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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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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在中国发展了两千多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精神生活。可以说，不了解儒家思想，就难以理解中国社会。本书对儒家思想的内涵和发展作了清晰扼要的梳理，我们借此可以对儒家思想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作者还特别探讨了女性与儒学的关系，肯定了女性对于促进家庭和谐的作用。本书邀请到南开大学哲学院院长干春松作序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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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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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中国，首先要了解儒家思想。孔子的学说☆早形成于公元前6世纪，后来主导了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伦理。本书对儒家思想主要哲学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作了清晰扼要的梳理，展示了它们在两千六百年来，对国家治理、科举考试、家庭生活和社会关系的深远影响。全书聚焦于孔子的两个关键的哲学主题：如何成就君子，如何求得善治，借此探讨了儒家思想在后世的发展和演变，以及它们在社会生活中是如何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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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
丹尼尔·K. 加德纳 美国史密斯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前现代中国的文化和思想史。撰写大量关于中国儒家和新儒家传统的著作，包括《学做圣人：朱氏论语选集》（1990）、《朱熹读论语：正典、评注和儒家传统》（2003）和《“四书”：后期儒家传统的基本教义》（2007）。
序言作者
干春松 1965年生，浙江绍兴人，哲学博士。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哲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儒家思想、近现代哲学、中国政治哲学等。著有《制度儒学》（2006）、《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2012）、《重回王道：儒家与世界秩序》（2012）、《保教立国：康有为的现代方略》（2015）、《理想的国度：近代中国思想中的国家观念》（2023）、《儒学与中国社会十五讲》（202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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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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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年 表
第一章 孔子（前 551—前 479）及其遗产：简介
第二章 儒家思想中的个人与修身
第三章 儒家思想中的治理
第四章 早期儒家思想的多种变体
第五章 儒家传统在公元 1000 年之后的转变：理学的教义
第六章 儒家思想的实践
后记：20 世纪和 21 世纪的儒家思想
索 引
英文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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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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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干春松
