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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高才生教师，帮助学生设计充满挑战性的学习项目，发展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和学生共同讨论未来的目标、道德困境和艰难选择。 一个创新教育的推崇者，帮助教师开发有意义的新工具，探索课堂之外的学习机会…… 關於作者： 托尼·瓦格纳（Tony Wagner） 全球公认的杰出教育家，现任学习策略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学习策略研究所由琳达·达林-哈蒙德于2015年创立。在此之前，托尼博士在哈佛大学任职20多年，曾是哈佛教育研究院“变革领导力”团队创办人兼联合主任，还曾在哈佛创新实验室担任常驻专家。托尼博士有丰富的教学经历，比如在西德威尔中学担任高中教师，在8年制中学担任校长，被特聘为师范院系的副教授，是社会责任教育者组织的创始执行董事等。2021年，托尼博士加入了“更好的世界教育”（Better World Ed）机构董事会。他常应邀在国际研讨会发表教育专题演讲。 目錄： 本书赞誉 前言 第一章 退学风波：灼热而喧嚣的教育旋涡 第二章 开放式学校：夏令营也是教育 第三章 追寻个体的真正意义 第四章 游学之旅：让书本学习和实践学习同步发生 第五章 个性化学习：兴趣与学习并行 第六章 在实践与反思中日益精通的教学技艺 第七章 贵格派教育的精神：设计探究型服务学习 第八章 从失败中收获教训 第九章 重返哈佛大学：最终理解自己和周围的世界 致谢 內容試閱： “用心”学习的某样东西是什么意思？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个词意味着将某事牢记于心，比如一本书的一篇文章、一首诗、一出戏剧的几行对白，或者可能是一个方程。但是“抓住问题的核心”是什么意思呢？这表述的是非常不同的内涵，不是吗？有时候你不可能靠死记硬背学会一样东西。 本书讲述了一个小男孩成长为一个年轻人的故事，他抗拒记忆任何学校要求学的东西。实际上，他拒绝大多数大人告诉他的“学到心里”的很多事情。他参加的课程还有他身处的世界对他来说都没什么意义。他是被强迫着要触及事物的内核，去探索一本书里真正重要的内容、自然界的一刻、一个概念、其他人的一段经历、历史上的一段时光。 他想明白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事情，想弄清楚生活的意义，想带着热情和目标工作。 故事里的主角就是我，对于学习来说，什么最重要，以及怎样才能最好地学习，这两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头并且不断激励我前进。 路上我和康尼马拉绕路去参加了宾夕法尼亚州哈弗福德学院的世界反战国际协会300周年大会。当天是甘地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会议主题是“甘地的遗产：自由与革命”。在旧金山湾区，因为感觉跟其他的嬉皮士、雅皮士和其他各种各样的群体非常疏远，我想要在反战这个群体中找到一个社区。我还对组织成员对于生态危机有什么想法感到好奇。但是主题演讲和小团体讨论主要关注反对越战的需求，议程上没有关于环境的问题。 在研讨会结束的时候我看到了改变的机会。我举手提问，主持人真的叫了我。我的膝盖发软，站在几百人参加的会议前，我简单解释了我看到的战争机器和地球掠夺之间的联系，但是我提议世界资源研究所应该成立一个生态委员会。出乎意料的是，我的提议很快通过，他们要求我管理这个新部门。 整个会议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时刻，就是跟纳拉扬·德赛谈话，他是甘地私人秘书的儿子。德赛在甘地的隐修处长大，是印度和平旅最年轻的领导人之一。他同意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会议快结束时，在他的房间跟我们会面。 阳光透过狭窄的窗户倾泄而下，德赛弓着背坐在一个小型纺织机旁边。他40多岁，穿着简单的、白色松散夹克和看上去像睡裤的裤子。我们受邀坐在他旁边的地板上。