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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中国文化书院自1984年10月正式成立以来,历经三十年,已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民间学术文化团体。它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能容纳不同学术观点,有着良好学术风气。分布在海内外数以百计的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们,在各个领域、各个学科、各个专业都做出了不同的努力,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出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固然是为表彰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们为中国文化与社会所做出的贡献,以表达我们深切的敬意与纪念”(王守常先生语),然更重要的是,《导师文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代中国文化走过的历程”(汤一介先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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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收录了刘泽华先生学术生涯中着力于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政治文化研究的代表性文章,包括了从“文革”思维方式中走出来、对王权支配社会的探索、崇圣主导下的社会观念、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关于国学问题的争论、探索历史认识论、政治思想的阴阳组合结构以及作者治学的访谈录等几部分内容。处处体现了一个历史学者对于中国历史文化探索和反思和对社会现实的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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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刘泽华,1935年生,河北石家庄人。1958年南开大学历史系肄业。现任职中国古代史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兼任先秦史研究会等十余个研究会理事,多年来着力于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政治文化、知识分子史、政治史的研究。
著有:《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主编并与他人合著有:《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中国古政治思想史》、《士人与社会》(第一、二卷)、《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中国古代史》(上、下册)。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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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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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革”思维方式中走出来
小引
关于《砸碎枷锁解放史学》一文
关于《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一文
关于《论秦始皇的是非功过》一文
撰写《先秦政治思想史》冲破“定势”的尝试
对王权支配社会的探索
小引
论中国封建地主产生与再生道路及其生态特点
从春秋战国封建主的形成看政治的决定作用
揭橥战国“授田”制和控制农民的“范式”
王权至上观念对社会的控制与权力运动大势
从“天王圣明”说“权力神圣”
崇圣主导下的社会观念
小引
圣人——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
王、圣相对二分与合而为一
论天、道、圣、王四合一
——中国政治思维的神话逻辑
从“天王圣明”说最高思想权威
君尊臣卑: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大框架
——析韩愈、柳宗元的表奏
传统与现实之间:关于国学问题的争论
小引
关于倡导国学几个问题的质疑
对弘扬国学、儒学若干定位性判断的质疑
——简说臣民文化与公民文化的差别
关于国学“学理”“意义”若干论点的请教与质疑
——与六教授、四校长商榷
关于天安门前竖孔子像问题答客问
传统思想文化是创建现代思想文化的一种资源
探索历史认识论
小引
历史认识论纲
历史研究中的价值认识
除对象,争鸣不应有前提
史家面前无定论
历史学要关注民族与人类的命运
政治思想的阴阳组合结构
小引
王权主义的刚柔结构与政治意识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特点分析
传统政治思维的阴阳组合结构
我是“全盘否定”和“虚无主义”者吗?
小引
我对传统思想文化是全盘否定论吗?
在矛盾陈述中揭示专制王权历史性的积极意义
访谈录
小引
专制主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必然归宿?
——访刘泽华教授
治史观念与方法经验琐谈
独立思考,突出学术个性
——刘泽华先生访谈
附录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
学派学术个性中国史观
——关于“王权主义学派”问题的对话
总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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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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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先秦政治思想史》冲破“定势”的尝试
