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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海权是民族国家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尽管技术取得了进步,但指挥官们仍可从以纳尔逊为代表的领导者的职业生涯中,汲取丰厚的关于他们指挥艺术本质的经验教训。
作者迈克尔·A. 帕尔默是东卡罗莱纳大学历史学教授、系主任,海军史专家,曾经获得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海军写作奖、美国独立战争纽约圆桌会议年度图书奖、美国军事史协会的蒙卡多奖,且有服兵役经历,在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厅战略概念组工作。
本书重点关注英国海军、风帆时代处于全盛期的法国海军以及后来的美国海军。
作者修正了许多既有的理念,如技术决定论、理性分析论等。
作者秉持分散指挥理论、任务式指挥,在企业管理中也具有应用性。
一部华美的史书,足以激起今人的辩论……极具可读性,令人手不释卷。
——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美国海军中将 《美国海军学会会刊》
《海战指挥》非常重要,填补了战略著述与官方文献之间的空白……是一部意义深远的力作。
——彼得·霍尔 《战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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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是以海战指挥为专题的著作,作者帕尔默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研究了从风帆时代至蒸汽时代500余年海战史,重点分析了英荷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美国独立战争、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前后的多场辉煌的战例,从中寻求海战指挥方式的演变规律。
指挥官在海上不仅要与自然界的不可预测性做斗争,还要与通常被称为“战争迷雾”的不确定性做斗争。多少世纪以来,绝大多数海军将领都抑制不住天性的诱惑,渴望从新技术中找到对部队实施集中控制的手段。但也有一些指挥官已然意识到此“雾”的本质:一种恒定的,仅靠技术手段无法解决的不确定性。正如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指出的那样,战争中的阻力、迷雾和不确定性,只能在战斗过程中通过正确的指挥加以解决。500年海战指挥的历史表明分散处理不确定性比集中处理不确定性效率更高,充分发挥下级主动性的分散指挥更具优势
现代企业管理与军事指挥有异曲同工之处,海战指挥也不例外,因此本书既适合职业军人和军事历史爱好者阅读,也会给企业管理者以启发和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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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美]迈克尔·A. 帕尔默(Michael Palmer),东卡罗莱纳大学历史学教授、系主任。曾在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厅战略概念组工作。代表作:《斯托德特的战争:美法短暂冲突中的海军行动》《海战指挥:16世纪以来的海军指挥控制》。曾经获得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海军写作奖、美国独立战争纽约圆桌会议年度图书奖、美国军事史协会的蒙卡多奖。
译者简介
刘宏伟,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潜艇学院、孟加拉国防指挥参谋学院。长期在海军部队、院校、机关和科研单位从事教学、研究和管理工作。曾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海军武官。已翻译出版《中国未来核潜艇力量》《破浪前行》和《长尾鲨之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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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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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两种指挥哲学的较量
序 言 有规律的混乱
第一章 海上陆战:1650 年以前
第二章 英荷战争
第三章 启蒙之初
第四章 战列线难题
第五章 数字编号信号系统问世
第六章 风帆时代之巅
第七章 蒸汽时代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八章 从 1918 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第九章 冷战及冷战后时代
结 语 知识的关键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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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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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8 年 8 月 1 日下午,英国 74 门炮三级战列舰“热诚”号 (Zealous)正沿埃及海岸向东航行,14 时 30 分左右,桅顶的一名瞭望哨发现阿布吉尔湾(Aboukir Bay)出现一些锚泊的大型舰船的桅杆。在舰长塞缪尔·胡德(Samuel Hood)命人为其送上一副望
远镜后,瞭望哨报告称能看到十几艘大型舰船,并能辨认出其中的16 艘是战列舰。消息立刻传遍了整个英国舰队。舰员们在指挥官督导下伴着鼓手的号令进入船舱,水兵和陆战队员各就各位。黝黑的炮孔被打开了,上了膛的大炮从宛若棋盘的黄色舰舷边接连探出头来。甲板和舷墙被清理干净,所有可能被弹丸击碎或是妨碍战斗的物品都被移至底层加以固定。在胡德的“热诚”号上,汗流浃背的水手将 10 头倒霉的公牛抛入海中,祭祀海神。
旗舰“前卫”号(Vanguard)上,焦躁的海军少将霍雷肖· 纳尔逊(Horatio Nelson)爵士正准备坐下来用餐。自从 5 月 19 日法国舰队从土伦(Toulon)出逃,第二天“前卫”号又在撒丁岛(Sardinia)海域遭遇暴风折损桅杆之后,纳尔逊一直在地中海苦苦搜寻。英国人似乎总是要么晚一步,要么早一步。6 月 17日,纳尔逊追到那不勒斯(Naples),得知他的猎物已经到了马耳他(Malta)。纳尔逊于是匆忙向南赶去堵截,但 6 月 22 日追至西西里岛(Sicily)东南端的帕塞罗角(Cape Passero)时,却发现马耳他骑士团(Knights of Malta)已经在 10 天前投降,法国人也已在 19 日登舰撤离。纳尔逊确信他的对手要去埃及,便全速向东疾驶,试图弥补落后法国舰队 3 天的时间差。6 天之后,亚历山大(Alexandria)已近在眼前,法国人却杳无踪迹。失望至极的纳尔逊转头北上,向亚历山大勒塔(Alexandretta)而去,谁知才离开几个小时,法国舰队就出现了在水天线上。次日,高卢军团在年轻将领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的统帅下登陆,旋即横扫了下埃及(Lower Egypt)。
纳尔逊心烦意乱。他在 7 月底写道:“老话讲得好,‘魔鬼的孩子自有魔鬼的运气’,时至今日,我找不到,甚至也猜不出,法国舰队到底去了哪里。”他发誓即使“追到天边”,也要消灭敌人。但事态的发展却令纳尔逊的希望一再落空。在接连数周一无所得之后,部属们发现他们的指挥官显现出焦虑的迹象。纳尔逊的担忧不无道理。法国人在地中海上畅通无阻并在埃及登陆的消息,让英国政界的鬣狗们从这位一筹莫展的民族英雄身上嗅到了些许血腥气。国王和国家对纳尔逊寄予厚望,但迄今为止,他还未能在首次独立指挥的重大行动中做出任何回报。他在地中海徒劳无功,这令首相威廉·皮特(William Pitt)陷入窘境。与皮特一同构建了英国战略的战争大臣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在写给乔治·斯潘塞(George Spencer)勋爵的信中,对纳尔逊该如何解释他在“极其幸运地赶到”亚历山大后又草率离开的行为表示费解。身为海军大臣的斯潘塞同样不得要领,但寄望于纳尔逊“至少能有个讲得通的理由。无论是抵达还是离开,他都错失了法国舰队的确令人扼腕,但在我们准确掌握他赶到亚历山大时所获情报的内容之前,不应该一味地指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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