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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国语》以记言为主，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最高统治者与其智囊团之间的聊天记录。
2.可与《春秋左传》相互参证，又称《春秋外传》。
3.原文与译文左右双栏，对照排版，合理分段，行文明畅，优化阅读体验。
4.锁线精装，印制精美，便于翻阅。布面书脊，牢固耐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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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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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是分国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历史人物某些可以传世的语言的书。全书共二十一卷，分别记载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八国自前990年至前453年、前后五百余年的历史。内容涉及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祭祀、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书中所载各国史料有详有略，其中以《晋语》最为详尽。本书脱胎于李维琦先生《白话国语》，内容包括原文、注释、现代文翻译。本次重版，由张幼军教授调整体例，对本书进行全新修订，吸收最新研究成果，以更便于当下的读者阅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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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李维琦，湖南祁阳人。曾为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湖南省语言学会理事长，中南修辞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修辞学》《古汉语同义修辞》《佛经释词》等。
张幼军，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佛经语言、训诂学，出版专著两部，发表学术论文十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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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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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周语上 001
卷二 周语中 034
卷三 周语下 066
卷四 鲁语上 104
卷五 鲁语下 132
卷六 齐语 164
卷七 晋语一 190
卷八 晋语二 217
卷九 晋语三 244
卷十 晋语四 264
卷十一 晋语五 314
卷十三 晋语七 347
卷十四 晋语八 362
卷十五 晋语九 392
卷十六 郑语 417
卷十七 楚语上 430
卷十九 吴语 484
卷二十 越语上 516
卷二十一 越语下 523
译后小记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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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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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其作者相传是左丘明，班固《汉书·艺文志》和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都已提到。对此后人多有质疑，大都认为《国语》是战国后期史官综合春秋时期史官所记史料汇编成书。
