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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历史研究(社会工作研究方法指导丛书)

書城自編碼: 3918506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社會科學社會學
作者: 伊丽莎白·安·丹托[Elizabeth Ann Danto]
國際書號(ISBN): 9787544485401
出版社: 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3-10-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平装

售價:NT$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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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本书主要阐述了在社会工作中如何开展历史研究。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历史源远流长,非常需要历史研究方法,本书可以为中国社会工作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建构作出贡献。
關於作者:
作者简介
伊丽莎白·安·丹托(Elizabeth Ann Danto),博士,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社会工作专业荣誉退休教授。著有《弗洛伊德的免费诊所:精神分析与社会正义(1918—1938)》(Freud’s Free Clinics: Psychoanalysis and Social Justice,1918-1938)。
译者简介
孙志丽,博士,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社会工作史。著有《民国时期专业社会工作研究》。
目錄
导言 史学/1
社会工作中的史学是什么/1
社会工作研究方法的重要性/5
总结/8
第一章 史学方法/10
经验史学/11
社会史学/15
文化史学/17
女性主义史学、性别史学和酷儿史学/19
后现代史学、公共历史和后殖民主义/24
马克思主义史学/29
定量史学/31
第二章 总体设计与方法/34
研究目的/35
研究原理/36
问题构想/38
假设的形成/40
术语界定/43
预设和价值观/44
资料收集策略/46
整体设计和方法示例/47
第三章 准备收集历史资料/49
开发研究工具/49
文献:收集档案资料/54
更多的计划/56
印第安人档案材料协议/59
访谈:收集口述史资料/61
实物:收集素材资料/67
数字:收集定量资料/68
第四章 历史资料的来源/71
原始资料/72
使用档案材料/81
档案的专用术语/84
非传统资料/100
第五章 资料分析/109
组织资料/111
对证据的批判性评估/114
分析口述史资料/119
分析定量数据/121
发布资料许可/122
版权及合理使用政策/125
后续/126
第六章 历史研究的表单和资源/127
表单:口述史研究中的样表/127
资源:社会工作档案和特藏/132
资料:相关期刊/188
参考文献/194
索引/200
译后记/213
內容試閱
导言
史学
村民们正在观看一部关于英格兰历史的戏剧。突然间,我们就进入了19世纪。“梅休上校没有质疑制片人在不到15分钟的时间里跳跃两百年的权利,但场景的选择让他感到困惑。‘为什么没有英国军队?没有军队是什么历史,嗯?’他沉思自语道。梅休太太歪着头,抗议道,毕竟不能问得太多。”相反,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似乎在《幕间》(Between the Acts)中说:我们必须问,问,问。
我们问历史问题,是为了使我们对场景的选择不那么莫名其妙,是为了不会无缘无故地跳跃两百年的历史,也是为了使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永远不会问得太多。本书就是一本关于如何问历史问题的小书。
社会工作中的史学是什么
一些最令人兴奋的社会工作被书写成历史。简·亚当斯(Jane Addams)的赫尔之家回忆录(memoirs of Hull House)和米米·阿布拉莫维茨(Mimi Abramovitz)的美国殖民地贫困妇女生活编年史,为临床和社会福利政策的现实增添了色彩。还有,她们所描述的丰富的现实是系统发展起来的,并且符合普遍接受的方法论原则。“史学”(historiography)是用来描述历史研究方法的术语。有目的地收集历史资料只是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你研究‘史学’时,你并不是直接去研究过去的事件,而是去研究个别历史学家著作中对那些事件不断变化的解释……方法就是对历史形成的路径和历史被书写的路径开展研究”,正如富雷和萨列福里斯(Furay & Salevouris,2000,p.223)所定义的。换句话说,社会工作中的史学不是历史本身,而是研究历史的系统过程。对“过去的事件”的研究诉诸经验,但研究“不断变化的解释”所能带来的更强烈的可能性是,我们掌握着难以理解的、被掩藏在正常情况之下的历史叙事范畴。这些史学观点允许我们去揭露那些通常在无意中被埋葬在书籍、家族、政治组织、社会阶层和文化偶像中的故事。探索历史是如何书写的,为我们提供了通往世界已知和未知领域的入口。
