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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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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海鲁迅纪念馆编的连续性出版物《鲁迅研究》第101辑，主题是鲁迅小说研究，设有“鲁迅小说研究”“鲁迅同时代人研究”“史料·辨证””鲁迅文化与实践“”上海鲁迅纪念馆纪事和研究“等专栏，收录了海内外学者撰写的一系列有关鲁迅小说的研究文章。这些研究文章，挖掘了新的史料，进行了新的考证，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国内外最新最前沿的鲁迅研究状况，具有较高学术价值，有助于人们对鲁迅小说有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与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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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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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鲁迅纪念馆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个人物性纪念馆，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名人纪念馆，同时管理鲁迅墓文物保护单位。上海鲁迅纪念馆以鲁迅故居、鲁迅墓、鲁迅纪念馆的生平陈列三位一体。1951年1月正式开放，是“全国爱国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上海市红色旅游主要景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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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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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故事新编》手稿的几个问题
谁的示众？——鲁迅与他笔下的示众书写
论《野草》中的“树”意象
《补天》：历史循环与鲁迅的“永恒创造”
秋田义一与晞阳美术院
从温州走出来的一代才华——在温州郑振铎研究会成立会上的发言
鲁迅、陈望道与《文艺研究》
王春翠与鲁迅
“身外的青春”：1920年代的鲁迅与文学青年
鲁迅对左翼刊物的介绍——记鲁迅致萧三信的背后
“绝望之中有激扬发越之音在焉”——《哀弦篇》与《摩罗诗力说》之关联
新版《鲁迅全集·古籍序跋集》注释正讹
新见林辰佚文《鲁迅与我们同在》考释
《新生》插图与“英国出版的《瓦支画集》”——《G.F.瓦兹》读书札记
关于暑期木刻讲习会的3幅版画
回忆·感谢·祝愿
《呐喊》的城市与乡村
鲁迅作品汉译西中的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构建——以《西译鲁迅作品选》为例
鲁迅著作的外文译本
鲁迅文化与实践
鲁迅照的摄影者及摄影机构考（上篇：日本、杭州、北京）
鲁迅与“非遗”——以古籍版画特教体验为例
从1950年代照片看鲁迅纪念馆陈列
新媒体时代下人物类博物馆的宣教工作探索与创新——以上海鲁迅纪念馆为例
“只要人民有活气”——鲁迅“现代作家木刻画展览”中的苏联版画
面向世界的中国抗战书写：英文刊物《中国作家》考释
口述与笔谈（十八）
鲁迅《故事新编》手稿暨现代作家手稿研讨会综述
“学术立馆，协同发力，提升革命场馆社会影响力”研讨会会议综述
跨越百年的“诗”“真”“力”之说——中国鲁迅研究会2023年会“1920年代鲁迅的
思想与文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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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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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众是现代文学中重要的文学主题。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示众是中国传统社会劝善惩恶、从生存与道德等方面规训百姓、维护社会公序良俗的重要手段。这一手段既被官方政权运用于处决刑事犯罪分子以明正典刑，同时，也在以德治国的传统文化背景中被民间基层社会不断用以惩罚通奸男女等败坏道德风俗者。作为国家、社会传统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示众往往通过残酷、暴力的视觉性刺激吸引百姓围观的仪式性，实现传统政治、伦理的规训功能。
近代以来，随着封建帝国发展到了末期，其专制统治也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在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的高压态势下，在对太平天国等民间起义的镇压之中，示众这一惩罚仪式被反复用以实现对民众的规训与治理。同时，示众作为一种视觉性的公共暴力景观，其本身也在不断地生产着麻木愚昧的看客。
中国现代文学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作为发生于现代这一特定时间段的文学产物，唤醒独异的个体以追求民族和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构成了现代文学的主旋律。在对于新文学的早期构想中，文学便被寄希望于能承担开启民智、实现民众治理的社会功能。1902年11月，梁启超在《新小说》的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他在文章中指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拒绝了将小说视为一种消遣、娱乐的产物，而将更为重要的社会功能赋予了小说。他选择小说这样一种文体形式来实现新人的目标，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阅读过程中小说可以通过“熏、浸、刺、提”以“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从而实现新民的目标。这一对于新文学的最初构想，本身便借重了文学基于视觉性的阅读体验而作用于人的精神这一“眼”与“心”的刺激机制。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也提到“盖全世界皆忧患之世也……非我无觉，患我不见也。”康有为的这一论断所触及的是我们何以感知他人与世界的问题，而他给出的答案是通过“见”，正是基于视觉性的呈现，我们方才能够感知世界的变化，进而认识自我。在近代启蒙话语中，“看”不仅是一种基于生理的视觉之看，同时在“开眼看世界”的启蒙隐喻之中，“看”被转化为一种重要的启蒙机制，是人们感知世界、认知自我的重要途径。
