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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华尔街日报》讲，如果说中国有一位经济学家的意见永远值得听取的话，那就是吴敬琏。
目前中国改革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值此时刻，我们精心编辑出版了这部150多万字的《吴敬琏文集》，因为我们深感吴敬琏先生的著述对于把握中国经济和中国改革的来龙去脉，谋划新一轮改革有着重大的镜鉴意义；他关于中国经济社会一系列问题正本清源的研究，对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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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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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文集》收录了吴敬琏先生1980—2012年最具代表性的文章，160多万字。这些文章共分8个专题：（1）综论改革和发展；（2）改革的整体推进战略和方案设计；（3）企业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4）经济发展方式转变；（5）宏观经济态势和政策研究；（6）维护社会公正，抗击权贵资本主义；（7）法治、民主与公民社会建设；（8）经济学与中国改革。每个专题按照写作时间先后顺序进行排列。这8个专题，不仅涵盖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主要方面，而且对经济改革为什么以及怎样与政治改革、公民社会建设协同推进有深入的阐述。其中相当一部分论述，已经成为改革史上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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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吴敬琏，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1930年生于南京。1948年考入金陵大学经济系，1950年入学，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转入复旦大学经济系，1954年毕业。同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55至1956年跟随苏联经济学家A.M.毕尔曼（Alexander
M.Birman），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其后，参加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上世纪60年代前期，先后参加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论》写作组和于光远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写作组工作。“文革”下放“五七”干校期间，得到顾准的指导和帮助，结成了忘年之交。
“文革”结束后，吴敬琏忙碌多产。他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主编，《改革》杂志主编，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耶鲁大学、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客座研究员或客座教授，国际经济学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IEA）执行委员会委员。
现任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比较》辑刊、《洪范评论》辑刊主编，国际经济学会执行委员会顾问，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1984年、1986年、1988年、1990年和1992年吴敬琏五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其学术著作先后荣获第二届和第四届国家图书奖。2005年获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2009年因《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获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2010年因整体改革理论获第三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00年、2005年香港浸会大学和香港大学分别授予他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2003年国际管理学会（IAM）授予他“杰出成就奖”。2011年国际经济学会（IEA）授予他“荣誉会长”称号，以表彰他对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以及中外学术交流的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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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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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思想家文库》总序
出版说明
总目
（上）
第一篇 综论中国改革和发展
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体制模式的选择 （1982年12月）
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 （1991年8月）
建议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 （1992年4月）
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论争 （1998年2月）
“中国模式”会成为全球榜样吗? （2010年10月）
重启改革议程 （2012年9月）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2012年10月）
第二篇 改革的整体推进战略和方案设计
单项推进，还是配套改革 （1985年7月）
关于改革战略选择的若干思考 （1987年1月）
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整体设想 （1987年7月）
经济体制中期（1988—1995）改革规划纲要 （1988年5月）
中国经济改革战略的分歧与选择 （1988年10月）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2001年11月）
加强顶层设计，认真推进改革 （2012年3月）
（中）
第三篇 企业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
城市改革的关键是增强企业的活力 （1984年9月）
“两权分离”和“承包制”概念辨析 （1987年9月）
产权制度和大中型企业的改革 （1989年4月）
关于公司化 （1993年8月）
在公司化改制中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 （1995年3月）
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种思路 （1997年5月）
对经济形势的估量和放手发展中小企业的对策建议 （1998年7月）
如何合理合法地实现国企改制和产权明晰 （2007年1月）
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改革不能停步 （2011年9月）
第四篇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关于“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 （1995年8—12月）
制度重于技术———论发展我国高技术产业 （1999年5月）
“十一五”时期必须认真解决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的问题 （2005年3月）
我为什么研究起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来 （2005年10月）
从早期经济增长到现代经济增长 （2005年10月）
出口导向战略与粗放增长模式的持续 （2008年9月）
集中力量解决长期增长中的问题 （2010年1月）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政府自身改革更关键 （2011年1月）
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问题:提高服务活动在经济活动总量中的比重 （2011年11月）
我国城市化面临的效率问题和政策选择 （2012年10月）
第五篇 宏观经济态势和政策研究
当前货币流通形势和对策 （1984年12月）
论控制需求和改善供给 （1986年3月）
控制需求，疏导货币，改革价格 （1988年4月）
国民经济的困境和出路 （1990年9月）
论通货膨胀政策之不可行和根本出路在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 （1994年3月）
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 （2004年12月）