史学分为许多不同的领域,第一个领域研究的是在不同文化和时代背景下,历史学科是如何发展的,即在特定的时期内,相关特定主题的历史著作是如何产生和为什么产生的。例如,“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工作史学”指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这十年中发展起来的关于社会工作历史的方法论路径(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和思想。史学的第二个领域是由研究者运用特定的方法、路径、技术和指导原则去系统收集实证信息,以便发展出一套可以用来辩护的历史叙事而形成的。第三个同样具有冒险精神的史学领域聚焦社会工作如何发端和在哪发端(事实上,这正是它的本质)、社会工作如何发展及其今天处于什么地位的深刻讨论。在美国,没有哪一种专业要比社会工作对人类的需求有更宽泛的认识。大胆但也实用,社会工作与众不同地将追求社会正义与对个人、伴侣和家庭的临床治疗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然而,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宏观和微观实践方法的支持者们一直在挑战彼此对社会进步主义和人文主义价值观的承诺。探索这种长期争论的历史研究可能会使研究深入到更引人入胜的领域,如福利国家的起源、奴隶制的影响、儿童福利(child welfare)领域中“儿童权利”观点和“家庭保护”思想的比较,或者心理健康领域中对天性和教养的基本讨论。
社会工作中的史学与中世纪英语或量子物理学中的史学有着相同点和不同点。和其他领域的历史研究不同,社会工作的历史研究者必须同时追求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将社会工作看作在社会服务机构(social service agency)持续运行范围内对案主作出回应的实践;另一条线索是把这种实践放到机构所在社区更广大的(甚至全球的)政治、语言、文化背景中。和所有史学一样,社会工作中的历史研究需要对如何能最好地实施研究作出决定。
历史的想象力是巨大的,而个人的研究被特定方法论的基本原则限定了,这些限定包括: 对问题的界定,可检验的假设(testable hypothesis,或同样的研究问题),变量(variables)的定义,历史资料的收集和分析,以及对研究结果的解释。一项研究必须提出好的学术问题,然后试图通过分析系统收集来的实证资料来回答这些问题。社会工作中的历史研究必须考虑到信度(reliability)和效度(validity)。与其他学科的史学一样,资料从以下四类历史证据中收集:(1)原始资料(primary sources)或原始文件,一般来自公共和私人的档案馆藏;(2)二手资料(secondary sources),其他学者撰写的历史著作;(3)实录(running records),如机构报告、案件说明;(4)回忆(recollections),如自传、回忆录(memoir)、口述史(oral history)。此外,实物和手工艺品(包括建筑、地图、物品、样品、艺术品)都提高了历史研究的信度。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环境(文化、社区、原籍地)、建构(主观、叙事、移民)、偶然性(时间、地点)和能力(个体或集体资产、复原力)等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批判性思维也是如此。在新的思想体系中,后现代和多元文化方法论使社会工作者对前几代人特别是对被剥夺权利和被边缘化的群体的生活经历有了更深刻、更丰富的认识。“后现代运动对社会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琼·莱尔德(Joan Laird)在1995年写道,“现在就想知道这种范式转换影响有多广泛还为时过早……然而,它正在迫使人们重新审视社会工作领域一些长期存在且根深蒂固的假设。”史学以它深远的眼界和深刻的方法论推动着这场重新审视的进程。严格来说,它对社会福利政策、社会环境中的人类行为、临床和社区实践的学习和教学,当然还有研究都非常有用。
社会工作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社会福利和社会科学中的历史写作带着它的热烈追求,通过奴隶叙事、移民民俗和城市传说,推动着儿童福利、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这些有趣的学术问题的发展。为了建构这种知识,社会工作学者使用了许多参照系。这些参照系包括但不限于民族背景、种族、阶层、性别、性取向、能力、语言使用以及宗教、文化和政治身份。知识建构的潜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将要如何把这些不同的框架纳入我们的研究中。如果执行得当的话,一项历史研究可以把其中的一些框架结合起来并创造出一种交叉研究的视角。例如,在一项奴隶叙事的研究中,种族与阶层是如何交叉的?在一项福利权利组织的研究中,我们能找到性别与政治的交叉点吗?