《国语》凡二十一卷，分别记载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八个国家由公元前990 年到公元前453 年共五百多年的历史。《周语》三卷，记叙从西周穆王、厉王直至东周襄王、景王、敬王时期部分重大政治事件，着重记录这一时期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如祭公、邵公、虢文公、仲山父、富臣等对周王的谏言，折射出从西周到东周的社会政治生态。《鲁语》二卷，着重记载鲁国历史人物如曹刿、藏文仲、里革、季文子、叔孙穆子、季桓子、公父文伯、仲尼等人的言行，生动反映出鲁国这个礼义之邦上层社会对礼仪的重视、对礼制的恪守。《齐语》一卷，主要记载管仲对齐桓公的进言献策，体现了管仲的内政外交思想及其对齐桓公称霸诸侯的主导作用。《晋语》九卷，篇幅最大，相对完整地记载了从公元前709 年武公伐翼替晋为诸侯，献公诸子争夺君权，文公称霸，一直到公元前453 年韩、赵、魏三家分晋，赵襄子被围晋阳的政治历史；突出记录了历史人物宫之奇、齐姜、舅犯、赵盾、赵衰、范武子、范文子、范宣子、叔向等在历史事件中的言行及其所起的作用。《郑语》一卷，记录周太史伯与郑桓公论议西周末年天下兴衰继替的大局势，突显出周太史见微知著、鉴往知来的历史眼光。《楚语》二卷，记载楚庄王到楚惠王时期的历史事件，着重记录楚国历史人物申叔时、子囊、蔡申子、范无宇、白公子张、伍举、左史倚相、观射父、斗且、蓝尹亹、子高等的言论及其历史影响。《吴语》一卷、《越语》二卷记载春秋末期吴、越争霸的史实。《吴语》一卷着重记录吴国大夫伍子胥对吴王夫差的谏言，吴王对子胥的不信任，子胥的绝望自杀，反映吴王的刚愎自用、子胥的智慧与忠勇。《越语》二卷主要记载范蠡对越王勾践的反复进谏和出谋划策，体现了范蠡在越灭吴过程中一再隐忍以求一举中敌的超凡智慧及其对越王的指导作用。
整体而言，《国语》通过众多历史人物的语言，反映了历史人物的思想。比如《鲁语》记录仲尼之言语，体现儒家思想；《齐语》记述管仲之计谋，大谈王霸权谋之术；《越语》详细阐述范蠡“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的观点，描写其苦苦等待天时地利人和的时机，刻画出范蠡韬晦阴柔的性格，绘声绘色记叙其功成身退，表现出道家思想。
《国语》表达了非常丰富的思想内容。八个国家五百多年历史，史料繁多，不能做到面面俱到，必须有所取舍。虽然历史事件纷繁复杂，各路历史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观点迥异，从作者所选史料中，读者仍然看得出《国语》有很强的伦理倾向。
有团结合作的观点。春秋时期，各国纷争，团结协作，争取最大的助力是现实需要。《国语》多次提到团结合作的重要性，如《周语中》 “富辰谏周王伐郑”：富辰谏曰:“不可。古人有言曰:‘兄弟谗阋，侮人百里。’周文公之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强调兄弟 国家和睦相处共同抵御外侮的重要性。还谈到团结与结党的区别：《晋 语八》“叔向论比别”：“君子比而不别。比德以赞事，比也。引党以 封己，利己而忘君，别也。”
有忠信的观点。如《周语上》“祭公谏征犬戎”：“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又如《晋语二》“宫之奇谓其子”：“夫国非忠不 立，非信不固。”宣扬仁德，尊崇礼法，突出忠君思想。还强调领导人 要讲忠信才能管理好老百姓，如《周语上》“内史过论晋惠公无后”： “然则长众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礼不顺，非信不行。”
有重农的观点。如《周语上》“虢文公谏不籍千亩”：“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庬纯固于是乎成，是故稷为大官。”一连摆出农业的六大意义，表达了强烈的农本思想。
有重视家庭教育、传承尚德家风的观点。比如《鲁语下》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记录公父文伯之母对季康子、公父文伯、公父文伯的妾等人的谆谆教导，刻画了一个伟大的女性：她率先垂范，对后辈高标准严要求，她重视德行，看重儿子的死后哀荣。突出了家庭教育、家风传承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
多处强调节俭不贪（《周语上》“芮良夫论专利”、《鲁语上》“季文子论妾马”、《晋语九》“智襄子室美”），重农（《周语上》“虢文公谏不籍千亩”），安民（《周语下》“太子晋谏壅谷水”），重视民生（《鲁语下》“仲尼非难”），重视人才（《齐语》“管仲佐政”“桓公为政”），具有浓重的民本思想，有其进步性。
《国语》也谈论天命，遇事祭祀祖先，求告神灵，占卜问卦，但在思想上并不是只在乎神，而是人神并重。有对天命的崇拜，也有对人民百姓的重视，重视人民百姓的地位和作用，弘扬上体下情，要求体察民心，且以民心向背为施政依据。比如《周语上》“内史过论神”，从头到尾都是将神明和人民并列起来讨论，认为神明跟人民是一样的，带福祉给明君，带灾祸给昏君。
