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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从心理学角度，将20世纪文化名人的个性生动鲜明的展现出来
从“人”的角度理解唤起了“民主与科学”的“五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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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从心理学看20世纪知识分子，梁启超、陈独秀、胡适、王国维……
对他们进行个性人格的心理分析，呈现出他们的个性特征和内心世界，恰如其面。在研究中作者认为，在特定社会群体中，只要有小部分个体的人格能够保持独立，这个社会群体就有复兴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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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陈明远
1943年生于重庆。写过诗，研究过语言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20世纪80年代以来，陈明远先生一直尝试从两大角度探讨现代文化人的发展史：一是个体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角度，一是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从而拓展了对文化名人的传记、纪实研究。本书和他的另两部著作《陈明远集一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陈明远集二 鲁迅时代何以为生》，就是以上两种研究视角的卓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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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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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四种基本气质——四条汉子的个性
活跃型：田汉
求全型：夏衍
魄力型：周扬
平和型：阳翰笙
第二辑九型个性
奉献型：李大钊
实践型：胡适
情感型：梁启超
观察型：王国维
质疑型：郁达夫
享乐型：徐志摩
支配型：陈独秀
和谐型：蔡元培
苛求型：鲁迅
第三辑几种典型
胆液质型：康有为
神经质型：章太炎
粘液质型：周作人
刚直型：傅鹰
附录1:什么是个性（人格）特质
附录2:个性（人格）分析的史料说明
附录3：20世纪我国四大演员的气质
附录4：影剧“四大名旦”的个性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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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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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四种基本气质
目前的传记文学、纪实文学往往侧重于事件的记录整理、史料的考证访谈，侧重于过程的叙述；这些表层的实录、进而辨明事实真相当然是必须的。但如果进一步对人物本身，从现代心理科学的角度再加以深入的个性（人格personality）分析，也就是进入更深层次的挖掘，就有可能拓展一些新的思路，引出一些新的看法来。
人们的个性不同，各如其面。但是人性中含有基本的一些因素。