挑战在于找到研究历史的真正有意义的方法。为此,我们可以仔细审查任何一个不同的新框架或视角,去发现一种能从中理解历史主题或事件的新语境。例如,简·亚当斯工作与生活的叙事就涉及多元的探究:妇女与性别史(女性主义视角和性别视角),慈善语言的建构和解构(后现代视角),睦邻之家运动(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的编年史[经验史学(empirical historiography)]。其中的每一个视角对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来说都有着深远的可能性和意义。
历史研究的结果十分实用:它可以为当代社会服务项目或社区发展模式提供蓝图,也可以影响针对个人或家庭的临床工作方法。例如,目前各级政府正在讨论全民获得医疗保健机会(以及一般框架范围内的心理健康服务的地点)的问题。公民是否有享受心理健康服务的社会权利,不论他们的支付能力如何?一项历史研究指出了20世纪60年代全民医疗保健的成功或失败尝试的主题,可能会为解决这一公共政策问题带来有趣的启示;它还可以将大量的参照系组织起来,比如这个事件中的社会阶层、能力和文化。当今,在有组织的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中,由支付能力而产生的压力正日益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议题。因此,重要的是要确定除服务提供者之外,消费者/案主在历史上是否认为全民医疗保健经验是充分的、有效的和公正的。这样,基于历史的分析就有可能应用于项目规划。
最后,历史研究经常能从一个机构几十年来对服务的关注及其对政治的反应角度来提供新的评估策略。因此,史学的研究能对我们从思想和经济维度来理解社会工作专业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例如,探讨为什么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医生不像欧洲同时代人那样赞同全民医疗保健,这可以用来说明今天社会服务的发展与障碍问题。
本书主要写给攻读社会工作博士的学者。我期望,不管怎样,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中的广大学者会发现它是有用的。特别是没有读过相关史学书籍的社会工作和社会科学教育者,现在有机会获得这样一本关于历史研究的方法类著作,可以从中获取讲稿、历史研究指南以及生动的教学法。一项研究的写作者需要解释技术概念及其意义,而且要对书写历史是一种解释工作的观点感到兴奋。社会工作领域的学者发现,历史研究既有挑战又很有意义,因为历史研究有意识地培育了案主从中得以产生的背景和文化发展。与此同时,这种研究还提高了对社会工作者的尊重,因为他们的职业往往与看似顽固的人类问题、案主的短暂性、对制度化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以及其他污名化的范式的警告有关。
社会工作中的历史研究有其独特的记录方式。至少从20世纪50年代起,历史在社会工作的准则中找到了自己的奇妙位置,主要是基于在一个以现在为中心的职业中关注过去。跨学科的社会福利史小组(Social Welfare History Group)是专业历史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与美国政治经济发展同步波动(Fisher,1999)。然而,社会服务是,而且一直是社会工作者独特的赋权(empowerment)技术系统、伦理标准以及合作策略在联邦、州和地方层面产生深远影响的领域。罗伯特·巴克(Robert Barker)的《社会工作和社会福利发展的里程碑》(Mileston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and Social Welfare,1998)为这一专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历史研究视角。1999年,罗伯特·费希尔(Robert Fisher)对历史研究在社会工作中的地位进行了研究,通过考察社会工作学术论文这一指标,探讨了社会工作中历史研究的发生率、持续性和边缘化问题。尽管其他方法占主导地位,但历史研究作为一个社会工作领域博士研究的合理方法有着坚实的传统。然而,“历史研究的现状似乎非常短视,”R. 费希尔和迪比茨(Fisher & Dybicz,1999,p.105)指出,“特别是考虑到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以及目前社会工作研究面临的挑战。”幸运的是,这是一种完全可以得到纠正的局面。