增长模式与资本市场 （2008年9月）
金融海啸和中国经济 （2008年12月）
对如何走出宏观经济政策两难困境的思考 （2010年8月）
“十二五”中国宏观经济态势和展望 （2011年5月）
（下）
第六篇 维护社会公正，抗击权贵资本主义
“寻租”理论与我国经济中的某些消极现象 （1988年8月）
贫富差距大小谈 （1994年2月）
再谈根治腐败 （1996年4月）
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公正+市场经济 （1997年8月）
中国会成为寻租社会吗? （1999年4月）
股市七题 （2001年3月）
腐败与反腐败的经济学思考 （2002年5月）
关于划拨国有资产归还国家对老职工社会保障基金欠账的建议（2003年3月）
就《中国的社会保障改革研究》课题给温家宝总理的一封信 （2004年11月）
妥善处理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2006年6月）
警惕寻租新动力 （2006年12月）
要让老百姓富起来 （2011年2月）
缩小收入差距不能单靠再分配 （2011年6月）
第七篇 法治、民主与公民社会建设
经济改革与政治稳定 （1995年8月）
新形势下政府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 （2000年6月）
建设民间商会 （2002年5月）
用信息化推动民主政治建设 （2002年8月）
法治中国 （2002年12月）
修改宪法和实施宪政 （2003年6月）
建设一个公开、透明和可问责的服务型政府 （2003年6月）
努力构筑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 （2004年12月）
政治不改革，经济改革也落实不了 （2012年2月）
第八篇 经济学与中国改革
论孙冶方的经济理论体系 （1984年9月）
从匈牙利的经验看我国当前的改革 （1985年8月）
经济理论的演变与改革战略的选择———对中国实例的分析 （1988年12月）
资源配置与经济体制 （1991年12月）
经济学家、经济学与中国改革 （2004年2月）
“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经济改革 （2005年1月）
中国的转型 （2005年8月）
创新还是寻租:中国转型制度环境与企业家才能配置 （2007年3月）
薛暮桥与中国市场经济的开拓 （2011年4月）
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的崛起 （2011年7月）
索引
中国人名
外国人名
专有名词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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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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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即。这是一次跨世纪的代表大会。人们期待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小平同志的理论和事业，为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廓清道路，展示前景。无论从当前国内外情况看，还是从推进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出发，党的第三代领导人都有必要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根据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我国改革开放所创造的丰富经验，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提出新的突破性的主张，以之作为党的政治旗帜，凝聚全党和团结全国各阶层人民，共建21世纪的伟业。
党的第三代领导人所处的历史环境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有很大的不同。第一、二代领导人在急风暴雨的武装革命斗争中树立起自己的权威，成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具有超凡个人魅力的”Charismatic领袖。在目前和平建设的环境中，党的领导人已经不可能成为这种类型的权威。但是，第三代领导人完全有条件在继承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遗产的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使自己具有韦伯所说的法理型的正当统治理由Legal-rational
Legitimate。
二
党中央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次重要会议，突破传统模式的束缚，为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有过一系列的建树，推动了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性地将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二届三中全会把社会主义经济定义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共十三大提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而需要采取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方针。中共十四大确立了我国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了具体规划，并对“公有制为主体”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这些都已触及到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理解。但是，当问题涉及到正面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结构，特别是国家所有制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时，由于缺乏充分的说明，传统观念的影响仍然广泛地存在。目前这已构成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主要的理论和思想障碍。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集中在国有经济的改革方面。这方面的改革的迟迟未能取得突破，使我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处于被动。
国有经济存在的问题是双重的：一方面，国有企业长期采取政企不分，政府直接经营企业的经营方式，它所掌握的资源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改革开始以后又片面强调对企业放权让利，使有关各方激励不兼容的矛盾日趋尖锐。所有这些，都使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推进十分困难，而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日益恶化。另一方面，国有经济的现有布局存在很大的问题。目前国有资本数量十分有限，却分布在从零售商店到远程导弹工厂的几十万个企业之中，造成了单个企业资金过少，不能实现规模经济，难于进行重大技术更新，因而竞争能力很差的问题。而且，由于过度负债，一些国有企业特别是上级主管机关的领导人养成了大手大脚地使用银行的钱其实归根到底是老百姓的钱去冒风险的习惯，形成了不计成本，乱铺摊子等不良经营作风。与此同时，许多应当由国家办的事情，例如重大高新技术的研制、大型资源性产业的开发、为政策性银行提供资金和贴息，却因为国家无钱办不起来；甚至连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也采取了收费的办法。以上两方面的问题，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例如由于安置冗员和退休职工、分离福利性设施的资金无着，阻碍了企业改革的进行，使病态企业愈来愈多。
以上情况说明，加快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已经成为并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症结。如果这方面的工作不能有所突破，在进一步对外开放和市场竞争日趋加剧的情况下，不但国有经济有可能站不住脚，整个民族工业在大工业、大商贸、大金融业中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要防止这种结果的出现，需要适当收缩国有经济的过长战线，使国有资本向国家必须掌握的战略部门集中；同时，支持和鼓励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成分的发展。其实，这一要求早已体现在党中央提出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之中。但是，迄今为止，这一方针并没有完全落实。贯彻执行这一方针最大的政治思想障碍在于，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所下的定义，即：社会主义
= 以国有制为代表的公有制 +
计划经济，仍然在干部和群众中有着广泛的影响，认为国有经济比重的任何降低都意味着社会主义因素的削弱，因而对于贯彻这一方针有着多方面的阻力。
面对着这种情况，正本清源地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根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论述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彻底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对社会主义作出更加明确的界定。
