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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将改革进行到底。党政机关推荐全国机关干部阅读丛书。厉以宁、吴敬琏、林毅夫、周其仁、郑永年、夏斌、巴曙松、黄益平……深度解读当下经济社会与改革热点话题，带你精准把握政经时局大走势
读懂中国改革系列，由党政机关推荐全国机关干部阅读，该系列深度解读中国民众当下关注的经济社会与改革热点话题。
本书从多个角度解读当下改革，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领衔，囊括郑永年、周其仁等中国高层智囊、权威人士、精英学者，把脉时局大势，明指决策投资应对之道。
未来十年，面临挑战，也是难得的机遇期。本书阐述未来的增长点和发展空间，从中等收入陷阱、创新、新科技革命、人口红利、共享经济等不同的领域，指出未来投资决策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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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将改革进行到底，《读懂中国改革》系列汇集厉以宁、吴敬琏、林毅夫、周其仁、郑永年、夏斌、巴曙松、黄益平……深度解读当下经济社会与改革热点话题，带你精准把握政经时局大走势
未来经济走势是L型还是U型？增速下滑的底部在哪里？中国会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产阶级的焦虑如何解除？
中国正在走向大国崛起，但并不是表示前方是坦途。相反，供给侧改革、金融体系改革、创新创业、实体经济、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小康……每一项改革都面临挑战。而每一个挑战都关乎我们的未来。
厉以宁、吴敬琏、林毅夫、周其仁、郑永年、夏斌、巴曙松、黄益平……各路专家学者，聚焦当下改革热点，把脉时政局势，通过对社会经济新变化的深层思考，全面分析和展望改革新动能、产业升级、供给侧改革、未来红利，以期让大家深入了解今日中国，把握未来走向，做出正确决策。
媒体评论：
渐进改革的好处是震荡低，但渐进改革的难处是坚持渐进不容易。经验证明，体制成本降，经济就会很好地发展；体制成本卷土重来急速上升，国民经济会被拖累。
经济和改革方面也需要匠心，做企业、做科研、做品牌需要匠心，搞经济改革也需要匠心。什么是匠心？匠心就是仅仅抓住*基础的东西，坚持不懈，只管耕耘，不管收获，不要追求短期的回报。
如果我国经济中长期存在一个投机性相当强的、能制造泡沫的领域，它就会和实体经济和创新争夺资金，而在这种争夺的过程中，制造业领域和创新往往是不占上风的。如果这种局面得不到改变的话，我们的制造业转型和升级、中小企业的创业和创新，以及我们要实现的创新驱动，在资金支持方面就会遇到相当大的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之一，就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金融领域和房地产领域出现了资产泡沫现象，非实体经济聚集了过多的发展资源，严重削弱了增长新动力赖以形成的基础。
金融改革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中国推进全球化的过程中，推进市场化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坚持三个原则：一是市场化原则；二是法治化原则；三是全球化原则。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有利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也有利于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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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厉以宁，著名经济学家，现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七、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八、九届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及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林毅夫，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专职副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经济人物之一。早年在黑龙江下乡，其中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1978年从农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在杜润生先生指导下从事农村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等。自1996年以来，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著作有《改革的逻辑》、《城乡中国》、《竞争与繁荣》、《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产权与制度变迁》等。
郑永年，中国问题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执教北大，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 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 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著作有《不确定的未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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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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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国仍是全世界经济的原动力 / 林毅夫 ·V
第一章 未来10年中国经济系统性风险何在
中国正在发生两个巨大变化 / 厉以宁·003
改革突围、创新突围 / 周其仁·012
中国经济需打赢三场硬仗 / 李稻葵·034
中国经济正在着陆过程中 / 夏斌·040
未来10年中国经济系统性风险何在 / 张明·048
第二章 怎样持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怎样持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 厉以宁·063
扩大总需求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二选一 / 林毅夫·074
双重内涵决定双重推进 / 卢锋·080
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几点思考 / 高尚全·088
推动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的结构性改革 / 迟福林·099
清退僵尸企业是去杠杆的首选 / 黄益平·106