如今,建立在案主优势、社区创建、教育赋权基础上的标准的修辞呈现出新的复杂性。试图去解决在社会工作者和案主、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或者是教师和学生之间长期存在的权力差异的尝试常常被社会、文化和语言上的差距掩盖。从历史研究项目一开始,对过去事件及其当前后果的兴奋就会影响研究者对深入研究过去很久的生活和生活方式的成本和收益的思考。接受历史的多样性——学习和教导每个群体如何谈判权力——就变得非常必要。
总结
历史写作可能看似简单,虽然是从一个单一的文档或日志开始,但它绝不是一串简单的事实。它与定量分析和自然科学的写作有着很大的不同。研究者必须通过了解原作者、他们来自哪里以及他们的故事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来耐心地筛选文献。由于这个原因,本书包括一个档案资源数据库、档案馆研究指南以及美洲印第安人档案(American Indian archives)的资料传递特别协议。一方面,要对细节给予极大的关注,因为文献的物理要素(如书写技巧或纸张质量)以及语言的使用能反映出社会阶层、环境、教育和社会经济地位;另一方面,我们决不能忽视文献的总体性叙事,这正是细节所在之处。不管它们的艺术价值或金钱价值如何,文献总能为我们提供吸引人的历史关联。另外,由于大量的历史是以非传统的形式被保留下来的,所以本书还包含开展文化敏感性(culturally sensitive)口述史访谈的指南。
在接下来的几章中,会提到社会工作和社会福利史方面的许多重要著作,比如,罗伊·卢博夫(Roy Lubove)的《职业的利他主义者:作为职业的社会工作的出现(1880—1930)》(The Professional Altruist:The Emergence of Social Work as a Career,1880-1930)和《为社会保障而奋斗(1990—1935)》(The Struggle for Social Security,1900-1935)。詹姆斯·利比(James Leiby)颇具特色的重大综合尝试性著作《美国社会福利和社会工作史》(Social Welfare and Social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以及莱斯莉·莱宁格(Leslie Leighninger)的《社会工作:寻找身份》(Social Work:Search for Identity)也提供了优秀的参考资料。不过,你在这里找不到对社会工作史和社会福利史文献的综合回顾,也查找不到其历史本身。请开始书写历史吧!
历史上有不少轶事与社会工作历史有关,因为与专业本身一样,对人类多样化的多维度关注是社会工作的极大优势之一。社会工作是全球多元文化社会的试验场,是在100年前为扩大政府对被其他机构拒之门外的公民的影响力而设立的专业。在美国,几乎没有一个专业拥有比这更戏剧化的故事了。

访谈:收集口述史资料
向社会工作者提及口述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首先会想到个人或家庭治疗记录。但是,那些研究历史的人,特别是那些被边缘化的人,非常清楚文化传统的重要性,在这些文化传统中,记忆是口头的,而不是书面的。昌西(Chauncey,1994,p.370)认为,“在我早期的研究中,很明显,口述史将是关于同性恋世界内部运作的唯一最重要的证据来源”。口述史是一种记录历史的方法,其特点是对亲身经历或直接参与某一事件的人进行录音或录像访谈,这些人有这方面的知识,并有个人意愿为这项记录作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访谈主要由新闻记者和专业作家进行。然而,随着录音和录像技术的广泛出现,口述史已经成为一种宝贵的历史资源。通过口述故事来传递社会经验的旧方式,已经被新技术、新方法和新理论合法化了。
