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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诺贝尔奖作家代表作长篇小说
被誉为“审视男女关系的巅峰杰作”“女性解放运动启蒙书”（尽管作家本人拒绝认领）
青年学者全新译本 丰富背景资料注解
诺奖评委会：“她改变了我们审视世界的方式。”
故事发生在1950年代，冷战尖锐期的英国。彼时麦卡锡主义使大批左翼人士流亡欧洲，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动摇国际共运。小说主人公安娜?伍尔夫，其实就是作者莱辛的化身，作为一名“自由女性”、女艺术家、女知识分子，她曾参加非洲左翼运动小组，离婚后独居伦敦并加入英共。由于信仰的人和事日渐面目全非，安娜抵抗着内心的混乱焦灼，将自己的所见所思分门别类写成四本笔记：黑色笔记书写非洲往事，红色关于组织生活，黄色审视两性关系，蓝色试图记录日常……
这是一份随处闪耀知性光芒的时代观察手记，也是为在这充满矛盾冲突的世间，苦苦追寻答案的人而做的一次“直抵灵魂的精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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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唯有一个人待在那个大房间里时，她才是她自己……安娜在桌前坐下，俯视着四本笔记，就如一位将军从山巅俯视着下方山谷里整装待发的大军。”
安娜，一个“自由女性”，面对前半生的失意，她说：“我们拒绝了按规矩生活，生活不按规矩回应我们也很正常。”她将自己濒临崩溃的人生写成四色笔记：黑色追忆往事，红色关于政治，黄色审视爱情，蓝色记录现实。
安娜笔记唯一的读者汤米，本该继承父亲的商业帝国，却在人生岔路口陷入迷惘。这年轻人说：“我清楚自己不想要什么，但是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某天，他突然朝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从四色笔记中脱胎而出的金色笔记，能否重建人们内心的秩序？
这是一个非凡的女人，对矛盾丛生的世界和两性关系，所做的纤毫毕现、鞭辟入里的观察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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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2013）
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继弗吉尼亚·伍尔夫之后的又一世界级女作家，不屈的自由女性，硬核的“文坛女斗士”。
1919年10月22日，在伊朗古城的一所石屋中，多丽丝·泰勒出世了。她的父亲本是英国的一名普通银行职员，在“一战”参军失去了一条腿；母亲曾是父亲截肢时的管床护士。多丽丝4岁时，全家辗转回到英格兰老家，不久又迁至非洲的津巴布韦垦荒种地。
14岁时，多丽丝因眼疾退学，为逃离贫穷压抑的原生家庭和荒凉闭塞的乡野，到南非大都市谋生，先后做过护士、保姆、接线员。25岁时，她随第二任丈夫、一名德国流亡共产党人改姓莱辛。30岁和平分手后，她携幼子返回母国，只带着少量现金和书稿、衣服，以及一箱书，但她不禁欢呼：“我自由了，我终于完全成为我自己。我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我是自足的独立个体！”
翌年，莱辛从非洲带来的书稿《野草在歌唱》出版，轰动英美文坛。她43岁时，长篇小说《金色笔记》问世，被誉为“女性解放运动启蒙书”；但莱辛拒绝这一标签，说“我想写的是一部记录时代的编年史”。她交游广泛，情史丰富，热衷于社会运动，也因曾是共产主义的有力支持者，受到英国军情五处长达二十年的秘密监视。
