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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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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灿烂的古代中国文化，滋养哺育了周边的国家，朝鲜半岛最为其中代表，素有“小中华”之称。故本书在整体“中华典籍与文明”的视野中，聚焦朝鲜半岛的汉文学与汉文。本书 阐明韩国汉文学大发展的时期及高丽文人国家自主意识的形成；以朝鲜中期士人徐敬德、许筠为例，探讨声韵格律；研究朝鲜文人对陶渊明的景慕模拟中，因受本国历史文化及个人际 遇影响，呈现出的特点；展现朝鲜在学习古代中国臣谥制度基础上所进行的损益。本书试图将韩国汉文学作为古代中国文学的延展，在中韩两国文学乃至历史文化背景中，还原韩国汉 文学发展的真实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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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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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畅，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市“中华典籍与国家文明创新团队”成员。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东亚唐诗学、东亚汉诗学，兼及韩国古代史、中韩交流史。 曾出版《日本汉诗话集成》（第三作者）、《诗话丛林校注》（第一作者）、《韩国诗话人物批评集》（第一作者）、《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编委、第七册主编）等古籍整理著作， 撰写《韩国文人名字号训诂辞典》（第一作者），翻译《韩国汉文学史》（第二译者），编译《中朝三千年诗歌交流考论》（第二编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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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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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中韩关系与高丽汉诗发展
(一) 十至十一世纪，高丽汉文学发展的主要动因
(二) 十一世纪宋丽邦交与诗歌交往
(三) 十二至十三世纪，高丽文人群体的国家主体意识与对华观念转变
第二章汉诗声律
(一) “多杂其国方音”——徐敬德诗作为何多不合格律
(二) 审音“清、浊”——许筠对诗词声律的把握
第三章陶渊明诗的韩国回响
(一) 北窗高枕处，靖节是前身——申钦《和陶诗》思想
(二) 讲到酒中趣，含情妙莫言——李家源《和陶饮酒诗》思想
第四章名字号谥中的汉文化
(一) 名与字
(二) 兄弟名字关联
(三) 别号
(四) 论渊民先生室名斋号
(五) 臣谥制度
第五章回顾与反思
(一) 《诗话丛林校注》的校勘注释特色
(二) 《韩国汉文学史》之中译
(三) 谫论崔致远作品辑佚与整理——《崔致远全集》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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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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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灿烂的古代中国文化，滋养哺育了周边的国家，朝鲜半岛最为其中代表，素有“小中华”之称。故本书在整体“中华典籍与东亚文明”的视野中，聚焦朝鲜半岛的汉文学与汉文化，将全书分为五章。
第一章《中韩关系与高丽汉诗发展》阐明韩国汉文学首次大发展的时期是在高丽时期，促成其发展的最主要动因是高丽对古代中国文化的向往，其次是官学教育的发展，而科举制只是辅助作用；再分别以宋丽交流较密切的11世纪、宋金衰弱的12—13世纪为例，探讨导致宋丽两国关系变化的原因，及高丽文人国家自主意识的形成。第二章《汉诗声律》以朝鲜中期士人徐敬德、许筠为例，探讨声韵格律。朝鲜朝素来注重字音字韵，近体诗创作大都合乎格律。但徐敬德因受邵雍与本国方言的双重影响，其诗多不依格律；许筠虽曾借谈姊氏词作言及字声清浊，似在声韵格律上独具建树，但其诗也非完全恪守格律，其论字声清浊亦与韵书相出入。第三章《陶渊明诗的韩国回响》研究朝鲜中期四大家之一申钦及韩国汉文学殿军李家源和陶诗中所蕴含的思想，展现二人在对陶渊明的景慕模拟中，因受本国历史文化及个人际遇影响，呈现出更重渊明超然之节的特点。第四章《名字号谥中的汉文化》研究朝鲜半岛文人的名字号谥，即在名字解诂、别号释义的基础上，探究韩国古人名字组合方式、兄弟间名字关联、别号特点，并从谥法、赐谥程序、赐谥资格三个方面，研究朝鲜朝臣谥制度，展现在学习古代中国臣谥制度基础上所进行的损益。第五章《回顾与反思》在谈笔者参与校注之《诗话丛林校注》的校注特点、参与翻译之《韩国汉文学史》的成书特色之外，亦介绍近年出版之韩国汉文学整理的优秀代表之一《崔致远全集》的学术价值与特色。
