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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走正道,是大道;
走大道,是正道;
劳动,既正且大,我们要光大它。
——王文东
大风吹啊吹啊,吹出了黄土高原。大风吹了多久,我们的历史就有多久;黄土层有多么厚实,我们的文化就有多么厚重。历史和文化离不开劳动做表达。黄土高原劳动者的故事,是无与伦比的大故事。
——王文东
长篇小说《劳动者》讲述了陕西农民杨锁牢及其侄子杨牵牛的人生故事,描写了两代人为民族解放、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大道而努力奋斗,无私奉献。故事描绘了南山、西原、北地为代表的三秦大地的真实风貌,从军阀割据写至改革开放,时间跨度达六十余年,写出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前夜的社会劳动变迁史,展现了两代人以“劳动”为人生信条,坚守信仰,奋斗一生,成就大我的厚重画卷。《劳动者》鼓励人们热爱劳动,成就无与伦比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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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王文东,男,1982年12月生,陕西铜川人,现居上海。作品发表于《南方文学》《作家天地》《延安文学》《南方周末》《上海故事》《西部大开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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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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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牢姓杨,原是南山人,生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南山石头多,地少,产粮有限。
民国九年(1920 年),南山发生了大地震,山被崩开了,屋子大的石头滚落到麦地与河床。地里的石头不光人搬不动,拿木头杠子别着撬,也撬不动。人们伸指头到石头下挖粮吃,一挖一手血。河里没水了,有的地方已经干透。沙土里没有一丝水分, 蛤蟆和鱼也不知去了啥地方。河谷里仅存些腥气。这是天灾,加上之前就开始的人祸,穷人已吃不上饭了。
早几年,天空中出现了彗星,在天上七颗星星组成的勺子状星象旁兜转了十来夜。人们把彗星叫“扫帚星”—在过往的年月里,“扫帚星”一出现,天下就要乱作一团。这次也不例外, 军阀混战的时期来了。
南山有人在此次彗星出现之时说,既然天下要大乱,不如他也当一回豪杰。这人姓徐,他拉拢了三百多号人,自称首领,成立了江湖兄弟会。江湖兄弟会会众互称兄弟。兄弟会举事,把南山县官软禁了,把关在牢里的犯人们放了。他们放火烧了县衙, 宣布南山易帜,寻了一处新地方作为南山县署。烧一个地方,再换个地方用,叫人说起来,这不是闲的学驴叫唤嘛!也不知那徐首领是咋想的,你直接把县衙叫县署不就妥了?这一种做派,有人认为它必有深意,可能暗藏了诸如天兵天将临凡之类的玄秘。过不多久,本省省督派遣一支军队前来南山,把江湖兄弟会里的兄弟们尽数打杀,把徐首领押在原县衙的门前,朝他头上崩了两枪。
人们纷纷围在一旁看热闹。有人说:“还当是天兵天将哩, 原来是个‘日把歘’!”“日把歘”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窝囊废。徐首领起头干事没个章法,自己丢了性命,还把兄弟们的身家性命糟蹋了,他不是“日把歘”谁是“日把歘”?可刀刀枪枪上的事儿一旦开了头,就收拢不住啦。
紧接着,临省有人起了义,有个名叫黄明的土匪自称大都督, 率领一路黄明军两次在南山过境。本省军队、北洋陆军联合起来在南山境内与过路的黄明军交战。在战斗中,打死了马,打死了人,毁了路,拆了桥。南山境内野狗遍地跑,老鸹满天飞,空中全是铁腥气。
南山地少,且大多掌控在富户手中。富户用界石隔开田地, 把隔成小绺的田地租给穷汉。在官军、军阀与各路武装的战斗打响的时候,穷汉要拿在租来的田地里种下的粮食应付三件事:头一件事,给富户交租;第二件事,给官军、军阀供粮草;第三件事,眼睁睁地看着,有刀有枪的江湖兄弟、黄明军闯入家中抢取钱粮。应付完这些事,个人手里还能留下啥?
