博士论文最终又成为了我写作本书的基础。 人们常在听到我对吸烟研究感兴趣的原因后，问出一个问题：开始研究后，我是否成功戒烟了。我知道这个问题有玩笑的成分，仿佛是要检验我的研究和想法是否诚实。我已经戒烟了。我曾经一天吸烟近40支，后来逐日减少了吸烟量。到写作本书时，我已经10年没有吸过一口烟了，这要部分归功于我为本科毕业论文所做的研究。为完成本科毕业论文，我查阅了有关戒烟的文献。其中有一本书非常棒，那就是亚伦·卡尔（Allen Carr）的《这书能让你戒烟》（The Easy Way to Stop Smoking）；它为我提供的戒烟方法与市面上诸多自助类书籍所探讨的都不一样。这本书的重点在于不使用尼古丁贴片等辅助工具来戒烟，以及换一种思维来看待吸烟行为，对我来说，这一重点也强调了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认真研究烟草使用的重要性。因此，与其说我戒烟一事是对自己研究的佐证，不如说是对卡尔那本书的佐证。不过，我还是由衷地希望这本书的观点能为吸烟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方向，增进我们对烟草使用的理解；能有助于进行更成功的政策干预；以及能有助于制定更有效的戒烟策略。 对于想要迅速了解本书观点的读者，我推荐三个部分：引言，尤其是引言结尾部分，我给出了本书概要；第3章结尾，我总结了前3章的要点；以及整本书的结论部分。 当代的烟草使用观念有很多有趣之处，其中之一就是“虚无主义者的愤世嫉俗”的出现。我所说的虚无主义者的愤世嫉俗指的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合理化吸烟的理由和反对吸烟的论点开始越来越趋同，都集中在了风险和风险承担的概念上。下面是来自美国喜剧演员丹尼斯·利瑞（Dennis Leary）的一个例子： 有一个人……他将于几周后参加美国参议院的听证会，他想在会上做的是：让烟盒上的警示语更大！是的！他想让整个烟盒的正面都写满警示语。仿佛吸烟的问题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从未留意到那些警示语一样。这对吗？仿佛他能得偿所愿，突然就让全世界的吸烟者都醒悟过来，“是的，比尔，我有几支烟。……见鬼！这些东西对你有害！妈的，我原以为它们对你有益呢！我以为它们富含维生素C之类的营养呢！”愚蠢至极！这一切根本无关警示语的大小。就算直接以警示语为名，你也可能会买。装在黑色烟盒中，烟盒正面印有“肿瘤”二字和骷髅头加交叉骨形标志的香烟，你也可能会买。吸烟者可能会在街区各处排队买烟，“我可等不及要拿到那些该死的东西了！我打赌你一吸就会得肿瘤！”……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于警示语有多大，也无关乎它们售价多少。如果继续涨价，我们会闯进你家，去抢那些该死的香烟，明白了吗！？它们是毒品，我们已经上瘾了，明白了吗！？（Leary 1997） 利瑞语言诙谐，这一主题在具有反叛精神的吸烟者群体中很受欢迎。他的口吻也确实像是在表达群体的观点——“我们会闯进你家”“我们已经上瘾了”。利瑞代表的是更广泛群体对政治正确的强烈抵制，他们反对越来越多人所秉持的吸烟者“软弱、不理性”的观念（Brandt 1990：169），利瑞完全接受医学活动家们的观点——吸烟会杀死你、吸烟会上瘾、吸烟“对你有害”——但那又怎样？他说：“我期待得癌症。”在利瑞看来，吸烟几乎就是力量的象征。他似乎想要主动拥抱吸烟所带来的风险。他开玩笑道：“我还记得，曾几何时，这个国家的男人以患癌为荣。该死的！在那时，患癌还是男子气概的象征呢！约翰·韦恩（John Wayne）就曾两患癌症。第二次患癌时，他们摘掉了他的一个肺。他说：‘都取走吧！我他妈根本不需要肺！我会长出鳃来，像鱼一样呼吸！’”（Leary 1997）利瑞继续愤怒地声讨反吸烟者的观念： 你们从报纸、小册子里挖出来的所有微不足道的事实，都被你们装进了自己那该死的小脑袋瓜。