第三章 创新和实体经济最大的“对手”是谁
投机是创新和实体经济最大的“对手” / 刘世锦·113
中国投机资本的崛起及其后果 / 郑永年·116
壮大、做优、提升实体经济 / 李伟·122
不能因为大部分产业政策是失败的，就全盘否定 / 林毅夫·127
关于振兴实体经济的几点思考 / 张俊伟·139
第四章 创新的两条中国路线
创新驱动和观念转变 / 厉以宁·165
创新的两条中国路线 / 周其仁·170
企业家必须从套利逐步转向创新 / 张维迎·181
中国式创新，可对德国和美国模式兼收并蓄 / 姚洋·188
“想法”的生产 / 周其仁·193
第五章 未来金融格局的四大变化
中国金融改革的重点与方向 / 李扬·203
未来金融格局的四大变化 / 李稻葵·208
严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黄益平·212
互联网金融创新的机遇与挑战 / 巴曙松·221
互联网金融未来的优势在数字技术 / 黄益平·228
第六章 中国不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不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 刘世锦·237
中国跨越关口离不开金融改革 /黄益平·243
深入的工业化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 姚洋·250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内在要求 / 迟福林·256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基础是什么？ / 蔡昉·261
“软财富”是中等收入群体新的增长动力 /滕泰/张海冰·267
第七章 如何面对不确定的未来
为什么世界期待中国2017？ / 郑永年·277
中国经济的六大新动能 / 刘世锦·284
以结构性改革释放转型新动力 / 迟福林·291
实现新旧产业更替是未来的改革着力点 / 黄益平·297
年轻创业者将如何改变企业家队伍 / 厉以宁·303
如何面对不确定的未来 / 周其仁·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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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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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国仍是全世界经济的原动力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谈中国经济发展，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题目是我们能不能实现“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在2016—2020年间，每年平均增长6.5%以上。
6.5%以上的增长对中国来讲非常重要，这是关系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我们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能不能分别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
对世界来讲也非常重要，因为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均超过30%。那现在全球经济还没有完全复苏，中国是不是还可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对6.5%这个指标非常关心的原因。
从2016年到2020年每年增长6.5%，跟我们改革开放以后，从1979年到2015年平均每年增长9.7%来比，已经向下调整了30%。那照理说这个调整的幅度也不小，应该余地还是比较大，实现起来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可是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大家为什么心里还没底？
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从2010年以后，增长速度逐年下滑。大家知道2015年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是6.9%，这是自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长速度，这也是从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连续六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过去平均每年9.7%的增长，而且一般经济下滑两年最多三年，经济增长就会回升。现在从2010年到2015年已经连续下滑了六年，大家知道2016年前三季度的增长速度是6.7%，比6.9%又下滑了0.2个百分点（2016年的增长速度是6.7%）。
中国经济下滑的底部在哪里，会不会突破“十三五”规划所讲的6.5%？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为什么从2010年以后，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逐年下滑的，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肯定有不少自己内部的问题，这些内部的问题包括我们的经济体制，比如说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还相当高，国有企业表现还欠佳，有不少人认为这是我们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
另外，我们的市场机制还没有完全到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但是有很多措施还没有完全落实。既然市场还没有完全发挥作用，资源配置就会有问题，因此有人认为这是我们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
最近谈的供给侧结构性问题，也是切实存在的问题，解决问题就要付出代价。也有人认为这是我们第七年经济继续下滑的主要原因。我个人认为这些问题都实实在在存在，也影响到我们的经济绩效，但是要看中国经济，就必须在全球变革的形势下来看。中国现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来计算，今天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同时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影响世界，同样重要的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状况也会深深影响中国。
在分析中国经济从2010年以后逐年下滑的时候，我们要看看世界上其他国家经济表现怎么样。比如世界上跟我们处于同等发达程度的金砖国家，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10.6%，2015年的增长速度是6.9%。巴西在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7.5%，2015年增长速度是–3.8%，跟我们一样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们还深。俄罗斯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4.5%，2015年增长速度是–3.7%，跟我们一样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们深。
