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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梳理娜拉在中国的演变，剖析中国娜拉从理想化到被曲解的复杂历程 20世纪初，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形象传入中国，激励了无数中国女性追求自由独立，但其形象也历经多重诠释与误读，从启蒙象征逐渐变成特定利益诉求的载体，同时又被简化为“走出家庭”“自由恋爱”等符号，暴露出女性解放在本土实践中仍然不断遭遇困境与挑战。 ★ 聚焦20世纪前30年中国社会的四重变革，回溯新女性觉醒的关键时刻 本书勾画了20世纪初中国女性觉醒与社会演进相交织的画卷，从民族自强的呼喊到“五四”启蒙，从自由恋爱观念的涌动到平权解放浪潮，展现了女性主义与国家、文化、个体自由之间的复杂互动。娜拉不仅是社会变迁的镜像，也是女性解放思想与不同时代的叙事相互碰撞融合的缩影。 ★ 从教育、职场、婚姻等诸多生活层面，揭示中国近代女性争取权利的奋斗与抗争 维新运动、启蒙运动、五四运动和解放运动等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与运动，使许多女性产生了独立自主的意识，勇敢地走出家庭、接受教育、自由恋爱，甚至投入社会改造与建设的行列。中国近代女性逐渐参与到学校、职场、社会或政党的各种公共活动中去，在不断的抗争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和自主的空间。 ★ 审视新女性被牺牲和污名化背后的历史根源，批判性分析女性话语权缺失的现状 自“五四”以降，男性既有的社会文化与经济优势始终没有被质疑；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和社会支持，大多数女性在出走后走投无路；女性依然被要求做“贤妻良母”，或为家国大业奉献自身。新女性被利用或被污蔑的历史现实，使得她们至今也未能消除表达与维权的被动状态。 ★ 形形色色的女性在动荡不安、困难重重的时代中，顽强地守护着独立人格 本书运用大量文献材料，勾勒出大时代浪潮下许多真实女性不屈与抗争的故事。有志于学，最终走上革命道路的秋瑾；身为贫苦女子却坚持自力更生，终于事业有成的董竹君；被父母代定婚约却未认命，逃走后历经沧桑终成作家的白薇……一个个坚强而勇敢的真实女性，构成中国女性解放事业的底色。 關於作者： 许慧琦，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研究专长为近代跨国史、近代美国史、近代中外社会文化史、妇女史、性别与性欲史、民国史，代表作为Emma Goldman， Mother Earth， and the Anarchist Awakening、《故都新貌：迁都后到抗战前的北平城市消费(1928—1937)》《“娜拉”在中国：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变，1900—1930年代》等。 目錄： 新序 绪论 第一章　召唤娜拉：国族自强大叙事下的新女性论述 第一节　清末民初新女性意识的萌芽 第二节　引进中国前的娜拉 第二章　自救娜拉：启蒙觉醒大叙事下的新女性 第一节　“娜拉”初到中国 第二节　“做一个人”的自我觉醒 第三章　抗婚娜拉：自由婚恋大叙事下的新女性 第一节　现代婚姻三部曲 第二节　女性“抗婚出走”的真实与再现 第四章　志业娜拉：平权解放大叙事下的新女性 第一节　从学校到职场：职业娜拉的社会表现与争议 第二节　 从小我到大我的蜕变：告别“五四”的娜拉新论述 结论 注释 参考书目 內容試閱： 绪 论（节选） Why 娜拉？ 长久以来，“娜拉”在中国始终因被视为新女性形象而闻名。人们传诵“五四”时代被译介来华的娜拉，指其为“易卜生所举来做模范的‘觉醒的妇人’”。有学者还指出：“曾经叱咤风云、名噪一时的‘五四’新女性皆是中国的‘娜拉’！”丰富与多元的史料揭露娜拉在“五四”时期被引入中国后，出现女子出走与妇女解放风潮。但娜拉显然并非近代中国头一个享有高知名度的外国女性形象。清末女权意识方兴，改革与革命思潮涌现之际，有志之士已竞相译介各类外国女杰。著名者如罗兰夫人（Madame Roland， 1754—1793）、比切·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 1811—1896）、苏菲亚（Со?