在不同文明、种族间的迁徙和波澜壮阔的人生，赋予了这位“亚非欧的女性精灵”非凡的见识；她一生写下五十余部小说，曾获毛姆文学奖、英国皇家文学会荣誉奖等几十项大奖，88岁时获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说：“莱辛改变了我们审视这个世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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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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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节选）
这部小说的结构如下：
其骨骼或者说是框架部分的标题为《自由女性》，这本是部常规的中篇小说，约六万英文单词的篇幅，可以独立成篇。但是这篇文字被拆分为了五个部分，中间还插入了黑色、红色、黄色和蓝色的四本笔记的内容。这四本笔记属于安娜?伍尔夫、《自由女性》的核心人物。她之所以要分别记四本笔记而非一本，是因为她害怕混沌、模糊——以及崩溃，所以不得不把事情都分门别类。在内心以及外界的压力的共同作用下，笔记一本接一本地完结了，每本笔记在结尾的地方都被画上了一道粗粗的黑线。虽然这四本笔记完结了，但是在它们留下的碎片之中又有新的事物应运而生，那就是《金色笔记》。
在这些笔记里，角色们进行着讨论，他们构建着理论，宣扬着教条，贴着标签，归类着一切，有时他们的声音还极具普遍性以及代表性，你随便给他们安个名字都能够成立，例如：道德剧老爹、一本正经先生、我浪故我自由先生、我要爱情和幸福小姐、我必须做一样会一样太太、好女人都到哪里去了先生、人生就是什么都要经历小姐、我革命故我在先生、我们只要解决这个小问题然后大概就会忘了我们不敢直面大问题夫妇。这些角色彼此映照，组成对方的某个部分，并孕育对方的一些思想与行为——此即彼，局部构成整体。在作为独立章节的《金色笔记》这一部分中，这些东西又集合到了一起，它们之间的藩篱也被彻底打破，而随着碎片化的终结，一种不确定性诞生了，第二个主题——统一——获得了胜利。安娜和美国人索尔?格林“崩溃”了，他们疯了，癫了，魔怔了，你想怎么形容都行。他们“崩溃”成了彼此以及其他人的样子，他们为了保住自己以及对方的自我而杜撰出了一套说辞来解释过往，接着他们就沿着这虚假的套路崩溃，瓦解。他们能听到彼此的心声，能从对方身上看到彼此间相像的地方。索尔?格林一度对安娜满心嫉妒并想毁了她，但是后来却给了她支持、建议，以及她下一本书的主题，即“自由女性”——一个讽刺的标题，而《自由女性》的开头则是：“这两个女人正在伦敦的一间公寓里。”而安娜也一样对索尔满心嫉妒，她一度丧失理智，充满占有欲，并极尽刻薄之能事，但后来却不仅把她之前一直不愿给索尔的那本漂亮的新笔记本——金色笔记——送给了索尔，而且也给他定了下一部作品的主题，并在笔记本里为这部作品写下了开头的第一句话：“在阿尔及利亚一片干旱的山坡上，一名士兵注视着他步枪上反射着的月光。”本书《金色笔记》这个章节由他们俩共同写就，你将无从区分索尔和安娜，无从区分他俩和本书中的其他人。
至于“崩溃”这一主题（有时“崩溃瓦解”是一种自愈的手段，这一过程意味着人的自我正在摒弃那些虚假的对立与分裂），其他人当然写过，我在此之后也写过，但是除过此前寥寥几个短篇，这本书还是我首次正式写这个主题。这本书对这一主题的呈现未经太多修饰，因而更接近于现实中的体验，以及这种体验被转化为思想或模式之前的原貌，所以才更显得珍贵。
但是这个核心主题却几乎没什么人留意到。这本书甫一问世就遭到了或友善或敌对的评论者的轻视，他们要么认为这不过是本讲两性战争的书，要么觉得这本书被两性战争中的女性拿来当武器了。
从那时起，我的立场就一直被误解，尽管我自然是站在女性一边的。
最后再多说几句女性解放运动的话题吧——我当然支持女性解放运动，因为就像很多国家的女性激情而又在理地诉说着的那样，她们都还是二等公民，至于她们的行动能取得多大成功，这完全取决于她们的话语有没有被认真倾听。之前还对她们咬牙切齿或无动于衷的人现在会说：“我支持她们的诉求，但我讨厌她们刺耳的声音还有神经兮兮的手段。”这场运动现在很显然已经进入了一切革命运动都无可避免的一个阶段：人们一边尽情享受着变革者们为其争取到的一切，一边随时准备着要和变革者们划清界限。不过我也不认为女性解放运动能为这个世界带来多大的改变——这倒不是因为其目标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世界正在被一场场浩劫塑造成全新的样貌，或许我们能挺过这一切，届时，今日妇女解放运动的目标只会显得微不足道且“古色古香”。