我们一吸烟，你们就可以用它们来连珠炮似的攻击我们，不是吗？我喜欢那些微不足道的事实：“比如，吸烟会让你折寿10年。”但那不是人生中最糟糕的10年吗？人生最后的10年！坐在轮椅上做肾透析的该死的10年。你们可以自己去过那样的日子！我们可不要，明白吗！？你们总在告诉我们：“你们知道吗，每吸一支烟，你们的寿命就会缩短6分钟。若能现在就戒烟，就能多活10年，或是20年。”嘿，我有个名字要送给你们——吉姆·菲克斯（Jim Fix）。你们记得吉姆·菲克斯吗？那个非常著名的慢跑健将？他每天都要慢跑15英里。他出过一本关于慢跑的书，还拍过一个慢跑视频。后来心脏病发作去世了。什么时候？就在他慢跑的时候！你敢不敢打赌，第二天早上发现他尸体的就是两个吸烟者，“嘿！那不是吉姆·菲克斯吗？”“哇，太他妈悲剧了。走吧，我们去买点香烟。”（1997） 援引利瑞之言是为了凸显当代吸烟观念中的一个核心悖论。人们逐渐认同烟草会给健康造成长期、不可见、内在的伤害，而这一观念的转变也引发了一种对立。由于烟草引起的疾病，特别是癌症，有很长的发展期，而且主要发生在“老”人身上，因此，年轻人将吸烟视为一种蔑视死亡的表现。对年轻的吸烟者来说，死亡距离他们太过遥远，他们几乎无法想象那些长期、不可见、内在的伤害是什么样的。但吸烟在情绪控制、体重控制、自我表达等方面的影响是立竿见影且外在可见的，这些影响就对他们至关重要了。利瑞还强调，就算是过着健康生活的人，也同样有提前被死神带走的可能。他在第一段引文中提出，就算香烟顶着肿瘤之名，被装在正面印有骷髅头和交叉骨形标志的黑色烟盒中，吸烟者仍然会买。其实，现在市面上真的有这种“死亡”牌香烟，它们正好装在黑色烟盒中，以骷髅头和交叉骨形图案为标志。这种虚无主义者的愤世嫉俗恰恰证明了，支持与反对烟草使用的理由交汇在了“风险”这一主题之上。可以证明这一点的另一个例子是万宝路的香烟包装，它一面印着诱人的标志，另一面印着政府的警示语“吸烟有害健康”。正如克罗（Krogh 1991：37）所言：“美国人经常能看到所谓的人皮下的头骨：广告的最上方是面带笑容、身材苗条、美丽迷人的弗吉尼亚女人，沿着她优美的身体曲线往下，会看到美国卫生部长对她未来的预测。青春、美貌与死亡、疾病并存，前者是鲜活的色彩，后者只剩黑白。” 我想说的并不是，如今的吸烟者都是为了患癌而吸烟，而是想说对某些吸烟群体来说，风险恰恰是吸烟的一大魅力。关键是，这是未来的风险，无关当下。你可以认为吸烟表达了一种态度：“我并不投资未来，我只活在当下。”这种态度与许多变化过程有关，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人们对年轻人身体价值的日益看重（Shilling 1993）。这些过程或许有助于解释近年来年轻吸烟者比例不断上升的原因。以1982年的英国为例，在15岁的男孩和女孩中，经常吸烟者的比例分别为24%和25%。到1986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到了28%和33%（Mihill 1997）。相比之下，英国成年人的吸烟比例下降得非常快。 克罗“人皮下的头骨”这一比喻清晰体现了人体内外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对当代的烟草使用观念至关重要。克罗提到的这些过程似乎聚焦于这样一种概念：年轻的身体其实就如同一件“外衣”，外衣之下掩盖着潜在的疾病，以及死亡这一必然结果。最终的悖论或许在于，如果烟草相关疾病不存在潜伏期，如果各年龄段吸烟者因使用烟草而患病的比例相同，且最关键的是，都随时有可能因该病丧命，简言之，如果烟草被视为一种更直接、更可见的危险，那么当代西方的烟草使用观念可能就会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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