中国现代文学被寄希望于通过文学的叙事将世界的图景展示在读者面前，进而作用于读者的精神从而实现文学的群治功能，便必然要颠覆示众这样一种被封建专制统治者所青睐的群治之术。因此现代文学的书写与示众这一主题之间本身便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张力。而鲁迅无疑是现代文学作家之中最早以敏锐的观察对示众加以书写的一位。
一、 鲁迅与“幻灯片事件”中的示众：
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示众不仅是现代文学中的重要文学主题，同时也构成了作家们投身文学实践的刺激原点。而在其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便是鲁迅与“幻灯片事件”。
1906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医专留学时所遭遇的“幻灯片事件”不仅构成了他个人弃医从文的契机，同时在文学史上也被定位为现代文学起源性的事件。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在记叙了“幻灯片事件”后，生发出了“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①的议论。这段话通常被视为是针对国民性的论断。然而如果从“幻灯片事件”中的示众因素对于中国留学生鲁迅的冲击这一角度来重新考察，对于该事件的理解其意义便不仅仅局限于“国民性批判”的原点。
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柄谷行人曾经指出“所谓风景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这个装置一旦成形出现，其起源便被掩盖起来了。”②在“幻灯片事件”事件中，被展示的幻灯片则充当了这样一种作为认识性装置的风景，当这张幻灯片的图像被转述为“幻灯片事件”进而引发国民性的讨论之后，处于起源位置的观看者与其自身的内面则一同被掩盖起来了。在医学教室里，面对同一张幻灯片，鲁迅无法与他的日本同学共享那一种轻佻的愉悦，反而产生了针对“愚弱的国民”这一著名的国民性论断。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恰恰表明“幻灯片事件”意义的生成并不全然在于幻灯片，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观看者的鲁迅其自身国族意识的觉醒。
事实上在考察“幻灯片事件”时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关键性因素，这张示众的影片是在仙台医专的医学教室，借助于日常上课的辅助教具——幻灯片而呈现出来的。
根据《〈呐喊〉自序》中的叙述，“我”求学之旅的起点源于“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在“幻灯片事件”发生之前，鲁迅对于现代医学是抱着极大希冀的——“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讨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地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③“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④鲁迅赴日本学习现代医学，原本所设想的是沿袭日本的维新道路，通过引进现代医学强健国人的体魄，以实现强国的目的。然而“幻灯片事件”却宣告了这一设想的幻灭。在“幻灯片事件”发生的那间医学教室，日本人将中国人被处死示众的野蛮景象借助于现代医学的辅助教具与视觉媒介——幻灯片而呈现出来，从而使得现代医学与示众这两者巧妙地重叠在了同一空间。在日本同学们对幻灯片的围观中，鲁迅发现示众继续为日、俄等象征着现代的国家所征用，而中国人作为弱国的子民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固定的，那便是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与看客。
在《藤野先生》中，鲁迅记叙了发生于“幻灯片事件”之前发生的泄题事件，他用冷嘲的语调指出：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60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⑤“低能儿”这一医学上对于智力残缺的判断与国族以及国家之间的强弱关系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因为中国是弱国，因此中国人便被这些医学生定义为“低能儿”，若是分数在60分以上便要遭到他们恶意的揣测。在泄题事件中鲁迅作为被观看的对象，是作为中国人在承担着医专日本同学们凝视，这一视线将鲁迅与他的同胞紧紧地捆在了一起，使他共享了同胞的屈辱感，同时也意识到了现代医学术语的背后是国族之间的强弱博弈，而那些看似文明的国度实则可能更野蛮。于是在《藤野先生》的开头，鲁迅写了“东京也无非是这样”。这一颇为突兀的开头所回应的实际上正是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的期待。
赴日学医的鲁迅原本想沿袭的日本维新时期讲授西方医学，强健国民体魄，从而实现由肉体到精神层面的维新道路，然而在幻灯片事件中的示众却宣告着疗治肉体这一救亡道路的破产。因为无论示众的权力主体如何转换，中国的国民或是身处被奴役的位置上，或是作为被展示的肉体被基于现代医学新型解剖术所宰割，或是在异邦被同学用现代医学的术语称作“低能儿”。
因此在“幻灯片事件”中，鲁迅弃医从文的选择并非全然是因为对“国民性”的失望——国民们无药可救即便治疗了肉体也依旧是示众的材料——同时也是对那间医学教室所象征的现代医学的失望。在《〈呐喊〉自序》中鲁迅以文学叙事的方式再现了“幻灯片事件”的冲击，正是透过这种文学的叙事，一个身处民族国家内部的批判者和创作主体——鲁迅由此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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