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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一套真正有故事的英格兰史，发扬史家的文学之魂，让历史更加鲜活具体
这是一套真正用心讲好故事的历史，在史学写作变得越来越专业化的今天，阿克罗伊德再次提醒我们注意，讲好故事是一门多么重要的史家技艺，文学技法仍旧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进入过去的世界。英格兰历史上令人惊叹不已的人物在书中轮番登场：为“离经叛道”的婚姻而得罪天主教会的亨利八世，盛极一时的维多利亚女王，运筹帷幄的温斯顿?丘吉尔……优秀的历史作品不仅仅包含准确的事实，精彩的叙事也会让历史暗流和时代精神变得更加鲜活具体。
2、传奇作家阿克罗伊德用一生筹备，凭一己之力写出真正英国味的历史
彼得·阿克罗伊德是英国文坛的代表性人物，深耕英国文化数十年，著有《伦敦传》《泰晤士河传》《阿尔比恩：英国想象的起源》《牛顿传》《莎士比亚传》《狄更斯传》等数十部关于英国及其伟人的历史著作。2003年，因卓越的文化贡献被授予大英帝国司令勋章，他也是《Time Out城市指南》眼中的新一代英国“国民史官”。他准备了整整一生，从2011年动笔书写“英格兰史六部曲”，历经十年，凭一己之力为他挚爱的国度写下了一整套辉煌的民族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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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传奇作家阿克罗伊德用一生筹备，凭一己之力写出真正英国味的历史。
“英格兰史六部曲”是历史作家彼得·阿克罗伊德的代表作品，包含《帝国基业》《都铎王朝》《叛乱年代》《革命世纪》《君临天下》《革故鼎新》共六卷。它以恢弘的笔触书写出这个传奇国家所经历的历史进程：这个曾经封闭的岛国，如何借助宗教改革、议会制度、技术与思想的革命，以及贸易与殖民扩张，一步步成为一个领土遍布全球的日不落帝国；以及在帝国衰微的今天，它又如何重新在战后的新秩序中定位自己，并且继续影响着世界。阿克罗伊德的写作传达出他对这个曾在人类文明中居于顶点的国家的深刻眷恋，既铸就了一部大国崛起的奋斗史和创新史，也成就了一部辉煌的民族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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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彼得·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1949— ），英国历史作家和小说家，著有“英格兰史六部曲”、《伦敦传》和《莎士比亚传》等六十多部作品。1984年当选英国皇家文学学会成员，曾获毛姆文学奖、惠特布雷德传记奖和英国皇家文学学会的威廉·海涅曼奖，2003年因其在写作方面的卓越贡献被授予大英帝国司令勋章。
马睿，文学硕士，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签约译员，拥有20多年专业翻译经验，曾长期为主要国际机构和商业公司担任译员和术语编辑。已出版20多部译著，包括《冰雪王国》、《自由的流亡者》、《天鹅之舞》，以及多部 “牛津通识读本”系列文学和社科类作品。
朱邦芊，专职译员，拥有理工农等多学科背景和15年专业翻译经验，主要从事社科历史和科普类图书的翻译。已出版译著《最后的十字军东征》、《帝国边缘》和多部“牛津通识读本”系列自然科学类作品。译著《恐惧与自由》入选2020年“《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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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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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帝国基业：从史前到金雀花王朝
第二卷 都铎王朝：宗教改革与权力之争
第三卷 叛乱年代：内战、复辟与光荣革命
第四卷 革命世纪：自由与工业的百年传奇
第五卷 君临天下：走向鼎盛的日不落帝国
第六卷 革故鼎新：帝国斜阳与战后世界