另外一个金砖国家印度，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10.3%，跟我们的10.6%在同一个水平，2015年它的增长速度是7.6%，比我们的6.9%高一点，但它同样是从10.3%降到7.6%，态势跟我们完全一样。而且看印度2015年的增长时，我们还要考虑两点因素：第一点就是它2012年经济下滑的幅度比我们深，我们2012年是从2010年的10.6%降到7.7%，印度则是从10.3%降到5.1%，这有所谓触底反弹因素的存在；第二个是印度在2014年年底的时候调整了国民统计的方法，这个调整让印度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一个百分点。如果把这两个因素考虑进去的话，那么印度在2015年的增长速度也是在7%以下，跟我们完全一样。
这些金砖国家不存在我们所谓的国有企业占比太高的问题，它们有的本来就是市场经济，像印度、巴西，有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已经进行了彻底的市场经济，也不存在我们国内这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但是经济表现跟我们完全一样，甚至比我们还糟。那必然有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的问题。
要证明我的观点，最好的是看东亚这些所谓高收入、高表现的经济体。比如说新加坡，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15.2%，2015年的增长速度是2%，跟我们一样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们还深。中国台湾，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10.8%，2015年的增长速度只有0.7%，跟我们一样下滑，下滑的幅度同样比我们深。再看邻国韩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6.5%，2015年的增长速度是2.6%，同样下滑，下滑幅度比我们还深。这些是所谓高收入、高表现的经济体，我们一般讲的内部存在的这些体制机制问题它们都没有，但表现完全一样，并且比我们还严重。分析下来肯定有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因素。
其实只要我们放眼世界也并不难理解，因为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在世界经济比重超过一半的这些发达国家，它们的经济还没完全复苏。
发达国家在过去每年平均的增长是3%~3.5%，但是到2015年危机已经过了7年，欧盟2015年的增长速度只有1.3%，比3%~3.5%低了两个多百分点。日本固然有安倍经济学想复苏日本的经济，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增长速度只有0.5%。在经济增长速度慢的状况下，失业率就维持在高位，家庭的收入增长就缓慢，消费增长就恢复疲软。
这些发达国家还是世界需求的主要来源，因此整个世界需求疲软。在发达国家当中，美国的经济表现似乎比较好，但2015年它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只有2.4%。美国的失业率似乎状况也比较好，现在是4.9%，跟危机之前的水平大致相当。
但是在考虑美国失业率的时候，先要了解美国怎么统计失业率。在美国，劳动者如果失业，有一个月的时间不去找工作，就算退出劳动力市场，不在失业统计内。因此要了解美国的就业状况还要参考另外一个指标，就是劳动参与率。目前美国适龄劳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比危机爆发前低3%，这些人是有劳动能力的，但为什么不找工作？因为找不到工作，干脆就不找了。如果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美国现在的失业率同样是处在历史高位的8%~9%。
在这种状况下，家庭的收入增长，从各种统计指标来看，跟危机爆发之前比较起来基本没区别。而且我们知道这次的危机在美国爆发，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家庭负债过重。危机发生后，家庭为了修补平衡表，在收入不增长的情况下还要省钱还债，因此消费就非常疲软。
这些发达国家的消费疲软导致整个世界需求疲软，在危机之前世界贸易的增长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两倍以上，但在危机爆发以后，世界的经济增长率放缓，现在世界的贸易增长率比世界经济的增长率还低。
这当然就影响到每个像中国、像其他金砖国家，还有东亚，这些高收入、高表现，但是出口比重高的经济体的出口。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三个组成部分当中的一项。
以我们国家来讲，从1979年到2014年，我们的出口增长每年达到16.4%，2015年的时候我们的出口不仅没增长，而且还下滑了2.8%。2016年上半年我们的出口增长下滑了7.7%。这种状况下当然影响到我们的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投资增长。在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每个国家都采取了一些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启动需求、创造就业、稳定经济。
我们国内有4万亿元政策，但是其他国家同样是有或多或少的积极财政政策来支持投资，来启动需求，来稳定经济。但是这些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的项目，经过了5年、6年、7年，国际经济还没复苏。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新的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的投资项目，那当然投资增长也必然下滑。
以我们国家的例子来说，在“十一五”规划期间（2006—2010年），
我们平均每年的投资增长是25.5%。在“十二五”期间（2011—2015年），
平均每年的投资增长是18.8%，下降了7个百分点，而且在“十二五”期间是越往后下降得越多，比如说2015年，我们的投资增长只有10%，考虑到投资品的价格下滑这个因素，真实的投资增长也不过12%，相较整个“十二五”期间平均值18.8%还下降了8个百分点。
这种状况下经济增长当然会受到影响。在这种状况下，拉动我们经济增长的主要是靠消费增长，我们国内的消费增长状况还比较好，是因为我们的就业状况好，家庭收入增长的状况也比较好。
以2015年为例。201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6.9%，家庭收入的增长是7.5%，高了0.6个百分点。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的消费增长维持在8%左右，这也就让我们的经济增长还能够达到6.9%，其他国家出口下滑的情形跟我们一样，投资下滑的情形也跟我们一样，它们的收入增长比我们差，消费下滑的幅度比我们大多了，所以它们的经济表现就比我们差很多。
从这些因素来讲，6年的经济持续下滑，以及到2016年经济还从6.9%降到6.7%，有相当大的因素是这些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引起的。
展望中国未来的发展，当然要看发达国家经济是不是会复苏，以及要看我们国内自己经济增长的动力到底怎么样。