现代心理科学认为：人的气质（temperament）可分为四种基本型——多血质sanguine、胆液质choleric、抑郁质melancholic、粘液质phlegmatic。
相应地，人的个性，存在四种基本类型——活跃型Popular、求全型Perfect、魄力型Powerful、平和型Peaceful，而每种型又可分析出十几个要素（如16种特质）的组合。
当然具体的人物个性是错综复杂的，但大致上可以归结为这四种基本型各要素的不同组合、不同作用和变化发展。
在主体和个体意义上说来，性格分析能补“阶级分析”之不足，且更能说明问题。性格即命运，至少是命运的一个关键成分。或者说：个性 ＋ 际遇
＝ 命运。?
四条汉子的个性
我从小熟认的老前辈“四条汉子”，他们的气质与个性，恰巧分别属于这四种基本类型：
田汉（1898-1968）气质属于多血质sanguine，个性主要表现为活跃型Popular；
夏衍（1900-1995）气质属于抑郁质melancholic，个性主要表现为求全型Perfect；
周扬（1907-1989）气质属于胆液质choleric，个性主要表现为魄力型Powerful；
阳翰笙（1902-1993）气质属于粘液质phlegmatic，个性主要表现为平和型Peaceful；
自从30年代“四条汉子”由鲁迅命名以来，半个多世纪中，田汉、夏衍、阳翰笙、周扬的曲折命运、恩恩怨怨，一直是中国文学史的热门话题。本书第一辑，试图对这四位典型历史人物进行初步的个性分析。一得之见，引玉之砖而已。
活跃型：田汉（1898-1968）
田汉（1898.3.12－1968.12.10）是湖南长沙人，字寿昌。我国20世纪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之一，诗人、剧作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的作者。一生从事于文艺事业，创作话剧和歌剧60余部，电影剧本20余部，戏曲剧本24部，歌词和新旧体诗歌近2000首。（详见下文“田汉活跃型的生平经历”。）
田汉的个性基本上属于活跃型（Popular）。这一类型的性格特点是：外倾、乐天、健谈、好动。田汉正是如此。
田汉给人们的活跃型印象
田汉真是一条堂堂男子汉，感情丰富而且坦率、开朗、豪放，乐于跟人们交往，“见面熟”。他很好客，坐落在北京市东城区细管胡同的四合院家中经常是宾客盈门，欢声盈耳，不仅“谈笑有鸿儒”，而且“往来有白丁”。客人中间有我们这样的小孩子，也有梅程荀尚那样的大腕，更有五湖四海、三教九流。
据老前辈们说：新中国成立前田汉在上海、在南京、在重庆、在桂林的家中，也是这样。再穷、再苦，条件再简陋，也要尽其所有款待朋友。
几十年一贯，他家里是文艺界、戏剧界的茶室、饭铺、招待所。他爱热闹，不耐寂寞。交游众多、见多识广，他的许多名剧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创造出来的。
田汉的特色是“情与诚”。他的剧本以抒情见长，真诚感人，他的才气天马行空。活跃型的个性决定了他艺术上的优势和欠缺：情真意切，但不够含蓄；大笔淋漓，但难免粗放。从早期的《名优之死》，中期的《丽人行》，到后期的《关汉卿》、《文成公主》、《谢瑶环》，都贯穿一个“情”字、一个“诚”字。
在我们少年时的印象中，田汉擅长于也习惯于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天生的好自我表现。大嗓门，喜欢滔滔不绝地说话、讲故事给别人听。而他自己很少耐心长时间地听别人讲到底。别人交谈的时候他会打岔，有时节外生枝、东拉西扯。聚餐以后，田汉拿手的“余兴节目”是爱唱京剧，也不管满座要听不要听。老前辈开玩笑说：田汉才是饭桌上“卡拉OK”的创始人。
据夏衍回忆：30年代左联聚餐，一到田汉要唱京剧时鲁迅先生就不满意，站起来就走鲁迅属于求全型。鲁迅与田汉个性不合，造成偏见。田汉尤不知趣，嘴巴无遮拦、行为欠考虑，轻信传言，在一次谈论胡风的时候，无心得罪了鲁迅先生，但他自己却浑然不知。活跃型的个性，祸人口出，一至于此。
