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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城市是一个自然和地理单元；城市是人类的一种聚居方式；城市是一片经济区域；城市是一种文化空间；城市是一部用石块和钢筋水泥建构的历史；城市是一部打开的书，记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光荣和梦想、期冀和抱负；城市是一种生活方式；城市是一种群体人格；城市是一种氛围；城市是一种特征……城市正像文化一样，是一种很难定义是什么的现实。
人造城市，城市造人，人和城市造就着城市文化。城市盛衰兴亡的历史命运，便构成了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的宏观轨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该书探讨了近百年来，以北京和上海为中心的南北文化的对峙冲突，城市地位的消长沉浮，城市文化和城市人格的逆转嬗变，以及如何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激动人心而发人深省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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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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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和上海拥有不同的城市性质、文化机制和生态环境，使两地文化具有不同的价值、功能和趣味。我们通常用“京派”和“京味”这两个不同的语词来描述北京文化的上下两层。京派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与京味民间民俗文化构成大雅大俗的强烈对比和反差。我们却只有“海派”这样一个词汇指称上海文化。不同社会阶层、职业角色的上海人，生活在由高度社会化和一体化的城市社会造就的大致相仿的生活方式之中，笼罩在由市场和大众趣味导向的市民文化的氛围中——它造成了一种雅俗共赏的高品位的通俗文化。该书稿通过多维度地对于京沪两地对比研究，来理解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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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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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导，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自然之友理事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现代化理论、教育公平、教育公共政策，曾任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总策划。关注中国教育改革、生态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传统文化继承和改造、教育公平等问题并参与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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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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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现代中国的双城记
1
第一章? 城市之风：中国的南与北
001
一、从东西到南北
003
二、中国的古城和古都
014
三、明星城市：“旧长袍的新花边”
025
四、南北冲突的现代涵义
032
五、从上海到北京
036
六、城市的秘密：关于城市的文化理论
045
第二章? 京派和海派：风格的形成
057
一、海上画派：海派文化的滥觞
060
二、梨园风景：海派京剧
069
三、文学革命与海上文坛
077
四、京样、京味、京派
089
五、京海之争：1930 年代的文坛公案
099
第三章? 京派和海派：双峰对峙
111
一、大上海崛起：雄极一时的海派文化
113
二、北平：京派文化的乐土
129
三、上海人：都市新人类
144
四、文人笔下的北平：京味和老北京人