整个对话过程中，他的目光都停留在他面前细细的、不均匀的线上。这丝线几乎像魔法一样从他一手拿着的一团粗棉中冒出来，他的另一只手转动着纺车的曲柄。 他解释说他在缠绕一种棉线，纺出的布叫作印度土布，是甘地敦促印度人民做的，是对于英国殖民统治的一种反抗。如果当地人能够自己做出穿衣的布料，他们就能抵抗英国进口，然后距离独立更进一步。纺车很快就变成了甘地独立运动的一种象征，出现在了独立运动旗帜的中心。 但是甘地并不仅仅主张纺织印度土布是一种政治行为。德赛告诉我们，在激烈的人群中，想要保持非暴力就需要内在精神和心理上的准备，真正的革命必要的是有耐心。他还在坚持纺纱培养耐心，因为线总是断掉。 过去一年，我跟各种各样自称是革命家的人接触，但是没有一个人像德赛那样。因此我问他，当说起革命的时候他是什么意思。 他看着窗外，窗外是温暖的午后，他凝视很久才用平和但是坚定的声音说：“革命就是把个人优势转变为社会价值的活动过程。” 怎么做呢，我想着，这样的革命怎么发生呢？不可能整整一代人都只是冥想或者去阿兹特克山顶的神庙。我认为上学使我们变成了这种状态：学着去服从权威，尝试着融合，学会尊崇，做一些不需要头脑的工作，接受现成的答案，从来不去质疑。 但是假如学校让我们准备好变革，跟街上的警察冲突那种变革，而是德赛说的那种真正的变革呢？就是在那间房间里，盘腿坐着，因为突然出现的一根线而着迷，我开始思考教学不仅是一种生存手段，而是一种为了更好的社会做贡献的方式。 …… 4月的那个晚上，当康尼马拉和我穿过哈佛广场，走向多尔奇要在那里演讲的教堂时，我们看到了令人作呕的证据，证明反战运动已不再把非暴力作为一种策略。广场上几乎所有的玻璃店面都被暴徒砸碎，用木板封起来，上面写着诸如“结束该死的战争，让那些猪滚开”“解放黑人”之类的标语，这些标语被喷在了一张又一张的胶合板上。 教堂里人山人海，大部分的听众都是学生，他们似乎在多尔奇描述他的“反向罢工”策略时特别关注，他鼓励失业的农民无偿工作，修复无法通过的西西里道路。他们都因为堵塞道路而遭到逮捕， 但是他们的案件受到了全国的关注，政府出面干涉要改善道路。这个故事非常激励人心。 接着，在他谈话快要结尾时，他分享了自己每年是如何花几周的时间去乌尔比诺学习并且与家人吹奏竖笛。教堂里的气氛变了。激进分子的情绪被点燃了。有一个人高喊：“你身边有那么多痛苦，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多尔奇平静地回答，“如果不是为了音乐，不是为了美丽，这场运动有什么意义？” 那天晚上回家的路上，我想我应该要试着少花一点时间向我未来的学生们指出社会的邪恶，而要花更多的时间帮助他们找到生活中能带给他们意义和快乐的事情。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我不是在世界之友跟着比尔·库斯特勒学习，我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怀疑自己还会不会第三次尝试传统学校。 高中和前两次上大学的经历让我筋疲力尽，我深信我不会在学校感受到成功或者快乐。世界之友提供了一个强烈的对比，让我发现和追寻我自己真正有兴趣的事情。我在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发现这是学习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我还没有把世界之友的体验转变成教育的哲学。我缺少了一个关键因素。 我在世界之友学到的最基本的一课是光有兴趣对于学习来说是不够的。你还得有培养自律肌肉和追寻兴趣的专注力，才能强化知识和理解。兴趣总是在探索中发现的，像一种游戏。如果兴趣是真的，它们最终会随着时间变成热情。但是想要保持热情需要自律和专注，才能加强这种目标感。没有这些能力，本能的动机只能带你到有限的距离。你需要逐步坚持，才能在你掌握一门艺术或者智力探索时体验到不断增长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加深了你的兴趣，反过来又会加强自律和专注，直到你在实践和研究中也感到满足。这是一种向上的、不断互相强化的螺旋。 世界之友给学生提供的自由是一把双刃剑，而且是困难的。大多数的学生不能应付，最终选择离开。康尼马拉和我努力创造自己的独立学习项目其实冒着巨大的风险。在外部需求和约束很少的环境中成功，我们必须要培养自律，我们要学会专注，注意力集中。