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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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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额是中国历史上为平衡各地区发展而经常采用的一种地区保护性措施。在科举时代，学额（各府州县每科取录的生员数）、解额（各省每科取录的举人数）堪称第一等重要的社会文化资源。本书以清代长三角地区为讨论范围，详细考订各府州县学定额的变化过程，并运用统计手段，分析各地学额与其中举人、中进士人数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各地文风高下、户口钱粮多寡在学额定等、分割与增减中的作用。该书还讨论了因定额制度而引起的冒籍现象及特殊时期学额的实际取进问题。本书可为研究历史上的知识群体、教育发展和科举制度等问题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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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梁志平，男，1979年生，湖北广水人。2003年毕业于湖北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201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历史文化地理、生态环境史、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已在《历史地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主持教育部课题1项，参与主持上海市社科规划重点课题1项。
张伟然，男，1965年生，湖南安仁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文化地理及相关领域研究。出版有专著《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等，在《地理学报》、《中国史研究》、《文物》、《中国语文》、《文学遗产》、《世界宗教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历史人类学学刊》、《历史地理》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上海市教委项目十余项。曾任日本爱知大学特别研究员（2000.9-2001.9）、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访问学人（2011.6-2011.8）、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201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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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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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第一章 为何是清代：学额、解额关系的历史分析
第一节 唐代：学额与解额的分离
第二节 宋代：学额与解额的分离和统一
第三节 明代：学额、解额走向统一
第四节 清代：学额与解额的高度统一
第二章 清代长三角地区学额总例
第一节 清代府州县学定额通例
第二节 清代府长三角地区学额总例
第三节 清代长三角地区其它籍学额总例
第三章 清代长三角学额的考订与地域差异
第一节 1646-1689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各学文生取额考订
第二节 清代长三角地区学额变化与差异
第四章 定额非定额：特殊时期的缺额现象
第一节 缺额的数量分析
第二节 缺额原因分析
第五章 清代解额制度及长三角举人、进士数量分布
第一节 清代解额制度变迁
第二节 长三角地区解额数量
第三节 学额与举人、进士数量的相关分析
第六章 学额的运作：学额定等、分割与增减
第一节 府州县学定额的依据
第二节 定额等级的确定及变化
第三节 学额的分割与增减
第七章 学额与清代科举冒籍问题
第一节 清代科举冒籍的主要类型
第二节 清代科举冒籍之流行
第三节 清代预防和惩治冒籍的措施
第四节 冒籍流行的主要原因
结语
附录一 也谈19世纪初期华娄地区的教育产业与李伯重教授商榷
附录二 19世纪初期华娄地区的教育产业与李伯重教授再商榷
附录三 关于商籍学额答某编辑问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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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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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 问题缘起
在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却又令人大伤脑筋、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是：如果以盛产人物作为某地文化发达的指标，那么这种发达地区一直是在变动着的。应验了一句古老的俗语：“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王士性对此曾有一番很有意思的思考：
江南佳丽不及千年。孙吴立国建康，六代繁华虽古今无比，然亦建康一隅而止，吴、越风气未尽开也。……晋分天下十九州，吴、越、闽、豫，通隶扬州。唐分十二道，一江南东道，遂包、润、浙、闽，一江南西道，遂包宣、歙、豫章、衡、鄂，岂非地旷人稀之故耶？至残唐钱氏立国，吴越五王继世，两浙始繁。王审知、李分据，八闽始盛。然后宋分天下为二十三路，江南始居其八焉：曰两浙、曰福建、曰江南东、曰江南西、曰荆湖北、曰荆湖南、曰广南东、曰广南西，而川中四路不与焉。赵宋至今仅六七百年，正当全盛之日，未知何日转而黔、粤也？
