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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商帮深深镌刻着传统文化的印记
映现出权力与资本的博弈
经济学家梁小民带你回望十大商帮
解析五百年兴衰成败之谜
将各大商帮的商业伦理观、经营策略、管理方法一一道来
以中国人独有的商业史，为现代企业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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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商帮为什么只在明清两代出现并存在?晋商“辉煌五百年”，最终走向衰亡，给我们以哪些经验与教训?重视家族文化的徽商，在商业之外对中国文化做出了哪些贡献?清廷和外商夹缝中的粤商“十三行”，如何在艰辛与挫折中努力融入世界潮流，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支劲旅?宁波商帮如何做到整体转型为现代实业家、金融家，在中国近代工业中发挥核心作用，直至今天还推动着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各有特色的闽商、龙游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陕商和鲁商，从发迹到没落，背后有怎样的脉络?
本书逐一分析了晋商、徽商、粤商、闽商、宁波商等十大商帮的历史、特点和贡献，将各大商帮的商业伦理观、经营策略、企业管理方法等一一道来，其中很多精华对现在企业也并没有过时。商帮不仅在明清经济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回望商帮也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传统文化。商帮的成功的确有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在起作用，但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也成为商帮在清末民初衰亡的根本原因。本书笔法通俗、史料扎实、细节丰富，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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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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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小民，1943年出生于山西，著名经济学家。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研究；主要从事当代西方经济学教学与研究，致力于经济学的普及与推广。任北京工商大学教授、国务院特邀监察员、国家价格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家评委、北京市社科基金评委，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有专著、译著五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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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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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我与商帮的情结_1
导 言 商帮概论_7
商帮的含义_7
国退民进才有商帮_16
“十大商帮”的说法由何而来_26
第一章 天下第一商帮——晋商_35
晋商的历史_35
晋商的制度创新_45
以“义”为核心的商业伦理观_58
晋商的官商结合_64
晋商的群体精神_69
第二章 家族文化与徽商_74
徽州的家族文化_74
徽商的历史_79
徽商的经营_85
徽商经营中的家族文化_92
徽商的经营理念_101
徽商在文化上的贡献_104
第三章 开放的粤商_111
粤商的历史_112
十三行的演变_118
夹缝中的粤商_125
粤商的涅槃_136
第四章 持剑经商的闽商_144
朝贡贸易体制下的闽商_144
闽商与郑氏武装海商集团_153
清以后的闽商_161
第五章 华丽转身的宁波商帮_168
浙江的经济、商业与文化_169
商帮形成前的宁波商人_175
商帮形成后的宁波商人_181
华丽的转身_192
转型后的宁波商帮_204
第六章 遍地龙游成一帮_213
龙游商帮的历史_213
龙游商帮的经营地区与行业_216
龙游商帮的特色_221
第七章 钻天洞庭小而强_226
鸦片战争前的洞庭商帮_226
洞庭商帮的特色_232
鸦片战争后的洞庭商帮_242
第八章 活跃于西部的陕商_252
陕商与盐业_252
陕商与其他行业_261
陕商的特色_268
第九章 人口流动与江右商帮_277
江右商帮的形成_278
江右商帮的经营_281
江右商帮的特色_293
第十章 儒家文化与鲁商_297
鲁商的形成_297
明清的鲁商_303
鲁商的特色_311
结束语 对商帮的再认识_317
商帮活跃于传统社会_317
制度约束下的官商结合_320
传统文化与商帮_325
商帮的本质_329
参考书目_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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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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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的制度创新