本书试图将韩国汉文学作为古代中国文学的延展，在中韩两国文学乃至历史文化背景中还原韩国汉文学发展的真实场域，认为朝鲜半岛汉文学的大发展是建立在对古代中国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声韵格律等全方位学习模拟、更革损益的基础上才得以实现的。
本书若干章节曾以专题论文形式发表于学术期刊、出版图书或相关会议，具体如下：“十至十一世纪，高丽汉文学发展的主要动因”一节曾题《论高丽前期汉文学发展主要动因及其他》，发表于《东疆学刊》，2019（1）；“十一世纪宋丽邦交与诗歌交往”一节曾题《宋神宗、哲宗时期中朝汉诗交流系年》，发表于《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十二至十三世纪，高丽文人群体的国家主体意识与对华观念转变”一节曾题《高丽中期文人群体的国家主体意识与对华观念转变》，发表于《文史哲》，2021（4）；“审音‘清、浊’——许筠对诗词声律的把握”一节曾题《许筠诗格律简析》，发表于（韩）《渊民学志》，2018（总30）；“北窗高枕处，靖节是前身——申钦《和陶诗》思想”一节系作者在香港浸会大学交换学习时选修葛晓音教授陶渊明相关课程的作业，其中第一部分曾题《申钦〈和陶诗〉的生命意识》，在“第七届东方诗话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讲到酒中趣，含情妙莫言——李家源《和陶饮酒诗》思想”一节曾题《渊民先生和陶诗浅析》，发表于（韩）《渊民学志》，2017（总28）；“名与字”一节初步构思曾题《古代朝鲜文人名号的特点》，与导师赵季教授合作发表于《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丛刊》第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后经全面修改，题名《从韩国古代文人名字组合，看中华文化的影响》，发表于（韩）《洌上古典研究》，2015（总45）；“别号”一节曾题《韩国文人室名斋号与中国文化》，发表于《东北亚语言文学的历史与现状》（民族出版社，2011）；“论渊民先生室名斋号”一节曾题《浅析渊民先生的室名斋号》，发表于（韩）《渊民学志》，2015（总23）；“臣谥制度”一节曾题《谫论朝鲜王朝臣谥制度》，发表于（韩）《渊民学志》，2014（总22）；“《诗话丛林校注》的校勘注释特色”一节曾题《〈诗话丛林校注〉简说》，与导师赵季教授合作发表于《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韩国汉文学史》之中译”一节曾题《渊民先生〈韩国汉文学史〉之中译》，发表于（韩）《渊民学志》，2013（总20）；“谫论崔致远作品辑佚与整理——《崔致远全集》述评”一节曾题《崔致远作品辑佚与整理——评〈崔致远全集〉》，发表于《中国图书评论》，2021（11）。各篇文章收入本书时文字有改动，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第一章中韩关系与高丽汉诗发展
(一) 十至十一世纪，高丽汉文学发展的主要动因
近年来学界对唐代关注备至，新罗国遣唐留学生、写下著名《檄黄巢书》的崔致远为人熟知。高丽与宋贸易渐受关注，宋人刊刻金觐、朴寅亮诗文为《小华集》，高丽前期也出现如郑知常、金富轼等擅长诗文创作者。至朝鲜朝，诗文创作更是蔚为大观。今存世朝鲜朝诗文集达到几千种，仅《韩国文集丛刊》与《韩国历代文集丛书》收录者就有约3500余种；统一新罗及此前的韩国古代诗文集，虽然只有崔致远一人作品传世，但他高质量的诗文创作，足以符合“韩国汉文学鼻祖”的称号。这很容易令人产生一个错觉——从统一新罗到朝鲜朝，韩国古代一直深受中华文化影响，在一个人人有着中国式名字的国度，人人从小学习汉字、创作汉文，国家整体制度均与中国历代王朝相仿，在科举制带动下，汉文学也一直蔚为大观。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误解。
与中国不同，朝鲜半岛古代虽然有自己的语言，但直至十五世纪世宗朝以前，并没有自己的文字，与日本相仿，韩国古代早期文献也有借汉字表音者。至统一新罗时期，汉字虽然已成为官方文字，但会写汉字、能创作汉文者并不多。从《三国史记》强首故事，就可知在新罗统一半岛前夕、大唐太宗即位（626）之时，唐给新罗的诏书，新罗满朝只有强首一人可以读懂全文、撰写回表。新罗从神文王二年（682）才开始创办国学，738年，唐玄宗遣邢璹出使新罗：
（孝成王二年）春二月，唐玄宗闻圣德王薨，悼惜久之，遣左赞善大夫邢璹，以鸿胪少卿往吊祭，赠太子太保，且册嗣王为开府仪同三司新罗王。璹将发，帝制诗序，太子已下百寮，咸赋诗以送。帝谓璹曰：“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国。以卿恃儒，故持节往，宜演经义，使知大国儒教之盛。”……夏四月，唐使臣邢璹以老子道德经等文书献于王。
仅就史书只言片语，无法断定当日大唐去新罗宣传的是儒学还是道教，但足以说明新罗重视文教，唐也希望通过文教化成天下。但这并不代表新罗汉文学整体处在很高的水平，正如史书所载，此时的新罗不过“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而已。元圣王四年（788），新罗起用读书三品科。值得注意的是，这只是在国家中央教育机构（国学）中选拔优秀学生，而不是全国实行、有类科举的人才选拔制度。而且，不论国学教育，还是读书三品科，都与骨品制紧密相连，有很大局限性，只能覆盖、吸引到极少一部分人。九世纪后期，新罗留学生入唐学习，甚至出现崔致远这样的汉文学创作高峰，其根源在于唐帝国的向心力、先进文化的熏染，直接原因则是新罗本国骨品制对于人才登用的限制，促使留学大唐成为六头品贵族们的人生天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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