自王氏至今，又已经400年过去。以今视之，应该说，王氏的预感并非全无凭据：何日转而至黔虽仍不可知，自近现代以来粤地得全国繁盛之先总归是一个昭彰在人耳目的事实。
这恐怕与中国历史上的定额制度有关：由于科举考试中发解和录取的名额是有限定的，一个地方所占份额加多，其它地方自然要随之减少。显然，这正是传统农业社会中不太可能出现“共赢”，而往往发生“几家欢喜几家愁”式悲喜剧的思想原点。怎样才能在科举指标中分得较多的份额？一般说来，首先得保证有足够的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当然不是所有参加各级考试的总人数，而是在相邻各地之间具有一定可比性的人数。不言而喻，“学额”、“解额”等正影响了值得关注的与外地会发生竞争关系的科举人口。
在唐宋时代，贡举不必尽由学校，因而学额并未成为绝大问题；明清时期，科举必由学校，特别是在清代入学成为士子的第一级晋身之阶。得以入学的称“生员”（俗称“秀才”），入学考试称“童子试”，这一考试也便成为科举考试体系中最基础的一环。成为生员意味着获得“功名”而成为四民之首，享有若干政治、经济特权。因而学额堪称当时社会上第一等重要的社会文化资源。例如，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在家书中称道为乡邦增广学额之举是“俎豆泮宫，流芳百世”，清人俞樾亦称咸同军兴以来的捐广学额机会，“诚旷典也”。
二 研究范围及概念界定
本书就长江三角洲地区在清代的情形进行探讨。此所谓长江三角洲，除太湖流域外还包括江北的扬州及浙东的宁绍平原，以清代政区言之，为江苏的江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扬州6府及太仓直隶州、海门厅，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5府。
在此，有必要对“解额”与“学额”这两个概念稍作解释。先说“学额”，从字面上讲，它指的是府、州、县各级官学每次录取学生的有关定额，但在不同时期学额的数量所指是所不同的。如，明代主要是指廪生、增生的定额，清代则是指每次录取的定额，即额进人数。考生入学后称“生员”（俗称“秀才”），考生没有取得功名之前则称为“童生”。生员分为廪膳生员、增广生员和附学生员，廪生、增生是岁科两试中按名取前列者，每月有廪膳费，刚录取入学的生员称附生。故而，在清代学额是指官学每次额进的定额，也就是附生，这才是清代科举童子试录取的关键；至于廪生、增生虽有定额，但它只是岁科两试对附生的排名而已。
《学政全书》、方志之类的资料在记载“学额”时往往包括额（取）进人数、额（取）进生童、廪膳生员（廪生）、增广生员（增生）、附学生员（附生）等内容，也许是因为如此，至今许多科举学、明清史研究学者好像对清代“学额”的具体所指有些模糊：刘海峰、李兵先生把廪生、增生名额当作清代学额，李润强先生、李伯重先生亦同，而杨念群先生则把清代会试名额当作学额。当然，从定额这一点来讲，廪生、增生也可以看作是学额，但它不是每次童子试（院试）录取的人数，因而不是区域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所谓“解额”，指的是各地解送礼部参加全国统考的员生数额。唐宋时代，发解试主要由州府举行，获得解送资格的举子并无固定身份。明清时期，发解试率于各省举行，称“乡试”，取中者为“举人”；举人可以参加意一科的礼部“会试”，即使不中式也不必再应乡试，因而举人成为生员之上的一级功名，解额也便成为各省各科乡试录取的名额。
需要说明的是，科举体系中科目众多，本书只讨论进士科系统。此外还有其它种种科目，由于其社会影响及文化含量都不足与进士科相侔，在此且不予考虑。
三 学术史回顾
以往关于清代学额的研究已颇有不少。较早的是张仲礼先生在其以英文撰写、1955年于西雅图出版的《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一书，以学额为钥匙估算了1850年前后各省绅士阶层的人数。1989年，王跃生先生发表《清代“生监”的人数计量及其社会构成》和《清代科举人口研究》两篇论文，其中也牵涉到学额问题。然而，就研究内容和所用资料、方法而言，王文与张著基本上类似，但以精细程度言之，后者较前人尚有所不如。2004年，阳信生亦利用张著方法进行统计分析近代湖南绅士的数量。在这些研究中，各位学者都是将学额视为常数，然后进行数量推断，其旨趣并不在学额制度。
1999年，李世愉先生推出《清代两次大规模增广学额之比较研究》一文，对乾隆及咸同间两次大规模增广学额进行了相当细致的描述和比较分析，虽然对广额的操作程序有简要的概述，但是对学额数量的由来及其运作，具体的工作尚待开展。
新近，谢海涛先生专注于中国古代科举录取名额问题研究（7世纪20世纪），学额问题自然是其关注的焦点。如，在《中国古代官学中的学生数量问题研究以科举学额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为中心》一文中，谢海涛先生对历代学额数量问题进行了梳理；而在《中央与地方的交换：晚清咸同年间科举录取名额的增加》一文，谢海涛先生则对太平天国战争后学额的变化过程进行了深度研究，并对张仲礼、李世愉先生的一些看法提出了不同意见，不过，就笔者看来，谢海涛先生对咸同年间的捐广学额问题的理解似乎存在一些偏差。
对解额的讨论较之学额更多一些，研究科举制度的论著大多对此有所涉及。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两位女学者的研究。台湾的林丽月于1992年发表《科场竞争与天下之“公”：明代科举区域配额问题的一些考察》一文，对明代解额的变动及乡试竞争程度的地域差异作了相当深入的揭示。2000年，韩国学者裴淑姬发表《论宋代解额的实施与地区分配》一文，论述了宋代解额制度的演变及实施过程中的地域不平衡。新近，汪维真先生对推出《明代乡试解额制度研究》一书，对明代乡试解额制度形成的轨迹、区域解额配置变动的原因进行了系统研究。
对于清代解额问题，近年来，刘海峰先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先后并正在指导多位博士生、硕士生进行研究。据说刘海峰先生有一个宏大的计划：指导研究生按照省份，逐个研究清代的乡试问题，以期获得清代乡试的整体状况，其中有的已成专著出版。
“科举学”的研究已极为深厚，以上研究为笔者进一步探讨解额、学额与区域文化发展之间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 研究资料及方法
