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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说到潮州，你会想到什么？是社交平台上大火的景区牌坊街、广济桥？是气魄雄厚的英歌、轻婉悠扬的潮剧？还是热气腾腾的工夫茶、人称“潮汕毒药”的生腌？实际上，潮州，远不止你看到的这些，古城墙背后，还有无数密码等待你解开。
潮州，是现当代文化名家大家辈出之风水宝地，客观上推动了“潮州文化”在近年来成为一个文化热词。潮州文化，具有鲜明地域特色，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支脉。
南方日报潮州记者站长期深耕潮州、观察潮州、记录潮州，以媒体视角诠释潮州文化，形成“潮州密码”专栏，并辑录其中31篇汇编为此书，问大众之欲问，答大众之欲知，打造一把开启潮州文化理解之门的“钥匙”。
出版过程中，我们期望超越普通的新闻报道汇编，尽可能弱化时效，突出历史文化的亮点与特质，对文章进行了全面的完善和修订，核查补充了诸多历史信息。我们在书中增加了不少因报纸版面限制的图片、图表，全书收录图片近300张，文图呼应，力求读者可以有更好的阅读体验。
本书选用磨砂手工进口封面纸、微涂质感护眼纯质纸，完美还原图片色彩；裸脊锁线装订，可180°平摊欣赏；手工特装护封，精美彩绳封装，更具欣赏与收藏价值。
解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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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南方日报潮州记者站在掌握大量史实的基础上，适度结合当下热点，对潮州文化进行系统性梳理后所作的观察和报道。全书辑录31篇文章，主要关注大众对潮州文化最关心、最好奇的问题，分“文脉”“地标”“英贤”“艺韵”四章，分别介绍潮州的文化源流、名胜古迹、文化名人和革命志士、民间艺术和饮食文化等。
本书特色在于对大量史料进行了“南方角度”的“深加工”，使试图了解潮州文化的读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为潮州文化的呈现提供了更具可读性与学术性的途径，为大众打开了解潮州文化的重要窗口，为文史专家、潮学学者打造了研究成果与大众接轨的平台，使潮州文化相关研究能够通过媒体笔法以更为亲和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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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苏仕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潮州记者站站长。
达海军，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清远记者站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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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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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文脉
浮滨文化是开启粤东文明之钥 004
俗语“潮汕人，福建祖”里的粤东移民史 014
天水在潮州 昌黎传后世 024
潮州文脉，书院何载？ 032
“海滨邹鲁”奠定古城崇文重教底色 042
百年韩师，从何而来 052
不止海内一个潮州，还有“海外一个潮州” 062
借东风，潮学研究薪火相传 072
贰 地标
广济桥是潮州人的精神地标 084
潮州牌坊街的存在与变迁 098
潮州府镇海楼的前世今生 108
笔架山潮州窑见证的千年陶瓷史与海上贸易史 122