英文版的儒学通识类书籍，我印象最深的当推杜维明先生的《儒教》一书，此书最初是作为“世界宗教入门”丛书中的一本而刊行，后来台湾地区的麦田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有繁体和简体中文版出版。
将儒家列入一套宗教类的书籍，可能会引发一些争议。在以一神教为模板的“religion”定义的“刻板”印象下，关于儒家是否为一种宗教始终存在着“削足适履”般的争论。但作为强调儒家人文主义精神的思想家，杜维明对于儒家的宗教性的肯定，以及由此推论出的儒家注重内在精神修养和培育社群生活态度的思想品格及价值追求，给人以思想的震动。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杜维明在著作中体现出对儒家的“同情”和“敬意”，这种写作风格或许会让以“客观性”为衡量标准的学者们诟病。于是，我们可以选择英国学者丹尼尔· K.加德纳的《儒家思想》一书。
很显然，儒家的宗教性始终是海外学者对儒家的“特性”的独特关切。本书一开始就讨论到中西宗教差异这道“宇宙观的鸿沟”，认为与西方的一神教所不同的是，中国人的世界中，并不是缺乏祖先和自然的神祇，而是不承认创始神或负责创造和维
持自然秩序的“存在”或“实体”。所以，作者在讨论儒家的家庭伦理特性时认为，儒家与祖宗和地方神灵之间是“熟悉”“亲近”的，并不像基督教信仰者与上帝之间那样是陌生的。同样，在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中，儒家相信自然界与人类之间自然保持着平衡与和谐，圣人的作用就是通过礼乐来保持这种自然与人之间的和谐。
既然存在这样的出发点，我们就可以理解儒家的道德追诉和治理思想的基础。比如，就个人修身而言，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对他人或社群产生影响，有人将之称为“道德乐观主义”。儒家义理坚信通过修身，将自己塑造成君子，并成为其他人的榜样，这构成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在这样的过程中，儒家的仁爱、礼乐、诚信的价值观念及其意义才能得到充分的呈现。
作者并不生活在儒家文化背景的社会环境中，但他十分敏锐地绕过对于“仁”的内涵的种种“规定性”的讨论，而是强调了儒家仁爱的“感同身受”的理解进路。他说：“一个人共情的感受和做法消失的那一刻，他的仁也随之而去。”（第23页）的确，仁爱的艰难性在于如何能在复杂的自然和人事环境中始终保持对于别人的爱憎、苦乐的敏感，从而真正对他们展现出爱心，而非表面的敷衍。这样的讨论可能要到二程兄弟才十分明确，但这恰好也能展现作者对儒学理解的深度和广度。所以，作者在讨论儒家的“家庭”观念及其“孝”的德性的时候，十分看重这些礼仪背后的情感因素，正是这些因素将人类对于长辈的亲情和对于动物的关爱区分开来。
儒家对于道德修养的目标是让自己成为君子，让自己成为这个社会的理想的治理者。与法家的严酷和道家的遁世不同的是，儒家的治理是通过展现统治者的道德感染力来展开的，这客观上导致了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不切实际”，但这也给后世的儒家带来了困难。在理念上儒家主张贤者居位的道德理想主义，这与大一统格局下的嫡长子继承制之间，存在着血缘法则和道德选择之间的紧张。孔子、孟子和荀子虽然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政治观念提供者，但他们并无机会将他们的理念落地。
作者将孟子和荀子看作儒家的两个“变体”，这种说法可能会引发歧义，更好的说法可能是孟子和荀子朝不同的方向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很显然，孟子的良知和性善论，是要为儒家伦理奠定发生学上的正当性，而荀子则更为强调礼与规范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孟子式的儒者更接近于要成为世俗君主的老师，而荀子式的儒者则更倾向于成为君主的辅佐者。在战国末期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孟子式的理想主义遭受空前的质疑，而荀子则更为趋时地试图让儒家思想更符合时代的需要。在汉代的转折中，儒家更为现实地成为现实秩序的辩护者，并小心翼翼地试图通过恢复自然秩序的神圣性，来维护儒家理想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性，这样的观点在董仲舒的天人观中得到了整合。
基于对经学传统的重要性的忽略，作者更为看重儒家“观念化”的精神传统的重要性。对于经学的忽略可能会导致作者在处理“四书”和“五经”的关系时产生一些认识上的扁平化，从而导致对宋代儒学的复杂性的理解略显不足。作者认为从“五经”转向“四书”是儒家的一种“哲学转向”，更为注重经典中与修身相关的内容，这也是从哲学视野来看待宋代儒学的最为流行的看法。
