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克（Kim Ian Parker）于1988年获麦克马斯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担任加拿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秘书长等职，现为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帕克主要研究希伯来经典、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和政治理论。作者在这一领域中的地位已经牢固确立。除此书外，作者还有《文本与传统》《所罗门治下的智慧与法律》等著作出版，在英语世界的政治学、哲学圈影响很大。《洛克现代性政治学之根》一书出版后，作者更是在业内声誉鹊起。
中译本说明（节选）
在论述洛克的自然法观念时，施特劳斯说：
如果完整的自然法、并且从而是其中的任何部分的“最确定、最稳妥和最有效的教导方式”，由“那些启示的书卷”所提供，那么，特别有关政府的完整而绝对清晰的自然法的教导，就应该是由圣经尤其是由新约中的引语精心编排而成。相应地，人们就会期待洛克写上一本“Politique tirée des porpres paroles de l’Ecriture Sainte”［圣经话语中的政治学］。
倘若洛克的自然法论述和政府学说，就像不少人一直以来认为的那样，与圣经有着紧密关系甚或在某种程度上源于圣经，那么，洛克为何没有像有些人期待的那样，写一部《圣经话语中的政治学》，而是写了《政府论两篇》呢？
施特劳斯所提的这个问题，对理解洛克的政治学而言至关重要。的确，洛克（1632—1704）的一个同时代人，以演讲论著之才名动法国的波舒哀大主教（Jacques Benigne Bossuet，1627—1704），几乎就在洛克撰写《政府论两篇》的同时，就写了这样一部《圣经话语中的政治学》（Politique tirée des porpres paroles de lEcriture Sainte）。
施特劳斯所言，应该正是指波舒哀的这部大作。他的意思是说，洛克的政治学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与圣经密切相关甚或源于圣经，毋宁说，它在暗中是反圣经的。最起码，洛克也是想要“使他的政治学说，亦即他的关于统治者和臣民的权利与义务的自然法学说，尽可能地独立于圣经”。否则，以洛克超乎寻常的审慎和明智，如果他的政治学说真是得自像他常常引证的圣经，他当然应该写上一部《圣经话语中的政治学》而非《政府论两篇》。我们切不可被洛克制造的烟幕弹迷惑了眼睛。
应该说，试图从圣经当中发掘一种政治学，这在基督教思想史上源远流长，因为即便是信仰最为虔诚的基督徒，其肉身也活于此世，因此就要与政治发生关系，而一旦与政治发生关系，也就不免要思考在政治面前何以自处、什么是正当的政制这样的问题。在基督教思想史上，奥古斯丁以其深湛之思，为教会、神学和圣经与世俗政权的关系，勘定了一种秩序。随着一代代基督教思想家和政治人的努力，古代异教世界的君主制在基督教世界终于以君权神授论（theory of divine right of kings）为支撑而大获全胜，成了几乎唯一正当的政治统治形式。这种以君权神授论为根基的君主制，想方设法限制人的自由、禁止人的奢靡生活，说是要以此提升人民的德性，使政治共同体能够进于“正义和善德”……
然而，在意识形态并非铁板一块的欧洲中世纪，一直存在一股骚动的思想潜流，对这种限制和缩减古代异教世界人的自由的神权政治，心存厌憎，而欲重新复活那种所谓自由的生活方式。中世纪晚期的文艺复兴运动便带有这样一种性质。然而，文艺复兴运动的力量所及，至多不出极少数文人的圈子。要想让多数人甚至所有人都获得彻底解放而达至自由状态，不完全颠覆神授君权这种政治制度便不为功。这就是启蒙思想家们要干的一桩大事了。
要想干成这桩大事，启蒙思想家必须击败、摧毁两个具体的敌人：一是世俗君权，二是为世俗君权提供意识形态基础的教权。因为在漫长的中世纪，正是这两种权力相互利用、相互加强（尽管有时也相互斗争），才成就了神授君权的事业，压制了人民，尤其是压制了心怀自由憧憬的思想者，而导致了长久的“黑暗”状态。第一个明确向君权神授论亮剑的启蒙思想家是霍布斯。霍布斯以自然状态假设为基础，剑指教权，剑指基督教神学，乃至剑指圣经本身，干净利落地、釜底抽薪地从理论上把教权打得个落花流水，使得以教皇为代表的神权自此再无正当资格干预世俗王权，遑论为其提供意识形态基础了。世俗的“主权者”，因而获得了一种牢笼万端的绝对权力，于是，以往需靠神权提供意识形态支撑的世俗王权国家，成为吞噬一切人类事物（human things）的“利维坦”。
这自然更加可怕，因为无论如何，在神授君权的世界中，神及其具体的现世代表教会，尤其是天主教会，有时毕竟还能对世俗君权施加某种并非完全消极的（有时甚至还是相当积极的）影响。霍布斯消除这一影响力量后，剩下的那个赤条条的君权，除了维持国内和平，让人民免于暴死之外，还可以干些什么？甚至，倘若这种绝对的主权者是个坏蛋，谁还能够再限制他滥施刑赏，国家岂不会因而重有复归“黑暗”状态的危险？这是现代启蒙思想之父霍布斯给后继者留下的一个思想难题。
当霍布斯以91岁鲐背之年享其寿考时，洛克已然47岁。尽管彼时洛克尚未发表具有影响力的作品，但他早已开始思虑霍布斯留下的这个棘手甚至令人恼怒的巨大麻烦。必须杜绝没有神授观念支持的绝对主权者为人民重新套上锁链这种可能性，否则，人民自由的大业岂不有毁于一旦之虞？
极其谨小慎微，甚至不止一次对亲密友人表达对霍布斯的憎恶之情的洛克，在君权神授论仍占主导地位的气氛中，沿着另一条极为隐秘的小道，悄悄地、稳妥地继续推进人民自由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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