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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中国文化书院自1984年10月正式成立以来，历经三十年，已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民间学术文化团体。它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能容纳不同学术观点，有着良好学术风气。分布在海内外数以百计的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们，在各个领域、各个学科、各个专业都做出了不同的努力，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出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固然是为表彰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们为中国文化与社会所做出的贡献，以表达我们深切的敬意与纪念”（王守常先生语），然更重要的是，《导师文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代中国文化走过的历程”（汤一介先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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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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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录金春峰先生关于中国哲学中的一些专题研究论文，以及少量读书札记和怀人纪事散文，文章类型虽不尽相同，但求真求精的治学精神一以贯之，较为全面展现了作者的学术追求和学者之间的学术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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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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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春峰（原名金富春），湖南邵东人，196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学士及中哲史硕士，历任人民出版社编审、哲学编辑室主任、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什刹海书院导师。一度聘任新加坡东亚哲学所高级研究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访问学者，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华梵大学东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及佛光大学哲学研究所客座教授，湖南大学兼职教授。专著：《汉代思想史》、《周官之成书及其反映的文化与时代新考》、《哲学：理性与信仰》、《朱熹哲学思想》、《冯友兰哲学生命历程》、《周易经传梳理与郭店楚简思想新译》、《人文典范的原创——周易导读与简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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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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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创文化的研究
《月令》图式与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特点及其对科学、哲学的影响
《周易》古经之内圣外王思想
“德”的本义及其历史考察
“孝”德的历史考察
中国哲学的突破
《论语》
——中国哲学人学的原创
孔子的“诗论”
——诗的心灵
老子“道论”哲学的进路、性格及解读之方法论探讨
庄子对人类自由本性的探索及其贡献