田汉是马大哈，很难记得清准确的日期、地点、事件的具体经过……。他经常无心地忘记赴约、忘记自己曾允诺的事情。他大大咧咧、不拘小节；对于日常生活琐事，他有些“健忘”。但他有独特的能力记住多姿多态的生活花絮，特别是色彩。田汉曾向我们讲述他在外地看过的一场演出，其中有些手法很精采，他手舞足蹈地模仿表演，对很小的细节都津津光道；但他想不起来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看到的。有时他说故事张冠李戴，但不是故意的。他就是这么个活跃型的性格：大活宝。
田汉爷爷的年龄跟我们相差半个世纪，但他一直很天真、甚至简单幼稚；到老年时也会像个孩子一样。所谓“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也，”用来形容田汉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另一方面，也说明他胸无城府，不利于仕途、难容于官场。只能在野，不能从政。政治上的幼稚，是田汉的致命伤。
他天性浪漫、好奇，不愿意错过新鲜的事物。他的思维善于跳跃、联想“浮想翩迁”。富于想像力，脑海里经常产生新奇的念头，刺激性的主意。所以在1958年“大跃进”群众运动中，田汉是最热心、最积极、最投入的。他情绪冲动、易受感染。精力充沛、豪情满怀。
所以，在十三陵水库参加义务劳动时，他能以几天工夫创作出大型话报剧《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剧本墨迹未干，立即交付同样活跃型的金山去导演、拍成彩色影片。但是没有获得成功。据老前辈说，田汉一直是“下笔万言，倚马可待”。但他有时做事虎头蛇尾，缺乏坚韧持久的耐力。难怪一些逞才使气的“急就章”往往随开随败。情贵于专而毁于滥，业精于勤而荒于疏。然而田汉不愧是大家，他的创获多于败笔。只有他经过反复酝酿、深思熟虑、几度修改，也即努力克服了活跃型弱点的精心制作的名剧，如《关汉卿》、《谢瑶环》等，才终于在文学史上站住了，流传后世。
田汉豪爽任侠、好管闲事，爱打抱不平。在“反右派斗争”中，因为他仗义执言的《为演员的青春请命》等文章，差一点被定为右派。而在文革中，他的“情与诚”的个性，决定了他的受难和永生。田汉的骨灰盒中只有一支钢笔和一篇《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这是他豪放不羁的活跃型个性的最精炼的注释。
（写于1986-87年，定稿于1988年。为田汉诞辰90周年逝世20周年作。）
田汉活跃型个性的特点
活跃型的主体性格：外倾、好表现，乐观、健谈、好动；感情丰富而且坦率、开朗、外露，乐于跟人们交往。这一种类型在社会交际场中特别在表演艺术中是不可缺少的。许多歌舞艺术家、影视剧演员、公关人员、节目主持人等等主要属于活跃型，而这种人不大适合于担任科学家、哲学家和行政领导人的职务。田汉的活跃型气质十分典型，但他主要是作为极富个性的天才艺术家，在半个世纪中影响了我国话剧、电影、戏曲、音乐、美术各界，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田汉的人格个性特点是：
（一）诚 ——率真，对人真诚，对艺术真诚，赤子之心，胸无城府；
（二）义 ——好交际，重友谊，讲义气；
（三）野 ——豪放不羁的野性，在野的艺术性；
（四）急 ——易冲动、干劲足、说干就干，有时不稳当、欠推敲；
（五）粗 ——日常生活不拘小节，精心大意；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
下面根据历史资料和已经发表的回忆录、访谈录，摘引一些实例，加以论证。
（一）诚——率真，赤子之心?
田汉个性最突出、最令人惊叹的首要特点就是他的“诚”，率真坦荡、毫不做作，胸无城府，不屑吹牛拍马、逢迎讨好、看风使舵，他最厌恶口是心非虚情假意。田汉一片赤子之心，经常是天真到不懂人情世故的地步。
1920年初田汉（22岁时）与郭沫若订交的信中写道：“我最爱的是真挚的人。我深信‘一诚可以救万恶’这句话，有绝对的真理。‘诚’之一字，在新伦理也好、旧伦理也好，都是不可少的基本要素。”田汉、郭沫若、宗白华的通信集《三叶集》在20-30年代影响很大，主题就是一个“诚”字。参看《田汉文集》第14卷第28页