163
第四章? 新北京：光荣和梦想
181
一、“旧城唯上”：1950 年代的毁城之争
184
二、气象非凡的全能型城市
196
三、京味的消解
210
四、昔日王府名宅
221
五、古都风貌：仍在继续的争论
231
六、胡同和大院：两种文化
244
第五章? 革命文化：新的中心
255
一、革命文化和语言文字
257
二、革命文化和文化革命
267
三、风暴的中心：北京在“文革”中
276
四、联结北京的红线：“上海帮”集结
288
五、市民文化：抗拒和变迁
298
第六章? 海派的嬗变
311
一、“大上海沉没”
313
二、适应与变形
324
三、“上海病”
331
四、阁楼里的“中产阶级”
338
第七章? 上海文化：新海派
353
一、“又多又快，不好不坏”
356
二、“上影风格”
363
三、海上文坛：呼唤力作
370
四、上海美术：没有特点的特点
376
五、上海人的新闻兴趣
384
第八章? 新北京和第三代人
393
一、“代”的诞生：青年文化的兴起
397
二、红卫兵的早期环境：学校和大院
401
三、复制和反叛：关于红卫兵文化
410
四、从知青到青知：1970 年代的“地下文化” 420
五、崛起和失落：青年知识分子文化
437
第九章? 上海人和北京人
449
一、南人和北人
451
二、两地人互看
456
三、公共汽车小社会
464
四、上海人的价值系统
468
五、干大事的北京人
492
六、变化中的女性
509
第十章? 三足鼎立：1990 年代新格局
537
一、广东文化：世纪末的新北伐
540
二、新京味文化：从小说到生活
549
三、海派文化的复兴
568
第十一章? 十字路口的城市
579
一、城市的尖叫
581
二、打造“中国的曼哈顿”
594
三、保卫文化的北京
600
四、毁城之思
612
第十二章? 上海新天地
627
一、新天地、旧天地
629
二、寻找上海
636
三“模范生”神话
640
四、失落的文化高地
650
五、大政府，小社会
657
第一版后记
667
修订版后记
668
再版后记? 城市的终结？
671
再版后记? 城市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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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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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现代中国的双城记
1953 年，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写了一本关于上海近代史的专著《上
海——现代中国的钥匙》。33 年之后，1986 年，这本书的中译本得以在上
海出版，于是又引起一番至今未有国人写的“上海史”的感慨。
当时，上海文化界正在大张旗鼓地进行“文化发展战略”和“海派文
化”的讨论，学者们认真地探讨关于“海派”的定义、特征、正负面的影
响，写出许多美文。商人们则不失时机地将每一种商品都贴上“海派”的
标签。于是，在海派文化、海派小说、海派影视之外，不仅有海派家庭、
海派丈夫之类，也有海派住宅、海派家具、海派袜子等。“重振大上海雄风”
成为一时流行的新口号。
这使人想起了 1930 年代初文坛上那场“京派”与“海派”的著名论战。
那一次是由“京派”发难的，“海派”文人锋芒毕露，面对“京派大师”的
奚落，“小小的回敬了几手”（鲁迅语）。这一次，只是上海人自己在讨论，
并没有与之对峙相望的“京派”参与。
北京人正在关心更为重大和宏观的问题。他们沉浸在关于传统文化和
现代化的“文化热”中。在各种官方和民间的会议上，他们对中国的经济、
政治、改革和文化重建面红耳赤地争论不休；高墙之后和大院之中，无数个
拜访、谈判、聚会和家庭沙龙，当代和未来的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和
艺术家在神情严肃地运筹策划或觥筹交错，交换着最新的小道消息、外国
录像和政治笑话。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政治风云、新锐思想和文化灵感，
便在这种散漫无形的交流聚集中，不为人知地悄悄诞生了。
中心便是重心，是平衡点，是交汇点。南国水乡的富饶、婉丽，
北方草原的粗犷、豪放，西部大漠的苍凉、凄郁，东部沿海的热情、
繁华，都各有特色，别张一面，但唯有它们的集中交汇点——北京，
才能整个浑然地代表中华民族的个性和文化。
在中国，有哪个城市，哪个地方，能像北京这样把戈壁滩如云马
队的剽悍与苏杭丝绸鱼米之乡的温情，最悠古的文明与最现代的气氛
都凝聚于一身呢？
几千年的文明史，一百多年的近代史，近在眼前的现代史，敏感
的当代史，都正在这个京都中冶炼着。a
大约在公元前三千年，首先产生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开始了被考