先驱学者路易斯·斯塔尔(Louis Starr)将口述史研究定义为,“通过记录口述的文字——通常是通过计划好的、录音的访谈——获得的原始资料,这些访谈对象被认为拥有迄今为止难以获得的、值得保存的信息的人”(Dunaway & Baum,1984,p.67)。例如,许多参与2004年伊拉克战争的退伍军人认为,对巴格达(Baghdad)的轰炸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他们的叙述描绘了一幅与美国政府的官方描述不同的人类毁灭性的画面。这些口述史,以及同一事件两个版本之间的矛盾,可以为社会工作者对创伤、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以及药物滥用等领域进行干预提供有趣的前景。同样,当口述史引导我们去质疑一个事件的正式历史——所谓的“官方报道”(official story)时,它尤其有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前夕,口述史学家、“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中某位物理学家的女儿玛丽·帕列夫斯基(Mary Palevsky)回忆了她父亲对原子弹的发明和使用所造成的道德上的痛苦与他对科学的热爱之间的冲突。帕列夫斯基(Palevsky,2002,p.71)回顾了她记录下来的父亲生命将结束时的口述史,而且从中意识到“曾经关于原子弹的私人问题已经成为公众讨论的一部分”。反过来,这个问题激发了她的学术行动,她加入了关于“适当”纪念广岛爆炸事件的论战。
由于时间和资源的巨大投入,口述史研究者发现,制订一个可行的计划是有用的。这个计划应该包括一个预期的访谈候选人清单(连同每个候选人的相关讨论主题),建立他们与历史项目之间的关联,并设置访谈的优先顺序。描述为什么选择特定的人接受访谈,有助于研究者为访谈做准备,并提高访谈的信度。一个好的口述史研究计划还应包括背景研究,这样可以揭示某一事件在其他叙述中的遗漏。主题清单可能会发生变化,但产生清单的过程为历史学家的总体计划提供了连贯性和方向。初步的背景研究应从一些简单的问题开始,比如“这个人已经接受过访谈吗?”“我期望从这个人那里获得什么信息?”为了避免浪费时间或重复信息,研究者显然应该决定哪些受试者能为研究投入的精力提供最多的信息。
对口述史的需求从未如此之大。目击者的描述补充了官方的历史记录,并让一线的社会工作者和领导者了解他们前辈的经历,并用参与者的话语和声音把博物馆里的展品生动地展现出来。在今天这个以媒体为中心的世界,其结果是对形成当地历史和文化遗产的事件与人类经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当然,口述史的研究并不是没有方法论上的缺陷。将一项历史研究建立在叙事访谈基础上的问题在于,它吸引人的(通常是迷惑性的)连贯性和单一色调的陈述。社会历史学家尤斯塔斯(Eustace,1993,p.84)说,尽管历史写作者应该利用人类故事,但谨慎是必要的。“在某种程度上,叙事综合和理论分析总会出现矛盾,”她写道,“事实上,故事最吸引人之处在于,它能够创造完美无缺的幻觉。”
口述史有两个有趣的分支类型:档案记忆(archival memories)和间接记忆(indirect memories)。某些记忆保存得非常完整,即便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没有弱化,因而它们被“存档”在大脑中。一个真实的事件很可能获得准永久性——换句话说,我们会将它记住,就好像它发生在昨天一样——如果(1)事件发生时,人们的情绪非常激动;(2)随后的事件使最初的事件感觉像是生命的转折点之一;(3)这个事件是相对独特的,而不会被重复掩盖。相比之下,来自间接记忆的信息比我们想象的要多,这些间接记忆来自那些没在场但听说了他者描述事件发展情况的人。历史写作者可以使用这种来自间接证人的传闻证据,路易斯·戈特沙尔克(Louis Gottschalk)说,如果历史写作者“不完全依赖它们的话”(Gottschalk,1969,p.292)。为了保证信度,我们应该问:“(1)间接证人的证词是根据谁的原始证据作出的?(2)间接证人是否准确地报告了整个原始证据?(3)如果没有,他在哪些细节上准确报告了原始证据?”如果间接证人是研究者唯一的知识来源,那么对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的满意回答可以被解释为原始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在作为研究者知识来源的意义上说,二手资料成为历史学家“最初的”(original)或“原始的”(primary)资料。就像任何原始资料一样,间接证人的证词必须得到证实,以确保其准确性和可信性。