1984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著作《先秦政治思想史》,沈长云先生评价本著作“在先秦思想史研究中独树一帜”,是否树起来了?由读者评估。就我来说的确照着这个方向作了努力。
在我撰写本书的那个时期,有成型的社会形态和阶级的定位,有唯物唯心两大阵营的区划,有政治是阶级的集中表现的铁则,有彻底的阶级分析方法的通则,等等。这些都是很强的“定势”,我虽然深感“定势”的僵化,但想走出来,既有胆怯问题,又有眼界和知识的局限。回首往事,我作了一点尝试。现把当时的思路作点介绍。
1写作出发点和经过
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意义,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说:“所谓‘百家言’者,盖罔不归宿于政治”。章太炎先生在《国学概论》也说:“周时诸学者已好谈政治,差不多在任何书上都见他们政治的主张。……中国人多以全力着眼政治。”钱穆说士人以政治为宗教。而20世纪30年代在清华主讲西方政治思想的张奚若却说过另一种意见:“中国没有值得研究的政治思想。”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傅杰:“本书说明”(二)。
面对截然相反的两种看法,我同意梁启超、章太炎、钱穆的见解。我在1987年出版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前言”中说:“政治思想是传统思想的主干和归宿。不研究政治思想就很难说触及到中国传统思想的灵魂,也很难说清楚社会种种问题。”遗憾的是1949年以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被彻底边缘化,几近取消,只在哲学史、思想史中多少有一点点关照。据我所知,1952年院系大调整后,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和另外两三所大学保留了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之外全国没有从事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专业人员。
最初我是从学科意义上感到不研究政治思想史很难解析历史的真谛。因为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政治作用太突出了,而政治思想则是其灵魂。“文化大革命”的经历逐渐让我产生了一种“使命”的驱动,“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的一次大浓缩性的再现,其中有太浓的封建主义因素,特别是在思想上尤为突出。为了清理“文化大革命”中封建主义,必需回头分析一下封建主义的文化精神是如何形成的。我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当然不是曲意为“文化大革命”溯源,出发点仍然是尽量如实地描述历史事实。而历史上的专制(封建)主义与现代的专制主义确实有着内在的联系,因此说古与道今也自然成“一体”。且不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提法是否准确,但研究思想史如果缺乏古今贯通的视觉,肯定要陷入“盲区”,由于研究思想史者本人是有思想的,因此不可避免地要把自己的思想带到认识过程,这是无法避免的事实。坦白地说,我的研究有我的价值取向在其中。但又自信,根据历史资料确保我的价值取向不是天马行空的乱说。批评我的人不少,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有哪位批评者在基本的史料上能把我推翻的。
本书不是论述社会形态的,但它是个大背景,也不能不涉及。当时史学界的主流还在“五种形态”中打转转。
自从1957年雷海宗先生对“奴隶社会”提出质疑后,一直是我潆洄不止的一个问题。本书便放弃了“奴隶社会”说。在书中我没有使用过“奴隶社会”这个大概念。本书论述从商代开始,只笼统说进入阶级社会。我对商代的阶级关系是这样说的:“在商代这个阶级社会里,存在有剥削者氏族贵族、平民和奴隶等阶级。”“统治阶级的最高首领是国王……王以下有诸子诸父及太师、少师、侯、伯、男等贵族,又总称‘百姓’。”“贵族下面是平民……可能与‘小人’同一身份。”“最底层的是奴隶阶级。”我承认有奴隶制,也用过“奴隶阶级”这个词,但没有对应的“奴隶主阶级”,而是泛说“氏族贵族”和 “统治阶级”。
关于周代社会只说:“生产关系既有奴隶制,也有封建制(按:指通常说的生产方式)。”也避开“奴隶社会”这个概念。
本书也没有关于“社会形态转变”的命题,放弃了“社会革命”之类的语言。只是具体地说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逐步转变或改革。
此前常用的是演绎法,以社会形态为大前提,然后把具体的历史事情往里边装。本书主要是归纳法,采取的是具体叙事。商、周、春秋、战国都有一节讲“社会概况”,都是采取具体叙事方式,均不涉及奴隶社会形态问题。
我不讲“奴隶社会”,但并不否认“社会形态”问题,只是我的学识不足以概括出新的概念,稍后我用过“早期阶级社会”,仔细推敲问题也很多,这些年没有再深究过这个问题。
2关于政治思想既有阶级性,也有又有社会性(超阶级性)的问题
说到政治思想总与政治相关联,古今中外的学者给“政治”下过很多定义,各种说法差异很大。我写书时只知道有两大派:
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他们都不从阶级性入手,如有人认为政治即国家事务;有人认为是与公共权力有关的现象;有人认为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还有一些人试图通过一系列关系的综合考察,来多层次、多角度地界定这个概念。
另一派是马克思主义派,认定政治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政治是阶级关系的集中表现。
由是,对政治思想的认识也可分为两大派:
非马克思主义派有各种说法。最早梁启超提出,政治思想可分为纯理与应用两类:“纯理者,从理论上悬一至善之鹄,研究国家当用何种组织,施政当采何种方针,等等;应用者,从实际上校其效率,研究某种组织某种方针,等等如何始能实现。”从主格上说,亦可分为个人的思想与时代的思想两类:“个人的思想,为大学者或大政治家脑力所产物,其性质为有意识的创造;时代的思想,由遗传共业及社会现行习俗制度混织而成,其性质为无意识的演进。”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
萧公权是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大家,在他的经典性著作《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对中国政治思想史似乎没有给出个明确界定,从他提出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相推移”来看,他似乎侧重从政治制度来界定政治思想。他对政治思想的分期便依从于政治制度史,他说:“吾人按此政治制度史之段落以划分政治思想史时期,诚自然之势。”具体则分为:(一)封建天下之思想;(二)专制天下之思想;(三)近代国家之思想。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第8页。