在世界之友的最后两年，我在探索生物学、写作和摄影兴趣时，发现了真正激发我的好老师和一些人。我变得更自律，我的写作能力也更强，学会了很多知识，拥有更多智力探索的求知欲，反过来激励我继续提升自身的自律。 然后就是哈佛大学，显然是好坏参半。我发现自己在严格的学术环境下，也能应对有难度的学习内容，但是只有当我自己选择我的课程和作业时才能做到。定期的合作探究和探讨对于我的学习也至关重要。当所有这些元素都集于一体时，我成功了。 但是教育学院必修课程完全是浪费时间。教授们每次对我们的第五章演讲都是高效教学的反例，对于我们成为教师的发展机会没有帮助。 我怀疑他们到底有没有认真地教过高中生。我所谓的在学校的教学实习对于成为怎样的老师几乎毫无作用。因此我的动机、自律和良好意图几乎不足以为继。我缺乏训练和有效的定期反馈，这些都是好的教师能够给予学生的。但是我不知道。当时还不知道。 每周我都让学生试验一个不同的写作题材，就像爱德华兹老师教导我那样。这周是对话；下一周就是扩展记叙文。然后是一篇音乐或餐厅评论、一篇社论或一封写给编辑的信，这些都必须寄给真正的报社，也许是《华盛顿邮报》，或是校报《地平线》。有一些文章甚至能得到发表。 有一次我让学生就自己选择的话题写一篇社论，19个学生中有3个选择的是美国的老龄化问题。当第三位学生的作品在班里公开朗读的时候，一个女生不耐烦地说，“我们一起写老年人经历的事情，并进行讨论是一件事，但是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你想到了什么？” “我并没有真的想到什么，但是肯定有我们能做的事情。” “其他人有什么想法吗？” “我们也许可以去学校附近的养老院给他们读书。”另一个学生提议。 班上的同学很喜欢这个想法，之前有两个女生主动要求去学校周围的老人家里帮忙，她们同意去跟主任商量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安排。学生最初的想法是要去读诗歌，但是这个想法被拒绝了，因为养老院的负责人说，大多数老人都听不清，而且对于诗歌不是特别感兴趣。大多数学生听到这些都想放弃了，但是我督促他们再试一次。 当这两个女生再次打电话咨询其他提议时，主任解释说很多老人都渴望陪伴，如果学生能够分成两人一组，和那些想要陪伴的人聊天，这将会是一种真正的服务。但是探望需要在放学后进行。 当这两个女生把消息传回课堂的时候，很多学生都表示愿意去，因此我们定下了一个时间和日期。我很好奇有多少学生真的会参与，毕竟探访会占用他们的空闲时间，而且这要比读诗歌费事多了。但事实上只有一个学生没来。 我们走进红砖楼的一刹那，我开始有点担心自己带学生来到这里是一个错误。大厅都漆成了绿色，死气沉沉的空气中有一股浓郁的杀菌剂的气味。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无法控制头部和身体的活动，被人推着在走廊上走；其他人只是站在那里，目光空洞地盯着我们。我们在经理办公室拿到了需要探访老人的名字和房间号。我一个人单独行动，因为学生人数是偶数，我希望他们分成两人一组。 我探访的是一位90岁的虚弱老妇人，她曾经是第一夫人和其他达官贵妇的女裁缝。她提到过去的一些客户对她十分友善，但也有一些人并不把她当回事。一个半小时后我离开的时候，我在办公室逗留，听说很多学生还在跟老人聊天。 第二天上课我们讨论了我们陪伴老人的经历。学生们都很惊讶原来帮助别人竟然如此简单，很多人都准备再去。一个12年级的学生说这次探访让她意识到她对于自己的青春和健康都太想当然，认识死亡对于我们更有意义地生活非常有帮助。她说完后，教室里一片肃静。 另外一个学生用一种新想法打破了沉默。他观察到，这些老人的身体需求都得到了满足，但是很多人都抱怨说太无聊了，而且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对他们不是很尊重。吸引更多资金可以改善那个地方的外观，但是他问道，怎样才能改变人们对待老人那种官僚主义的方式？ 我们都不知道答案。但是我很清楚这些“有优势”的学生看到了与他们自己的生活截然不同的现实，并带着新的见解和问题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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