汉代经学与哲学
董仲舒思想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王充哲学思想剖析
朱熹哲学研究
朱熹哲学思想的重新认识
《中庸章句》的诠释思想及其方法论
读书札记
《性自命出》思想简析
《礼运》对“礼”的诠释与成书的时代
鲁迅研究
“阿Q”性格新论
中国哲学的展望
我的哲学研究之路及对中国哲学的展望
自由即创造力
——读十卷本《汤一介集》
高山仰止
冯友兰先生哲学贡献之国际肯定
——从哥大授予先生名誉博士学位谈起
冯友兰先生的晚年心境
怀念张岱年先生
怀念任继愈先生
缅怀朱伯昆先生
怀念、感恩范用同志
编后记
总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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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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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诗论”
——诗的心灵
庄子讲一个故事，齐桓公一日在堂下读书。匠人说：“你读的不过是先王的陈迹。先王早死了，你读这些陈迹有什么用？”（《庄子天运》）庄子不是反对读书，是要透过“书”了解先王的心灵——那“陈迹”背后的“所以迹”。学孔子，重要的是了解孔子的“心灵”。这“心灵”是文化心灵，孔子的“诗论”展现的就是这一心灵。一、诗与抒情
王弼说孔子“体无”，“以无为体”，境界比老子高。套用王弼的话，孔子的心灵是“以诗为体”。与之相比，古希腊人心灵以“理性”、“逻辑”为体，诗也是史诗，讲事，讲人逃不脱的“宿命”。中国文化心灵是诗的、艺术的、抒情的心灵。孔子的“诗论”是中国这种文化心灵集中而自觉的表现。
作为教育家，孔子以诗、书、执礼教学生，但首重诗教，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讲的“诗”就是《诗经》。它和希腊史诗不同，完全是抒情的，每首诗像一个小品，情景合一、情理合一、天人合一，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参阅汤一介《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汤一介卷》第521—52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它是现实的、世间的，又是情趣高雅、超乎低俗的。《诗》三百篇也歌颂武人大将，开国干城，先王伟业，有如英雄史诗；也控诉人间的不公、不义，揭露政治的倾轧、黑暗；但大多是歌咏凡夫俗子、青年男女、鸳鸯情深、怨夫弃妇、离别相思。充溢其中的，是对生活的无限眷恋与挚爱；没有粗俗、恐惧；没有狂欢纵欲。也有信仰、敬神，但没有怪力乱神，神与人仍是融合无间的。
孔子对儿子的两次教育都是要他学诗。一次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另一次，伯鱼走过院子，孔子说：“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正墙面而立”就是“面壁”，如达摩面壁九年，直如一木头人，对一切漠然无情。“为”的意思是不仅要读，且要做、做到。参阅拙作《弘扬孔子的诗教传统》，《中华读书报》2010年1月5日。孔子要伯鱼像《周南》《召南》那样，多情而有礼，不要做像木头人一样的无情之人。
《周南》《召南》之诗，如《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如《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等等，确是情思绵绵。《鲁说》解《汉广》，说：“江妃二女……出游于江汉之湄，逢郑交甫。郑见而悦之……求女之佩。女与之，稍后视佩，空怀无物，二女亦不见。”上博简《孔子诗论》说：“《汉广》不求不可得，不攻不可能，不亦智（恒）乎？”（十三简）“不求不可得，不攻不可能”，非谓事实上不可得、不可能，乃必然不可得。所以如此，则因二女为神女也。此种浪漫情怀，其滥觞则是《楚辞》、宋玉《高唐赋》《神女赋》、曹植《洛神赋》之类。此外，《葛覃》讲“归宁父母”，《卷耳》讲怀念妻子，《螽斯》讲多子多孙，《桃夭》表现出嫁的喜悦，《兔罝》欣赏男子的英武，《汝坟》讲夫妻情深，《鹊巢》讲被遗弃的痛苦，《草虫》讲对丈夫的思恋，《甘棠》讲对召伯的感恩，《摽有梅》讲自由恋爱，《野有死麕》讲“有女怀春，吉士诱之”（类如苖族山洞定亲）。抒情之亲而浓、纯而正，在《诗经》中莫过于《周南》《召南》了。所以孔子强调“为《周南》《召南》”，可以说是以《诗》以“情”为教育之本和做人之本了。
