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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2021年日本滨田青陵奖得奖作品、第七届古代历史文化奖优秀作品奖。
★ 从亚洲看日本，一段不同于传统叙述的500年交流史。
从5世纪倭五王与中国的交涉到9世纪停止派遣遣唐使，本书以中日关系为核心，同时涉及东亚、中亚、南亚、东南亚各地与中国的关系。在涉及古代日本的相关问题时，特别考虑了朝鲜半岛诸国与日本的交流，并将视野拓展至当时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格局，以此在亚洲史的框架中看待古代日本对中关系。
★ 聚焦隋唐，再现中日文化交流与往来的辉煌时期。
从隋文帝时日本首次派出遣隋使与帝王“话风俗”，因使团没有精通两国语言的译员而导致信息传递错误，到武则天时期遣唐使受到隆重款待，获赐为武则天即位正名的经书……隋唐时期，中日交流往来频繁，随使团而来的，除了使节，还有学僧、留学生、医师，他们参拜孔子庙、寺观，学习医术，并周游各地，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
从留学僧到巡礼僧，以佛教为视角，不同于官方交涉的民间往来。
南北朝时期，就有僧人来往于东亚诸国；到了隋朝时期，各国纷纷向中国派遣留学僧，跟随高僧学习佛法，收集经典，并以沿途化缘的形式去到五台山礼佛，也让我们从另一重视角看隋唐从辉煌走向衰落；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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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公元666年正月，唐高宗李治携武后及宗室、群臣前往泰山封禅。唐廷高调举行封禅大典，向周边各国宣扬国威无疑是目的之一。在场的，有来自西亚、中亚、南亚和东亚各地的使臣，当然也少不了三年前被唐朝和新罗联军击败的日本派来的使节。这时的日本，已全面效仿、学习唐朝的典章制度，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并尝试在朝鲜半岛与唐朝争雄。
自公元421年倭国王赞遣使刘宋，日本各政权在数百年间相继向南齐、南梁、隋朝、唐朝派遣使节和留学生、留学僧。到了五代十国和宋初，在战乱和动荡中，又有大量佛教巡礼僧到来，东亚各国的文化、宗教和政治通过人员往来密切互动。
元明以降，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内容，无论是蒙古征服、朝贡体系、文化与商业的往来，还是日本在东亚发动的数次侵略战争，一直影响着今天亚洲的国际格局。
如何在亚洲史的框架中重新看待古代中日关系？本书作者依据史料分析和考证，借助对“天下”观念与统治合法性、十五次唐日使节往来、佛教文化的传播、唐朝灭亡后中日关系的转变等的讨论和澄清，呈现出一幅生动而丰富的中日交流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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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河上麻由子，九州大学大学院文学博士，大阪大学大学院人文学研究科准教授。主要著作有《古代亚洲世界的对外交涉和佛教》《古代中日关系史》等。
译者简介
梁适雨，毕业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历史系，日语译者。翻译作品有河内春人《倭五王》、陈舜臣《中国畸人》《中国豪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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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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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倭五王的时代：“治天下大王”对中国南朝的交涉