本书充分意识到理气关系对于宋代理学的道德修养论的重要性，认为气的多变性促使人们认识到格物修身的重要性，从而既在天理的先在和后天的心性修炼之间建立起一种平衡，也让他们与先秦儒学之间建立起如下的共同点。
·人是可以实现道德完善的；
·学习是改善道德的关键；
·古代的圣人提供了品德端正和在社会中表现得当的“道”；
·道德君子具有转化他人的影响力；
·社会和谐是民众满足了各自角色所承担的道德责任的结果。（第88页）
作者对儒家的“制度化”表现出足够的关注，此为本书十分明显的优点。首先，他重视科举制度对儒家的道德理想和实践在整个中国社会传播的意义，这种官员选拔制度并非单纯地建构了社会流动的机制，更为重要的是将儒家经典作为考试的内容，促成了道德观念的普及和国家共同价值的建立。
与流行的儒学通识作品不同的是，本书特别设有儒学与女性的内容，既看到了传统中国社会中女性的从属地位，也肯定了女性对于教育子女、涵养个体的道德观念，以及促进家庭和谐的作用。作者引用曾国藩女儿曾纪芬的文字，从中看到了对传统女性的意义的最好阐述。他指出：
在家庭这个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内部，妇女作为母亲、教师和家务管理人，被赋予了合法的权威地位。（第113页）
在西方影响巨大的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曾经判定，儒家已经是“化石”，只具备怀念功能，而难以在未来的中国发展中产生作用。针对中西流行的此类说法，现代新儒学不断在为儒家的现代意义进行辩护。现代新儒家尤其强调了儒家与民主、科学之间的兼容性，以回应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试图让儒家为近代中国的落后承担责任的做法。但本书作者的敏锐之处，在于他对21世纪以来儒学在中国大陆民间社会兴起的关注。虽然从今天的状况看，于丹及其《〈论语〉心得》已经成为过眼烟云，但由她通过电视媒体所引发的人们对于这本古老的儒家著作的兴趣，依然是本世纪以来十分重要的文化现象。
儒学的复兴，夹杂着经济崛起之后的民族主义的心理需求，也有普通民众寻求精神力量的原因，还有为维护国家统一寻求文化基础的因素，不一而足。如此多层面的混杂，可能难以为一个国外的学者充分体会，但他们已经不再将儒学视为博物馆的陈列物，而是看到了儒学对于中国社会建构和文化自觉的意义，这足以让人敬佩本书作者的视野之高远。
第一章 孔子（前 551—前 479）及其遗产：简介
孔子生活在公元前 6世纪。但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他宁愿自己早生五百年，生活在周朝（前 1045?—前221）初兴之时。在他的想象中，那是个黄金时代，统治者以德治国，民众遵循自古以来的礼法，到处都是一派和谐安宁。如今面目全非。中国不再由孔武德劭的周王一统天下。到公元前 700年，国家已分裂成各自独立的小国，由各个封建领主统治，彼此间纷争不断，这些领主的权威不是通过道德行为和对民众福祉的真正关心，而是通过法律、惩罚和武力来维系的。
孔子一生对周初悠然神往。如果当时政通人和，同胞之间以礼相待—所有这些都通过得体的礼仪予以表达—他相信那一切会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再次盛行。为此，他周游于各封国之间，希望找到一位与他观点相同的纳谏明君，授之以权， 实施他的社会政治愿景。但他的周游无功而返，他从未得到过重用。
当时的统治者显然认为他的思想不切实际。毕竟在公元前6世纪，各国之间的战事依然连绵不绝；说什么以道德典范治国即可战胜进驻边境的数万敌军，这种观点大概毫无说服力。另一种可能是，孔子的个性不大容易笼络封建统治者。正如他在《论语》中的教诲所示，他偶尔可能会赞美、同情、宽容错误，还有些幽默感，但往往都是一副批评、强硬、嘲讽和严苛的态度。
尽管如此，孔子却从未完全放弃希望，始终期待某地有某一位统治者会欣赏他的政治学说的真正价值。他的弟子子贡曾经问道：“如果你有一块美玉，你会把它装进柜子里藏起来呢？还是找个识货的卖掉？”孔子回应道：“卖掉它！卖掉它！我等着识货的人呢。”（《论语 ·子罕第九之十三》）孔子始终没有遇到合适的机会，失望之余，他把毕生事业从政治转向教导弟子，希望弟子们信奉他的政治理想，在他本人失败的宦途上取得成功。根据传统的说法，孔子正式收入门下的弟子共有 72人。
孔子名垂青史，不仅是因为他诲人不倦而受人敬重，也是对那些致力于传播其教诲的弟子和后世追随者的致敬。他们对孔子的格言和对话的记录构成了《论语》的基础，那是我们获知孔子思想的主要来源。《论语》的文本相当简短，号称有20卷—不妨将其理解为篇章—总共约有500个段落或“节”，是由他的弟子们记录下来并经过历代人编辑的孔子教义集锦。早在公元前2世纪，孔子去世三个世纪之后，《论语》的文本就已经呈现为目前的形式了。
研究孔子思想，都要从这部相对简短的文本开始。但孔子与中国传统中的其他早期文本关系密切，特别是《易经》《诗经》《尚书》《礼记》，以及《春秋》。孔门弟子们从公元前2世纪便开始宣称，他参与了这五部文本的撰写、编辑或编写（五部文本大致都是在公元前1000—前200年间编写的）。尽管这种说法经不起深究，但从那时起，这些文本，即所谓的“五经”，就一直被尊为儒家传统的经典。儒家将它们奉为传递圣人治世原则、描述正确礼仪、表达天人合一的信念，以及从春秋时期（前722—前481）的历史中汲取教训的著作，与孔子的教义完全一致。