上博楚简《孔子诗论》对儒门之重视诗教提供了鲜活生动的见证，有四支简对《关雎》作了论述。第十简：“《关雎》之改……童（终）而皆贤于其初者也。《关雎》以色喻于礼。”第十四简：“两矣，其四章则喻矣。以琴琶瑟之悦，拟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第十二简：“□□□□好，反内于礼，不亦能改乎？”第十一简：“《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以上从李学勤先生编联次序）第十四简“两矣”，帛书《五行说》为理解此简提供了帮助。它有一段话讲“喻知”，引《关雎》为例，说：“弗喻也，喻则知之，知之则进耳。喻之也者，自所小好喻乎所大好。‘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思色也。‘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言其急也。‘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言其甚急也。如此其甚也，交诸父母之侧，为诸？则有死弗为之矣。交诸兄弟之侧，亦弗为也。交诸邦人之侧，亦弗为也。畏父兄，其杀畏人，礼也。由色喻于礼，进耳。”所谓“小好”，指男女性色之好；“大好”指礼乐之好。小大之分原于孟子“从其小体（指耳目）为小人，从其大体（心官、思）为大人”。“喻”即经过设身处地之省思而自知如此是违礼。由《五行说》可知，“两矣”，“两”通“谅”，古音同在阳部，来声，意为小信，直谅。前面的缺文应是“（其三章）两矣”。《关雎》前三章，如《五行说》所说，“言其急也……”，思色之情直露出来，不顾礼义；第四章起，“钟鼓乐之”，“钟鼓求之”，则明白了应遵礼而行。故“喻”指经教育、比喻、启迪而“其思则益矣”。“益”为进益。《诗论》“改”与“进”、与“益”、与“终而皆贤于初”相呼应，乃《关雎》之主旨。与《诗序》：“发乎情，止乎礼义”相应。
参阅拙作《弘扬孔子的诗教传统》，《中华读书报》2010年1月5日。
孔子要学生“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这里，诗、礼、乐三位一体。诗有声有曲有调，是乐。孔子和子夏谈诗，“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孔子说“绘事后素”，子夏说“礼后乎！”孔子说“启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论语八佾》）。事实上是孔子启发了子夏，生动地显示孔门如何解诗、评诗、诗礼结合的情景。这种诗教是真正的人文教育，是人文精神之落实于人格，于生活。
由孔子的指点和倡导，中国文化早早地把生活诗意化了。
《关雎》以后被推崇为“四始”之一，《小序》谓：“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关雎》中，男子由相思到以礼相求，明媒正娶，钟鼓相迎，完成了“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心灵净化或诗化过程，原始情欲升华为合乎善与美的“礼乐”文化，人性与生活经此“诗”化，更趋规范、持久、甜美、纯净，达到情和理的交融，自由与责任的交融。这种生活的诗化与诗意的生活，就是孔子推崇《周南》《召南》所指点给世人的。
对男女情思，孔子本人实体察深深。《子罕》篇末章：“‘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意思说，“棠棣花啊，总是红的白的反着开！不是没有想你，是住处隔得远了！”孔子说：“没有真动心去想她呀，真想她，哪里有什么远！”《乡党》末章：“色斯举矣，翔而后集。子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拱之。三嗅而作。”译成白话是，孔子师徒行于山间，见一雄雉，一下张开了（“举”）它的艳丽翅膀飞起来（雄雉有漂亮羽毛，雌雉无），盘旋着（翔），又落下来（集于山梁）。原来那儿正有一只雌雉在等着呢！孔子不由感叹道：“来得真是时候啊！真是好时光啊！”“时”——生命之时，时运、时光之时。子路凝神静听，拱着手（把手拱拘着，不张开），惟恐惊动了鸟儿。只见它们“三嗅而作”。“嗅”，相互亲昵，类似接吻。“三”，多次之意。“作”就是交配了。“作”不能解为“飞走”，是“天作之合”、“赤子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之“作”，即作爱。这是孔子对大自然禽鸟生命与“情爱之乐”的赞叹。《中庸》说：“《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鱼鸟享有快乐而不知，能“察者”，人也。但人亦惟有有仁民爱物之心，万物一体之情，才能有此一“察”。孔子正是如此。《中庸》又说：“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矣！”孔子的赞叹，正是尽人性、物性，“赞天地之化育”的绝好写照。这赞叹是从诗一样的心灵发出的。