科举制度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最为重要制度之一，相关文献资料自然异常丰富。下面就本书使用的主要资料进行简要说明，相关研究资料基本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一是，各类政书。学额、解额作为科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官方的政书自然是极为重要的史料，如：《学政全书》、《科场条例》、《礼部则例》、《会典事例》，等等，清代在不同朝代都有修撰，好在这些资料都有影印出版，查找起来比较容易。
二是，奏折上谕。学额、解额制度在清代不同时期还是有不少变化，要了解学额、解额在政治生活中的运作过程，奏折上谕是十分重要的史料，里面要保留了大量原始资料，如已影印出版的《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等等。
三是，方志。学额、解额作为关系地方福祉的重要制度，是方志记载的基本内容之一。笔者主要利用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方志、大陆影印出版的地方志集成，《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中国书店1992年影印本、《故宫珍本丛刊》海南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北京图书馆2003年影印本、《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地方志丛刊》北京图书馆2005年影印本，及少量线装方志，系统的查找了本书所研究的长三角11府1州1厅共216种方志，找到大量的资料，这些史料很多可以和政书、奏折中的记载进行对比研究。
四是，笔记回忆录。学额、解额在清代的文人笔记中也有大量的相关记载，如陈康祺的《郎潜纪闻》、法式善的《清秘述闻》、福格的《听雨丛谈》、梁章钜的《浪迹丛谈》、俞樾的《春在堂随笔》，等等，当然清代文人笔记众多，笔者主要查找了一些代表性的笔记。另外科举亲历者的回忆录也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如钟毓龙的《科场回忆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蒋梦麟的《西潮》（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齐如山的《中国的科名》（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商衍鎏作为1904年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探花，其撰写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本身就包含着个人的亲身经历。
总之，科举文献异常丰富，以上只是本书利用的主要资料。在研究方法上，除了传统史学的考证方法之外，还运用了历史统计学方法，进行相关分析与讨论，同时也借用社会学、政治学的一些理论知识进行案例分析，阐释学额的实际运作过程。
五 主要内容
本书共分为七章，外加两个附录，主要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与第二章，主要是对学额、解额制度进行系统梳理。其中，第一章主要通过对历代科举制度、教育制度、选官制度三者关系的分析，阐述本书为何要选择清代，而不是其它朝代的学额、解额作为研究对象；第二章则是系统论述清代学额、解额制度的变迁。从中发现，学额与解额经历了一个从完全分离到高度统一的变化过程。唐宋“科举不必由学校”，解额是士人获得进身和入仕的第一道槛，与学额相比，人们关注的是解额。到清代“科举必由学校”，入学成为获得进身和入仕的关键，学额的地位日益突出，正因如此，清代对学额、解额控制极为严格。但是，在特殊时期，特别战争灾荒，国库空虚的情况下，清政府往往会扩大学额、解额额定人数，以充盈国库或收买人心。
第二部分包括第三章与第四章，主要是对清代长三角地区各府州县学额数量变化进行时空分析。其中，第三章通过方志、政书史料的比对，系统梳理和考订了清代长三角地区各府州县学额数量的变化；第四章则着重分析了特殊时期（战争灾荒）学额的变化，指出在咸同、光绪时期由于人口的大量损失，造成了普遍的缺额现象，特别是在武科考试中表现的更加突出，故而以定额来估算生员人数，其结果往往要较实际偏高。
第三部分为第五章，主要是分析学额、解额对地区文化发展的影响，即通过选取清代前1690-1723、中1726-1760、后1870-1904三个时期，分别统计各州县中举人、中进士人数，与笔者估算的生员数量进行相关分析，统计结果表明定额与各地中进士人数显著相关，即定额制度对各地文化发展有很大影响。
第四部分包括第六章和第七章，主要探讨学额在实际运作中问题。其中，第六章在考订清代各州县学取额等级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运用统计，结合案例，分析长三角地区各州县学学额定等、分割及增减与文风高下、钱粮丁口多寡之间的数量关系，结果表明，因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确定学额等级时所依据的具体数量标准会因府而异；同时进一步指出，文风、钱粮丁口在上述各类操作的具体运作中侧重点不一样：定等、增设、分割学额时，钱粮丁口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而各地在学额确定后，增减学额则主要是看文风高下，即应试童生数量的多寡。虽然清代学额的这种运作方式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学额与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但在实际过程中，不同地区之间及不同户籍之间在学额、解额考试中竞争度的差异显著，由此产生了无法根治的科举冒籍现象，这正是第七章讨论的主要内容。
至于附录，附录一、二是两篇与李伯重教授商榷1820年代华娄地区教育投入的论文，考虑到清代学额是这两篇论文的核心内容之一，故收入本书作为附录。附录三是则是对清代商籍学额问题的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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