фья Льво?вна Перо?вская， 1853—1881）与圣女贞德（Jeanne d’Arc， 1412—1431）等。但这些外国杰出女性，在女子中小学教育方起步的清末，顶多只是改革／革命派精英男女认同的典范。当时真有能力效法她们爱国救亡或贡献社会的中国女性，寥寥无几。纵然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继清末之后又一波思想变革浪潮，上述外国女杰也不复发展空间。 那么，与娜拉同属外国文艺创作主角，且在中国也享有盛名的茶花女（the Lady of the Camellias）呢？茶花女乃法国作家小仲马（Alexandre Dumas fils， 1824—1895）在1848 年出版的小说《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 ）主角玛格丽特·戈蒂埃（Marguerite Gautier）之别名。此小说描述贫苦乡下女子成为巴黎上流社会交际花后，结识一名青年并陷入情网，但两人却因青年的家庭问题而被硬生生拆散，最终天人永隔。《茶花女》中译本，为林纾与王寿昌于1899 年合译并出版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该书迅即广受欢迎，在民国时期还有众多翻译、改编、重写与再创作版本。有学者称誉此小说为“中国近代以来影响最巨的浪漫主义译作”，女主角茶花女对爱执着的坚贞崇高形象，也深入人心。而茶花女与娜拉形象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前者散发牺牲的美德，后者展露独立的自觉。 此一差别，已然揭示娜拉得以受五四新文化人青睐的原因。陈独秀（1879—1942）主编的《新青年》，明确期许中国新世代展现自主进取的精神。陈独秀、吴虞（1872—1949）与鲁迅等知识分子联袂批判儒家礼教，汇聚“五四”的激烈反传统思潮。这些抨击传统家族威权、呼吁个性解放的新文化人，只会属意觉醒后要求自立的娜拉，不会惊艳于自我牺牲的茶花女。娜拉原是个平凡的中产家庭主妇，婚姻中的生活重心是丈夫与小孩。但她醒悟离家的举措，却席卷五四青年男女之心，并启发他们抵抗家庭与婚制传统。此后，她的反抗与自立精神，持续为中国论者发扬。娜拉“已婚出走”的身份，在民国社会被多方延伸转化，使她成为所有反传统离家女性的象征。要言之，娜拉正是“五四”反传统思维召唤出的近代中国“新女性”象征。 娜拉与近代中国大叙事 然而，娜拉在中国，果真只是新女性代表吗？ 或者，换个角度问：民国论者构建与宣扬娜拉精神，为的是谁／什么？ 当时的报章刊物、时人论著与文艺创作等史料，大体反映出娜拉最初乃“五四”知识男性的论述产物。自20世纪20年代以降，伴随着女子中高等教育逐步开展，为数渐增的知识女性或坐而言或起而行地，加入再现娜拉的行列。北伐后到抗战前的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前期，从女学生成长为各领域专业女性的论者，接棒发扬娜拉新意象。此一随时而移的娜拉形象，看似只象征新女性，且只为女性服务，实则不然。 本书将阐明，娜拉得以在中国社会发挥如此广大深远的思想影响，关键在其超越性别、阶级、族群和年龄籓篱的自立与反抗意识。当娜拉现身“五四”中国时，体现的是具普世意味的新人理型。易言之，新人性是娜拉的原型，新女性是衍型。但娜拉衍型的相关论述，很快便凌驾其原型，并广为后世接受。 新女性作为中国娜拉的衍型，透露出中国新女性论述的本质，并非专为女性自身需求服务，而是以宣传符合各种大叙事的新女性特质及表现为宗旨。法国哲学家利奥塔（Jean-Fran?ois Lyotard， 1924—1998）表示，每个时代皆存在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或信仰体系，即所谓大叙事（grand récit）。近现代社会的大叙事，自我标榜为具现普世真理与正义，并以应然的典范权威支配实然发展。近代中国亦不例外。自天朝体系受国际体系挑战的清后叶以降，中国便在救亡、自强、变革与解放等诉求下，发展出接受西方价值观的大叙事。而从性别视角观之，这些大叙事，清一色都是男性本位。男性本位观，即以男人主导的权威、机制及组织，来开展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活动以及建立性别关系。