宗白华回忆说：“我跟田汉先是在《少年中国》上的文字之交，然后才见面的。……感到有共同的要求、共同的期望，并以胸怀坦白相示，大家一见如故。浪漫精神和纯洁的爱国热忱，对光明的憧憬、对新中国的追求、创造的欲望，弥漫在我们这些青年的心中。”宗白华《田汉和少年中国学会》，又见陈明远《宗白华谈田汉》，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4期
1928年3月田汉创办了上海南国艺术剧院，他的赤诚感动了挚友徐悲鸿慨然相助，徐在开学典礼上讲话：“我奉送诸位同学一个字：‘诚’。著诚去伪，这是艺术真髓所在。不管为人，还是从艺，一定要忠实、诚恳。那吹嘘骗人、欺世盗名的，不是真正搞艺术的，是虚伪!”这个“诚”字是田、徐30年友谊的坚定基础。陈白尘《少年行》第182页，又参看吴作人《忆南国社的田汉和徐悲鸿》，载《回忆田汉专辑》第70页
从日本归来的田汉与从美国归来的洪深订交，两人都痴迷于戏剧，又都是胸无城府、以诚待人，热情得有些傻气。1924年洪深根据王尔德原著改编、导演的《少奶奶的扇子》由上海戏剧协社演出，大获成功。在一片叫好声中，唯独田汉“只表示部分的满意”而对不妥之处率直地“骂了一顿”，却被洪深引为知己。见《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第64页
赵丹回忆说：“我以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品质的率真，而田汉先生为人处事，一生贯彻始终的就是这‘率真’二字。他的真诚完全达到了纯洁的地步，所以他不懂得一点人情世故，更不懂得什么叫看风使舵；所以不被一些庸俗之辈所理解、所喜欢，而往往招致许多的非议与污蔑。……他的率真的品质又培育了他的另一种高贵的品质——艺术家的勇气。”赵丹《地狱之门》第25页
1938年田汉坚持：“艺术重真诚，不诚无物”；1943年田汉宣告：“文学艺术的最好的产品有没有国界的，应该由人类作为最高的精神粮食共同享受。”参看《田汉文集》第15卷41、318页
（二）义——好交际，重友谊，讲义气
周恩来曾在文艺界领导干部的会议上说过：“田汉同志在社会上是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无不交往。他关心艺人，善于团结艺人……这是他的一个长处。这一点，你们在座所有的人都不如他。”《回忆田汉专辑》第16页
廖沫沙回忆说：“1927年大革命中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当时我也被列入黑名单。……当我到上海后，囊袋中只有仅能买点大饼油条的钱了。我辗转找到金神父路今瑞金路日晕里41号田汉先生家，就和田沅田汉的三弟同住在亭子间里。此后我曾在上海艺术大学聆听田汉先生的讲课。……和田汉先生同住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记得他家的客人，真是川流不息，经常高朋满座。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各界的朋友如欧阳予倩、徐悲鸿、洪深、周信芒、唐槐秋、史东山、孙师毅、叶鼎洛等；文学界的有郁达夫、蒋光慈、钱杏邨等。更有些爱好文学和戏剧并对田先生十分倾慕的青年如陈凝秋塞克、陈明中、陈白尘、唐叔明、金焰、吴作人、郑君里……，人数众多，他们相聚畅谈艺术之革命……。田先生对来访者，总是亲切接待。客人倘有所求，凡力所能及者，无不慨然允诺。特别是一些爱好文学的青年和逃亡到上海的革命者，大多是初到上海，举目无亲，生活无着落、食宿成问题的人，先生毫不踌躇，给以援手。……
当时田先生的家境并不富裕常常是东借西贷，但是田先生以诚待人，慷慨好义。在他的一生中是一贯如此的。”廖沫沙《谈谈我与田汉的交往》，载《回忆田汉专辑》第89-90页，又见《廖沫沙的风雨岁月》，载《新文学史料》1985年2期?
陈白尘回忆说：“田先生一生团结文艺界，特别是戏典老艺人，是人所共知的。但远在20年代，田先生在南国社时代就说：‘南国无以为宝，唯以人才为宝!’从那时起，他就为中国文艺界培养人才、提拔人才!
南国社时代的顾梦鹤、陈凝秋塞克、左明、唐叔明、吴似鸿、郑君里、金焰、赵铭彝、马宁、陈明中等都成为文学和戏剧方面的优秀人物；吴作人、刘汝醴、吕霞光、刘毅都成为美术界的俊杰；张曙、任光、冼星海以及聂耳等更是音乐界英豪；至于电影界的知名人士，由田汉推荐的更不计其数!
田汉在1930年参加‘左联’时，在他影响和带领之下，是成批成批地投到左翼方面来的!