龙湖古寨的“小潮州”之称 134
急水渡口，三元塔的前尘往事 144
潮州西湖，一本立体的地方志书 160
凤凰山是畲族文化发源地 172
叁 英贤
以贬谪之名开化潮州，十相留何声？ 184
文天祥之士人风骨在潮汕文化中遗存 196
“左联”名人涌现韩江流域 206
潮州奏响井冈山会师的革命序章 222
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上的潮州往事 234
南中国士、岭海词宗詹安泰 248
从文妖到先知的“性史”博士张竞生 260
肆 艺韵
潮州工夫茶独步天下 276
潮州菜当之无愧是“最好的中华料理” 288
最念念不忘，是潮剧 300
潮汕英歌，潮人气魄 308
潮汕歌谣，乡土之声永流传 318
雕绘乾坤，潮州木雕的“倾国倾城” 328
“潮州厝，皇宫起”里窥探潮人民居生活 340
画笔饱蘸韩江水，丹青妙手出岭东 354
参考文献 366
后记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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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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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陈平原
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关于古城潮州或潮汕文化的图书其实已经出版不少了，但《潮州密码》依然值得推荐。与专家的个人著述不同，即便同样关注潮州的“文脉”“地标”“英贤”“艺韵”，此书呈现更多新闻视角：热门话题的选择、田野调查的方法、深度访谈的策略，以及以普通人为拟想读者。这当然与此书的成书过程密切相关——三十余篇文章均源于《南方日报·潮州观察》的“潮州密码”专栏。
我很早就注意到《南方日报·潮州观察》，那是南方日报社与潮州市委宣传部合办的版面，致力于打造“政经纸”“观点纸”“深度纸”，希望通过报网端融合讲好“潮州故事”，自 2020 年 6 月开始，每周四出版，常有好文章刊发。朋友们知道我关注家乡，且正主持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见到有趣或相关文章，都会推送给我。比如 2021 年 9 月 30 日的深度报道《潮学研究，热度何来？》，再比如 2023 年 12 月 7 日刊发第二届潮州文化论坛七篇主旨报告的节选等。前者属于“潮州密码”第 24 期，这也让我从此记住了“潮州密码”这个专栏。事后想起来，朋友们推送给我的文章，似乎大都属于此文化副刊专栏。
在晚清以降的现代报章中，文化/文艺副刊始终扮演重要的角色——起码发挥了刚柔相济、举重若轻、化俗为雅的作用。相对于打头阵的政治新闻、财经消息、社论或评说等，版面靠后的副刊，往往更得读者的青睐。二十年前，我发表《现代中国文学的生产机制及传播方式——以 1890 年代至 1930 年代的报章为中心》（初刊《书城》2004 年第 2 期，收入《“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一版），专门辨析报纸副刊的四大特点：独立性、话题性、组织性、灵活性。八年前，我为《文汇报》的“笔会”七十周年撰写《依旧相信文字的魅力》（初刊《文汇报》2016 年 6 月 30 日，收入《依旧相信》，南京：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 年），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我在不少场合提及，纸媒要想跟电子媒体竞争，办好副刊及专刊最为重要。因为，单就信息传递而言，纸媒在速度、容量及弹性方面，根本无法与电子媒体竞争——这还不包括正迅速崛起的自媒体。唯有深耕细作与文苑英华，是纸媒依旧保存的优势；某种意义上，也是其绝地反攻的武器。”