诺奖获得者、经济学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总结西方成功的经验时提出了“路径依赖”的观点，即一个国家的兴盛取决于建立一套能促进增长的制度。这套制度就是市场经济制度。同样， 一个企业的成功也取决于制度的创新。晋商的成功正在于在漫长的经商历史中创造了一套完善而有效的制度。这套制度在十大商帮中是独一无二的，在今天仍不乏启发意义。
晋商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企业的股份制。特别要指出的是， 晋商的股份制并不是来自书本，也不是向西方学的，完全是自己在经商实践中不断遇到问题，又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创造出来的。
经商需要资金。晋商许多人都是白手起家，靠自己积累的资金经商，这种资金是个人资金。应该说世界上许多商人都是由此起步的。但随着商业的做大，商机有许多，但个人资金不足。这种经商需求与资金不足的矛盾就催生了“贷金制”。“贷金制”就是借别人的钱经商。“贷金制”最初是向个人借钱，而不是向银行或金融机构贷款。贷金制时实行固定利率，依靠的是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建立在血缘或乡情基础上的信任关系。但这种制度隐含了风险与收益之间的不对称。从债权人来看，债务人经商无论赚多少，他的收益是固定的。当债务人经营大赚时，债权人收入并不增加，但当债务人经营破产时，债权人会血本无归。这就使债权人不愿意放贷，这种“贷金制”进行不下去。
于是就出现了“朋伙制”。“朋伙制”就是若干人共同出资， 共同经营，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合伙制”。这种制度解决了收益与风险不对称的问题，但合伙人之间会由于决策和分红出现矛盾，尤其是在合伙人增加之后。这种制度限制了企业做大。
这时就出现了“东伙制”。“东伙制”就是一人或数人出资， 但出资人并不经营，把资金交给伙计经营。这种制度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把有钱而无经营才能者的“钱”与有经营才能而无钱者的“才”结合在一起。这是企业制度的重大进步。“东伙制”已是股份制的前身，只是缺少制度规范。由此再前进一步，把出资者的“钱”作为“银股”，经营者的“才”作为“身股”，股份制就水到渠成地出现了。
晋商在清嘉庆、道光年间实现了股份制，道光三年（1823年）后出现的票号都采用了这种股份制。欧洲的股份制最早出现在17世纪初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但股份制的普及是在19世纪50—60年代。晋商在19世纪20年代已普遍实现了股份制。
作为筹资的方式，晋商的股份制与欧洲的股份制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股权分散，有利于筹资；股权相对集中，有利于做出统一、集中的决策，避免了决策中的分散与冲突；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既保证了所有者的决策权，又保证了企业管理的效率。
但晋商的股份制产生于中国，受历史传统与环境的影响，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也有缺点与优点。缺点之一是中国当时并没有股市，这就限制了股权分散的程度，难以更多地向整个社会融资，也缺乏了股市对企业的资金支持和各种限制。缺点之二是由于中国传统是实行“人治”，所以股份制企业并没有出现董事会等公司治理结构，决策并没有实现制度化。企业仍然由相对控股的大东家一人决策。
欧洲的股份制产生时仅仅是为了筹资，以及出资者共享利益、共担风险。实行员工或管理者持股，用以激励员工都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事，至于股票期权等激励方式更是后来的事。但晋商的股份制一开始就把筹资方式与激励方式结合在一起。这体现在两点上。
一是股份制由东伙制发展而来，一开始就有激励的作用。这
就在于股份分为“银股”与“身股”。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指出，晋商的股份制“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说得相当准确。出力者的身股不用本人出资，由大东家根据员工的职务、工龄和业绩而定，与身股同样可以参与分红。银股与身股分红的比例由大东家与大掌柜所确定的比例决定。这种身股就相当于现代社会企业赠予员工的股份。身股制实际就成为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
二是欧洲国家的股份制把股份分为普通股与优先股，而晋商的股份制的银股采取了不同的形式，既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又有激励作用。银股分为“正本”与“副本”。“正本”是股东（晋商称为“东家”）按最初的合约投入的资金。每个企业多少银子为一股并不相同，最多的有一万两一股，最少的有二千两一股。正本除了不能在股市流通，与欧洲的普通股相似，它的收益来自分红。正本一般不会增加。“副本”又称“护本”，日本学者称为“辅股”。它有两种。一是东家除正本外又在以后投入的资本，另一种是东家、掌柜与有身股的员工把分到的红利存入企业的。“副本” 相当于贷款，不参与分红，仅获得利息。在企业分红时提留的红利，相当于现代企业的“未分配利润”，称为“倍本”。对部分资产按折旧记入账内的资金，使实际资产超过账面资产的称为“厚成”。在银股、身股分红除了“倍本”外又提留部分利润以增加流动资金的资金称为“公座厚利”。“预提护本”是分红前提留的风险基金。这些股份的形式都是为了在正本不扩大时企业资金的充裕。“故股”是员工去世后，家人仍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按原有身股分红的股份，有些抚恤金的意思，也有利于鼓励其他员工。个别企业还设了一些特殊的股份。如大盛魁商号为纪念一位财神给他们带来好运的“财神股”，为纪念一只送信息累死的狗的“狗股”。这些股也参与分红，实际是留在企业内作为流动资金。各种各样的股份形式是为了保证企业流动资金的充裕，使企业长期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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