可以说，孔子的文化心灵是以“情”为本的，但它又是“情”之优雅、升华而为真善美的统一，是生活走向高级的一种诗的“境界”。他希望伯鱼、他的学生和每一个人都追求和达到这种境界。
诗的心灵是自由的，但这是内在的精神的自由。如果它为功利支配，那就物化而没有“自由”了。如果它不满足于自己，而孳孳追求另一个超凡的世界，它也不会有自由了。它之所以自由，就在于它是“为己”的——以抒展自己之人性本真为唯一的目的。它只追求“兴之所至”，而这“所至”出于它的本性，不是外力强加的。在这自由中，他的精神获得快乐和愉悦；这种快乐、愉悦就是仁。梁漱溟说：“仁就是很活泼很灵敏的样子……心境很安畅很柔和很温和的样子。”“生活法恰恰合于生命之理”就是仁。“离开了恰合乎生命之理，此即所谓违仁也。”《梁漱溟先生讲孔孟》第37页，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梁先生讲的正是这种自由的诗的心灵。一旦如墨子，如基督教，堕入功利或另一种追求，这种愉悦就没有了，诗的心灵就丧失了。
二、“不学诗，无以言”
《诗经》乃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灵代表，这不只是说《诗经》代表了中国文学的极高成就，魏晋文学以至唐诗、宋词、元曲，其成就都表现于诗；也是指中国的戏曲，昆曲、京剧，旁及小说，如《聊斋》《红楼梦》等，亦莫不是“诗”的变形，其内在精神全在于抒情，追求情景交融，而非人物性格之完整发展与情节曲折。中国之不像希腊以话剧为文学形式，根本点即在于中国民族之心灵借文学以表现的，是情感、是抒情，而希腊则是理性与逻辑。话剧之不能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根本原因亦在于此。孔子时代没有元曲、杂剧和小说那样的东西，他只是教诗，但每首诗、乐与歌曲、吟词相结合，也就是一简短的曲和剧。诗教实亦是戏的演出。而《牡丹亭》《西厢记》则不过是《洛神赋》《神女赋》及《汉广》之流变与展开。
董解元的《西厢记》，故事平淡无奇，其高明、动人，全在于以诗抒情。全部戏曲皆为诗词、诗意、诗情所充溢。非诗人，无以写出《西厢记》。看《西厢记》则如读唐诗宋词。
在小说体裁中，《金瓶梅》和《红楼梦》是成就极高的代表作。《红楼梦》，一章一回，结构松散，情节平淡，不重个性完整发展，亦在于以“诗”为小说，以小说为“诗”。故事、情节多为抒情而设。林黛玉多愁善感，身世悲凄，自出场至终结，形象和性格就是如此，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她的诗，特别是“葬花诗”。《金瓶梅》语言艺术达于高峰，但精彩的刻画也常以“诗”引领之、概括之。作者都是作“诗”的高手。其对人物心灵的体察，实经过了“诗心”的洗礼。
即便“祭礼”“丧礼”，孔子也予以诗化之阐释，有如冯友兰先生所指出：“依其所与之理论与解释，儒家所宣传之丧礼祭礼是诗与艺术而非宗教。儒家对待死者的态度是诗的艺术的，而非宗教的。”《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三松堂学术文集》第13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宗教排斥理智，立足信仰，以神与灵魂不死为真实。科学排斥情感，立足理性，以神与灵魂不死为迷信。孔子既不以人之灵魂不死为真实，而又“祭神如神在”，备极诚敬与哀思，即因孔子之心灵贯注于生活的是诗，而非宗教。
还深入到语言、文字与诗的关系。何以“不学诗，无以言”？盖中国单音节语言和方块文字，最主要的特质是如诗如画，最适于表达情感。窈窕、悠悠、萋萋、喈喈、夭夭、灼灼、肃肃、赳赳，“天光云影”，“云想衣裳花想容”，“风泉满清听”，“茅亭宿花影”，“残钟广陵树”，“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等等，其情景交融，情理合一，浮想联翩，只可意味而不可言传，是拼音语言文字无法如此的。中国文字以字为画，诗画合一，不仅导致中国国画以抒意传神为先，无数的书法神品、逸品、精品，如王羲之、颜真卿、许褚良、柳公权、苏轼、黄山谷等，也都可以说是既是书法，又是画卷，呈满诗韵，亦是以字为诗，以诗写字的见证。故“无以言”之“言”，内容上是言志；形式上则包括散文、戏剧、绘画、音乐、小说、书法种种表达情志的工具。“言”不只是外交辞令、口才而已。也可以说，它提示与概括的是全部中国文学艺术之根本特点与精神。
即便《左传》《史记》这样叙事记史的作品，其写作手法也是诗化了的。情理兼容，以情为主。人物史事的记述，莫不重在性格和心灵情感的刻画，有如作诗。
故中国的文化心灵，用言语表达其精华全在于“诗”。“言”的种种艺术形式，无不是“诗”或“诗”的变形。经过孔子，这心灵被自觉，被反思，上升为“不学诗，无以言”之系统的理论。
三、关于诗的评价理论
