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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1. 企业存在的目的是增进社会福祉。——彼得·德鲁克。践行社会责任,推动社会进步,是打造影响力企业的必由之路。
2极端气候频发与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全球商业环境的巨变,给企业带来了新的挑战。企业管理者如何变危为机,践行社会责任,促成企业和社会的共赢?
3. 联合利华前CEO保罗·波尔曼和万事达总裁阿杰·邦加强力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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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商界曾经理所当然地认为,企业管理的第一要义在于企业和股东利益Z大化。但如今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面对气候问题、新冠疫情的蔓延,以及全球化背景下普遍的贫富分化,企业管理者不该置身事外,而需要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本书旨在让未来的商界领袖跳脱出传统利益至上的思维,从社会和环境的角度来更深地考虑自己的职业、目标和价值,树立起造福社会的使命感。当企业自觉转变角色,担当起应负的社会责任,这不但有助于企业的公众形象,长远来看也将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适应能力,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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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美]安德鲁·j.霍夫曼(Andrew J. Hoffman),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和土木与环境工程博士,美国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教授。著有《碳战略:顶级公司如何减少气候足迹》《文化如何塑造气候变化辩论》《繁荣:关于可持续性的坦率对话》等畅销书。2020年被授予商业可持续发展问题奖和ONE教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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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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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使命与管理 / 001
Part 1 转变企业角色
第--章 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 / 033
第二章 市场转型 / 044
第三章 应对气候变化 / 060
第二部分重塑政府角色
第四章 重新思考政企关系 / 071
第五章 民主与市场 / 079
第六章 透过政府“停摆”理解政府价值 / 087
第七章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 094
第三部
Part 2分沟通变革
第八章 在充满政治色彩的环境中交流 / 101
第九章 世界观和社会运动 / 109
第十章 激进派和气候变化辩论 / 117
第十一章 气候变化辩论中的新人口统计学 / 123
第四部分诚信为本
第十二章 在高碳生活中构建低碳世界 / 129
第十三章 弥合社会分歧 / 140
第十四章 培养理解世界的多元视角 / 151
第五部分
Part 3 将企业管理视为一种使命
第十五章 未来的世界 / 165
第十六章 我们在未来扮演的角色 / 175
致谢 /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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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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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历过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代人来说,对现状的不信任实际上占据主流。这是德勤于2019 年对全球1.3 万名40岁以下人群进行调查后得出的结论。一份数据总结报告这样写道:“Y世代a和Z世代b的幻想破灭了,他们对自己的生活、财务状况、工作、政府和商界领袖、社交媒体或他们的个人数据被使用的方式,都不是特别满意。”受访者表示,气候变化是他们Z关心的问题,其次是收入不平等和失业。对企业解决这些难题的能力,甚至是企业为人们带来稳定生活的能力,他们似乎都有所怀疑。一位受访者告诉德勤:“我们对公司的信任度降低了,因为很多父母辈的人都失业了,而他们向来对公司忠心耿耿。”“由于股市崩盘,我们对股市的信任度降低了。我觉得,我们很多人都担心这种情况会再次发生。”
我对这种紧张的关系再熟悉不过了。2008 年,我开始找工作,这大概算是开启职业生涯Z糟糕的时机了。事实上,情况比我想的还要糟糕,《商业内幕》甚至宣称接下来的一年将是“报刊灭亡年”。当我联系到实习时曾指导过我的一位杂志编辑,问他能否帮忙推荐工作时,我才得知他不久前已转行。他在离职前接受了一个采访,声称像我这样的记者是“没有前途的”。不过我还算幸运,得以在加拿大温哥华一家小型网络媒体实习,后来成了气候变化方面的首席记者,为《纽约时报》等媒体做自由撰稿人,并写了一本名为《我们厄运临头了吗?》(2017年)的书,但那种不稳定感却挥之不去。
