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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ry），医学博士，儿童精神病学家，神经科学家，神经序列网络的负责人，儿童创伤学会的高级研究员，芝加哥西北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兼职教授。基于他对受虐待儿童的研究，他与迈亚·塞拉维茨(Maia Szalavitz)合著了《登天之梯》(the Boy Who Was Raised as a Dog)和《为爱而生》(Born for Love)，讲述了共情的本质。 布鲁斯·D.佩里（Bruce D. Perry），医学博士，儿童精神病学家，神经科学家，神经序列网络的负责人，儿童创伤学会的高级研究员，芝加哥西北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兼职教授。基于他对受虐待儿童的研究，他与迈亚·塞拉维茨(Maia Szalavitz)合著了《登天之梯》(the Boy Who Was Raised as a Dog)和《为爱而生》(Born for Love)，讲述了共情的本质。 目錄： 作者手记 前言 第一章 理解世界 那些让我们感到紧张、恐惧或者被孤立的体验可能只持续了几秒钟，也可能在许多年时间里一直存在，但它们全都会被深深锁在大脑中。我们的大脑逐渐发育，不断吸收新的体验，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现在的每时每刻都由过去的所有时刻构建而成。 第二章 寻求平衡 对于因创伤而导致应激反应系统发生变化的人，寻求平衡会成为一种令人精疲力竭的挑战。为了避免痛苦，人们可能会采取的调节手段，比如成为一个取悦者，不断顺从他人的要求，努力给别人他们想要的东西，保持低调，不惹任何人生气。你会发现自己做的许多事都是为了避免冲突，确保与你互动的人感到满意。 第三章 我们是如何被爱的 归属感和被爱，是人类的核心体验。在我的节目中，无论是美国总统，还是知名歌手，无论是分享痛苦秘密的母亲，还是寻求宽恕的罪犯，他们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希望被认可、被理解，希望自己真实的一面被接受和肯定。我的所有采访对象都会这样问我：“我的表现怎么样？我讲得还行吗？我说的话对你有价值吗？” 第四章 创伤的光谱 创伤对你来说有如遭遇海难，船只沉没，你只能重建自己的内心世界。你回到船只沉没的地方，一块一块地找到碎片，把它们转移到一个更加安全的新的地方——你已经改变的内在信念。你用这种方法建立起新的世界观。这种重建需要时间，需要你多次去查看遭遇海难的船只残骸，也就是对创伤进行重访。 第五章 连点成线 有些人是真心想要和别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他们甚至很擅长开始一段关系，但只是不擅长去维护。因为我们本质上是关系动物，所以这种缺陷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是毁灭性的。它会导致被孤立、分离、孤独，在友谊、校园生活、就业和家庭方面都出现问题，甚至有可能把上一代传下来的错误的养育模式一代代传承下去。 第六章 从应对到疗愈 为什么那些已经成为受创伤者的人，会一再被虐待关系吸引？ 因为所有人都会被熟悉的事物吸引，即使这个熟悉的事物是不健康的，甚至是具有破坏性的。对有些人来说，被拒绝或遭到恶劣的对待才能验证他的观念，这是他存在的底层架构，这让他感到舒服。正如心理学家维吉尼亚·萨提亚所言：与不确定的痛苦相比，确定的痛苦会让我们感觉更好些。 第七章 创伤后的智慧 无论你处于什么年龄段，都不可能历经创伤而毫发无损。而且一旦发生创伤，就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样子。即使你的生活没有产生明显的现实影响，即使你表现出了复原力，变化依然是存在的。例如，一个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可能和原来一样好，但他很可能需要为此付出更多的精力和努力。 第八章 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偏见，我们的社会系统 大多数人在挖掘自身行为产生原因的过程中，都会在某些时候遇到阻力——“你把责任都推给了过去。”“别拿过去当借口。” 这么说没有错。你的过去的确不是今天行为的借口，但它是一个解释，为我们很多人问自己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洞察：“我为什么会这么做？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的优势、缺陷和独特的反应，毫无疑问都是我们过往经历的一种表达。 第九章 当代世界的关系贫困 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我们真正“看到”的人越来越少。