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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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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教育制度文献集成》按照教育的逻辑构建起一个能反映隋唐五代教育制度全貌的文献资料体系，包括教育政策法令、教育行政机构、官学（中央官学、地方官学、学规、教材）、私学（家庭教育、初等教育、专门教育、书院）等文献史料，可作为中国教育史和教育管理研究之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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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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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培青（1933—2022），我国著名教育史学家和教育家。1958年起在华东师大教育系任教，为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1987年任华东师大教育系主任。1996—2004年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理事长。一生从事中国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研究与教学，尤擅隋唐五代教育和考试研究，著、编有《中国教育史》《中国教育思想史》（三卷）、《中国教育管理史》《中国考试通史》（先秦至隋唐五代卷）、《中国教育史研究·隋唐卷》《隋唐五代教育论著选》《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二卷隋唐五代）、《中华大典·教育典》（十三卷）等。获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国家出版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一届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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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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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方针政策
第二章 法令措施
第二编 教育行政机构
第一章 隋代教育行政机构
第二章 唐代教育行政机构
第三编 官学制度建立
第一章 官学联成系统
第二章 官学学规
第三章 官学教材
第四章 官学学官
第五章 官学经费
第四编 私学
第一章 家庭教育
第二章 初等教育
第三章 专门教育
第四章 书院
第五章 私学教材选要
第五编 科举考试制度
第一章 科举考试制度的形成
第二章 科举考试的科目
第三章 考试的过程
第四章 考试的内容与形式
第五章 科举考试的防弊措施
第六章 科举录取与出路
第七章 科举利弊评议
第六编 接待多方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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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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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编说明（节选）
中国的隋唐五代时期，自公元581年至960年，前后三百八十年，是封建教育制度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教育制度发展的重要特点在于：儒学受到尊崇，在文教上重新确立主导地位；封建教育的官学、私学适应社会需要，有多层次、多类型的发展，形成较完整的教育体系，将学校推广到行政基层的乡里，扩展到新开发地区及少数民族地区，从而使教育事业获得较大发
展；学校教育内部的管理制度相比前代进一步完善；学校教育的发展变化与科举考试制度密切相关，且受科举考试制度的制约。本书从广泛的历史文献材料中选取有关史料加以整理编纂，多方
面反映这一历史阶段教育制度的发展和变化。以下着重说明几个有关问题：
一、崇儒兴学教育思想的确立
隋代是由关陇贵族杨坚建立的，史称隋文帝，他依靠军事力量统一南北，重新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他得到谋臣高颎、李德林、苏威等的辅助，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巩固等级制统治，在当时儒佛道并存的社会条件下，实际选择儒学作为政治指导思想，制定德治路线。他在开皇三年（583年）十一月的诏书中公开宣布：“朕君临区宇，深思治术，欲使生人从化，以德代刑。”杨坚是受过儒学教育的人，王道德治是他的政治理想。他认识到武力和刑罚在政治上的作用和局限，在《劝学求言诏》中说：“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专行。”开皇九年（589年），隋灭陈，实现了全国统一。他认为今后转入和平时期，应该开始实行德治，在《劝学求言诏》中说：“往以吴越之野，群黎涂炭，干戈方用，积习未宁。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所谓太平之法，是依靠儒学所倡导的礼教以实现长治久安。他在《劝学
行礼诏》中说：“建国重道，莫先于学；尊主庇民，莫先于礼。”国家“维持名教，奖饰彝伦”，依靠的是儒学，因此要提倡儒学，任用通达儒学的人士管理国家事务。他高度肯定儒学的社会政治作用，在《简励学徒诏》中说：“儒学之道，训教生人，识父子君臣之义，知尊卑长幼之序，升之于朝，任之以职，故能赞理时务，弘益风范。”为保证有足够的儒学人才实施德治路线，需要建立学校机构以培养人才，并为他们开辟进仕之路。他公开声明学校为政治路线服务，就是要培养统治人才，在《简励学徒诏》中说“朕抚临天下，思弘德教，延集学徒，崇建庠序，开仕进之路，伫贤隽之人。”所以，他提倡“隆兹儒训”，尊重儒学，开设学校。可见，隋代立国初期，依
据政治路线确立文教方针政策，颁布法令。隋文帝的《劝学求言诏》《劝学行礼诏》都是具体表现。于是，自京师以至州郡，开始推广劝学行礼，中原地区的学校教育出现初步繁荣的局面。
隋文帝尊儒兴学的方针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虽有起伏，但基本未变，后来由隋炀帝继续推行。隋炀帝在大业元年（605年）的《劝学诏》中宣称：“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朕纂承洪绪，思弘大训，将欲尊师重道，用阐厥繇，讲信修睦，敦奖名教。”大业年间学校教育的发展规模超过开皇年代。但是，隋炀帝因享乐腐化，政治上存在严重错误，导致亡国，使初兴的官学受到挫折。
继隋而兴起的是唐。唐的创建者唐高祖李渊面临巩固政权和恢复社会秩序的任务。以李渊为首的统治集团，以隋为鉴戒，总结隋兴亡的经验教训，衡量其利弊，在政治上还是选择儒学作为主要的指导思想，走王道德治的路线。唐以儒学为指导思想，将尊儒的旗帜举得比隋还高，明确标示“崇儒兴学”的文教方针。武德二年（619年），李渊在《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诏》中特别强调崇儒，声称：“盛德必祀，义存方策，达人命世，流庆后昆。建国君临，宏风阐教，崇贤彰善，莫尚于兹。……惟兹二圣，道著生民，宗祀不修，孰明褒尚？朕君临区宇，兴化崇儒，永言先达，情深绍嗣。”武德七年，他在《兴学敕》中又进一步声称：“自古为政，莫不以学为先。学则仁、义、礼、智、信五者俱备，故能为利深博。朕今欲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开后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训。”儒学重视德教，以教化为主要的政治手段，需要能推行教化的贤才充任政府官员，为此必然要兴学育才。因此，统治集团一旦选择崇儒，贯彻到教育领域，自然要兴学。武德年间崇儒兴学文教方针的确定，使学校得以恢复，奠定了以后继续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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