这部小说并非要为女性解放运动吹响号角。这本书描绘了女性的诸如敌对、仇恨、愤慨之类的情绪，并将其化作铅字。这些个女人的想法、感受以及体验大大超出了很多人的认知范围，于是有不少人立刻请出了“上古神兵”，其中最为主力的一款果不其然，仍旧是：“她一点都不女人”“她厌男”。这种条件反射模式真可谓根深蒂固，早在20世纪初，男性——以及很多女性——就指责那些为妇女争取选举权的女性不男不女、彪悍凶蛮，而就我接触过的材料来看，不管女性生活在怎样的国家、怎样的社会，她们一旦开始争取自己理应享有的东西，男性——以及部分女性——都会做出与上述言论大同小异的表态。很多女性都对《金色笔记》有些恼羞成怒，因为女人绝不会将自己和其他女人之间的闲言碎语或是从自己的受虐情结中体悟到的道理大大咧咧地往外说——她们生怕被男人知道了。很长时间以来女人一直都是不完全意义上的奴隶，以至于她们如今还是唯唯诺诺，那些愿意在自己爱着的男人面前捍卫自己的想法、感受与体验的女人依旧是少数，大多数女人只要被男人说上一句“你还是女人吗”“你太强势了”“你让我很没面子”之类的，就会像被人丢了石块的小狗一样落荒而逃。要是还有女人愿意嫁给喜欢说这种话的男人，或者至少愿意拿他们当回事，那么我认为此后这个女人遭遇的一切都是自食其果。如此恶劣的男人对于当下或是过去的现实自然是无知的—过去的时代存在过各种各样的男人，也存在过各种各样的女人，如今亦然——他要么真不知道，要么就是随大流装不知道。这种男人就是懦夫。我写下上面这段话时感觉自己正在写一封今人根本看不懂的信，因而只能寄往遥远的过去。按现在的势头发展下去，我非常确信那些现在被我们视作理所当然的一切，十年后一定都将被扫除得干干净净。
（既然如此干吗还要写小说？是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继续生活下去，就仿佛会……一样。）
有些读者没有意识到自己手头的作品写于怎样的年代，他们以为今天众所周知的道理在过去也一样众所周知，这也就导致了他们对这些作品的解读不免有偏差。我这本书乍一看仿佛诞生于女性解放运动已然开花结果的年代，然而事实上它却是在十年前的1962年问世的。这本书要是真的诞生于现在的这个时代，那它也许就不至于仅仅被当成供人争论的谈资，而是会被真的当作一本书去看了，时代的变化就是这么的日新月异。有些事情现在已经很难见到了，比如十年前乃至五年前——当时还是性解放运动的前夜——那些对女性充满愤恨与不满的男性（尤以美国人居多，不过英国人也有）创作了非常多的小说和戏剧，将女性刻画得飞扬跋扈、两面三刀、吃里扒外，而当时的人普遍都认同他们的这种刻画，根本就不会有人觉得这些作品厌女、偏激或者神经错乱。当然了，时至今日这一现象也没有绝迹，但是毫无疑问已经比以前要好了。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全情投入，根本没想过它会引发怎样的反响。我倾注了如此多的心血，不仅仅是因为这本书不好写——虽说把脑袋里的全部构思都按部就班地写下来确实不容易——更是因为整个写作的过程中都有全新的认知在源源不断地往外冒。也许你越是给自己设置这样那样的条条框框，新的东西就越是会从你最料想不到的地方钻出来。我写着写着，就感觉各种我前所未见的想法和体验开始喷涌而出。于是这样的创作过程和在笔端涌现的东西携起手来，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创伤——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我了。我的认知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清晰了起来，在我将稿子交到出版商与友人的手里的那一刻，我才发现自己为两性战争写了本宣传册，而且很快就意识到不管我说什么，都不可能再改变这一论断了。
然而这本书的主题、架构，以及全部的内容都在或间接或直接地说：我们不要把完整的东西都分割得支离破碎。
“束缚。自由。好。坏。是。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性。爱……”安娜在《自由女性》中明确无误、声嘶力竭地点出了这些主题……至少我之前是这么以为的。同理，我之前还以为在名为《金色笔记》的小说里，同名章节《金色笔记》也理应作为整本书的核心、重点，以及宣言而存在。