即使我们和别人接触，彼此交谈，我们也没有在真正地倾听对方，没有真正和对方在一起。这种与他人情感联系的中断使我们变得更加脆弱。这种关系贫困意味着，当我们真正遭受压力时，缓冲能力会更弱。 第十章 现在我们需要什么 当我们强迫自己掩盖事实，逃避过去时，这些秘密会成为永远的创伤，一座囚禁自我的监牢，这丝毫无助于减轻痛苦。你握紧秘密，秘密也会紧紧扼住你。你一直背负的苦痛，你内心深处的羞耻感，都来自你深藏心底的秘密。 我们越是否定自我，就越是无法与过去和解，而对抗过去将消耗我们巨大的能量。如果我们不允许自己为从前的经历悲伤，我们就注定要不断重温这些创伤。 结语 致谢 內容試閱： 第一章 理解世界 每年都有超过一点三亿新生儿诞生。每一个新生命在出生时就会进入属于自己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有些孩子得到的是充满感激与喜悦的欢迎，被欣喜若狂的父母和家人抱在怀中。而另一些孩子，比如我，却会遇到一个只梦想着过另一种生活、对孩子缺乏关怀的年轻母亲，一对被贫穷压垮的夫妻，一个持续虐待孩子的暴力父亲。 但无论是否得到了爱，每一个现在和曾经的新生儿（包括你和我在内）都拥有一种极其重要的特质。尽管我们出生的环境多种多样，但我们都是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完整感进入这个世界。我们在人生初始的时候不会问：我够不够好？我值得被爱吗？ 在能够感知到这个世界的初一段时间，没有任何婴儿会问：“我重要吗？”他们的世界是一个神奇的空间。随着他们开始呼吸，这些小人儿也开始尝试着理解周围的一切。谁会养育和照顾他们？什么东西能够带来舒适？对于许多孩子来说，生活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出现了伤害，可能是因为抚养人暴力的性格，或者只是因为缺少安抚的声音和温柔的抚摸。在我们初与世界相遇的时候，我们的个人体验就已经截然不同了。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多的感觉就是孤独。我的母亲维妮塔在密西西比的科修斯科长大。她和我父亲只在一起过一次，就在她从小居住的房子不远处的一棵老橡树下面。我的父亲弗农曾经对我说，如果不是他当时好奇我母亲的粉色蓬蓬裙下面是什么，我可能根本就不会出生。在那次奇妙相遇的九个月之后，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从我懂事时开始，我就知道我不受欢迎。我的父亲甚至不知道我的存在，直到母亲给他寄去一份出生通告，向他要钱买婴儿衣服。 我的祖母哈迪·梅的家里可以有小孩出现，但不能有小孩的吵闹声。我清楚地记得我的祖父曾用手杖将我赶走——却不记得他对我说过话。祖母过世以后，我就只能轮流跟随我的母亲和父亲生活。那时我母亲搬到了密尔沃基；我父亲在纳什维尔。因为我原先完全不认识他们，所以我很努力地想要牢牢地扎根在父母的生活中，或者至少能和他们有一份紧密的关系。我母亲在密尔沃基北岸区的福克斯角做女仆，负责照顾三个小孩子，薪水是一周五十美元。她根本没有时间再照顾我。我一直都努力不打扰她，不让她担心。母亲给我的感觉总是很疏远，对于我这个小女孩的需求很冷淡。她所有的精力都用来维持生计。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负担，是一张“多余的要吃饭的嘴”。我几乎不记得自己曾经感受到被爱。从我记事时起，我就知道，我只能依靠自己。 我和很多遭遇创伤、受到虐待或者被忽视的人们交谈过，我能体会到经历过这些的孩子有多么痛苦。他们深切地渴望着被需要、被认可和被重视。这种渴望在他们心中占据了主导位置。这些孩子长大以后，他们会缺乏足够的能力判断什么是自己应得的。而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随之而来的往往是一种复杂又堕落的生活模式，其中充满了自我破坏、暴力、滥交和药物成瘾。 这就是我们这项工作的起点——挖掘这种不幸的根源。它植根在我们大脑深处，可我们不知该如何明确表达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佩里医生帮助我认识到，那些让我们感到紧张、恐惧或者被孤立的体验可能只持续过几秒钟，也有可能在许多年时间里一直存在，但它们全都会被深深锁在大脑中。随着我们的大脑逐渐发育，不断吸收新的体验，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的每时每刻都建立在过去的所有时光之上。 我很认同“一颗橡子中包含了橡树的全部”这个说法。通过我和佩里医生的工作，我更加确信如此：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橡树，就必须回到它还是橡子的时候。 ——奥普拉 在我们早期进行交流的时候，我记得奥普拉曾经问我：“你无论看什么事情都要去大脑里找原因，你无时无刻不在研究大脑吗？”简单地回答——几乎是这样。我常常会想到大脑。