《国语》重视民意，甚至认为民意比天意更重要。比如《周语下》“太子晋谏壅谷水”：“天所崇之子孙，或在畎亩，由欲乱民也。畎亩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无有异焉！”《鲁语上》“里革论君过”，鲁太史里革评论晋人弑其君厉公时，认为暴君被逐被杀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臣民反抗无可厚非。体现了作者的思想，要忠君，不要愚忠。再比如《周语上》“邵公谏厉王止谤”中，邵公认为“厉王虐”，提出老百姓有表达思想的自由：成而行之，胡可壅也，“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主张国家治理应该执行这样的原则：凡是老百姓认为好的就做，反之就得加以防备；强调广开言路，让老百姓畅所欲言，强调从老百姓的口中考察国家兴衰，政策得失；提醒国君只有体察民情，顺应民心，施行百姓之所愿，去除百姓之所恶，只有不违民意，让老百姓丰衣足食，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国语》记录里革、邵公之言，思路清晰，字字铿锵，如雷贯耳，无可辩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立场。
《国语》涉及到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比如春秋时期的丧葬制度（《周语中》“襄王不许请隧”），音律（《周语下》“景王问钟律”），税法（《鲁语下》“仲尼非难”），兵器（《齐语》“诸侯归桓公”），卜筮（《晋语四》“重耳亲筮”），天象（《晋语四》“秦伯纳重耳于 晋”），祭祀（《鲁语上》“展禽论祀爰居”、《楚语下》“观射父论祀 牲”），计数（《楚语下》“观射父论祀牲”），户籍制度（《晋语九》 “智果对智宣子”）等等。
《国语》还涉及春秋时期的人名地名、军事政策、用兵之法、外交礼仪、经济制度、财政情况、教育状况、法律条文、婚姻礼法等各种内容，对理解同期相关文献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也是研究先秦历史的重要文献。
《国语》记语，其实质是当时各国最高统治者和他们各自的智囊团之间的聊天记录。面对各诸侯国纷繁复杂的局面，处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最高统治者与智囊团重要成员共商国是，议论时局，盘点江山，谋取己方利益最大化，制定行动方案。智囊团成员们学富五车还强调学习，他们教育太子德智体全面发展；他们重视生态保护，他们对待财富超然物外；对待各国风云变幻的朝局，思虑周全，胸怀开阔，格局远大，让我们读到当时的顶层智慧。于国于家于个人修为，可借鉴之处比比皆是。通读《国语》，时时可见他们的智慧在闪光，常有被耳提面命、醍醐灌顶之感。
《国语》的训诂，东汉有郑众的《国语解诂》，贾逵的《国语注》，三国魏晋有孙炎、王肃、唐固、虞翻、韦昭、孔晁等六家注，唯韦昭《国语解》存有完本。北宋时，宋庠（字公序）曾整理《国语》及韦解，并作有《国语补音》三卷。清代训诂大兴，校注《国语》者主要有：汪远孙，作《国语校注本三种》（《国语三君注辑存》《国语发正》《国语明道本考异》）；陈瑑，作《国语翼解》；董增龄，作《国语正义》等。更有王引之《经义述闻·国语》、俞樾《群经平议·春秋外传国语》、于鬯《香草校书·国语》，多有发明创获。
20 世纪90 年代，陆续出版了好几种《国语》注译本，有1991 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的薛安勤、王连生《国语译注》，有1992 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的汪济民等的《国语译注》，有1994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邬国义、胡果文等的《国语译注》，还有1994 年岳麓书社出的李维琦的《白话国语》。
1994 年的《白话国语》重点在“白话”，所以译文在前。译文不可太长，必须简练，简练就不好懂，怎么办？后面加上注释。所以《白话国语》的排版不同于教科书，有些注释形式上不是针对原文的，是针对译文的，是对译文的必要补充。本质上讲，这些注释当然也是针对原文的。注释非常珍贵。就《国语》而言，读古文献多、对文言文语感好的读者大体上自己能琢磨出个译文来，但是不一定能做得出这些注释。
先大字排出译文，再给译文加上注释，最后排出原文，这是1994年《白话国语》的体例，这样的体例要求读者对文言文的用字用词非常熟悉。现在重出，为方便普通读者阅读，要求做到一目了然。这样排版就要变化，原文排在左，译文在右，注释在下。内容上也要求给原文中的生僻字词补充注释，主要是给生僻字注音，给生僻字词释义。体例一变，内容也跟着变，工作量非常之大。
岳麓书社通知我婆母邹文芳女士，安排重出《白话国语》——这当然是好事——要求补充一个前言及原文注释。其时，主要译者，我的公爹李维琦教授离世刚刚三个月，婆母深受打击，身心俱损，故嘱我代为担此重任。本不敢冒昧，然公爹临终前曾将生活、工作事宜殷殷嘱累于我，工作量再大也只得硬着头皮答允。《白话国语》的初版是在1994 年，二十八年前，现在得以重出，感谢这个伟大复兴的时代，感谢岳麓书社对两位老人家译注的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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