南国社团结的人物先后数百人，百分之九十几后来都成中国文艺界的骨干；落后和反动的，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田汉是中国文艺界最大的伯乐!”陈白尘在“田汉学术研究讨论会”上的讲话，载《剧本》月刊1984年1月号
司徒慧敏回忆说：“1942年2月香港沦陷后，我和夏衍等同志从香港回到桂林。田汉前来欢迎我们，他热情奔放，使劲同我们拥抱，甚至把别人插在胸前的自来水笔都弄断了。下了车他就把我们接到他家去吃饭。沿途他见着朋友就告诉人家：夏衍、蔡楚生、司徒他们从香港回来了。我们这群人来到他家，屋子不大，坐了满满一桌，后来的人没处坐，围了一圈又一圈，屋子挤得满满的，饭吃光了，田老太太就出去买豆腐，非常好吃，我们大家全吃饱了。
正如夏衍说的，那是一顿可爱的大锅饭。田汉热爱同志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像。”司徒慧敏：《田汉与革命电影》，在田汉诞辰85周年和逝世15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三）野——豪放不羁的野性，野生的艺术
田汉是自由自在惯了的，天性自然难以束缚。他来自民间、属于民间，不是升官发财的料。
他自称是“野生”的而不是“豢养”的。野而不蛮、野而不俗。对于权势不驯服、不低头，导致他艺术上的成功和文革中的毁灭。?
1929年田汉率领“南国社”第二次赴南京公演，国民党政府下令禁演田汉的《孙中山之死》。戴季陶宴请田汉、洪深等。戴说他先前曾与春柳社及新舞台做朋友，现在又与南国社交朋友了。田汉答道：“请允许我们做你的诤友。因为艺术同政治有时是朋友，有时是敌人。”
戴季陶坚持认为文艺应该服从三民主义的政治。田汉则坚持：“文艺应该超越政治，因为任何政治总是立足于某种一定的制度之上的，艺术运动则是对于一切将要固定、停滞的现像的一种冲破力!”陈白尘：《田老逸事三则——纪念田汉同志85诞辰》，载《回忆田汉专辑》第62-63页?
田汉说：“我是在野的，戴先生是在朝的。请允许我在这里直率地说说野人之言，不要见怪!……艺术家为人生，却未必要为政治。政治为保守的，保持现状维持现政权统治的，很迟疑的；而艺术乃同情民众、为民众、代表民众的，为多数谋幸福的。艺术家是反抗既成社会的。艺术家有代表个人痛苦的，这样便是个人主义的艺术；代表多数的是社会主义的艺术，我们的艺术是‘仁’的艺术……。真的艺术有永久的价值——内在与外在的价值。艺术是灵魂的飞跃，是偏于理想的；政治则主张维持现状。艺术家不能等待，要与既成道德反抗……艺术的指示，比政治快，艺术是政治的先驱。艺术是要飞的!”?
戴季陶以很重的语气说：“飞的可不要妨碍走的，不要妨碍了政治!”叶楚伦也跟着说；“艺术家想飞可以飞，但不要妨碍在地上走的!”田汉见官僚们生气了，又大谈起“贤明的政治家要有雅量，要肯承认错处”云云。参看《中央日报》1929年7月12日，又见《田汉文集》第14卷200页，《田汉传》336页
（四）急——干劲足，有时不稳当?
马彦祥回忆说：“田汉向来以‘野生艺术家’自居，有别于那些只领先‘官方’资助的戏剧运动家们，这是他的一大特色；但无庸讳言，也因此产生了工作不正规、缺乏计划性的另一特色。在他的心目中，似乎只要写出了剧本，便一切都好办大功告成了；……他的剧本往往是临上演前几天才完稿，然后在十分仓卒的时间内搬上舞台。”例如1935年中国舞台协会在南京公演的《械斗》《洪水》都是这样的“急就章”。马彦祥《中国舞台协会演出始末》，载《回忆田汉专辑》第40页?