我的专业是神经科学，从大学时起，我就一直在研究大脑和应激系统。我也是一名精神科医生，这是我在完成神经科学的学业以后从事的领域。我发现，当我试图去理解人们的时候，“从大脑出发”的视角对我很有帮助。 作为一名儿童精神科医生，人们经常会向我咨询一些令人不安的行为现象：为什么某个孩子的表现像婴儿一样？他就不能做些符合他年龄的事情吗？一个母亲怎么能在她的男朋友打她的孩子时袖手旁观呢？为什么会有人虐待孩子？那个孩子有什么问题？那个母亲有什么问题？她那个男朋友有什么问题？ 在这些年里，我发现看似毫无意义的行为往往是有原因的。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看到这些行为背后的问题。既然大脑是让我们能够思考、感觉和行动的身体器官，每当我试图去理解一个人的时候，我自然会想到这个人的大脑。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是什么让他们采取这种行为？一定发生过什么事情，影响到了他们大脑的工作方式。 我次能够从神经科学的视角来理解人类行为的时候，还是一名年轻的精神科医生，正在接受医师培训。我曾经为一位老人进行诊疗——迈克·罗斯曼，一个聪明、风趣、和善的人。迈克是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目睹过许多战场上的厮杀。他有着典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症状。我们后来深入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一直都在受到焦虑、睡眠困难和抑郁的折磨，被困在不断重现的旧日情景中，总感觉自己仿佛还在战场上。他依靠酒精进行自我治疗，又接着和酗酒做斗争，这使得他在家庭和工作中都冲突不断，终导致了离婚和被迫退休。 我为他治疗了大约一年。当时迈克对于饮酒的控制已经很有了一些成效，但他的其他症状依然无从解决。 有一天，他给我打来电话，非常不安地对我说：“医生，今天我能来见你吗？这很重要。萨莉也想来。”萨莉是一位退休教师，一直在和迈克约会。迈克以前和我说过多次，他不想“搞砸他们的关系”。我能感觉到他语气中的急迫，同意了他的请求。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他们来到我的办公室，手牵着手并肩坐在长沙发上。萨莉轻柔地在迈克耳边说了些什么。迈克看上去有些害羞。很明显，萨莉是在努力安慰他。他们看上去就像是一对紧张的少年。 迈克开了口：“医生，你能向她解释一下PTSD吗？你知道，我就是因为这个才让生活变得一团糟。”他流下了眼泪，“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朝鲜战争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萨莉靠近他，将他抱紧。 我觉得有些不知所措——我真的能解释清楚PTSD吗？我迟疑了一下，转移了话题：“迈克，为什么你现在会这样问我？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们昨晚一起出门，吃了一顿美味的晚餐，打算再去市中心看场电影。突然，我发现自己趴倒在街上，两边都是停着的汽车。我双手抱着头，心里害怕极了。我觉得我们是遭到了枪击。我的脑子里乱成了一团。然后我才意识到，应该是我听到了一辆摩托车的回火声。那声音就像是枪响。我的西装裤膝盖的地方都磨破了。我全身都在冒汗，心跳快得要命。我感到非常尴尬，整个人吓得魂不附体，我只想回家把自己灌醉。” 萨莉说：“前一分钟，我们还手挽着手，但他突然就像回到了朝鲜战场，不停地大声尖叫。我蹲下去想要帮他，他却把我推开，还打了我。”说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那种情形可能持续了十分钟，我当时却感觉似乎只有两三分钟。请告诉我，该如何帮助他。”她又将目光转向迈克，“我不会放弃你的。” “医生，请你告诉萨莉，我出了什么问题。”迈克恳求我。 那是在1985年。对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研究还处在非常初级的阶段。我只是一个没有什么经验的二十九岁的精神科实习医生，我对此还知之甚少。我说：“我不知道能不能给你们答案，但我知道，迈克并没有想过要伤害你。” “我知道。”萨莉看我的眼神就好像我是个白痴——那时的我可能真是个白痴。不过我对临床工作虽然还没有什么经验，却对大脑、记忆和应激反应已经有了一些了解。我想象着迈克在街上突然趴倒，寻找掩护。这时我的身份不是临床医生，而是神经学研究者。当那辆摩托车回火的时候，他的大脑里发生了什么？我开始从大脑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临床问题。 “我认为，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来自于多年以前。迈克在朝鲜的时候，大脑适应了持续不断的威胁。