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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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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农村社区日常生活为研究对象，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社区“微治理”的命题，构建了以“微治理”为核心包括“微问题”“微事情”“微心愿”“微参与”等的概念体系；确立了“社区-日常生活-村民”的分析框架，并运用叙事社会学研究法及过程—事件分析法，将农村社区治理研究的触角，探入“日常生活”，系统地阐释了农村社区“微治理”的道与术，深度揭示了村民日常生活的在地逻辑，发现了农村社区日常生活秩序的维护、建构和福利增进的内在机制。建构了农村社区治理的本土话语体系，推进了乡村治理研究的本土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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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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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先康，安徽工程大学三级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省级研究生教学名师。现为安徽省农村社会学学会副会长，安徽省社会学会理事，安徽省伦理学会理事，安徽江淮乡村建设研究院理事、研究员。在《人文杂志》《学术界》《中州学刊》等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或观点被《新华文摘》刊登。现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1项、省部级项目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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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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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农村社区微治理：一个新的学术命题1
第一节农村社区“微治理”：日常生活的治理3
第二节村民自治微效：农村社区“微治理”提出的现实背景11
第三节农村社区建设：农村社区“微治理”的政策背景18
第四节农村社区的差异化：农村社区“微治理”的社会基础20
第五节圆事安人：农村社区“微治理”的基本目标27
第六节地方性知识：农村社区“微治理”的基本理据30
第七节日常生活：农村社区“微治理”的基本域34
第八节研究框架和方法37
第二章农村社区“微问题”解决的在地逻辑42
第一节农村社区“微问题”：日常生活中的“细故”42
第二节农村社区日常生活中“微问题”解决的地方知识43
第三节农村社区“微问题”解决的道与术118
第三章农村社区“微事情”处理的社区动员与场域建构123
第一节农村社区“微事情”：日常生活中的意料事件123
第二节农村社区婚事处理：关系动员、仪式动员与周旋125
第三节农村社区丧事处理：关系动员、仪式动员与善后147
第四节农村社区“微事情”处理的道与术165
第四章农村社区“微心愿”满足何以可能173
第一节农村社区“微心愿”：日常生活中的“小期求”173
第二节农村社区“微心愿”满足的主体174
第三节农村社区“微心愿”满足的基本机制192
第四节当前农村社区“微心愿”满足的主要障碍因素198
第五节农村社区“微心愿”满足的现代建构207
第五章农村社区“微治理”中的“微参与”218
第一节农村社区“微参与”的界定218
第二节农村社区“微参与”的方式223
第三节农村社区“微治理”中“微参与”的价值240
第四节农村社区“微治理”中“微参与”的困境与出路244
第六章农村社区“微治理”的现代技术251
第一节“互联网 ”助力农村社区“微治理”251
第二节农村社区“微治理”中的社会工作介入265
第七章农村社区“微治理”与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286
第一节农村社区“微治理”与农村社区治理创新288
第二节有效治理和治理有效295
第三节农村社区“微治理”推动农村社区治理有效目标达成的
路径300
第四节结论与思考303
主要参考文献306
后记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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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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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农村社区微治理：一个新的学术命题
一个新的学术命题在中国，从广义上说，农村社区治理是一个亘古不衰的命题。因为，从世界历史来看，中国是为数不多的、经历较长时期农业文明的古国。与游牧文明最大的不同在于，从事农业的劳动者因为有了稳定的职业、可耕种的土地和较为稳定的生计来源而慢慢形成集中居住区，最早的集中居住大多是聚族而居，后来由于战争、灾荒、商业的发展引发了人口流动，在中原地区出现了杂姓而居的村庄。但无论哪种类型的村庄，村民们长期的共同生活，便形成了生活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更为接近滕尼斯所说的“community”，译为“社区”。在滕尼斯看来，社区是血缘关系的延伸，以及对亲属关系联结依赖之上的、自然形成的，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强烈的归属感、彼此亲密无间的、区别于社会的生活共同体。之后，美国学者帕克继承和发展了滕尼斯的社区概念，他认为社区是：（1）一定区域内组织起来的共同生活的人的集合体；（2）他们程度不同地深深扎根于此，而产生较高的认同；（3）生活中的人们存在着多重的依赖关系，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表现为不同于社会的共生的关系。可见，社区是一个基于熟人社会的生活共同体，是一种共生型社会有机体，而不是一种机械的组织形态。显然，中国农村的村落更符合经典的社区概念。因为，依据农村人口特征，中国的村落总体上可以归为两大类：一类是聚族而居的基于血缘和亲属关系联结的生活共同体；一类是杂姓而居的基于长期生活关联的生活共同体。无论哪种类型的共同体，都是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而产生的，具有相似的生活偏好和强烈的共同体认同、彼此密切交往、知根知底、具有高度同质性的生活共同体，村落社会是一种有机团结的社会。本研究中，将农村社区理解为半开放的生活单元，是以自然村落为根基、居民日常生活中的交往为半径，形成生活共同体式的基本单元，而不是行政区划层面的行政村，也不是纯粹的自然村落。
数千年来，传统的农村社区虽历经劫难，但劫难过后又顽强地复制着过去的生活方式及其建立于其上的社会结构，农业文明的基因造就了“生生不息、千古不变”的中国农村社区基本特质。到了近代，随着工业文明东进，中国农业文明开始式微，但对大多数村落共同体并未造成实质性的影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真正对中国大多数村落共同体结构实现了外在的重塑。中国共产党通过全面的土地改革、农村改造、人民公社化、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农村社区建设等基于或事关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不断地再造农村社区，农村社区的结构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人口流动管制的逐渐放开和城镇化的推进加剧了农村人口流动，村落明显衰落，但并不意味着村落的终结，因为数千年来形成的“叶落归根”的文化是根深蒂固的。即使现阶段这种文化有式微的迹象，但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升级，这种文化将会再度复兴趋强。因此，只要有作为农村社区的基本形态的村落存在，农村社区就存在，共同体的秩序和福利就成为生活其中的人们关注的基本问题，农村社区治理就不是一个伪命题。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深度改造农村，确立了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但仅从管理的角度来看，此体制下出现的结果是超常态稳定和慢发展；改革开放后，确立乡政村治的治理体制，治理的单元下沉至行政村，但出现了“有政治，无社会”的结果，村民自治的制度效果并未能很好地体现。为什么会如此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目前国内的学者，多从整体制度设计回应这一问题，而忽视了：自古以来农村社会就有“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情”的事实。农村村落社区差异十分明显，整体上呈碎片化、生活化的特征，每一个村庄都有自己各自的特性和脾气。因此，农村社区治理不可能有，也不应该有统一的模式。同时，农村社区内部生活的琐碎化，共同体内部会出现各种微问题、微事情，如果这些微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微事情没能有效处理，共同体的日常生活微秩序就会受到影响甚或破坏，共同体的日常生活的微福利会受到影响而减少，农村社区日常生活就会失序并失利，进而陷入生计困境。基于此，我们提出了“农村社区‘微治理’”这一新的学术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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