附赠 英格兰史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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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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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的赞美诗
当巨石阵的第一块砂岩漂砾石竖起来的时候，英格兰这片土地已经相当古老了。近年来，在诺福克郡的哈皮斯堡附近出土了78件燧石制品，它们是在近90万年前散落在这里的。漫长的历史由此拉开了序幕。
至少有九批各不相同、互不统属的民族，借助长达数千年之久的温暖的间冰期，从南欧来到了英格兰。这些民族没有留下历史记载，只留下石头和骨头，成为他们进退的证据。在高尔半岛的一座山洞里，墙壁上倚着一具男尸，他是在29000年前被葬在这里的。他的骨头染上了薄薄的一层红色，要么是有人曾在他的骨头上撒了红色的赭石粉，要么是他的深色寿衣所致。他脚上还穿着鞋子。尸身周围是各式随葬品，包括象牙手镯和打孔的贝壳。他的脑袋不在了，他的躯体却与一头猛犸象的颅骨连成一线。
此人岁数不大，大概不超过二十一岁。不过，在远古时代，人们活得都不长。他显然是氏族首领或部落酋长之类的人物。人类世界形成之初，就有了社会等级，上下尊卑的标志非常明显。有好几代人曾经来过这个洞穴，但其中的秘密无人参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已经不复存在了。
只有最后一批到达英格兰的古人存活了下来。他们在15000年前抵达，散居在今天的诺丁汉郡、诺福克郡和德文郡等地。在诺丁汉郡的一座山洞里，有人于13000年前在质地松软的石灰岩上刻画了一些飞禽走兽的图案；在这些动物中，有牡鹿、黑熊和野牛。
一代又一代人故去了，他们几乎没有留下能够表明时代变迁的证据。
他们世代传承，繁衍延续。我们不知道他们说什么语言，也不了解他们的教仪和崇拜对象。但他们不是哑巴；他们的思考能力与我们不相上下。他们也哭，也笑，也祈祷。他们是谁？他们是英格兰人的祖先，现在很多英格兰人都是他们的直系后代。在今天的生者与远古的死者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力量强大的基因图谱，将二者联系起来。在切德峡谷的一座山洞里，安葬着一具9000年前的男尸。1995年，两位古生物学家从其尸身上取下材料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此人的基因图谱与当今附近居民的十分接近。他们拥有共同的母系祖先。这些古人繁衍至今。这些英格兰人既不是早先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也不是“凯尔特人”；他们是岛上的史前民族。
若想研究史前状况，必须先研究地理。15000年前，当定居者到达英格兰的时候，北海还是一片大平原，四处分布着湖泊和森林。如今，大平原已沉入海底，带走了大量的证据，让我们无从了解当时的情况。然而，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再现当时的场景。这里有橡树林，有芦苇遍布的沼泽，还有视野开阔的草地。这是一个温暖潮湿的世界。这里有红色的牡鹿和田鼠，还有大象和猕猴。成群结队的人类游荡其中，每个原始人群落的人数都在25人以上。他们四处追逐猎物，利用石制箭镞射杀野兽，用驯鹿角做斧子；他们手里拿的是木制长矛。我们不清楚他们的社会组织形式，但我们发现了“屠宰区”，也就是他们制造工具和准备食物的地方，这里是与主要居住区分开的，由此可见当时社会的管理已初具雏形。
如今的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这些人朝向我们走来的脚步。在英格兰西北沿海地区福姆比角的沙滩上，有一串长达32英尺（约9.75米）的脚印，其中还有很多孩子的脚印。这些男性的身高约为5英尺5英寸（约1.65米），女性约比男性矮8英寸（约20厘米）。当时，他们在这里寻找虾类和竹蛏为食。在英格兰的其他地区，也发现了史前人类的脚印。有些脚印出现在塞汶河河口的前滩上；7000年前，干燥的土地变成沼泽，这些脚印便慢慢地没入了海水里。如今海水一涨潮，它们又隐没不见了。
这些脚印就是所谓中石器时代的人们留下来的印记。中石器时代这个术语就像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一样，都是不太严谨的说法，人们只是为了贪图方便才使用它。这些人放火烧荒，砍伐森林，清理林中空地，以便定居或更有利于狩猎。他们烧掉了松树，种上榛子树，每年秋天出产的榛子是人们喜闻乐见的食物来源；他们懂得如何管理自己的资源。早期的英格兰人被称为“狩猎采集者”，他们用狗打猎，但过的可不是游牧生活；他们在固定的区域内活动。他们分布在彼此毗邻的人群活动区域，喜欢住在海岸或河滨。
改革的呼声