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称为“城市革命”的历史。稍后，在埃及、印度河流域
以及中国的华北地区都出现了城市。
哲学家说：人类是擅长制造城市的动物，人类所有的伟大文化都是从城
市产生的；世界史就是人类的城市时代史。
然而，我们甚至难以准确地定义：城市是什么？
城市是一个自然和地理单元；城市是人类的一种聚居方式；城市是一片
经济区域；城市是一种文化空间；城市是一部用石块和钢筋水泥建构的历史；
城市是一部打开的书，记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光荣和梦想、期冀和抱负；城
市是一种生活方式；城市是一种群体人格；城市是一种氛围；城市是一种特
征……城市正像文化一样，是一种很难定义“是什么”的现实。
人造城市，城市造人，人和城市造就着城市文化。城市盛衰兴亡的历
史命运，便构成了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的宏观轨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近百年来，以北京和上海为中心的南北文化的对峙冲突，城市地位的消长
沉浮，城市文化和城市人格的逆转嬗变，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激动人心而发
人深省的一页。
如果说，城市的出现是人类生存方式的一场革命，那么大城市的崛
起，则是一种奇迹。集中了最多的物质财富，人口密集，从事着规模巨大
的经济活动、信息交流和人际交往的超级大都市，成为现代社会政治、经
济、科技、文化等多种革命性变革的中心。正如恩格斯当年评价法国的巴黎：
“在这个城市里，欧洲的文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里汇集了整个欧
洲历史的神经纤维，每隔一定的时间，从这里发出震动世界的电击。”
北京，正是当代中国这样一个沸腾的中心。
这个中心曾经是在上海。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它便享有“东方巴黎”
的美誉。
墨菲选择上海作为理解现代中国的钥匙，是有理由的：
··· ··· ···
城市之风：中国的南与北
中国文明演进史上的“南北问题”，为上海和北京提供了宏阔深远的历史背景。发源于中原的北方文明，其政治经济中心在东西轴线上长达千年的移动， 最终东进至黄河下游的北京。与此同时，先进的北方文化南下，开发了长江和珠江三角洲。地域特色构成城市文化基本的底色，形成城市文化最初的积淀。
近世以来的南北格局和南北冲突却有全新的涵义。繁荣富庶的南方，不仅成为新的经济中心，也成为西方文明率先登陆的地区。正是在这里，诞生了作为与乡村同构的传统城市相对立的现代都市。它们成为新的社会革命的策源地。“革命的南方”与“保守的北方”的抗衡冲突，贯穿了20 世纪的中国历史。
城市的秘密：大城市的崛起和城市的命运，城市社区、城市文化和城市人，城市的魅力，等等，遂成为诱人的课题。
一、从东西到南北
1980年代“海派文化热”的一个具体成果，是查清了上海的家底和身世，专家们确认上海建城于元代至元二十八年（1291），已有七百年历史，从而把人们印象中“十里洋场”类似美国那样肤浅的历史忽然推前了五百年。增添上海历史荣耀的努力并不止于此。由于在青浦县（现为“区”）福泉山和金山县（现为“区”）亭林墓出土了一批属于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的珍贵文物，上海具有四千年历史的说法也出现了。重写上海史的呼声不绝于耳，“吴楚文化的孑遗”“上海已有6000年历史”这样的标题频繁出现于上海的报章。上海人对自己城市强烈的荣誉感和归属感跃然纸上。然而，正如谭其骧教授正确指出的，包括青浦、金山在内的10个县，是1958年由江苏划归上海的。至于上海市区的这片土地，一千几百年之前尚未成陆，浸泡在海水之中。
对自己家乡的尊崇和偏爱这种乡土感情，恐怕是人类最基本、最久远的情愫之一。在不同的城市，我们都可以听到“中国唯有此地可居”之类的赞誉。一位河南的朋友则郑重地告诉我：不懂豫剧就不懂得中国文化，因为豫剧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峰。但是，北京、上海的市民对自己城市所怀的自豪和倨傲，似乎是别处难以比拟的。在上海执着地推进自己的历史之时，北京也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悠久历史。考古学家在对京郊房山县（区）琉璃河商周遗址进行研究后认为，这里正是西周燕国的都城，因而宣布北京“有文字可考的建都史为3035年”。
显然，这种对历史的追溯，这种“城市寻根热”并不是无意义的。在城
市人的优越感和虚荣心之中，不是可以辨析出对自身独特的城市文化的认同， 以及对它们分别源自华北文化和吴越文化的地域属性的重视和强调吗？