南山战乱不停,百姓都遭了殃。再经大地这么一震,田也毁了,穷人苦不堪言啊。
彗星果然就成了“扫帚星”。
人们要活下去,那得想办法。有一种办法叫“拉枣杆”。这事怪了:人过得好的时候,天上地下啥都好,树是高的,花是香的,蝴蝶是五彩斑斓的;人一遭殃,天是昏的,地是暗的,山上的树不结果子,山坡上的草长不出草籽,就连草木间的爬虫看起来也干蔫干蔫的。独独生长在林中、涧边、崖上、路旁的酸枣树, 不管人过得好或不好,都一样顽强地生长,长出歪歪扭扭但粗细适宜的枝干。没饭吃的穷人,踩断一根酸枣树拉着走,狗咬人了用枣杆打狗,鹅拧人了用枣杆驱鹅;遇水用枣杆探深浅,乏了拄着枣杆歇一歇。有人给水了,拉着枣杆的人喝一口;有人给馍了, 拉着枣杆的人吃一口。所以,谁一拉枣杆,就被看作是要饭人。
南山是群山,群山中有个无名山,山上的无名村里,住着锁牢一家。
锁牢姓杨,全家六口人,锁牢前头还有个哥,名字叫做杨顶门。天灾人祸之后,杨家人没饭吃。为了活命,杨顶门和他媳妇拉了枣杆去要饭。杨顶门两口子有时候顺着河岸朝南走,有时候沿着山路往北去,来回走几里、几十里路寻吃食。他们从一个村里转到另一个村里要饭,在各家门前叙可怜、伸空碗,嘴里说道: “好我的叔叔婶婶哥哥姐姐哩……实在是没办法嘛……”那时人们的日子多是一样艰难,只由于可怜人见不得可怜人受苦,更见不得可怜人说可怜话。有人能抠搜着给杨顶门半块干饼子、一个馍或者两把麦。有人没东西给,只好给杨顶门一句话:“现下都难, 你要慢慢熬,你的眼目要向前看。”
杨顶门要到饭带回家,全家人同吃。家是山上的三间茅草屋, 除杨顶门两口子外,其余家人分别是杨父、杨母、兄弟锁牢和杨顶门的儿子牵牛。
牵牛虚岁五岁,要来的食物要先紧着他吃。按杨父杨母的说法:牵牛娃的路还长,娃比金子都贵,要把娃照看好。这话说的! 要是有金子的话,谁还吃要来的东西?最起码得吃面喝面汤,饭后再来个大蒸馍。可一家人谁也没有金子,一个个饿得是牙大眼窝深,前腔子贴到后脊梁,肚皮眼看绷不住肋巴骨。所谓娃是金子, 不是杨父杨母编排出的话,那是一辈一辈的先人传下来的。可见长辈爱娃由来已久,娃很金贵,是长辈的心头肉、夜明珠。
杨顶门乞讨来的饼子、馍被全家人用来顶了饥,麦子一天天积攒下来。一年的时间里,攒了有小半棒槌瓮。棒槌瓮是粗陶器物,上头大,下面小,看起来像个大棒槌。一瓮约莫能装粮三斗多。杨家的小半棒槌瓮里顶多攒了一斗半麦。人都饿得不像个人样子了,攒这么多粮为甚呢?何不把麦从瓮里取出来,倒到碾盘上, 推着磨子,磨出面粉,把火生着,把锅架上,烙一堆焦黄焦黄的饼子,一家人盘着腿坐在炕上好好吃一顿呢?
唉,时势不允呐!
锁牢自小长了个大个子:十五岁的锁牢穿他哥的裤子,腰身刚好,裤腿却离了地面二寸多。锁牢瘦高瘦高的,上唇已然冒出了胡子,他不能轻易出门,脚步一迈出门,就可能回不了家。“兵贩子”游荡在南山的各个角落,看你身子单薄,觉得你好欺负,就会把你绑了卖给军阀部队的招兵官。
南山贯通南北,与三省交界。为防止再有起义军入境、过境, 民国九年,本省省督拉拢临省的军阀首脑,首脑派部驻守南山。该队伍一边在驻地搜刮民财充军饷,一边招兵买马扩充它在临省的势力。起先,招兵官拿着银元招兵,说当了兵不光有饭吃,还有钱拿,只要画押当兵当场就给两个银元。穷汉想吃上饭,于是抢着去画押。后来,新招的兵员开拔去往临省,有人在半途中跑了回来,回来后不无惊恐地描述说:“都是哄人哩!他们半路上就把银元夺回去了,吃饭是喝野菜汤,稍不听话,他们把人吊起来,拿牛皮鞭子蘸水打哩!万万不能被骗去当兵,就算饿死,也比冤屈着被人打死强!”此话一经传开,哪怕招兵官把银元摞成一摞,把白蒸馍摆成小山,敢豁出去当兵的人也少之又少。也有少数人实在饿得撑不住,为吃一口馍咬着牙画了押,但这点人远远不够扩充大本营。
这就产生了“兵贩子”。“兵贩子”以招兵的名义,在乡间劫人、绑人,把人卖给招兵官。“兵贩子”亦兵亦匪,说他是兵吧, 他干的是匪人的行径;说他是匪吧,他往往披了军衣——他为势力而生,是大棒与利益结合生出的黑心投机者。
锁牢要是敢出门走到无人处,冷不丁钻出个“兵贩子”拿麻绳往他脖子上一套,那就由不得他了。被“兵贩子”绑了的人, 被“兵贩子”拿火铳顶着,只能人家说去哪儿他就去哪儿。就算家里人发现人不见了,去招兵官处寻人,人家招兵官说没见过这个人,没有这回事,你能咋办?因此,锁牢被禁止出门。
杨顶门两口子一起出门“拉枣杆”,也为防杨顶门被“兵贩子”绑。毕竟为了征粮纳捐、招兵买马,军阀头目们在地方上还装作体面的样子跟官员、乡绅们打交道,因此“兵贩子”绑人也要讲究个偷偷摸摸,他们不大可能当着不能被用作兵员的杨顶门媳妇的面,绑了要饭的杨顶门。
但杨顶门被绑的可能性依然是存在着的。比如两口子临时分开,而杨顶门撞到了“兵贩子”;再比如个别“兵贩子”浑不吝, 耍起性子来偏偏要绑你,那你也没办法。万一出门要饭的杨顶门被“兵贩子”绑了,那一斗半麦子要留下来应急。剩下的家人要吃饭—尤其是牵牛要吃饭,他还是个碎娃娃,一顿吃不到嘴里就要哭,两顿吃不到嘴里就撑不住。那麦子是要当作续命粮的。
哥嫂拉着枣杆出门,冒了被人宰割的危险,只为能让全家人吃上一口饭,锁牢空长了高个子却一点忙也帮不上。民国十年的一个夏夜,星河闪烁,月光洒满了人间大地。微风四起,远方传来夜莺孤独、悠长的啼叫,锁牢蜷曲着身子听取天地间的脉动。锁牢听见自己的心脏怦怦跳动,似乎跳到了自己的喉咙里,发出声响:“我要叫全家人吃饱——”
血液在血管里静静地流,喉结“咕噜咕噜”地响着,它在锁牢的脖子中央上下蠕动,它可能要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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