既然从属于报纸，副刊文章即便有相对的独立性，也还是会突出时效性。这就导致其人间烟火味很浓，好处是切近日常生活，缺点则是相对缺乏学理性，风气一转，很可能过时。如何将副刊文章改造成为可持久阅读的专题图书，有两种策略可供选择：一是事先规划，写作时就有这个想法，故落笔为文比较讲究；二是起初急促赶工，但事后认真修订，最终将众多麻线拧成了一股绳。《潮州密码》似乎两者兼有，报纸文章而列参考文献，显得有点学究气，但保证其基本质量；到了成书时，又有潮州社科联伸出援手，将其列入潮州市哲学社会科学 2022 年度重点课题。不过，我仔细对照了《潮州西湖，一本立体的地方志书》《潮汕歌谣，乡土之声永流传》《“潮州厝，皇宫起”里窥探潮人民居生活》三篇，发现书籍与报纸文章变化不大，可见还是第一种策略为主。
相对于喜欢凸显自家立场的专家图书，本书以记者的视角切入，经常引述某某专家说，且点到为止，不做进一步评述。为读者寻找深入知识宝库的通道，为专家架设沟通大众趣味的桥梁，尽可能平衡学术性与可读性，如此自我设限，我以为是合适的。
此种写作/出版策略，接近最近十年方兴未艾的杂志型图书（或称“杂志书”）。这个 2019 年公布的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Mook”，是将杂志（Magazine）和书籍（Book）混合在一起。顾名思义，很容易理解其特性——话题性强、多人合作、兼及图文、篇幅短小等，此前的《老照片》《温故》《读库》等已做了很好的尝试。
“如何读懂潮州”，这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打发的。放眼未来，还有很多话题可以选择，很多方向可以拓展，很多论述可以深化，故我很期待《潮州密码》的第二、第三辑。
2024 年 2 月 24 日（元宵节）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潮州文脉，书院何载？
江畔的韩文公祠，韩愈手植的那棵橡木已不知所踪，但新生的橡树高大笔直，立于祠前，郁郁葱葱。古代潮州以橡木开花作为士子登科的吉兆，韩愈亦成为潮州与中原文化接轨的重要联系。韩愈走后，慢了中原半拍的潮州开始种下儒家文化的种子，并在之后以一座座书院、精舍为载体，培养中华文化血脉之中的士子精神与文人风骨。
发端：潮二书院 他郡所无
韩愈因忧心社稷、秉笔直言获罪被贬至潮州，刺潮八月即走，此后再蒙圣恩，“为朝散大夫，守国子监祭酒，复赐金紫”。但朝代更迭不可变，江山易主难追回。唐末，风雨飘摇，兵荒马乱，官学废弛，南唐当权者在升元四年（940 年）将白鹿洞学馆办成国学（国庠），为官办书院雏形。同时，离乱中的士人自发办学，五代时期的书院被钱穆先生喻为“黑暗中的一线光明”，在乱世之中保留复兴学术的实力，“必大兴于后世”。
韩愈离开潮州后，中原霸主几经转移，但潮州山水却终以“韩”命名。北宋元祐五年（1090 年），潮州知州王涤在城南建昌黎伯庙，祀韩文公。此后，历代知州知府续修韩庙，供奉韩愈。书院发端于唐，兴于宋，南宋理宗时起，书院制度在全国普遍实施。南宋淳祐三年（1243 年），郡守郑良臣在韩庙故地建书院，“外敞二门，讲堂中峙，匾曰城南书庄。后有堂匾曰泰山北斗，公之祠在焉，旁立天水先生赵德像”。潮州文史专家曾楚楠在《拙庵论潮丛稿》中写明，从宋淳祐三年（1243 年）到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 年）的韩山书院，皆在城南七里的韩庙旧址。
华南理工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硕士黄婉怡在《中国古代书院教育思想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影响》一文中提到，古代书院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即书院和书院领导者所属的学术派别一体化，如宋代理学与书院一体化，明代心学与书院一体化。
理学创始人周敦颐在北宋熙宁四年（1071 年）以广东转运使的身份巡历至潮州，留下《题大颠堂》一诗。南宋淳祐九年（1249 年），其后人周梅叟任潮州知州，顺应当时宣扬理学的风潮，在如今潮州古城上水门一带建立元公书院。靠近当时州学的元公书院割用了州学教授办公处所的一半，规模与韩山书院相同。