从外部来看，发达国家很可能陷入一个现在国外经常讨论的长期停滞。为什么发达国家可能会陷入一个长期停滞呢？一个国家要是发生金融经济危机，那么一定是有内部的结构性问题。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经济才能完全复苏。
发达国家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经济才能完全复苏，这是一个在发达国家内部也有共识的，在世界上大家也都知道的事实。可是发达国家从2008年危机爆发到现在有七年的时间，每年都在谈结构性改革，但结构性改革一直落实不下去。最主要的是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内容是什么：是要减少福利，要金融去杠杆，是要政府减少财政赤字。
减少福利就是要减少消费；减少金融机构的杠杆就是减少金融企业支持家庭的投资和消费，如果杠杆减少，投资和消费就会下降；减少政府的财政赤字，投资消费也会减少。而如果发达国家要推行结构性改革，那必然要减少投资、减少消费，经济增长速度一定会往下调整。但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已经非常低了，如果要把经济增长率再往下调，失业率必然增加，失业率现在已经很高了，在这种状况下，从政治上就很难去推行结构性改革。
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以后，到现在已经25年的时间过去了，结构性改革一直落实不下去。安倍上台以后提出安倍经济学想振兴日本经济。安倍经济学有三支箭：第一是用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日本的汇率；第二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启动国内的需求；第三是进行结构性改革。安倍上台已经三年了，前面两支箭都射出去了，第三支箭还射不出去。所以发达国家很可能陷入像日本那样长期的经济增长疲软。
再来看美国。特朗普上台以后，想学习中国经验。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说是美国的伟大复兴，他也学习中国经验，想用基础设施建设来启动国内的需求。即使他有这些政策，让美国的经济可能会好一点，但是美国经济只要稍微好一点，那美国就要加息，加息以后可能就导致其他国家的金融经济出现很大的波动和压力。
所以总的来讲，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外部环境会相当不好。
在这种状况下要谈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看中国内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不是够。
从内部的增长来讲，就是中央在好几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中都提到的，要适度扩大总需求。但是跟国外比较，我们可以在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结合国内的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中有五大内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我们完全可以在适度扩大国内总需求的时候，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中的补短板结合在一起。而且只要和补短板结合在一起往前推进，就会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有利的条件。
适度扩大国内总需求有两部分：一个是消费需求；一个是投资需求。如果把投资需求跟补短板结合在一起，中国经济还存在着许多难题。
第一个是现在在产业上面有不少过剩。过剩的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等，都在中低端行业，但我们可以推动产业升级，而且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大。 2015年我们从国外进口的制造业产品就达到1.2万亿美元，这1.2万亿美元进口的制造业产品，它的质量必然比我们国内高，我们才会进口，或者是我们国内不能生产的才会进口。我们可以在这些产业上面去推动产业升级，而要产业升级就要投资。
第二个是基础设施。这些年我们的基础设施确实建了不少，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起来我们的基础设施也比较好，但是在这种状况下，国内的基础设施还有非常多的缺口，比如说大城市内部交通非常拥挤，就代表我们交通当中的地下交通还是严重不足。另外，2016年六七月份下了几场大雨，全国有1000多个城市淹水，代表地下管网不足。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投资的地方。
第三个是环境。这些年经济发展快，但是环境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比如雾霾频发，要推行绿色发展，当然也同样是要投资的。
第四个是城镇化。现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56%，发达国家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80%，所以我们还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农民要进城，要住房，还必须为他们提供公共服务，这些都是要投资的。而且这些投资不管从经济回报和社会回报来讲，都非常高。
这是在看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跟发达国家比较起来最大的不同点，发达国家在经济疲软的时候也应该去搞投资，但是发达国家的产业已经在全世界最前沿，当它有产能过剩的时候，很难找到投资机会，即使有3D打印、电动汽车，一两项投资也不足以拉动整个经济，但中国可以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大，外国的基础设施普遍都有了，无非就是老旧一点，老旧基础设施的投资是挖个洞、补个洞，效率不高。发达国家环境普遍好，发达国家的城镇化也完成了，所以发达国家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我们还有很多好的可以投资的地方。
投资需要钱，这点我们也是有相对优势的。第一，现在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积累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7%，其中17%是中央，40%是地方。而发达国家或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积累的财政赤字普遍超过100%，就代表我们的财政政策可利用的空间比其他国家大得多，可以用一些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撬动投资。
第二，不仅是政府的财政状况相对好，我们的民间储蓄还占到国内生产总值将近50%，这在全世界是属于最高的国家之一。所以可以用政府的钱，撬动民间的投资。