三
如所周知，社会主义在历史上是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提出来的。它表达了在资本主义的诞生阵痛中苦苦挣扎的劳苦大众多对转型期中种种非公正行为的抗议和对一种公正、美好社会的向往。但是，早期社会主义者囿于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只是从道德的角度去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象，却无法为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找到现实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继承了早期社会主义追求社会公正的价值观。但与早期社会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们在产业革命后的经济条件下，从大工业生产的勃兴看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由于生产的社会性要求产权的社会化，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只有通过“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由“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来获得解决。至于这种社会化的产权即公有制的具体形态是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作详细的描述，而是把这一任务留给后代的社会主义者去完成。
社会主义只能采取国家所有制和在国家控制下的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公有制形式的论断，是由斯大林在20年代末期苏共党内的严酷斗争环境中强行作出的。在斯大林的直接授意下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下简称《教科书》），把国家所有制和由国家机关组织实施的计划经济列为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经济特征；其中，国家所有制更被看作是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教科书》认为，“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占优势的、起主导作用的所有制形式”，体现着“最成熟、最彻底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国有制“这一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高级形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领导的和决定的作用”；集体所有制之所以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也是由国家所有制占支配地位的情况决定的。虽然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定义带有明显的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烈批评过的“国家迷信”的色彩，但是它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仍被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例如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数十年追求“一大二公”的错误方针，显然就是在这种影响下提出的。
对于这种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的论点，不乏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人物提出过质疑。毛泽东在读《教科书》的笔记中谈到，一切靠国家的指令性计划是违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学说的。刘少奇在《教科书》读书会上也指出过，由于全民所有制经过国家“拐了一个弯”，影响了它的全民公有的性质。不过，由于各自的历史局限，他们的怀疑并不具有根本的性质。只是到了80年代，邓小平才对这种社会主义定义提出了根本性的怀疑。邓小平尖锐地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说，改革开放前出现的曲折和失误，归根结底是由于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的结果。他按照社会主义的本来含义，指明：“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正是按照上述原则去发展生产力和推进改革开放的。例如，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人们普遍地认识到，计划经济不是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从而决定用市场经济来取代计划经济。同时，我国实践也突破了在所有制上追求“一大二公”和把国有制看作公有制的高级形式的框框，支持公有制的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虽然前期改革主要是在国有经济的范围之外进行的，但这些创新已经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开始焕发出来，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现在，改革已经推进到传统体制的核心部分，而在这个领域内传统思想的影响又表现得特别强烈和有害。在这种情况下，根据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上述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已经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完全摆脱苏联模式和《教科书》的束缚，对社会主义做出更明确的定义，贯彻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规定为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这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切含义，就十分必要了。对比国际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说：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并不是由国有经济所占份额的多寡决定的。在不存在掌握着全部生产资料的一小撮剥削者和一无所有的劳苦大众之间的阶级分化的条件下，只要共产党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有效地防止财富分配的两级分化，无论国有经济成分是多是少，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都是有保证的。
四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具体说来：
1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实现产权社会化即以公有制为主体无疑是我们必须采取的方针。但是，公有制有多种实现形式。应当鼓励对多种公有制形式，如各种形式的基金和基金会、各种形式的合作组织、社区所有制等的探索和开拓，而不能将它局限于国家所有制和苏式“集体所有制”，更不能把国家所有制看作“公有制的最高形式和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
2
国有经济要收缩范围，进行战略性重组。国有经济的重组，不宜采取由政府包办的办法，而要推广已有先例的成功做法，依托现已建立和今后还将陆续建立的新型企业，在明晰产权界定和初步建立公司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售股变现、股权投资、收购兼并、债务重组、破产清算等资本市场运作，促使国有资本由低效企业向高效企业、从一般的竞争性部门向国家必须掌握的战略部门集中。
3除公有制经济外，适应着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多层次性和个人创造性的重要作用，应当支持和鼓励各种非国有经济成份，包括合作社经济、民营经济以及外资经济的发展。
4
国家应当对各种经济成分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消除对非国有经济成分在价格、税收、金融、市场准入等方面的歧视因为这样一来，作为经济资源的基础配置者的市场机制就会遭到破坏，整个经济的效率会下降，国有企业由于依赖种种特权也会变得缺乏效率，着力营造平等竞争的环境，实现在市场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使各种经济成分都能在国家统一的产业政策的引导下各显其能，共同缔造持续的繁荣。
5除了保证财产的初始分配不过份悬殊之外，国家还完全应当而且一定能够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充分运用自己的多种政策工具，例如社会福利设施和累进税制度，来扶助鳏寡孤独、老弱病残，抑制少数人个人财富的过度积累，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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