然而并非如此。
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其他主题不断涌入，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我多年来在脑海中积攒的想法和主题都慢慢汇聚到了一起。
其中的一个想法就是，没有哪位一百年前的英国作家，像同时代的托尔斯泰之于俄国、司汤达之于法国那样，写出过一本能够充分表现19世纪中叶的英国的思想以及道德环境的小说。（这里有必要发表一下免责声明：以下仅为个人意见。）《红与黑》以及《吕西安?娄凡》能让读者身临其境地了解到当时的法国，而《安娜?卡列尼娜》则能让读者了解彼时的俄国，然而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却连一本这样的小说都找不出来。哈代告诉了我们一个囿于逼仄年代的眼高于顶的穷人过的是怎样的一种人生；乔治?艾略特在她的能力范围内也可圈可点，但我认为她身为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人还是为自己的这个身份付出了代价—她虽然从不屑于与当时虚伪的仁义道德为伍，但还是不得不以一个正经女人的面貌示人，于是有很多事情都对作为正经女人的她关上了大门；被严重低估的梅瑞狄斯大概是所有人里距离这一标准最近的那个；特罗洛普有所尝试，但他的格局不够。没有哪本小说能够拥有一部好的威廉?莫里斯传记那样的在实践中迸发的活力及思想冲突。
这部小说就是我做出的尝试，当然了，它建立在女性看待生活的视角与男性一样真切这一假说之上……我暂时把这个假说的论证工作搁置到了一旁——或者说我压根都没去细想，而是决心要还原出我们所在的世纪中叶的一种思潮的“味道”。这也就意味着我必须要讲一个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相关的故事，因为关于这个时代该何去何从的所有重大讨论，都发生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坐标系之内。各种运动、战争与革命都被其参与者看作是或进步，或保守，或倒退的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表达。（我认为我们至少得承认未来的人看待我们这个时代的方式可能会有所不同—这就好比我们今天看待英国内战、法国大革命，乃至不久前的俄国革命的方式就跟彼时的人不一样。）人们口中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各个分支在所有地方都以野火燎原之势激发出了各种各样的思潮，落地生根，并迅速被吸纳为日常观念的一部分。一些思想在三四十年前都还只局限于极左派，但到了二十年前就已经传播遍了整个左派阵营，十年前则更是席卷了所有的左派右派，成了普遍意义上的社会共识。一个意识形态一旦被主流社会彻底吸纳就会失掉所有锐气——但是它已无所不在，以至于我如果要写这么一部反映时代的小说，它必须处于核心位置。
另一个我酝酿了很久的想法就是这个故事的一个主要角色应该是个艺术家，而且还是个遭遇了“瓶颈期”的艺术家。正面的艺术家角色——无论是画家还是作家、音乐家——已经盛行了有一段时间了，大作家每个人都写过，小作家大多也写过。艺术家与生意人互为镜像——这对原型在我们的文化中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方创造新的东西，另一方则市侩而麻木。艺术家极其敏感、痛苦、自私自利，但看在他作品的分上这些都可以被原谅——就像你可以看在商品的分上原谅生意人一样。这样的艺术家形象在我们这个时代虽然屡见不鲜，但其实却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一百年前的作品里的英雄人物往往不是艺术家，而是士兵、野心家、探险者、教士或政客——在那样的时代里历经磨难才总算成了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女人们真可谓生不逢时——艺术是只有怪胎才会想要从事的行当，而且这条路还很不好走。不过考虑到是要在现今这样的环境下描写这样的一个“艺术家”或“作家”的角色，我决定给这个角色设置一个瓶颈期，并在故事里探讨这个瓶颈期的起因。战争、饥荒、贫困这样一些重大的问题，与想要在作品中展现这些问题的这样一个渺小的人类之间，在尺度上显然存在着悬殊，而这个角色的瓶颈期与这种悬殊息息相关。