原则上，维持既有分工秩序的性别论述，都属男性本位。这绝不表示，男性本位思维不支持女权。男性本位观的女权思想鼓励女人做男人从事的事，到男人主宰的社会场域活动，却不会相应鼓励男人做女人做的事，或发展良好的女性化气质。一言以蔽之，男性本位观抱持“男人是人，女人（至多）是类男人”的心态。这使男性本位的大叙事虽允许甚至鼓吹女权，女人却始终无法挑战男性性别优势。 许多近代中国的女权思想，都基于男性本位大叙事而发。梁启超（1873—1929）的《新民说》（1902—1906）与金天翮（1873—1947）的《女界钟》（1903），可谓清末最具代表的男性本位女权论述。这些受西潮启发，而欲振衰起敝的改革／革命精英，都不约而同将目光望向受无识与缠足所苦的女性。梁启超形容得最为贴切，全中国若有半数之人都是分利者，国家如何得兴？因此，欲新中国，不只须新民，还得新女性。从清末到民国，各种大叙事随时间推移而生，不少都以反传统为基调，以追求中国的现代性。新女性是这些大叙事实践过程中的核心部分。娜拉，便成为这些大叙事着意宣扬的新女性象征。 本书即旨在揭露近代中国多种反传统的男性本位大叙事，如何发挥娜拉的意象来塑造随时因势而变的新女性形象，以为其服务。自“五四”以来，以追求个性解放为重的新文化运动，开启了启蒙觉醒的大叙事。此一大叙事强调欲新中国，须新文化；欲新文化，须新青年。它的矛头，指向种种约束青年行动与人生选择—如求学与婚姻—的权威体制。觉醒的重点，在于突破被视为阻碍个人发展的陈俗旧习，这些旧习既广涉礼教纲常，也包含家族／家庭专制。走出传统，不论思想或行动层次，便成为接受启蒙觉醒大叙事的关键。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思想，将清末已出现的文明结婚激化推进为自由结婚。以欧美自由恋爱及科学优生思想为基础的自由婚恋大叙事，在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迅速形成。提倡者将自由婚恋定位为同时可裨益个人、男女双方、社会乃至国族的现代性核心。与此同时，由国共两党主导的妇女运动，被融入政党推动的国族大业，而以解放平权大叙事的面貌出现。此叙事强调男女平等，妇女解放须以社会解放为依归，号召女性在社会公共领域为自己争权、为社会谋利且为国家效劳。以上重点有别的民国大叙事，都需要女性不仅独立自主，且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玩偶之家》中娜拉觉醒后立意出走的表现，成为上述三类大叙事之理想新女性的公约数。娜拉坚定果决，有自知之明但也有闯荡社会的勇气。她的反抗与自立精神，成为这些大叙事论者共同拥护的新女性主要特质。娜拉的出走，更从“五四”以降，成为新女性追求现代生活与社会贡献的重要指标。 本书从近代中国男性本位大叙事的多元视角，考察娜拉被诠释与实践的演进过程。此一研究策略，不仅可揭示民国时人频繁宣扬娜拉意象的宏观动机，也能检视娜拉形象允许民国女性“做自己”的限度。此外，考察男性本位论述，也能突破以生理性征为区隔的僵化性别分析。其实，民国时期许多女作者的女性／女权论述，都属男性本位。这类论述多主张法律上男女平等，宣扬女性在公共领域从事各类活动以及参与政治。 基于对民国几类大叙事的分析，本书将论证娜拉形象在中国的演变，同时映照出新女性与女权论述在中国的多种发展空间，及其难以突破的困境。娜拉的反抗与自立精神，赋予中国女性走出传统的重要动力。我们将在本书中看到民国多类大叙事，不约而同以娜拉的出走来激励女性。拜娜拉论述之赐，许多民国女性理直气壮争取在社会上的立足之地。然而，“女性加入男性专擅的活动领域”之类的思维，既未挑战男性社会优势，也未改变女性的家务责任。因此，职业女性及男性本位的新女性论述，皆陷入矛盾困境。对职业女性而言，虽得社会发展机会，却须面临传统女性不曾有的公私领域“双重负担”。而新女性论述总是以符合男性本位的国族与性别价值观来评估、规范女性的言行表现。基本上，那些只满足女性小我而非为社会或国族大我的行径，皆容易被男性本位大叙事批判为自私。从围绕娜拉延伸的各种女性论述，便可发现此种趋势。由此可知，并非所有效法娜拉出走的中国女性，都会获得上述大叙事论者的认同与肯定。中国娜拉的新女性论述，是在符合男性本位的现代性叙事前提下出发的。此即中国娜拉论述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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