城市作为人类生活聚落的形态，伴随着文明的演进而发展。正是地域赋予了城市文化基本的底色，形成城市文化最初的积淀。地理，从不单是方位和地区的概念，它的气候、物产、土壤、植被、资源等自然环境条件， 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以及按最宽泛和最狭窄的定义的所谓文化。由于南北方截然不同的自然环境所构成的不同国家和民族显著的南北差异和南北问题，远远大于东西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北方，往往意味着干旱、寒冷、贫瘠、强悍和壮阔；南方则成为温暖、湿润、富庶、发达、柔婉和清丽的同义词。即便在朝鲜、越南、日本这样疆域狭小的国家，也造成南北方在经济、政治、文化和人格气质上明显的差异。与南北差异相伴的，还有南北冲突、侵犯和占领、革命和战争、人口迁移和文化融合等， 则构成许多国家基本的历史线索。这正是人文地理学、地缘政治学、地域文化理论以及人类生态学、城市生态学等多种生态学理论存在的根由。
然而，在文明之初，干旱的北方却是首先开发和开化之地。“古代文明恰如事先约定一般，都以这一干旱地带的正中或者其边缘的热带干旱草原作为建立的基地。不用说尼罗河、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等河谷，黄河流域以至地中海地区，实质上也是如此。”a 原因之一可能是原始森林覆盖、虎豹出没、瘴疠流布的南方，无先进的技术手段，更不利于生存。
近几十年来我国考古研究的成果，似乎越来越趋于否定黄河流域的中原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单一源头，已经在24 个省、市、自治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展示了华夏远古文化“满天星斗”般的起源图式。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千百年来，绝大多数中国人又密集地聚居在有限的几个地域，这就是华北大平原、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和珠江三角洲。源自黄河
流域的华北文化，奠定了汉文化的基本面貌并覆盖整个北部中国。相互毗邻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和源自古百越文化的吴越文化，则由长江连接贯通，成为长江流域三朵瑰丽的文化之花。自周代以后以楚文化而闻名的长江流域文化的形成和勃兴，使华夏文化出现了南北分流的两支：“北支为中原文化，雄浑如触砥柱而下的黄河；南支即楚文化，清奇如穿波而出的长江。这北南两支华夏文化是上古中国灿烂文化的表率，而与时代大致相当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遥相辉映。”a
正像作为西方文化之源的古希腊文化，几乎包含了尔后西方文化各种发展的胚芽，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南北文化的差异和对峙、冲突和融合也初露端倪。
收集了黄河流域诗作的《诗经》，尚收集不到长江流域楚和吴越之地的歌谣。在《诗经》产生的周初至春秋中期，南人尚为“断发文身”“南蛮舌之人”。南蛮、北狄、东夷、西戎，都还是“化外”之人。及至楚文化的兴起，一种风格姿态、精神气质、人文理想与北方迥异的新的文化形态从它的文化母体中脱胎而出。楚辞的出现，开辟了文学的新风，从而形成了两种基本的风格：北方的厚重、严谨、豪放，南方的浪漫、活泼、细腻。金克木教授更认为，楚辞的兴起，定下了诗的三种形态：风（风、谣）、雅（雅、颂）、骚分别对应民间、庙堂和个人三个系统，形成三分天下的模式。b儒家成为北方文化的主流和哲学代表，而道家则反映了南方文化的精神气质。追求逍遥、自由、超拔飘逸的老庄和屈子，与崇尚礼乐教化、仁和中庸的孔孟确实形成鲜明的对照。孔子也曾论及南北差异，所谓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袵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中庸》）
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将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
鸣和众多学派简化为“南老北孔”的斗争，认为：“北学务实际，南学探玄理；北学切人事，南学出世界；北学贵力行，南学齐物我；北学重家族，系亲爱，南学轻私爱，平阶级；北学重礼文，南学厌繁文；北学守法律，南学明自然；北学畏天命，南学顺本性；北学敬老年、重经验、尊先祖、守古之念重、保守之情厚、排外之力强，南学不崇先王、不拘于经验、不屑于实际、达观于世界之外，乃至轻世、玩世既而厌世。”梁启超还披露南学“对于北方学派，有吐弃之意，有破坏之心”。
也有人认为，“楚虽三户能亡秦”，崇尚“血亲复仇”、兼有“白云黄鹤”和“九头鸟”两种品性的楚人和楚文化，包藏了儒家正统所乏的尊崇自我、个人本位的萌芽。我们以后将会看到，地广两湖的湘楚地区及其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独特地位。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称“吴、楚、浙、闽，汉以前夷也，而今为文教之薮”，并指明了由北而南的文化发展和演化：