话说回来，这种艺术家角色说到底还是太与世隔绝、孤芳自赏、高高在上了，而这也是这类角色最让现在的人受不了的一点。年轻人好像都注意到这一点，并以自己的方式带来了改变。他们营造出了自己的文化模式，现如今成百上千的年轻人都在拍电影，或参与拍电影，办五花八门的报，做音乐，画画，写书，摄影。他们通过将这类孤独、敏感、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角色大规模复制出成千上万份，而使其寿终正寝。一种风潮发展到了其顶峰后自然也就迎来了下坡路，人们就是会对极端流行的事物产生厌倦和抵触心理。
“艺术家”这一主题还能牵扯到另一个话题，那就是主观性。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作家们都还面临着不要太“主观”的告诫。这种对于主观性的排斥，其源头则可以上溯至19世纪俄国的一批有识之士所倡导的社会文学批评传统，这群人里头最为有名的当数别林斯基，他们通过艺术——尤其是文学——来反抗沙皇的专制与压迫。这一主张很快就传遍了世界各地，甚至到了1950年代还能在英国激起所谓“社会责任”的回响，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则更是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当人们现在想要在日常生活中对你表达类似的评判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大厦将倾，汝犹自怜”——如果说这话的还是那些你最亲近的，或是投身于抗击南非的有色人种歧视这种你尊崇备至的事业的人时，这几个字就会让人尤其难以承受。尽管如此，包括小说在内的各类艺术形式依然在变得越来越个人化。在蓝色笔记里，安娜写下了她曾经在讲座里说过的话：“‘中世纪的艺术是集体性的，非个人化的，诞生自集体意识，并不具备资产阶级时代艺术强烈而痛苦的个体性。终有一日，我们将会摒弃个体性艺术强烈的自我中心倾向，回归到之前的那种艺术之中去，那种艺术表达的将不再是人类个体自绝于他的同胞的尝试，而是他对于同胞以及兄弟手足的责任。西方的艺术正在变得越来越像是表达苦痛与折磨的尖叫，而苦痛正在成为我们最深层的现实……’我一直以来说的都是类似的话。大约三个月前，我开始在讲座的中途舌头打结，无法继续讲下去……”
安娜舌头打结的原因是她正在逃避着什么。然而风潮一旦涌起，你其实是无处可避的，在那样的一个时代没有任何人能够真的避免强烈的主观情感，你也可以说这就是安娜那个时代的作家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你没办法假装它不存在，就比如说你不可能在写一本关于造桥或是修坝的书的时候，不去想到或共情那些修筑工程的人。（你以为我在夸大其词吗？真不是，这种主观与客观的非此即彼目前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文学批评的核心。）后来我才明白，突破这种两难的处境、克服这种对于书写“你芝麻大的那点事”的不安情绪的方法，就是要认识到没有任何事情是纯粹个人的，也就是说一个人身上并没有任何东西是独属于他一个人的；而当你在写你自己的时候，你也在写其他人，因为你的艰难困苦、你的喜怒哀乐——甚至你那些不同凡响、振聋发聩的思想——都不可能全世界只你一个人有。人有时候就是会在专注于小我的时候被卷入周遭世界恐怖而壮丽的各种可能性的大爆炸，这就是所谓“主观性”的难题。一个人若是想要解决这一难题，那他就必须视自己为一种宏大命题的缩影，从而突破主观性的小我，抵达普遍性的大我。每个人的人生不也是这样吗，年轻的时候会说“我恋爱了”，“我有了这样那样的情绪，这样那样的想法”，成熟以后则会将这些私人的体验转化为一种更为开阔的认知，而所谓的成长，其实不就是理解了自己独特而奇妙的体验实为全人类所共有吗？
另一点则是，如果这本书的发展方向正确，那它自动就会演进为一种对小说这一文体的评价。当代的学术著作可能给人一种印象，即与小说相关的论战是相当晚近的事情，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这样的论战从小说诞生的那一日起就有了。若是要把中篇小说《自由女性》里巨量的信息概括为一句对小说这种文体的总结，那就是：“我说出的真实是多么的寥寥，我抓住的复杂是多么的稀少；我亲身经历的现实既是这般的未经雕饰与不成形状，那这一沓小巧而工整的玩意又怎么可能是现实的体现呢？”这番话同样可以出自一位不满足于自己刚完成的作品的作家之口。