孔子关于诗的功能、作用之理论，言简意赅，是丰富、深刻的。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兴”的含义是多方面的，不只“赋、比、兴”之作诗的方法，更是对人生之情感之“兴”。“观”，反映风俗与政治得失。“群”，团结人群、群体。“怨”，表达个人与民生欢乐与疾苦。故古代有“瞽献诗”之风。
“思无邪”，这里的“思”，通常解为“思想”，“无邪”则解为“正”——合礼，无邪思。但这实不符合孔子思想。“无邪”是“直”的意思。《新语道基》：“直立邪亡。”《左传襄公七年》：“《诗》曰：‘靖共尔位，好是正直。’……正直为正，正曲为直。”《鬼谷子摩篇》：“正者直也。”“正”与“直”相通。《左传襄公七年》：“正曲为直。”《论语》：“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淮南子本经训》：“矫枉以为直。”《老子》：“曲则全，枉则直。”（第二十二章）“枉”“曲”与“邪”相通。“直”即质直、真实，不虚伪，不做作。“思”，是思绪、思念、相思，也包括狭义的与情感相对的“思想（观念）”，但主要内涵是情思、情感范畴的“思”。《诗鲁颂駧》：“思无邪”，郑注：“专心无复邪意也。”亦可引申为真心实意，与“直”通。就是说，孔子认为“《诗》三百篇”，篇篇都是出于情感的真实，是“无邪”的，是“直”的。孔子很强调做人的“直”。“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论语卫灵公》）“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论语季氏》）“思无邪”就是认为《诗》的价值在于每篇都表达了情感和“志”的真实。参阅拙著（笔名益石）《孔子思想评议三则》，载《中国哲学》第7辑，三联书店出版。
这一关于诗的特质、评价标准的理论，还集中表现于下面一章：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为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论语八佾》）
传统的解释以为这章直接讲仁礼关系或礼文关系，但这实是误解了原意。子夏引的三句诗翻译出来是：“‘笑得甜甜的，秋波流连，天生丽质（如出水芙蓉——素）、光彩照人（最好的文采——绚）！”“素”，指美人胚子。“绚”指“文采”，“素以为绚”指“素”本身即是“绚”，有如张祜诗《集灵台》：“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杨妃外传》：“虢国不施朱粉，自有美艳，常素面朝天。”孔子就此进一步点出，画得最好（绘事）也比不过天然的美（素）。天然美是第一位的——“绘事后素”。“后”者次也，第二位也。子夏领悟了，说：“评论诗，也是礼在后吧？”孔子说：“启予者商也，姑可与言诗矣！”能给我启发的就是子夏了！这就可以谈诗、评诗了。黑格尔论抒情诗，说：“一纵即逝的情调，内心的欢呼，闪电似的无忧无虑的谑浪笑傲，怅惘愁怨和哀叹，总之，情感生活的全部浓淡色调，瞬息万变的动态或是由极不同的对象所引起的零星的飘忽的感想，都可以被抒情诗凝定下来，通过表现，变成耐久的艺术作品。”“抒情诗的这方面的乐趣，有时是来自心情的一阵清香，有时由于新奇的观照方式和出人意料的妙想和隽语。”朱光潜译，黑格尔著《美学》第三卷下册第192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孔子之强调“言诗”以“素”（情感、内容）为先，文饰——“礼”为后，正是对抒情诗之内在本质之深刻体会和把握。
传统的解释认为，“素”为颜色的一种，“绘画先施各种颜色，然后用白色勾边或勾勒区分”（据《考工记》：“绘画之事后素功”）。孔安国：“以素喻礼，故曰礼后乎。”转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第一册第159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朱熹：“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事必以素粉为先。”（《论语集注》）据这些解释，似乎孔子不是论诗，而是借诗讲礼。但孔子首先讲的是诗。子夏是进一步的引申。孔子赞赏这种引申。《论语》：“仁而不仁如礼何？仁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等等，这些都可以视为这种引申。
由此可见，孔子确是把《诗经》代表的中国文化心灵自觉化和理论化了。一部《论语》，清人的训诂可以明白字句，远未能明白义理，更谈不到哲学；宋人的义理可以深入到哲学，也远未能把握住孔子的心灵，甚至把它扭曲，片面地道德化了。今天我们要努力深入，回到一个真实的孔子——心灵如诗一样的孔子。
原载《孔子研究》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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