三代以上，淑气聚于北，而南为蛮夷。汉高祖起于丰、沛，因楚以定天下，而天气移于南。郡县封建易于人，而南北移于天，天人合符之几也。大气南徙，而匈奴始强，渐与幽、并、冀、雍之地气相得。故三代以上，华夷之分在燕山，三代以后在大河。a
但在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内，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始终在北方。中国的政治、经济轴心基本在今陇海线的中原一带，古代都城分布在长安、洛阳、开封的政治轴线上。“秦中自古帝王州”，从西周的镐京至唐末（包括秦代的咸阳），长安为国都长达954 年；从东汉到后唐的900 年间，共有五个朝代建都开封，合计达206 年。这一政治、文化中心并非固
定不变，而呈现由西向东移动的明显趋势。东周时，将首都由西周的镐京（西安）东迁至洛阳；东汉时，首都再次从西汉的长安（西安）东迁至洛阳，有国防和经济的双重原因。由于黄河下游流域的自然条件较中游为佳，农耕区渐次向东扩充，首都东移，既更为安全，且能较近便地接受东部粮食的接济。而当时的南方，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言“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
从西晋末年起，汉文化开始了具有宏观规模的由北至南的迁移。这是由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和晋室南迁、唐代中期的“安史之乱”、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和宋室南渡这三次大的历史变局所造就并为人所识的。三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南北格局。北方异族的侵扰、北部中国长期处于战乱纷争之中固然是这种迁移的直接动因，而南方地广人稀，且有淮河、长江天堑的防护，社会比较安定，以及具有优越的发展经济的自然资源条件，不能不说是吸引北人南下的重要因素。
从公元221年三国时的蜀和东吴分别在南方建立政权起，打破了自夏以来二十来个世纪政权中心独处北方的传统态势。然而，直到317年东晋建都建康（南京），继而出现170余年大分裂的南北朝，才初次造成南北割裂抗衡的局面。大量北方知识分子和劳动力南迁，使南方得以迅速开发。到东晋末年，如《晋书·食货志》记载，东南地区已达“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毂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矣”。然而在文化水平上，北方仍居传统的优势。
隋唐之际，重要的政治军事活动，仍限于北方，但在经济，尤其是粮食供应上，已开始靠东南接济。唐中叶的“安史之乱”掀起了汉文化向东南转移的第二个高潮。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饱经浩劫，田园荒废，藩镇割据。几年的动乱，使盛唐人口由755年的5291.9万锐减至760年的1699万。a南方州郡人口骤增，此后，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已超过北方，北方对
南方的经济依赖日益殷切，有所谓“辇越而衣，漕吴而食”之言。至唐宪宗时期，“军国费用，取资江淮”，“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韩愈）；杜牧则指出“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商业和交通的发达，使扬州和成都成为空前繁荣的城市。唐末和五代的大部分时间，北部中国仍在战乱之中，民生日趋凋敝萧条。偏安江南的小国，则兴水利，奖农业，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繁荣。
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和国防军事、情势的变化，致使作为“帝王之州” 的关中一带失去了传统的优势，五代以后，中国的首都历史性地东移至开封、洛阳一带，再无逆转，谭其骧教授论道：
五代以后，黄河流域益形衰落，江南的经济地位和河朔的军事地位逐步上升，中原王朝内部便不再是东西对峙的问题，变成了南北争胜之局；主要外患也不再来自西北，改为来自东北的契丹、女真和蒙古，从而长安丧失了它在军事上的制内御外的作用，所以首都一经撤离，就再也不可能搬回来了。a
至北宋一朝，全国的经济重心虽已偏在东南，政治和文化中心仍在黄河下游开封、洛阳的东西轴线上。京师由唐代的长安东移至开封，以靠近漕运的运河干道。北宋的统治者采取“竭三吴以奉西北”的政策，并竭力排斥南人参政，维持着传统的南北格局。北宋的重臣几乎全是北人。真宗的重臣寇准力阻南人参政，称“南方下国，不宜冠多士”；司马光则奏神宗： “闽人狭险，楚人轻易。……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