但我主要的目标还是想要让这本书能够自己发声，做出无言的声明：用它的结构形态来传达理念。
可惜就像我之前说过的，没人注意到这件事。
（未完……）
自由女性 其一
1957年夏，分别了一段日子后，安娜和好友莫莉又见面了。
这两个女人正在伦敦的一间公寓里。
“重点在于，”当朋友在楼梯间打完电话回来后，安娜说，“重点在于，我可见范围内的一切都崩溃瓦解了。”
莫莉是个经常煲电话粥的女人。刚才电话铃响，她接起来就问：“喂？所以有什么新八卦吗？”现在她对安娜说：“是理查德，他马上来。他好像这个月就今天一天有空，至少他是这么说的。”
“我可不打算走。”安娜说。
“别走，你给我坐好。”
莫莉打量了一下自己——她穿着长裤和毛线衫，都不怎么好看。“不管我现在是个什么样，他都只能照单全收了。”她下了决心，然后坐在了窗边，“他不肯说这次过来的目的——我估计又是为玛丽昂的事。”
“他没给你写信吗？”安娜试探道。
“他和玛丽昂都写了——字里行间很是友好。挺奇怪的，不是吗？”
这句“挺奇怪的，不是吗？”正是她俩亲密地聊八卦时的标志性“乐句”。虽然莫莉已奏响了这个乐句，但她还是转移了话题：“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反正他说了现在要过来。”
“他要是看到我也在这儿，怕是会扭头就走。”安娜说道，语气愉快归愉快，但却带着些许攻击性。莫莉敏锐地瞥了她一眼，问：“哦？为什么？”
安娜和理查德给人一种彼此不大对付的印象，此前安娜每次得知理查德要来，都会选择回避。莫莉说：“其实我觉得他心底里还是挺喜欢你的。问题是，他原则上得努力喜欢我——但他又是那种对人只有‘喜欢’或‘讨厌’两个选项的傻子，因此他把自己不愿承认的那些对我的讨厌全都转嫁到了你身上。”
“那倒没关系。”安娜说，“但你知道吗，你不在的那段时间里，我发现在很多人眼里咱俩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你才发现啊？！”莫莉颇为得意地说。每次安娜想明白那些显而易见——在莫莉看来显而易见的事情时，莫莉就是这种语气。
她俩的关系先前就已显现出了一种平衡：莫莉整体上更通人情世故一些，而安娜则悟性更胜一筹。
安娜把嘴边的话咽了回去。她此时只是微笑着承认了自己的后知后觉。
“咱俩各方面都如此不同，”莫莉说道，“所以这还挺奇怪的。我估计是因为咱俩过的是同一种生活——也不结个婚什么的。他们就只看得到这些部分。”
“自由女性。”安娜苦笑道。她接下来又补充了一句：“他们仍在用我们和男性之间的关系来定义我们，就连他们之中最优秀的人也不能免俗。”她语气中带着一丝莫莉未曾见过的愠怒，因而引得对方对她从头到脚好一番打量。
“所以呢？我们不也一样吗？”莫莉有些尖刻地说。“不这么去定义咱俩可太难了。”她留意到安娜投来的意外的眼神，于是有些迟疑地又补了这么一句。接着她俩沉默了片刻，其间没有任何眼神交流。与此同时，她俩意识到：一年的分别的确太久了，即便对她们这样的老友来说。
最终还是莫莉先开了口，她叹了口气说：“自由。你知道吗，我不在的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咱俩的事，我的结论是：我们是全新的一类女人。咱俩肯定算是，对吧？”
“日头底下无新事。”安娜试着用德国口音说了一句。莫莉有点恼了——她熟练掌握好几门语言——她开口道：“日头底下无新事。”完美模仿了某个德国口音的精明老太太。
安娜做了个鬼脸，甘拜下风。她学不来外语，自我意识又过强，扮不了其他人，而莫莉一瞬间甚至看上去酷似“糖妈”，也就是马克斯夫人，她俩都找她做过精神分析。对方那套煞有介事的痛苦仪式让她俩直犯嘀咕，这种感受也从“糖妈”这一昵称中渗了出来。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这昵称所代表的不再只是一个特定的人，而是一整套看待人生的方式——这套人生观虽然对超越道德层面的一切都带着一种可耻的熟稔，但是依然传统、顽固以及保守。这两方面之间“虽然但是”的转折关系，是当初安娜和莫莉谈论精神分析时得出的结论，但近年来安娜却愈发地觉得这两方面之间更像是“因为所以”的因果关系，而这也恰恰是她期待接下来能与她的朋友一起探讨的。
