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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本书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抗战艺术档案,装帧设计别具匠心,庄重古雅,品相上佳,颇具审美与收藏价值。于2015年6月入选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办公厅“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重点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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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抗战期间,我国艺术界的抗战热情绝不亚于前线。本书全面整合了抗战期间我国艺术界的各类各级历史活动资料,遴选、收录了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抗战胜利14年间,音乐、美术、戏剧、电影、舞蹈、戏曲各艺术界的抗战历史事件及人物,全面论述艺术界抗战中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迹。全书拓宽了抗日战争研究的视域,使人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观察中国人民的抗日激情。书中叙述的事件与人物,穿越了70年时空,与当代对话,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视觉和心灵。历史用自己的方式言说着过往,启迪着当代,预示着未来。书稿内容丰富详实,集中反映了大时代背景下各个艺术团体、艺术家的个人事迹,并配有珍贵图片资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抗战艺术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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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陈洁,艺术学博士,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出版有《中国音乐理论书目大全》《民国音乐史年谱》《民国戏曲史年谱》《上海美专音乐史》《民国电影艺术编年》等专业性著作,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主持并完成多项国家级、省级项目课题。陈天白,南京市青年美术家协会会员。2013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山水专业硕士。同年考入南艺美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孔六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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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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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抗战期间的中国音乐界(上)
第一节 抗战期间中国音乐界基本状况
20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激发使广大知识青年日渐觉醒,活跃在各思想文化领域,推动国民革命的蓬勃高涨。社会经济得到发展,为文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然而,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的“一二八”日寇进攻上海,再到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国家和民族面临劫难,全中国人民被迫发出了一个声音:救亡图存!在此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亡家破祸在眉梢”之际,中国人民忧心如焚,义愤填膺,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
音乐界拿起创作武器抗击日本侵略其实远远早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早在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 发生后,国立音乐院就在萧友梅的主持下,创作和编辑出版了爱国歌曲专刊《革命与国耻》。力求以雄壮和激昂的歌声,唤起民众的抗日激情。“我国立音乐院的同学,现在就两条路去奋斗,赶紧把同胞们的绝痛叫喊,制成歌曲,给同胞唱,鼓起同胞杀敌的勇气,激成同胞牺牲的精神。我们自己也立即穿好武装拿了刀枪去与帝国主义痛战一场,把帝国主义打到。”
《革命与国耻》原刊已佚失,在国乐改进社《音乐杂志》第一卷第四号(1928年10月20日)上,可以看到以“国立音乐院来稿”的名义转载的全文影印。卷首有“弁言”,详述专刊编辑缘由,文末写道“同胞们:务须留心这里的歌词,不是风花雪月,才子佳人,是我们的悲壮的叫喊。同胞们:务须留心这里的曲谱,不是娱乐,不是游戏,是作战的武器。”全刊收录有《国难歌》《国民革命歌》《五三国耻歌》《反日运动歌》等9首歌曲。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五天,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就成立了抗日救国会,萧友梅亲率师生赴浦东松江为抗日义勇军募捐。现在公认最早的一批抗日题材的歌曲,是萧友梅创作于1931年的《从军歌》(二部合唱)、《义勇军》,黄自创作的《抗日歌》(韦瀚章词)、劳景贤作《九一八战歌》等。
豪迈的歌声如同澎湃的怒潮,激起抗日烽火的。30年代中期,左翼音乐家们站到了救亡运动的前列。1935年2月,群众救亡歌咏团体“民众歌咏会”在上海四川路(今四川中路)基督教青年会大楼宣告成立。这是救亡运动中最早出现且规模较大的一个歌咏团体,歌咏会的发起人是毕业于沪江大学社会学系的刘良模,麦新和孟波都任过干事会干事。吕骥、冼星海等为歌咏会的骨干训练班讲课,教唱抗日救亡和革命歌曲,帮助组织举办歌咏大会和歌咏比赛。歌咏会一诞生,就宣告要为“民族解放而唱歌”。民众歌咏会被国民政府封闭解散后,他们又组织了业余合唱团,深入工厂、学校,组织群众歌咏活动,举办援绥 音乐会等,声援傅作义收复百灵庙 。
华北事变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在“国防音乐” 的口号下,成立了更为广泛的歌曲作者协会,进一步推动了救亡歌咏运动的开展。于是工人、学生等各歌咏团纷纷成立,连国民党各军政机关人员和军人也都参加进来,形成一股抗日救亡的歌咏热潮。
卢沟桥的一声炮响,宣告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广大音乐界人士大都云集武汉,后又转移到大后方。1938年1月17日,云集武汉的音乐界人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中华全国歌咏协会”,11月1日改组为“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形成音乐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中许多人都在郭沫若负责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从事抗日歌咏宣传工作,组织第三厅所属各演剧队、宣传队、孩子剧团、育才学校音乐组、新安旅行团等深入各地,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举行歌咏演唱会,教唱抗日歌曲。音乐界进步人士如孙师慎、联抗、舒模等,组织了“新音乐社”,在重庆、桂林、昆明、贵阳等地,以音乐为武器,积极开展抗日民主宣传活动。还有一些人加入了各专业音乐团体和院校,如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中央广播电台管弦乐团、中央交响乐团、实验剧院交响乐团、中央青年合唱团、国立重庆音乐学院、国立歌剧学校、福建音乐专科学校、教育部礼乐馆等,从事专业的音乐活动和音乐教育,组织开展抗日歌咏活动。
20世纪3、40年代,随着日本侵略者不断攻入内陆,中国刚建立不久的专业音乐教育也趋于瘫痪状态。随着国民政府的机关、学校、团体陆续内迁至四川、云南、广西、贵州等地,一些音乐家、教育家也随撤至内陆,并尝试在西南各省恢复或新建音乐院校。但由于兵荒马乱,经费无着,多数较难维持,属昙花一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中央音乐学院前身,1940年建于重庆青木关的国立音乐院,是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最高音乐学府。该院在注重教学质量的同时,注意对民族音乐的学习和进行社会性的艺术实践活动,配合时局,发挥能量,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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