然而，经济与文化自有一种相生相长的复杂关系。到北宋末年，文化中心事实上已趋于“苏湖熟，天下足”的东南。柳永在《望海潮》词中尽
情摹写了有“东南第一州”之称的杭州的富丽繁华：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凤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山献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由于金人的入侵，“靖康之难”致使统一的北宋王朝崩溃，建都北京的金王朝与建都临安（杭州）的南宋政权相对立，被公认为是中国文化中心南迁的真正分野。文化中心从中原的开封、洛阳东西向轴心，跳越至江南的杭州、苏州南北向轴心。至此，中国的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重合，“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而淮河和秦岭一线，成为当时划分南北的天然界限。中国人口分布的南北消长，至此为一大转折。1085年，全国总户数1485万户，江南包括四川共985万户，占三分之二；北宋后期人口超过20万的州郡，北方11处，南方44处（其中江浙占23处）。a其时，学校教育虽见衰退，但私家讲学之风日盛，书院林立。有宋一代，共有书院203所，北宋占24%，南宋占75％；其中长江流域占74％，珠江流域占21％，黄河流域仅占3.5％。江西书院最多，为80所；浙江34所，湖南24所b，足见北方文化之遭摧残、长江文化之占优势和岭南文化的发展。
科举取士、为官入相的统计，是地域文化和政治发展的测度之一。据陈正祥调查，唐代宰相369人，属98族，十分之九为北人。北宋中叶以后，南人为相渐多，但南人参政困难。至宋室南渡后，南人在政治权力上终于
占了优势。宋代宰相共134 人（北宋72 人，南宋62 人），其中24 名浙江籍宰相中，在北宋为相的仅4 人，在南宋为相的达20 人。到明代，189 名宰相中，南方人占三分之二以上。明代自洪武四年（1371）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的245 年间，各科状元、榜眼、探花和会元共计244 人，其中南方215 人，占88％ ；北方29 人，仅占12％。有清一代114 名状元中，南方各省99 人，占87％ ；江浙二省69 人，占全国的69％。清乾隆元年招举博学鸿词，先后选举者267 人，其中江、浙、赣、皖四省共201 人，占75％ ； 而江浙二省146 人，超过全国的半数。a
至明清时，南北的天然分界线已由淮河移为长江，大致已形成了如今日的南北经济文化的面貌和格局。在数百年间大规模的文化迁移和交融中， 形成了南北二宗不同的文化风格、民俗风情、物产品类等。南宋之后，珠江三角洲的岭南文化在诸多方面与长江三角洲的江南文化迥异，别具优势、特色。在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江河所孕育的中原文化（北方文化）、江南文化、岭南文化三分天下的格局中，千姿百态的地域文化成熟而绚丽。它的主要的类型包括：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巴蜀文化、关东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吴越文化、青藏文化、西域文化、荆楚文化、草原文化、桂文化、台湾文化，等等。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我们大致以长江为界，区别、感受和讨论南北文化。
事实上，南北之别几乎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戏曲、诗词、小说、园林、棋艺、书法、绘画、盆景等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所谓“南柔北刚”“南甜北咸”“南船北马”“南拳北腿”之类，连豆腐亦分“南豆腐” 和“北豆腐”，剪刀亦有张小泉和王麻子，以及“古道西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这样区分壮烈的阳刚之美和婉约的阴柔之美的审美情趣。既有荆轲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烈士情怀，继有陈子昂幽州登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千古绝唱，燕赵之地遂成为慷慨悲歌、壮士辈出的渊薮。陈子昂在另一首“感遇诗”中进一步描绘燕人的行径：“自言幽燕客，结发事远游。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俨然梁山好汉的先驱。清末则有人称“北人之敢死喜乱，不啻活演一《水浒传》；南人之醉生梦死，不啻实做一《石头记》”。清人魏善伯比较南曲与北曲，称“南曲如抽丝，北曲如抡枪；……南曲柳颤花摇，北曲水落石出；南曲如珠玉落盘，北曲如金戈铁马”。南北文化和人格气质的差异一直引起人探究的兴趣。