第一节 5世纪的刘宋想要什么？
第二节 对倭国人的印象：梁《职贡图》透露的信息
第三节 “天下”是什么？中华思想在倭国萌芽了吗？
第二章 遣隋使的派遣：向“菩萨天子”朝贡
第一节 梁朝开启的佛教兴隆：朝鲜诸国向倭国“公传”的意义
第二节 倭王权的安定与大国隋朝的登场：对中交涉的重新开启
第三节 607年“日出处天子”的真正含义
第四节 对隋交涉的真相：为何主张对等关系？为何没有请求册封？
第三章 十五次遣唐使：每代一次朝贡的实情
第一节 从太宗的礼遇到白江口之战（630—663年）
第二节 唐朝方面的接近与请求改国号为“日本”
第三节 用佛教取悦崇佛的唐朝：鉴真来日与拒绝道教
第四节 衰微的大国与排外主义：圆仁眼中的中国
第四章 巡礼僧与海商的时代：10世纪唐朝灭亡以后
第一节 最后的遣唐使计划：宇多天皇的意向与菅原道真的反对
第二节 战乱的五代十国时代：以“圣地”为目标的日本巡礼僧
第三节 宋朝统一中国：国家间交往的终结
结 尾 历史事实是什么？“外交”与遣隋使
后 记
参考文献
古代中日关系史·关系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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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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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年正月，唐朝（618—907年）第三代皇帝唐高宗（649—683年在位）在中国第一名山泰山举行了祭祀天地的封禅仪式。
中国史书记载，当时参加封禅仪式的不仅有皇后武后（武则天）、文武百官以及统治阶级的人们，还包括很多外国使者，他们来自中亚草原的霸主突厥、在西亚维持长期霸权的萨珊波斯、占据连通中亚和印度间战略要地的迦毕试、乌仗那国、中亚和南亚的印度诸国，还有东亚的新罗、百济、耽罗、高句丽等国，日本也派使者前来。
在三年前的663年，日本、百济遗民联军与唐朝、新罗联军在朝鲜半岛的白江口激战。百济此前于660年灭亡，此战的目的正是为百济复国，结果却是日本、百济军大败。而在举行封禅大典的这一年，唐朝已经在准备征讨高句丽。
封禅大典的目的之一正是要在亚洲局势动荡之际向周边各国宣扬唐朝国威。不久前才被唐、新罗联军击败的日本在泰山上切实地感受到了唐朝国力之强盛。对曾经反抗过唐朝的日本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威吓。
在江户时代以前，日本一直把中国视作大国和憧憬的对象。从古代一直到近世，中国的文物一直受到日本显贵们的狂热追捧（同时，把玩中国文物的阶层一直在扩大，古代是皇族与贵族，中世是武士，近世则是大商人），从这个侧面我们也能看出日本人对中国这一大国的憧憬。
然而，史学界也有另一种由来已久的观点，即认为日本从古代的某个时候起就与中国建立了对等的关系，在此之后不再简单地把中国视作大国。
这种说法的主要依据是607年日本遣隋使呈给隋朝（581—618 年）皇帝隋炀帝（604—618 年在位）的书信中提到的“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这句话（《隋书·东夷传·倭国条》）。在这里，“日出处”指日本，“日没处”指隋朝。信中对两国的君主都使用了“天子”这一称号，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这明显说明日本主张两国地位是对等的。
遣隋使是日本古代对外关系史的重要节点，这一说法在近代被编入了历史教科书。到了太平洋战争期间，随着战线扩大以及战况变得对日本不利，教科书上又加上了赞颂圣德太子的文章。圣德太子面对“国力强大、不把邻国放在眼里、欺凌邻国”（《初等科国史 上》，1943年出版）的隋朝提出对等的两国关系，这种姿态符合当时与世界列强交战的日本政府对国民的要求。日本战败后，赞颂圣德太子的文章迅速消失，这自然与政府不再需要通过历史教育影响国民的道德观有关。
今天的历史教科书上已经不再提遣隋使主张中日关系对等的说法。不过，虽然相关论述已经大为淡化，义务教育的教科书里却依然保留了不少表明“遣隋使以来中日开启了对等的交涉关系”的语句。面向大众的书籍也是这样。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遣隋使主张中日关系对等这种说法依然是社会的常识。