但跟以往一样，莫莉一旦在安娜的话里嗅出一星半点批判“糖妈”的味道，她便会立即回复道：“不打紧，她很好，是我那时候的状态太糟了，也不能怪她。”
“她以前会说‘你是厄勒克特拉’或者‘你是安提戈涅’1，这就是她对你的盖棺定论了。”安娜说。
“她也没有把话说那么死。”莫莉嘴硬地维护着两人都经历过的那段煎熬时光。
“她有。”安娜出人意料地强硬，引来了莫莉第三次好奇的打量。“她有。哦，我并不是说她没给过我任何帮助，我很确定如果没有她，那些不得不去面对的事情，光靠我自己根本不可能应付得了。但话说回来……我还特别清晰地记得某天下午，我就坐在那儿——偌大的房间，微弱的墙灯、大佛、照片和雕像。”
“所以呢？”莫莉的语气变得十分尖刻。
莫莉虽未挑明，但显然不愿意谈这个。但安娜依然说：“之前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不行，我还是得跟你谈谈。不管怎么说，这是我们共有的经历，面对的是同一个人……”
“所以呢？”
安娜继续说道：“我记得那个下午我就已经确定自己再也不会去那里了，那地方到处都是该死的艺术品。”
莫莉趁她换气，见缝插针道：“我不明白你想说什么。”见安娜不接茬，她发难道：“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你写东西了没有？”
“没有。”
“我一直怎么跟你说的？”莫莉的声音开始变得刺耳起来，“你要是把自己的天赋都给荒废了，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我没开玩笑。我以前没珍惜自己的天赋，我受不了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你也——我接连荒废了绘画、舞蹈、表演和涂鸦，现在我……你这么有天赋，安娜，为什么要这样？我真不明白。”
“你一张嘴就要教训别人，让我怎么跟你解释？”
莫莉刚才痛心疾首地斥责自己的朋友时眼里一直含着泪，她艰难地开口道：“我内心深处时常会想，行吧，我反正是要结婚的，所以就算是荒费了所有那些我与生俱来的天赋也无所谓。最近我甚至开始憧憬多生几个孩子了——对，我知道这个想法很蠢但我真这么想。我现在已经四十了，汤米也已经长大成人。但问题是，如果你仅仅是因为想着结婚，所以才什么都不写的话……”
“但是咱俩的确都想结婚。”安娜让自己的语气轻松幽默，这为她俩保留了继续对话的空间。她痛苦地意识到，有些话题没法和莫莉讨论。
莫莉挤出了一丝笑容，凌厉而幽怨地瞥了朋友一眼，接着说道：“好吧，但你以后会后悔的。”
“后悔？”安娜突然笑出了声，“莫莉，你为什么从来不相信别人跟你一样也是有弱点的呢？”
“你的幸运之处在于你只在一件事情上有天赋，而不是四件。”
“说不定我的单一天赋比起你的四种天赋，反倒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呢？”
“我现在这种心情没法跟你说话。要不我先给你泡杯茶，然后咱们一块等理查德过来？”
“我还是更想喝啤酒什么的，”她又挑事儿般地补了一句，“我一直在考虑以后要不要也酗个酒。”
这把莫莉的大姐脾气给激了起来：“别开这种玩笑，你知道酗酒会把一个人变成什么样——看看玛丽昂。不知道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她有没有酗酒。”
“我可以老实跟你说，她还是在酗酒——而且她还来找过我。”
“她还来找过你？”
“我刚正打算说这个呢，就是我说完咱俩可以相互替代之后。”
莫莉是个很有占有欲的人——如安娜所料，她愤愤道：“我猜你还打算告诉我理查德也来找过你？”安娜点了点头。莫莉干脆地说：“我去给咱弄点啤酒。”她从厨房拿了两个啤酒杯，杯子表面凝结着细密的水珠。她说：“你是不是最好在理查德来之前把事情给我交代清楚？”
理查德是莫莉的丈夫，应该说，曾是她的丈夫。莫莉是她所谓的“1920年代婚姻”的结晶。尽管短暂，但在波希米亚式的知识分子圈里，在舞台正中聚光灯下的赫胥黎、劳伦斯、乔伊斯等人的周围，莫莉的父亲和母亲也曾发出过自己的光芒。莫莉的童年就是场灾难，因为她父母的那次婚姻只维持了几个月的时间。她自己则在十八岁的年纪结了婚，新郎理查德是她父亲朋友的儿子。她现在明白自己当初之所以结婚，是出于对安全感乃至尊重的渴求。他们的儿子汤米则是那次婚姻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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