早在《汉书·地理志》中，便已提出“域分”的概念，并写道：“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好恶取舍，动静之常，随君上之情欲。”将地域文化和民俗民风的差异归因于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王侯的引导教化。古人早已注意到了水土气候对文化民俗的影响，并多有论述。如“潇湘间无土山，无浊水，民乘是气，往往清慧而文”（刘禹锡《送周鲁儒序》）；“邹人东近沂泗，多质实；南近滕鱼，多豪侠；西近济宁，多浮华；北近滋曲，多俭啬”（《邹县志》）。“浙东多山，故刚劲而邻于亢；浙西近泽，故文秀而失之靡”（《旧浙江通志》）。清末民初的刘师培，著《南北文学不同论》认为：“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是典型的“环境决定论”。
近代“南北论”的首提者被认为是梁启超。他在1902年的《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提出，中国大河流域皆东西向，造成南北的划分，各异其俗，并造成不同的文化、艺术传统。他首倡“多元文明”说，将中国文化划分为黄河、长江、珠江三个主要的地区文明。对地理环境的重视，并导致他提出关于中国文化的“地理决定论”。他在《地理与文明之关系》等一系列
文章中，认为西方属海洋国，人富进取心，加之内地山岭交错华离，便于分治，故趋民主立国；中国为平原陆居国，人多怀土重迁，自易趋于专制 立国。
另一些人则比较重视社会变动和文化传统对南北差异的作用。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称：“江南士大夫多失之于轻薄奢淫，这是梁、陈诸帝之‘遗风’；河北之人大致失之于斗狠劫杀，这是安史之乱的‘余化’。”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论及：南方人性冷而遁世，北方人性热而入世；南方人善玄想，北方人重实行。故前者创作了富于幻想色彩的庄子散文，后者则导致了“诗三百”的抒情短制。他更重视人文背景的不同：“前者贵族派，后者平民派也；前者近古派，后者远古派也；前者国家派，后者个人派也。”
这一思路在近代的发扬，是强调历史动乱和人口迁移所造成的南强北弱和南北人品性的变异，其代表人物是潘光旦和张君俊。潘光旦在《自然淘汰与中华民族性》书中认为，华北干旱缺水的荒年及异族入侵使之成为一个天灾人祸不断的大灾区，每一次灾难都是对人口的一次“自然淘汰”，无能者先被消灭，生存下的适者虽然耐劳吃苦，却也积累了保守短视的品性。而淘汰过程的最大受害者是身心两方面最为健全的女性：在荒年她们率先被卖掉，卖入城市或妓院，使农村乃至民族损失这些“做母亲的最好原料”。各种原因相加，导致“中国北方人一天比一天蠢；中国北方很少好看的女人”。另一方面，具有积极品性的人或南迁或北上出关，能抵达目的地的皆强健机智者，因而，南方和北方的东三省成为较先进的地区。历经数次“民族大迁移”的客家人，被认为特别具备这种优良 品性。
张君俊根据1930 年代初对1.3 万名大学生的体格调查，认为华北人的身高、体格、寿命、婴儿死亡率均优于华南人。他认为北方人有体格、缺智力，南方人则相反。两者无法结合，降低了民族的总体素质。他又回到
了“地理决定论”：北方异族的侵略和黄河的灾害摧残了民族的体力与智力；而北纬33度以南的次热带气候，则不利于民族之生机和健康，久居必流为“饶具女性的民族”。
林语堂则在他著名的《吾国与吾民》一书中，对北人和南人作了文学化的描写：
……北方的中国人，习惯于简单质朴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身材高大健壮，性格热情幽默，吃大葱，爱开玩笑。他们是自然之子。从各方面来讲更像蒙古人，与上海及江浙一带人相比则更为保守，他们没有失掉自己的种族活力。他们致使中国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的地方割据王国。他们也为描写中国战争与冒险的小说提供了人物素材。
在东南边疆，长江以南，人们会看到另一种人。他们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喜爱诗歌，喜欢舒适。他们是圆滑但发育不全的男人，苗条但神经衰弱的女人。他们喝燕窝汤，吃莲子。他们是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学家，战场上的胆小鬼，随时准备在伸出的拳头落在自己头上之前就翻滚在地，哭爹喊娘。他们是晋代末年带着自己的书籍和绘画渡江南下的有教养的中国大家族的后代。那时，中国北方被野蛮部落所侵犯。a
中国的南北差异、南北对峙和南北冲突构成近千年文明演进的基本主题之一，它同样埋伏于中国城市和城市文化演进变化的命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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