潮州首所书院韩山书院与元公书院皆由地方官倡设，在当时已有州学的情况下作为补充。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文系教授吴榕青认为，南宋理宗之后，各地的官办书院也是一种地方官学，学、院并行，互为补充。例如韩山、元公两书院，山长由州学教授兼任，仿照州学模式开展教学管理。《三阳志》对这两所书院的设立如此记载：“潮二书院，他郡所无。文风之盛，亦无所不及也。”除了韩山书院、元公书院，宋元时期的潮州还有地方进士胡申甫私人创办的京山书院以及元代后期官办的得全书院。处于发端阶段的潮州书院未能留下太多记录，但确可印证潮州当时在以科举为目的的州学之外，出现了因人而设、以人为重的书院。
兴盛：试问岩岩诸学士 已闻曾与未闻同
游离在官学与民间办学之间，书院的发展规模与文教政策、政治斗争、官学兴衰密切相关。明初朱元璋下令“改天下山长为训导，书院田皆令入官”，这一时期书院沉寂无闻，此后官学日渐腐败，官学与书院错位发展，至嘉靖、万历两朝，名儒讲学的风气渐起，书院“虽世宗力禁，而终不能止”。
据云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孔祥龙《明代广东书院研究》一文统计，明代潮州府范围内共有 30 所书院，书院数量排名广东第三。吴榕青认为，明代潮州书院数目之多，是明代中叶阳明心学在潮州传播的结果。书院在潮州文化的形成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儒学教育方面，书院的密集出现体现了潮州文化崇文重教的特征。
王阳明，继承陆九渊“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提倡“致良知”，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同时强调“知行合一”。王阳明广收门徒，宣传他的思想主张，闽粤众多士子学生入王门，自此王学流播于岭南。其中，潮籍学子薛侃为王阳明高徒，为王学在粤东的传播起到极大推动作用，而其载体，即为书院。
“晨昏二十四敲钟，声彻前峰并后峰。试问岩岩诸学士，已闻曾与未闻同？”薛侃在《离山书院钟铭》中不无自信地发问：来这里的众位学士，你们听讲前与听讲后境界、感悟可曾一样？
在如今的潮安区庵埠镇凤陇村虎尾山麓，可见一个高 1.7 米、宽 3.3 米、深 7米的岩洞，洞口巨石横刻“中离洞”三个大字，落款“皇明嘉靖五年进士薛侃立”。嘉靖三年（1524 年），薛侃因母亲去世而回到家乡潮州守孝，与其弟、侄依仗天然岩洞在山麓修筑讲学之所，因其“三山并耸，中通外直，又似于离”，遂名“中离山”。
“那时，四方学者、乡里百姓都可以来听，文化在学子间传播的同时，又下移到民间。”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文系教授孔令彬介绍。山林秀色中，在潮州就任的外省官员、周边地区的学子儒生，都追随这位王门高徒。《中离行状》记载，彼时“日与士友讲学不辍。四省同志闻风远来，至不能容，各自架屋以居”。
薛侃三次在家乡讲学，第三次在嘉靖十年（1531 年），薛侃因被诽谤而削职回乡，倡建怀慧祠，即宗山书院，祭祀王阳明兼聚徒讲学，地方官员又拨款购置院产。《怀慧祠记》中记载，“中为祠堂，作为讲堂，右为经楼，为宴会厅，翼而环之以书舍，萃生徒肄业，可居百人”。
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 年），广东考取进士 10 人，潮州占 7 人，一时间朝野瞩目，而其中 4 名皆为听过薛侃在中离山讲学的士子。既游学于山野之间，亦求取功名在庙堂，通过书院，儒学本身亦在行进探索。孔令彬认为，从朱熹到王阳明，儒学都直接或者间接地依靠书院得到补充与传承的鲜活力量。
在潮州，王学的推行还有另外的地域背景。明朝，韩江流域经济因海上贸易发达而蓬勃发展，潮州成为区域经济中心，商贾阶层成为潮州社会重要力量。在传统儒家价值体系中处于末流的商贾在王学中找到自我认同与社会归属。王阳明提出，“虽经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认为“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肯定商人的社会价值。谢海生在《潮汕的春天还会到来吗》一书中认为，薛侃引导王学入潮，在传统科举和文教之外，为大众指出了一条超凡成圣的道路，推动了潮汕务实精神和重商传统的形成。