第三个资金方面的优势是，要进口技术、机器设备原材料等，我们还有3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在全世界是最多的。所以把这些有利的资源用起来，我们应该可以保持适当的投资增长率，这一点是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其他发展中国家跟我们同样有好的投资机会，但可能财政状况不好、民间储蓄太低，或者是外汇储备不足。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相信我们可以保持一个合适的投资增长率，有了投资增长率就会创造就业，就业就会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就业好，家庭收入的增长也会比较快，有了比较快的收入增长，消费增长也会比较好。投资跟消费都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我相信我们可以达到“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平均每年6.5%以上的增长。
而且从补短板的投资作为切入点，也会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良好的条件。因为补短板的投资需要钢筋、水泥、平板玻璃这些产能过剩的主要部分，投资增加了，需求增加了，过剩的产能就减少了，去产能就容易了。从去杠杆的角度来看，现在杠杆率最高的也就是在产能过剩严重的那些地方，如果需求增加了，价格就会上升，企业经营状况就会好，企业赚了钱就会还钱，杠杆率就会下降。所以去杠杆的任务也就比较容易完成。
再来看库存，库存主要是房地产库存。房地产的需求很大程度决定于家庭的未来就业和收入增长情况，就业跟收入增长好，对房地产的需求就多，库存就会减少。所以，我们可以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前提下，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所以，一方面6.5%以上的增长目标能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的目标也就能够实现。维持6.5%的增长，我们现在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占全世界的15%，6.5%的增长代表每年对世界贡献一个百分点的增长。现在世界的增长无非就三个百分点，我们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会在30%左右，所以中国经济还会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序
中国仍是全世界经济的原动力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谈中国经济发展，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题目是我们能不能实现“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在2016—2020年间，每年平均增长6.5%以上。
6.5%以上的增长对中国来讲非常重要，这是关系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我们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能不能分别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
对世界来讲也非常重要，因为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均超过30%。那现在全球经济还没有完全复苏，中国是不是还可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对6.5%这个指标非常关心的原因。
从2016年到2020年每年增长6.5%，跟我们改革开放以后，从1979年到2015年平均每年增长9.7%来比，已经向下调整了30%。那照理说这个调整的幅度也不小，应该余地还是比较大，实现起来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可是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大家为什么心里还没底？
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从2010年以后，增长速度逐年下滑。大家知道2015年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是6.9%，这是自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长速度，这也是从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连续六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过去平均每年9.7%的增长，而且一般经济下滑两年最多三年，经济增长就会回升。现在从2010年到2015年已经连续下滑了六年，大家知道2016年前三季度的增长速度是6.7%，比6.9%又下滑了0.2个百分点（2016年的增长速度是6.7%）。
中国经济下滑的底部在哪里，会不会突破“十三五”规划所讲的6.5%？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为什么从2010年以后，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逐年下滑的，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肯定有不少自己内部的问题，这些内部的问题包括我们的经济体制，比如说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还相当高，国有企业表现还欠佳，有不少人认为这是我们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
另外，我们的市场机制还没有完全到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但是有很多措施还没有完全落实。既然市场还没有完全发挥作用，资源配置就会有问题，因此有人认为这是我们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
最近谈的供给侧结构性问题，也是切实存在的问题，解决问题就要付出代价。也有人认为这是我们第七年经济继续下滑的主要原因。我个人认为这些问题都实实在在存在，也影响到我们的经济绩效，但是要看中国经济，就必须在全球变革的形势下来看。中国现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来计算，今天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同时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影响世界，同样重要的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状况也会深深影响中国。
在分析中国经济从2010年以后逐年下滑的时候，我们要看看世界上其他国家经济表现怎么样。比如世界上跟我们处于同等发达程度的金砖国家，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10.6%，2015年的增长速度是6.9%。巴西在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7.5%，2015年增长速度是–3.8%，跟我们一样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们还深。俄罗斯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4.5%，2015年增长速度是–3.7%，跟我们一样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们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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