那么，真实的古代日本究竟是怎样看待中国的，又与中国建立了怎样的关系呢？本书将用实证的方法，描述古代日本在时刻感受到中国强大国势的状态下，以哪些手段、方针和目的同中国进行交流。通过这种描述，读者可能会读到与上文提到的“常识”有所不同的中日关系史。
具体而言，本书的研究时段起于5 世纪，也就是史称“倭五王”的数位大王向中国淮河以南江南地区的刘宋王朝（420—479年）派遣使者的时代，止于9世纪晚期的平安时代初期，也就是日本朝廷采纳了菅原道真的建议，决定停止派遣最后一次遣唐使的计划的时候。
从倭五王开始写起，是因为不少学者认为日本在隋朝时提出对等关系的认知转变萌芽于倭五王的时代。而以最后一次遣唐使的中止结尾，是因为自那以后中日之间不再有国家层面的关系。不过，为了解释为何国家层面的往来没有重新开启，本书还会提及平安时代中期，也就是中国的五代十国（907—960 年）以及北宋（960—1127 年）初期两国人民的交流。另外，作为解读中日关系史的前提，本书也会详细讨论中国的社会、政治及文化动向。
这里也要对本书研究的范围稍作介绍。本书以中日关系为中心，同样也会涉及东亚、中亚、南亚、东南亚各地与中国的关系。这是因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史与这些地区的历史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
我们可以以663年白江口之战的后续历史作为例证。668年，唐朝联合新罗攻灭高句丽，之后在包含新罗领土在内的整个朝鲜半岛设置了唐朝的行政机构。此举遭到新罗的强烈反抗，两国间爆发了战争。此战最终在675年以新罗胜利告终。当时，唐朝正为了丝绸之路的贸易利益与中亚霸权吐蕃争雄。唐朝认为中亚的战略意义更为重要，因此放弃了对朝鲜半岛的经营。
在亚洲大陆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往往环环相扣，影响到周边的区域，导致各个地方出现新的状况。这些局势的变化有时候会影响到日本，促使日本开启、中止以及重启对中国的交涉关系。而且，为应对新的形势，与中国交涉的方式也会有所改变。因此，如果把研究的视野拓宽到整个亚洲史，以此来看待日本古代的对中关系，应该能取得更有趣的成果。
需要注意的是，在研究古代日本的诸多问题时，我们必须考虑日本与朝鲜半岛诸国的交流以及从该地区获得的文物。然而，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日本与朝鲜半岛诸国的关系同样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格局的一个组成部分，本书将把重点放在中日关系史上。
那么，在亚洲史的框架里重新来看日本古代的对中关系，会看到怎样的一面呢？就让我们开启与传统说法不一样的历史叙述吧。
《大宝律令》制定后的遣“唐”使
律令的“律”指的是刑法，“令”则是律以外的基本法。701 年，即大宝元年，律令制定完毕，因此称作《大宝律令》。该律令以唐朝律令为蓝本，根据倭国的国情加以修改。在此之前，倭国已经有天智天皇时的《近江令》和天武、持统天皇时的《飞鸟净御原令》，而《大宝律令》是第一次完成了律和令的编纂。
大宝律令的施行象征着倭国向唐朝式的中央集权体制迈出了步伐。那么，焕然一新的倭国又要和唐朝建立怎样的关系呢？
从严格意义上说，由粟田真人带领、于702 年出发的使节团并不是遣唐使，这是因为当时中国的朝代名从唐改成了周。倭国使者来到中国后才发现改朝换代以及史无前例的女性皇帝武则天的登场，感到大为震惊。史料是这样记载的：
初至唐时，有人来问曰：“何处使人？”答曰：“日本国使。”我使反问曰：“此是何州界？”答曰：“是大周楚州盐城县界也。”更问：“先是大唐，今称大周。国号缘何改称？”答曰：“永淳二年天皇太帝崩，皇太后登位。称号圣神皇帝，国号大周。”问答略了，唐人谓我使曰：“亟闻，海东有大倭国，谓之君子国，人民丰乐，礼义敦行。今看使人，仪容大净，岂不信乎。”语毕而去。（《续日本纪》庆云元年七月甲申条）
唐人口中的“君子国”来自成书于汉朝的《山海经》，据说居民都是衣冠整洁、为人谦让。“人民丰乐”这四个字只有在佛教经典中才完整出现过，意思是如果崇尚佛法，让国土平安，人民安居乐业的一天也就不远了。“礼”和“义”则多见于儒家经典，由此可见，唐人的赞词是由三种来源不同的修辞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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