那时他的身体和大脑对于外界任何与危险相关的信号都过分敏感，会产生过度反应。为了在战场上活下来，他的大脑在枪声、炮声和求生反应激活之间建立了一个连接——这是一种特殊的记忆形式。”我停顿了一下，“这样能说得通吗？？” 萨莉点点头。“他确实总是紧张不安。” “迈克，我在办公室里见到过多次，哪怕只是关门声和走廊里推车经过的声音太大，你都会被吓到，感到恐惧。你一直都在警惕房间中的每一个角落。一点动静或者光亮的变化都会引起你的注意。” 迈克说：“如果你不伏下身子，你就会死。夜里如果你不保持警惕，你也会死。如果你睡着了，你就极有可能会死。”他茫然地盯着前方，眼睛眨也不眨。沉默了片刻之后，他叹了一口气。“我讨厌独立日，也讨厌新年。那时的烟花会把我吓得魂飞魂散。就算我知道什么时候会放烟花，我还是会被吓到——我觉得心脏都要从胸腔里跳出来了。我恨这种状态。每发作一次，我都会接连一个星期睡不着觉。” “嗯，也就是说，初那个被建立起来的适应和保护记忆还在。它还没有消失。” “但他已经不需要那个记忆了。”萨莉说，“那个记忆让他的生活变得很悲惨。难道他就不能把它忘掉吗？”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说，“这其中麻烦的地方就在于，在迈克的大脑里，并非所有与战争相关的记忆都处在迈克能够用意识控制的地方。我可以试着向你们解释一下。” 我拿出一张纸，画了一个倒三角形，用三条线将这个倒三角形分成四个部分。这是我次以这种方式表示大脑。三十五年以后，我们还在用这个基本模型来进行关于大脑、压力和创伤知识的教学。 “我们来看看大脑的基本结构。它就像是一块四层的蛋糕。顶层是大脑皮质，是我们人类大脑独特的部分。”我开始在我画的图上标出不同的脑功能层，如图1所示。 我一边标注，一边解释：“这个顶部的系统负责语言交流、思考、做计划。我们的信念和价值观都储存在这里。而且，有一点对你非常重要，就是大脑的这一部分可以‘识别时间’。当大脑皮质处于‘在线’状态、被激活，我们就能回想过去，展望未来，知道什么事发生在我们的过去，什么事发生在当下，对吗？”迈克和萨莉点点头。 “好，现在，我们来看大脑底部——脑干。这一部分大脑控制的功能不是那么复杂。它主要负责调节体温、呼吸、心率等身体功能。在脑干区域没有可以进行思考和识别时间的系统。有时候，我们将大脑的这一部分称作爬虫脑。想想看，蜥蜴能做什么？它们不会做计划，也不会思考。它们基本上只是活在当下，对即时刺激做出反应。但我们人类有大脑顶层的这个部分——大脑皮质，所以我们能发明、创造、制订计划和识别时间。” 我停下来看了看他们，确定他们能跟上我的思路，才继续往下说。 “我们所有的感官信号——视觉、听觉、触觉、嗅觉——首先会进入大脑较低的区域。我们所有的感觉输入不会直接进入大脑皮质，而是首先连接到大脑的底部。 他们点点头。 “信号进入脑干以后”——我让他们将注意力转向这个三角形的底部——“就会得到处理。基本上，脑干会将输入的信号与先前储存的经验相匹配。你这种情况，就是匹配过程连接了摩托车的回火和枪声——也就是和战争相关的记忆，就像我刚才提到过的，还记得吗？因为你的脑干无法识别时间，不知道许多年已经过去了，所以它会立刻激活应激反应，而你的反应就是全力应对外界威胁。你的感觉和行动都会表现为仿佛遭遇到了真实的攻击。你的脑干不会告诉你：‘嗨，不要大惊小怪，朝鲜战争已经是三十年以前的事情了。那个声音只是摩托车回火。 看到他们听得很认真，我继续说道：“终于，信号到达了大脑皮质，大脑皮质能够分辨出现实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你在激活应激反应的时候，首先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之一就是大脑较高层的系统，包括我们‘识别时间’的能力都会被关闭。也就是说，摩托车回火的信息终会进入大脑皮质，但需要一段时间。在那之前，你的意识确实回到了朝鲜战场，然后你就会陷入困惑。你用了一整个晚上的时间才平静下来，对吧？” “我整晚都没有睡觉。”迈克看上去非常疲惫，但明显是松了一口气，“这么说，我不是疯了？” “当然不是。考虑到你过去的经历，你的大脑正在按照你的期待做事。只不过曾经的适应能力在环境发生改变以后变成了不适应。能让你在朝鲜战争中活下来的能力，现在却可能要你的命。我们必须想办法帮助你的应激系统不那么活跃和敏感。” 迈克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但理解了行为背后的原因，他和萨莉就不必再为此而感到困惑，这让他们感到欣慰很多。对我而言，这开启了一种更行之有效的方法，那就是把神经科学的原理应用在临床实践中。它阐明了唤醒记忆的线索，基本上所有的感官输入，如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都能激活创伤记忆。在迈克的案例中，摩托车回火唤醒了复杂的、关于战争的回忆。这是我与奥普拉谈到创伤的时候早提起的例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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