自由党在1906年的选举中以绝对优势赢得了胜利。统一党联合政府失去了其在下议院的400个席位中的一半以上，贝尔福和许多内阁成员都属败选之列。397名自由党人回到了下议院，比对手多出241个席位。这是保守党历史上席位相差最悬殊的失败之一；许多掌权长达20年的保守党人很难接受这样的结果。不过贝尔福倒是坚忍地接受了失败。选举结果出来后，他小声咕哝道：“这种事总要发生的。”
竞选期间，自由党对统一党联合政府的政绩，特别是对第二次布尔战争发起了抨击。他们还谴责张伯伦的保护主义计划，认为关税会提高进口食品的价格。选民们接受了这一论调，使得放任主义继续决定经济政策，哪怕这会损害急需重振的制造业也在所不惜。因此，1906年的选举是一张逆反票。选民不仅对统一联盟，而且对保守党和保守主义都作出了最严厉的判决。选民们认为，该党不适合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它所代表的“执政阶级”不配掌权。这意味着1906年下议院里的人有一半是新议员，其中来自地主士绅阶层的为数寥寥。
贝尔福的当务之急是重返下议院并巩固自己的地位。他通过稳操胜券的选区实现了第一个目标，但第二个目标却是三头两绪。许多保守党人将选举失败归咎于他的领导。右翼《国家评论》的主编利奥·马克西认为，贝尔福“在下议院之外已经名誉扫地”。让贝尔福更加焦头烂额的是，1906年回到下议院的保守党和自由联盟党议员中，绝大多数人都拥护保护主义。这样一来，他虽然领导着一个联盟，却并不完全支持该联盟的主要政策；张伯伦对领导权的挑战也让他腹背受敌。这位统一联盟的领头羊毕竟已是古稀老人，他终于放慢了脚步。选举结束后不久，张伯伦就因中风而被迫归隐。暂时无人能挑战贝尔福的领导地位。
贝尔福的无能领导和张伯伦的退休并不是保守党内悲观情绪的唯一原因。保守党枢密院顾问官詹姆斯·弗格森爵士在选举中被一个工人阶级工会成员击败，这样的失利似乎预示着艰难时刻即将到来。一位党内资深人士哀叹道：“老保守党一去不返了。”工党被认为是这次选举溃败的主要原因，也是未来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工党运动及其组织，”一位保守党的政治家评论说，“是当前最为迫在眉睫的危机。”贝尔福对此表示赞同，他在选举结果中听到了“对同一场革命运动的低声响应，而这场运动已经在圣彼得堡制造了大屠杀，在维也纳引起了暴动，在柏林产生了社会主义游行”。
工党的席位急剧增加，由2个增至29个。1903年自由党与工党的秘密协议是工党成功的一个促成因素，根据该协议，双方都允许对方的代表在特定选区参选时避免相互竞争。两党尽管在观点上有明显的差异，却都致力于自由贸易、社会改革和反军国主义。自由党渴望代表整个国家，而工党的目标则是推进工人阶级和工会的事业。与大多数自由党人相比，工党议员主张进行的社会改革涵盖面更为广泛。
通过1903年的协议，自由党在看似无望取得压倒性胜利的时刻赢得了一小群工党议员的支持。这一切事关工党的崛起，它将成为一支独立的议会力量，成为一个有朝一日可能垄断不太富裕的选民的选票的政党。“我们急切希望与工党的代表保持一致，”坎贝尔—班纳曼说，“他们在下议院的人数太少了。”这是短期的谋算，却产生了长期的后果。这份协议有助于工党将自己确立为一个主要政党，使之可以在进步的中产阶级中与自由党争夺反保守党的选票。然而风险并不只是在自由党一方。自由党的极端激进派所主张的社会改革观点与工党相似，工党也有失去其独特身份，最终被自由党所吸收的危险。
新晋的工党议员中有雄辩的苏格兰人拉姆齐·麦克唐纳，和有条不紊的约克人菲利普·斯诺登。这两位工人阶级政治家都曾与自由党有染，麦克唐纳还是自由党和工党盟约的主要设计师之一。虽然两人宣称支持社会主义，但那是一种议会式的、基督教式的、非革命式的社会主义。像大多数工党议员一样，他们属于读书识字的新一代工人和中下层人士。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影响的是托马斯·卡莱尔、约翰·罗斯金和查尔斯·狄更斯等英国作家，而不是卡尔·马克思。麦克唐纳在确立自身的议会工党领袖地位后，决心将该党发展成为一个严肃的威斯敏斯特政党，而不是一个工会压力集团。他相信，该党有朝一日会取代自由党，成为保守党在选举中的主要对手。阿瑟·亨德森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卫理公会教徒，曾经是自由党的支持者，他与麦克唐纳、斯诺登和基尔·哈迪一起入选下议院。亨德森从著名的工会成员晋升为工党议员，体现了工党成功的关键因素：工会决定转向政治，以锁定他们已经取得的立法成果。
工党的新议员认真勤奋，往往滴酒不沾。然而，尽管他们本质上显然并非革命派，但他们在下议院的出现还是令正统的保守党人惊慌失措。爱德华国王在宣布议会开幕时，会如何看待他们的无礼亮相？先进的知识分子和乐观的改革家倒是欢迎新人的出现，这进一步证明了英格兰的文化鸿沟：一方是想要维持维多利亚时代体制稳固不倒的人，另一方是那些希望在其废墟上建立一个更平等国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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