除中离书院、宗山书院外，玉华书院、南溪精舍等聚徒式书院为潮州浓厚的学术氛围、稳固的学术师友队伍提供了固定的场所，以研讨学说、交流学识、推广理论，讨论地方之情况，追求理论之精深。
山阴会稽人季本在嘉靖四年（1525 年）被贬至揭阳，在任期间倡建学校，推行乡约，任满离开时，百姓拦路挽留以致车马不能前进。季本曾在中离山游学，写有咏中离山十八景的诗歌，感慨“中离此日藏修地，应作人间胜迹传”。
转场：长峙海邦标劲节 满林秋色入望浓
书院繁荣于明，普及于清。对于书院这样一个摇摆于官方与民间之间的存在，多数当权者的态度一直是暧昧不明的。一方面朝廷不倡导设立书院，认为“群聚党徒”，另一方面又鼓励尊崇理学正统的书院。
吴榕青介绍，即使是在明代及清代前期，书院仍是“妾身未明”，官方书院，尤其是府（州）、县属的书院，实际上仍一直扮演着地方儒学辅助者的角色。在地方志中，我们可以看到官方对书院的态度。方志一般把“书院”条目置于“学校（儒学）”之下，似乎它的规格比府学稍低，经常列在属县的学校名录中。
雍正十一年（1733 年），雍正皇帝在一道谕旨中对书院教育作出肯定，并赐拨帑金支持省城书院的建设。雍正、乾隆以来，省、府、县三级书院体系逐步建构，乡村书院逐渐普及，一个多层次、有等级差别的地方教育网形成。清代中后期，书院成了重要的教育、教学场所，它与地方儒学共同承担着科举准备、筛选职能，在分工上，各有侧重：吴榕青认为，清代中后期的书院在实质性教学方面比儒学更显重要。“民国《潮州志·教育志》说，地方儒学自明代以后，只是作为春秋释奠、习礼的场所，其授课、讲学及考试等教学活动，主要归由书院承担。如此看来，府、县属书院实在是地方儒学必不可少的配套。
”游离于官学外多年，书院终于被纳入教育体制中，走上规范化的道路，曾经山野间、家族中群聚讲学的书院逐渐消失。金山书院在清末成为新旧交替的一个快速掠影。
同治七年（1868 年），普宁籍官员方耀担任潮州镇总兵。这位饱受争议的“方大人”在就任期间清办潮州积案数千宗，杀戮近 3000 人，凡积案牵连的乡村，都被烧杀焚毁，民间称为“方大人办清乡”。方耀行伍出身，因剿太平军发迹，在就任期间却格外重视教育，这位铁腕手段的“方大人”拨出相当一笔款项新建书院。英国人辛盛在《潮海关十年报（1882—1891）》中记录 :“他（方耀）也预见到，为了保证这一新创立的安全和繁荣局面持久下去，必须对这一地区普遍存在的极度无知与愚昧状况进行启蒙教育工作……他还发起为全地区建立几百所免费教育学校的计划。”据吴榕青统计，潮汕地区直接由方耀拨款或重建的书院达 15 所，潮属各地绝大部分书院都获得了他丰厚的经费资助。
光绪三年（1877 年），金山书院创建。这座依府署而建的书院成为方耀倾注教育资源的对象。吴榕青《潮州的书院》一书介绍，来自当时广东文化学术中心广州学海堂的弟子陈维岳、廖廷相、吴道镕、温仲和相继担任该书院的掌教，方耀专门对生员进行培养；在新建的书院中给金山书院所拨最为丰厚，共有澄海、饶平塭田 9 处，面积约 4732 亩，还有一批在汕头的行铺、鱼桁等产业，以供书院长远发展。
时代之大潮已起，教育资源的倾斜无法让传统书院起到理想的经世致用功能。1894 年，嘉应籍进士温仲和担任金山书院掌教，虽是传统士子出身，但他对西学秉持温和态度，亲自编写《代数几何算稿》。然而，仅仅是传授算学的温仲和还是因受到潮州“小顽固党”的排挤而于 1899 年底离开书院讲席。
清代郑兰枝咏金山古松，写“金山北枕起高峰，万古凝阴一株松”，诗中秋景萧瑟，一如当时的清王朝，“长峙海邦标劲节，满林秋色入望浓”。
方耀倾力创办的金山书院残影与温仲和落寞离开的身影交织，成为旧时代书院留给人们的最后一瞥。孔令彬认为，书院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使命，但书院一直是儒学道统传承和发展的场所，道统的核心则是中国人的家国情怀。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钦定学堂章程》颁布，清王朝以期借由新学变革教育，其中提出：“中学堂内应附设师范学堂，以造小学堂教习之人才。”同年，金山书院改为潮州中学堂。1903 年，韩山书院改为惠潮嘉师范学堂，属于书院的时代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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