儒家在中国的兴起
孔子召集了一群忠实的门徒，并不意味着他的教义立即赢得了普遍认可。在周朝所谓的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前403—前 221）那动荡不已的数百年，很多思想家带着各不相同的主张，致力于解决各自的当务之急。道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兵家、农家、墨家（墨子的追随者）和名家的教义均在探讨：怎样才算是有道明君？如何才能治国有方？国与民的理想关系是什么？中国怎样才能实现曾经的统一、稳定和繁荣？个人对家庭、族群和国家有何责任？人在天地之间的位置如何？
当然，并不是每一位思想家都对所有这些事项给予同等的重视。但这些就是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所盛行的所谓“诸子百家”日夜思考之事。激烈的学术论争是这几个世纪的标志，代表不同学派的思想家争相劝说国君和知识界相信他们自己的教义才是真知灼见。虽然在这几个世纪里，儒家有几位杰出代表特别活跃，其中最著名的是孟子（前4世纪）和荀子（前3世纪），但仍须谨记，这一时期，儒家学说并未得到比其他思想家的教义更多的青睐。
这种情况在公元前2世纪发生了变化，汉朝（前202—222）的统治者越来越支持儒家的学说。然而在汉朝初兴之时，这些学说的前景并非一片光明。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对儒家充满鄙夷。司马迁写于公元前1世纪的《史记》中提到，此人早期还未统治江山时，曾对儒家学说充满敌意：“许多人头戴儒生的帽子来见他，沛公就立刻把他们的帽子摘下来，在里边撒尿。和人谈话的时候，动不动就破口大骂。”
然而在建立汉朝之后，刘邦（此时已是高祖皇帝，前 202—前195年在位）最终发现，软化态度才是便宜之策。他的首席顾问陆贾在觐见他时，反复敦促他参照重要典籍《诗经》和《尚书》中儒家学说的治国之道。一日，皇帝显然厌烦了陆贾过于频繁的劝谏，他粗鲁地答道：“你老子的天下是靠骑在马上南征北战打出来的，哪里用得着《诗经》《尚书》！” 陆贾不屈不挠，显然将个人安危置于度外，回答说：
您在马上可以取得天下，难道也可以在马上治理天下吗？……秦王朝［汉朝所取代的短命朝代，以其严酷著称］也是一味使用严酷刑法而不知变更，最后导致自己的灭亡。假使秦朝统一天下之后［公元前 221年］实行仁义之道，效法先圣，那么，陛下您又怎么能取得天下呢？
汉高祖来了兴趣，请陆贾著书（《新语》）阐明这些思想。司马迁写道：“每写完一篇就上奏给皇帝，高帝没有不称赞的，左右群臣也是一齐山呼‘万岁’。”
不过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汉武帝（前 141—前 87年在位）长期统治期间，儒家学者才总算能够明确倡导该学派的学说，并在朝堂上给予儒家以特权地位，这种地位（尽管时有起伏）一直保持到20世纪初期。由于大臣们纷纷敦促尊崇儒家，废黜当时另外两派，即道家和法家的学说，武帝于公元前 141年下令解职所有非儒家的官员，特别是倾向于法家之人。几年后，公元前136年，他制定了“五经博士”的制度，五经博士是指精通五部著作的专家，即儒家学者开始视为典籍的《易经》《诗经》《尚书》《礼记》和《春秋》。这些饱学之士靠五经的教诲和原则来辅佐皇帝。公元前124年，同一群饱学之士成为新近成立的太学的教员。 在那里表现很好的学生，即因精通五经中的一部或多部典籍而通过考试之人，可以获得政府官方机构的任命。
这些步骤的重要意义不可估量，第六章还会详细谈到这一点。从这时起，儒家思想就成为中华帝国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统治者依靠儒家学说的指导，并经由它来获得正统地位，还通过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考试来招募官僚。此外，由于儒家思想在治国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中华帝国的教育也专注于对儒家著作的掌握。为官能够获得显赫声望和经济回报，但凡负担得起学费的人，都会努力掌握那些典籍，从而通过考试、获得官职。男孩从六七岁起就被寄予厚望，潜心学习记诵宣扬儒家价值的启蒙读本，随后研读儒家经典。结果是，几乎每一个中国读书人都被儒家学说所教育和社会化，在中华帝国1912年终结前的一千年里尤其如此。因此，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不仅是官员，还有诗人、散文家、小说家、艺术家、书法家、史家、学者、教师，乃至少数知识女性，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儒家经典所体现的信念和理想的陶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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