吴作人回忆说：“1928年春假南国社就去杭州了。……田先生这时编剧本。他一边想，一边就直接刻在钢板蜡纸上。刻了就印，印了就发给大家排。田先生的这支快笔是很少有的。
为了戏剧活动的需要，许多短剧都不打草稿，《湖上的悲剧》就是直接用蜡版刻出来的。”
吴作人《忆南国社的田汉和徐悲鸿》第73页
李超回忆说：1937年12月，从上海、南京以及平津等地的戏剧界知名人士云集武汉，为了开展抗敌救亡活动，举办募捐联合会演，“决定公演田汉的话剧《最后的胜利》，由洪深导演。关键问题还是剧本和排练。时间紧、要求高，这么多演剧界名人，这么大的演出，当然不能把戏搞砸了。……他们把剧本修改提纲商量好，田汉就边改、边写，直接刻在钢板蜡纸上，写好一张印一张，印出一场排一场。戏演得很活、很真实、很有生活气息。”李超：《铮铮铁骨，灼灼赤心》，载《回忆田汉专辑》176页
田汉一生的文艺活动长达近半个世纪 1918-1965，共创作了话剧63部
包括许多独幕剧、戏曲27部、电影12部、歌剧2部，新旧体诗2千余首据《田汉文集》统计。以作品数量而言，在中国20世纪的剧作家中首屈一指。但是以艺术质量而言，恐怕不到一半的作品能够站住脚，传世的剧本大约只有10部左右。大多数“急就章”潦草夹生，瑕瑜互见，滥情败笔，比比皆是。思之令人惋惜。
“急”的好处是速度快、产量高，“急”的弱点是欠琢磨、欠完美。与此相关的是日常生活作风的“粗”。
（五）粗——不拘小节，粗心大意?
田汉的“粗”来自“豪”，是他个性人格中不足的一面。他不擅长行政事务、组织管理，尤其不擅长财务经营。他一辈子对于金钱不算计，对于日常琐事不在乎。大大咧咧，是有名的“马大哈”。
大约在1980年，夏衍和周扬都住在北京医院。两人闲谈回忆过去，夏衍讲了田汉的笑话：“田汉有个毛病，就是‘无害人之心、有伤人之事’。”我曾当面批评过他。有时他请许多人吃饭却忘了带钱，有时把自己的钱用完了，就让别人来凑钱给他。如果有人请客请他一个，他一带带好几个人去，弄得别人措手不及。他倒觉得无所谓。有时他通知开会，别人都到了，唯有他不到，一问，他忘了。30年代，有一次田汉到我家谈，他把给女儿买的毛线忘到了我家里。回家后，毛线没有了，夫妻俩吵了一架。第二天倒到我家找毛线，进门把他铜盆帽子摘下来，我怕他再忘记拿毛线，便把毛线放在他的帽子里。谁知这次连帽子也忘在我家里。”周扬听后笑了，这是他难得一笑。载《忆夏公》130页?
阳翰笙回忆说：“田老大请客”是流传一时的佳话，“他确实不计较经济、不拘泥细节，又常常不带钱。在南岳时1938年，政治部副部长黄琪翔请客，邀田汉吃饭，说明来一桌人。
到时期，田汉同志带了三厅各处的同志三十多人来赴宴。黄琪翔哈哈大笑，说‘我事先就防你这一手，准备的酒席恰好是三桌。’田汉即席赋诗一首，哈哈大笑不已。”阳翰笙：《田汉同志所走过的道路》第14页?
1934年冬天，萧军曾因帮朋友向田汉索取一部剧本稿子，向鲁迅打听田汉的联系地址。鲁迅于1934年12月20日回信说：“田的直接通信处，我不知道。但如外面的信封上，写‘本埠河南路303号、中华日报馆、《戏》周刊编辑部收’，里面再用一个信封，写‘陈瑜先生启’，他该是可以收到的。不过我想，他即使收到，也未必有回信。剧本的稿子是否还在，也是一个问题。试写一信，去问问他也可以，但恐怕99％是没有结果的。此公是有名的模模糊糊。”参看《鲁迅全集》第10卷书信集
马彦祥说：“田汉同志在生活上的某些自由主义作风，凡和他相熟的朋友大概都知道，甚至把它当作佳话来传播的。但就我和他多年相处的观察所得，他在关键时刻常常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他是个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的人。”马彦祥：《中国舞台协会演出始末》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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