讲故事(storytelling)一开始可能看起来不可靠,但对那些坚持积极倾听原则的社会工作者来说,尊重口头传统是很容易的。不可预测性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不应该是这样。土著群体的故事因征服和种族灭绝而遭到严重破坏,智力障碍人士几乎没有能力代表自己,忽视这些人所遭受的深刻的历史损害既不明智,也不可能。为了避免这些风险,一个认真对待人类故事并将其纳入历史叙事的研究者应该接受某些提醒。第一,访谈是记录一个人在回答研究者的问题时说的话。第二,无论如何记录,访谈都是一项正式的记录,必须予以相应处理和保存。因此,从根本上来看,口述史是一种合作型的冒险,它反映了访谈者和受访者双方为创造一份独特的历史资料而作的努力。不管具体的话题是什么,访谈者都应该尽可能全面地引出受访者的想法和观点。
周到而谨慎的口述史管理应该考虑到以下情况:
● 广泛条件(broad conditions)。一个历史传统应该由一系列目击者来证实,这些人包括从第一个已知的记者到现在的这个故事讲述者,或者第一个把故事写下来的人。甚至更好的是,几位类似的、独立的证人应该为同一个故事作证。
● 具体条件(specific conditions)。一般来说,这个传统是为了庆祝一个被许多人认可的重要公共事件,对于这个事件,至少在有限的一段时间内,他们要么相信它,要么积极否认它。加拉根(Garraghan,1946)提出了一个150年的限制,至少在口头记忆占优势的文化中是这样的。也许自相矛盾的是,最能被证实的故事包括一些对传统的挑战,在传统持续存在时,人们却批评它是虚假的。随着自然主义研究在社会和行为科学中重要性的凸显,历史研究者对叙事和讲故事的使用也越来越多。(Erlandson,Harris,Skipper,& Allen,1993)
叙事、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构成了人们讲故事的框架,以此来在他们的个人、家庭和文化体验中唤起意义建构的核心。积极倾听这个叙事将会沉浸在他者的世界中。例如,采访社区的长者,允许研究者捕捉当地的历史和语言——用该地区独特的语言、语调、节奏和形象化的描述——同时,提高了参与者探索其祖先和文化背景的能力。这类证据也许看起来是主观的,但它们可能与任何客观性的评估一样接近“真相”。学习障碍儿童讲述他们陷入混乱和挫折的故事的自我叙述,促使约瑟夫·帕隆博(Joseph Palombo)去检验哪些隐喻可以揭示“个人的”意义,哪些隐喻可以揭示“共享的”意义(Palombo,1994)。对桑兹(Sands,1996)来说,在女性对自我和身份的隐喻中,可以听到一种特殊的历史声音。这种声音反映了由性别、种族、阶层、年龄和历史背景这些不同层面建构的身份。
梅达·埃尔曼·所罗门(Maida Herman Solomon)的口述史,她在心理健康和社会工作实践与教育方面的开创性事业贯穿了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构成了最近出版的《高举精神病学社会工作旗帜:随笔、观点和埃尔曼·所罗门的口述回忆录》(Carrying the Banner for Psychiatric Social Work:Essays, Perspectives,and Maida Solomon’s Oral Memoir)这部作品原始资料的核心。她的回忆录带我们回到了1916年的波士顿精神病医院(Boston Psychopathic Hospital),当时那里是美国最具创新性的诊断和治疗机构之一,回忆录用生动的语言描述了这家医院的社会环境以及所罗门在实践方法和社区心理健康培训方面作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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