自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之后,有些学者开始运用马克思的学说作为方法论,尤其是运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吕振羽说:“我们说到政治思想是什么东西呢?它并不是和经济思想相对立的东西,毋宁是人类各别阶级的阶级斗争思想的集中表现,而为其行动指导的原理。所以政治思想史系同于社会思想史,只有其范围大小的差异。”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页。(初版于上海黎明书店1937年。修订版于三联书店1949年、1955年)。1981年,徐大同等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前言”中说:“政治思想最主要的就是各个阶级对待国家政权的态度和主张,即关于国家的产生、性质和作用,以及如何维持国家政权的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徐大同等编著:《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
从1949年至我写本书的20世纪80年代初,以上的表述占统治地位,我则突破了这个大框架,认定不能把政治思想都装入阶级的口袋,政治思想还有社会性,即超阶级的内容。下边把我“前言”中的一段文字解析为如下几点:
(1)在阶级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部分具有最明显的阶级性质。但从政治思想的总体看,又不能全部归入阶级范畴,比如关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论,除有阶级烙印外,还有人类与自然的共同关系问题。
(2)关于社会生活的认识,也有一些超出了一个阶级的范围,比如调和阶级关系的某些论述,便包含了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要求。
(3)还有一些社会规范是人人需要遵守的,也不好简单地划入某一个阶级范畴之中。
(4)就每个思想家而论情况更为复杂,虽然每个人都无法游离于阶级生活之外,但在观念上,并不妨碍某些人会提出超阶级的理论和主张。对于思想家的这些主张,从本质上看,无疑是掩盖了事物的本质,歪曲了事物的真象,但不能排除有些人是出自真诚,并为之而献身。应该说,阶级的存在,恰恰又为某些人制造超阶级的幻想和理论提供了根据。
(5)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一定要坚持阶级分析,但阶级分析方法并不是要求人们简单地把每一个人和每一个思想命题都统统编排到阶级的行列中。比如说某个人代表某个阶级,于是便认为他讲的每一句话都代表某个阶级,每个命题都是阶级意志的体现。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有些人在这方面做得很彻底,结果如何呢?常常是捉襟见肘。……例如,庄子的主旨并不是站在这个或那个阶级立场来讨论政治问题,而是站在自然主义的立场看社会。
我的结论是:
即使在政治思想史范围内,也不能把每一种思想命题统统还原为阶级的命题,因为政治思想对象本身并不都是阶级的。
正是由于上述看法,书中都没有给论述对象简单地戴某个“阶级”的帽子,是1949年以来所有的思想史著作前所未有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刘节先生曾提出对孔子不能用阶级定性进行分析,遭到了猛烈的批判,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1983年的“反精神污染”仍然高扬阶级观点,对我也有很强的警示性,但我还是小心翼翼地从盖盆式的阶级论中向外蠕动。
1984年版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前言我还不敢对政治思想研究对象问题作出明确的表述,这固然有学术上缺乏底气的问题,也有怕给人以把柄的顾虑。直到1985年我在《天津社会科学》第5期《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对象与方法》一文中才作了如下的概述:
研究历史上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学派和不同人物关于国家和社会制度、社会改造以及通过国家机关和强力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理想、理论、方针和政策;研究这些理想、理论、方针和政策提出的社会背景及其对实际政治的影响;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发展及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
另外,我提出以下内容也应列入研究范围:
① 政治哲学:这是一些哲理性的政治认识,与政治思想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其中一些问题是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许多思想家把这些问题与政治理论、政策等交融在一起。
②社会模式的理论(又可称之为理想国的理论):它是关于社会总体结构与相互关系的理论或设计,它包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政治思想史具有独特的意义。
③治国的方略和政策:这类内容与实际政治最为接近,政治家常常从中选择行动方案,故而在政治思想研究中对这一方面应特别加强。
④伦理道德问题:伦理道德政治化是儒家思想的特点,由于儒家在中国古代占据正统地位,因此对于伦理政治思想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⑤ 政治实施理论及政治权术理论:政治实施与权术理论是古代官场争斗的理论表现,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是很值得研究的。 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页。
上述表述,今天看还有不少值得再思索的问题,但从当时说,我突破了“阶级”性的限制,又明确提出了政治思想非阶级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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