正是这种不稳定感和幻灭感, 让很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支持伯尼· 桑德斯(Bernie Sanders) 或伊丽莎白· 沃伦(Elizabeth Warren)等政界人士,支持旨在关注气候变化、推动经济转型的绿色新政,这些年轻人还要求对富人征收更高的税,或者告诉舆情研究员,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替代品很感兴趣(虽然他们自己也拿不出明确的方案)。他们中的很多人只是被不断升级的气候危机和《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所描述的巨大的社会不公吓坏了,他们渴望大胆而系统的解决方案。
这正是本书的写作背景:如今的商科学生在寻找解决方案方面拥有不同寻常的优势——但前提是他们主动选择这样做。几十年来,未来的企业高管们一直被教导要专注于追求短期的物质利益,而不必担心这个过程带来的副作用。面对这样的职业路径,备考或在读的商科学生们背负着不小的压力。一旦他们选择继续走老路,社会危机只会变本加厉。这也是为什么安德鲁·霍夫曼(Andrew Hoffman)认为:“未来的商界领袖应该学会做一些前几代人很少做的事,他们必须开始批判性地思考:商业在社会中的角色,自己作为管理者在领导企业方面扮演的角色,以及整个系统背景——资本主义。”
即将面临这一挑战的,不只是那些摒弃唯利是图、追求更高职业价值的学生,还有那些已经在社会中掌握了一定权力的商务人士和商界领袖,给他们提供培训的商学院,以及所有致力于促进社会公平并关注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们。显而易见,我们正处于动荡和痛苦的时期。你手中的这本书提供了宝贵的指引,帮助你更好地识别航向。我希望你能够投入足够的创造力和紧迫感来应对本书的挑战。事实上,我们别无选择,因为不只我们这一代,所有后代的未来都取决于此。
商业理念是一个源于20 世纪90 年代中期的相对较新的概念,它超越了简单的企业社会责任(CSR)概念,并将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纳入战略考量。时至今日,当我告诉人们,我同时承担着商学院和环境学院的两份教职时,很多人对两者之间的联系表示困惑。即使在大学系统内,很多同事像我一样都称自己被商学院的同事视为“环保主义者”,而被环境学院的同事视为“兜售资本主义的人”。但是,横跨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的人,可以比单一领域的人看到更多的机会。在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只有少数人从事跨领域工作。如今,跨领域工作的人数远超从前,而且还在不断增长。这些人曾经是商学院教育中的“异端”,现在,他们的做法正在变成“信条”。2014 年,当我听到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的院长说“可持续发展是当今管理教育的重要内容”时,我意识到时代变了。埃森哲对企业高管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72% 的受访者认为教育是企业未来能否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事实上,随着商界发现自己面临更大的可持续性挑战,这一领域亟须更多的管理教育。如绪论所述,埃森哲的一项调查发现,几乎所有(99%)全球Z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表示,可持续发展问题对其企业能否取得长远发展至关重要。商业圆桌会议和世界经济论坛都响应并表明了立场,分别发表声明,反对股东利益至上,呼吁企业为社会创造积极的价值,合法纳税,保护环境。同时,数百家企业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作为行为准则,以改善其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然而,尽管社会各界人士付出了这么多努力和行动,问题却越来越严重。韦恩·格雷茨基(Wayne Gretzky)有句名言:“我不去冰球所在的地方,我要去冰球将要去的地方。”
商学院应该同时教会学生“冰球在哪里”和“冰球去哪里”。“冰球”当前的位置引导我们了解生态效率,可持续性产品,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报告,以及过去20 年来为将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纳入企业战略而设计的一系列企业计划。然而,时至如今,这些努力还远远不够。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全新的问题,因为与过去相比,如今我们破坏环境的规模和范围远超从前。当今的企业管理者的成长环境和下一代企业管理者的成长环境是不一样的。今天的企业运营必须引入“人类世”战略——环境战略就是商业战略。
人类世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提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地质时代。我们已经结束了“全新世”(从大约11700 年前的Z后一个冰河时期持续至今的地质时代),进入“人类世”,一个人类主导的地质期,这样命名是为了凸显全球约75 亿人口对地球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如气候变化、物种灭绝、海洋酸化等。这样的转变反映了一种全新的、不断扩大的环境挑战。作为物种之一,人类的数量已经如此庞大,人类的技术已经如此的强大,以致人类正在全球范围内改变生态系统。例如,2003 年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得出结论:“在过去的50 年里,人类改变生态系统的速度和范围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可比时期。”自该报告发表以来,人类改变生态系统的速度没有丝毫减缓的迹象。如今,科学家认为气候变化是对后代生存的威胁。2018 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警告说,如果我们到2030 年还不重视气候变化问题,那么人类对全球气候的破坏将是不可逆转的。其带来的影响可能包括:地球上部分地区将因气温过高和干旱而无法种植作物,粮食产量下降;随着天气变得更加多变和极端,风暴的破坏程度将随之上升;随着气候变化,害虫开始迁移,虫媒传染病增加;冰川融化加速,导致海平面上升和风暴频发。
气候变化只是“人类世”的特征之一,如果我们希望地球上的生物都能拥有一个安全的环境,还有另外8 条我们不应触碰的“地球生态红线”(见图1-1)。然而,我们已经越过了其中的4 条。第一条是气候变化:科学家们将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上限定为0.035%,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二氧化碳的全球平均浓度达到了413.2ppm(1ppm=10-6)。第二条是生物多样性丧失(或生物圈完整性下降):已设定的上限是每年每百万物种灭绝数不超过20 个,而我们目前超过了100 个。科学家警告道,我们正处于“第六次大规模灭绝”时期,到2100 年,多达一半的现有物种可能会灭绝。第三条是氮污染(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科学家将工农业氮排放上限设定为每年0.35 亿吨,而目前全球氮排放量是1.21 亿吨(磷污染紧随其后)。第四条是森林砍伐(土地系统变化):科学家设定的底线是62% 的林地保持原状,而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数据,过去20 年间,全球森林覆盖面积减少了近1 亿公顷,目前全球森林覆盖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31.2%。科学家们也在监测另外4 个指标:淡水使用、大气颗粒物(气溶胶负荷)、化学污染(新型实体)和海洋酸化。鉴于人口将持续增长——到2050 年将有近百亿人口,这些问题只会变得更加严重。另有1 个指标正在好转:自1987 年颁布《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Deplete the Ozone Layer)至今,平流层臭氧消耗物质浓度正在下降,预计臭氧层将在21 世纪中叶恢复原状。
2019 年,大卫·爱登堡(David Attenborough)在达沃斯论坛对商界领袖们说:“商业全球化、国际合作和追求更高理想,这些都是可行的,因为千百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大自然基本上是可预测且稳定的。现在,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甚至在我的有生之年,一切都变了。”这位Z名的博物学家总结道:“全新世已经结束。伊甸园已不复存在。”这种转变对社会、企业,尤其是对本书的读者,分别意味着什么?
如果没有在学校接受过一定的自然科学教育,商界领袖就无法透彻理解这些问题。人类活动引起全球气候变化,破坏水资源,造成全球变暖和海洋酸化,并导致物种灭绝。虽然人口增长肯定是导致诸多变化的因素之一,但发达国家人民当下所享有的较高生活水平,以及发展中国家人民对享有类似生活水平的合理渴望,加剧了对环境的影响。一些人建议,这个新时代应该被称为“资本世”(Capitalocene),因为正是市场提供了这些生活方式赖以存在的商品和服务,也正是市场鼓励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消费,以追求利润和经济增长。事实上,这些不断升级的影响大多始于1950 年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环境和社会指标开始急剧上升,标志着科学家们所说的“大加速”(great acceleration)的到来。
但是商科学生很少接受关于“商业活动如何影响自然环境”的教育。虽然有些课程涉及资源获取、供应链管理和商品制造流程,但学生们被教导的是如何通过提高效率来优化这些活动,其首要目标是增加企业利润。这些商业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程度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商科学校应该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教育他们要负责任地管理企业。例如,兰卡斯特大学的商业教授盖尔·怀特曼(Gail Whiteman)将这些环境因素称为地球的“关键绩效指标”(KPI),而不是将其称为“地球生态红线”,商业领袖Z好了解并懂得如何改变这些指标。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得以审视并改变导致社会与生态系统发生冲突的生产及消费观念,转而寻求在创造利润和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不过度依赖物质和能源消耗的方法。这将问题的解决方案带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而不仅仅是要求企业提供绿色产品。从根本上说,这一方式挑战了“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可取的,甚至是可行的”的信念。我们需要研究的是,在不完全依赖物质资源的使用和积累的前提下,如何提供能够满足人类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在认识到人类的“吞吐量”——支撑世界经济增长的原材料(包括燃料)的重量——在20 世纪增长了800% 之后,很多人开始重新审视诸如“稳态经济”(steady-state economies),甚至经济“去增长”(degrowth)之类的观点。用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的话来说,美国和欧洲可能很快就会发现“要么继续过度破坏环境且过分依赖稀缺自然资源,要么……他们宁愿把日益增长的生产力用于休闲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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